《书教下》翻译

《书教下》翻译

《周易》说：“蓍草的品格圆活象神明，卦象的品格固定象智慧。”我近来曾采用它们的含义，来概括古今的书籍，撰述应当圆活象神明，记注应当固定象智慧。智慧用以收藏往事，神明用以预知未来，记注应当使往事不被忘记，撰述应当能预测未来，因此记注收藏往事象人的智慧，撰述预知未来象神明。收藏往事应当完备无遗，因此体例是固定的，其品格表现为方；预知未来，应当有选择有取舍，其体例不能一成不变，其品格表现为圆。《周礼}记述周代官职有三百六十种，能够说已经相当完备。然而诸位史官都掌管记注，还未曾有专门进行撰述的史官，那么，流传后代流行久远的功业，不能拘泥于职务，不一定要等待专门史官设立以后才进行撰述；但如果不是具有很高智慧，深刻了解二帝三王治国精髓的人，不能进行撰述。这就是(尚书}没有固定体例的原因。

《尚书》、《春秋)，都是圣人著成的典籍。《尚书》没有固定的体例，《春秋》有固定的体例。因此，《尚书》这一流派转变归到《春秋》中，而《尚书》著书宗旨与编纂方法却没能流传下来。有固定体例的容易效法，无固定体例的难以继承，这是人所共知的道理。然而撰述与记注两类史书，自从有史书以来，二者不偏废。(后来史学家)不能探究六经深意，(但)没有不受其遗留宗旨影响的。史学家继《春秋》以后而写作的史书，没有谁赶得上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的《史记》与撰述极为接近，班固的《汉书》则与记注相似。

从《尚书》发展到《左传》，《尚书》没有固定体例而《左传》有固定

的体例，是为解释经书。从《左传》发展到司马迁的《史记》，《左传》按年月顺序记事，《史记》则分类记事，以搜集记述(编年体)不能包罗的内容。从《史记》发展到《汉书》，《史记》贯通古今变化，而《汉书》则墨守成规，以显示记述内容已完备无遗。就表面而言，《史记》与《左传》差异很大，而《汉书》与《史记》极为相似。(原因是)《左传》体例直接(按时间顺序记事)，自然是编年体开山作，《史记》与《汉书》记事详细完备，都是纪传体的鼻祖。推究作史方法来说，那么《史记》体例灵活，在许多地方受到《尚书》著书宗旨影响，《汉书》体例详备固定，在许多地方受到《周礼》著书方法的影响。

《史记》的纪传体例，依据《左传》编年体而简要地进行区别，并不过份拘泥干题目。《伯夷列传》是七十篇列传的序言，不是专为伯夷而作。《屈原贾生列传》用以痛斥绛侯、灌英的谗言，文中记录屈原的部分，不是为表达屈原的忠诚，实是哀悼贾谊。《仓公列传》记录医案，《货殖列传》兼记物产，《龟策列传》只记占卜方法，仍有根据事类命名篇目的宗旨，并不局限于记述某人的事迹。《张耳陈馀列传》，记一人同时反映另一人。《孟子荀卿列传》全面概括游学士人的著述。名称与标题，往往不拘泥于体例，仅仅用来命名篇目，象《关睢》、《鹿鸣》，实际是指高贵的宾客和贞淑的女子。但是有的人却因此批评《史记》分类不当，又有的人批评《史记》前后重复缺乏检查，(这些人)不懂得古人著书的方法，用后代墨守成规的固定体例，反过来批评古人对史书体例的变通，(由此)也知道《史记》体例灵活，仍有(尚书》的遗风。

《史记》体例不能看成固定的法式，《汉书》继承〈史记〉体例，把这种体例固定下来，成为后代史学家永远固守的著书方法。夏商周三代以后，史学家不是每个时代都有，只能墨守成规，要等到真正史学家产生才能有创新，这是客观形势造成的。然而《汉书》本来属干撰述而不是记注，那么它在整体上与记注相近的同时，仍注意用圆活变通的宗旨来规划该书的体例，因此能成一家，能流传后世，流行久远。后来史学家失去了班固著史的宗旨，把纪传体体例，等同于科举程式、官府文书，那么(这些人写成的史书)既不象撰述，也不象记注，而古人著书的宗旨，不能再见到了。著史不能自成一家，史事与文辞都没有成就，却仍然墨守成规，认为自己的史书本来是效法了司马迁和班固，而史学原则失传已很久了。

历法应用久了必然会产生误差，而推算天文历法的学问越到后代越严密，这是前人对天文历法的评论。而史学也与此类似。从《尚书》到《春秋》，根据史事命名篇目，不制定固定体例的记事方法，能够因为排比史事联属文辞而逐渐严密起来。从《左传》、《国语》到纪传体，编年体以年为经，以事为纬不能沟通各类事件及制度间相互关系的缺陷，能够因为分类记事而更加严密。纪传体流行一千余年，学者互相沿袭，几乎象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一样，没有任何变化。然而没有独到的见解，没有用来流传后世流行久远的体例，小心谨慎象固守科举程式，不敢逐渐加以变通；象主管文书的官员管理的文书一样，繁杂无法删减。（后代史家所写史书）说它是记注，则重复错乱，很难当作可靠的史料；说它是撰述，则芜杂

繁多，难以记颂。其原因是一般史书只知道在体例方面求得完备，而史书却被体例所束缚；只想在表面上求得相似，却不知道纪传体来源于《春秋》，《春秋)原是符合《尚书》最初著述的宗旨与原则。《周易》说：“遇到困境就要变革，变革之后才行得通，行得通才能久远。”纪传体确实是三代以后优良的体例，但流传已久，古人著史的宗旨，反而被后代墨守成规的纪传体例所蒙蔽，怎么能不考虑一下变通的方法呢?

《左传》编年体例，不能详细区分事类与体例，《史记》与《汉书》纪传体例，是用来补救编年体的不足。一般史书反而被体例所束缚，以致史书越多，史事越隐晦；正象训诂注疏是用以解释经书，庸俗的经师反而沉溺于注释而不懂经义。经书是解决疑难的，应当研究没有注释时的本义；史书被体例所束缚，应当研究没有体例时最初的方法。体例是从《春秋左传》开始的，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尚书》未变化到《春秋》时最初的著述方法呢?

神奇变为腐朽，腐朽再转化为神奇，注释《庄子》的人，认为天地自有变化的规则，人只能随之神奇或腐朽罢了。事物经屡次变化会恢复原初状态，过份修饰必然会返归质朴，这是天下自然的规律，《尚书》体例灵活，它在史书中，能说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没有能继承这种体例的人，因此发展成为编年体，又演变为纪传体。大约从刘知几以后，没有人不认为《尚书》著史方法失传，史官不能继承发展它的方法。又，从《隋书·经籍志》以来，著录史书都以纪传体为正史，编年体为古史，历代相沿不改，史书就分为正统与附庸，没有谁不是把

纪传放在第一位，而把编年放在第二位的。这样，纪传体史书以非正宗地位继承《春秋》占据统治地位，荀悦、袁宏所著编年体史书反而从正宗地位退居次要地位。司马光《资治通鉴》认为纪传体分类记事有缺陷，又采用编年体来记述历史。袁枢《资治通鉴纪事本末》认为《资治通鉴》编年记事有不足，又采用了分类记事方法。按：纪事本末体体例，根据不同史事命名篇目，没有固定的格式；不是对古今史书体例精髓有深刻的了解，就不能做到收集剪裁得当，既无遗漏也不杂乱。文字比纪传节省，记事比编年体通达明白。有判断有选择，体例灵活，这才真正是《尚书》的宗旨。袁枢最初并没有这种想法，而且他的学识也不能够创立这种新体例，所著《纪事本末》一书也不完全符合本末体史书要求。因此历代目录学家，都把该书列入杂史之中，自然属于汇编类史书，方便人们阅读罢了。但是根据它的记事方法，深入思考，加以精心推理，那么古代史书的本原，隐约能够体会到一些。有的史书作者很浅陋，而阅读的人却眼光深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就属这一类．因此说，神奇变腐朽，腐朽再变为神奇，源于同一道理。

史书是记载事件的，事件千变万化不会整齐划一，历史书籍也必须富于变化才能恰如其份地反映事件，那么就必须就事件来命名篇目，不被固定的体例所束缚，然后才能起迄自如，没有一句遗漏的话也没有一句多余的话。这就是《尚书》之所以变化无穷，后人无从仿效的原因。到《左传》，己不免以文辞曲从于体例，这是必然的规律与趋势。拿上古时代圣人的著作，来苛责后代的史官，岂不是相差太远了吗?

不了解经不能通过学习而掌握，而其写作方法本来是能够学习进而模仿的。况且《尚书》本来有不能完全学到的方面，就《资治通鉴纪事本末》来说，不过是抄录而来的质量不高的史书，不能完全拿来作为写史的方法，仅仅因为作史原则有相似之处，因而不能以文辞妨害其原则。斟酌古今史书，确定文辞与质朴并重的原则，那么就要学习《尚书》的写作方法，以《史记》纪传体为基础，适当吸收编年体的长处，这样做是为补救纪传体的重大弊端，不是我有意标新立异。

纪传体虽然始于司马迁，但也有所继承。考察《太古年纪》、《夏殷春秋》、《竹书纪年》，那么本纪编年记事的体例，自有文字以来就产生了。《尚书》是另外一种记事方法，如果采用《左传》体例，(把《尚书》各篇)合到编年中，就是列传。用《尚书》写史方法，来注释《春秋》，那么《左传》不致于以文辞曲从于体例，浮华的文辞就能删去很多。用《尚书》写史方法，来写《史记》中的列传，那么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都能依照《左传》而统统称为传，(这些传)有的考证典章制度，有的记述史事始末，有的记述一人事迹，有的记述同类事件，有的记述一个时代重要言论，有的记载一个时代重要文章，不同的内容写或不同的传，以与本纪相配合。那么与《左传》注释《春秋》相比，能够不受时间先后的限制；与《史记》分类记事相比，能够没有前后重复的烦琐。文字节省而事件更加明晰，体例简明而作史方法更加精密，这岂不是文辞与质朴并重，自古以来最恰当的著史方法吗?至于人名与各类事件，合在列传之中，难以查找，那么另编成表来记述；天象地形，车马服饰及器物，不能用列传来记述，而且也

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另外汇成图，来记录它。综合《尚书》、《春秋》的长处，补救纪传体相沿而成的弊端，没有比这更好的方法了。至于创立新的体裁，区别各个细目，比较古今史书，确定一书的规模，另外写成《圆通》一文，这里就不详细谈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