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文献综述

基于中国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文献综述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A3 李凯敬09349057

摘要：近30年来，旅游产业在中国蓬勃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学术界也逐渐意识到关注经济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给予更多的注意力，努力研究其产生的重大影响与作用，协调好居民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与旅游开发、文化交流与传统保护之间的关系，使旅游可持续发展。本文将尝试通过对部分专家学者研究成果的综述，对中国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包括学术理论、研究方法、结论与观点、前沿问题等方面进行归纳和阐述，探讨此领域在中国的发展脉络，增强个人学术认知能力。

关键词：中国；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文献综述

1、引言

其实，对于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在国外，早在20世纪60年代，或更早以前已经开始。有国内学者将其研究阶段大致分为三段：60、70年代的定性描述、片面评价阶段；80年代的细分、量化研究阶段；90年代后的跨学科、多方法相结合阶段；并分别介绍了各时期的主要观点、研究方法、重要论著，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评价。而在国内，对于此方面的研究始于80年代初期。大量国内学者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汲取国外经验，并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国情，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与创新，不断深化其研究范围与领域，促进本学科的进步发展。

2、研究综述

2.1学术理论

有关此领域的国内学术理论进路，刘民坤归纳其主要运用的理论包括：发展阶段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涵化理论等。他认为国内学者对此理论基础的兴趣不大，也未能突破诸如Doxey（1975）的愤怒指数理论和Butler（1980）的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等的理论范式。在理论应用上，要么简单整合国外研究成果，要么直接套用国外的量表或模型，导致量表和尺度的可信性和适用性下降。

关于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理论来源，潘秋玲、李文生认为由于最早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发生兴趣并开展研究的是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学者，所以该项研究的基本理论也主要借鉴和来自这两个学科。例如，王妙和孙亚平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进行了分析，认为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也可能是有害的。王雪华认为旅游造成了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旅游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并且这种文化交流具有不平衡性，在文化价值上有所倾斜，从而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鉴于旅游活动、旅游者行为本身的错综复杂性，对于其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研究，自然也少不了多学科的交叉互补，地理学、心理学、经济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也被引入到这一研究领域上来，并不断丰富创新，形成新的理论分支。例如，保继刚等主持的《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涉及了旅游目的地的各种影响包括社会文化影响的评估和预测的相关内容；纳日碧力戈从民族学角度出发，引用F·Barth的观点，指出“族群”观念更多地由“自认”获得，而非“他认”，由此否定对旅游消极影响的过分强调。

2.2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的层面上，有学者认为，国内旅游影响研究起步晚，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研究内容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对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介绍和翻译型论著颇丰；地理学者表现出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关注；实证研究较多，规律总结较少；定性分析较多，定量分析较少；研究观点过于片面；研究指标各异，研究结果的可比性不强。与国外相比，国内研究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冯智明归纳并指出，目前的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研究程序一般为：问卷设计与发放；用SPSS统计软件检测数据可信度；分层聚类、沃德法提取数据；居民感知结果；差异分析；结论与讨论。周慧颖和吴建华评述到，鉴于目前国内旅游影响研究侧重定性分析，他们提倡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相结合，加强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衡量指标和分析因子的研究。在研究技术的应用上，从早期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逐渐演变为近些年广泛使用的因子分析、相关分析、聚类分析、回归分析等，可见计量革命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产生的强大作用。定量化的研究手段使越来越多数据具备可比性，便于对旅游影响规律的进一步总结，相信能在某程度上提升本研究领域的科学性，为将来的研究赋予更多可供借鉴的模型与范式。

然而，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也相当注重经典的定性研究方法的运用，如人类学常用的野外调查法与社会学常用的深度访谈法、资料分析法、观察法、焦点小组法等。刘敏就指出，只有增强主流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参与介入，才能深层分析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变化、沿革的历史原因、其民族性以及文明发展阶段，才能认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互动性与双向性，以更客观地作出相关评价，极其强调定性研究方法的必要性与不可替代性。

另外，部分国内学者采取了目前尚未被广泛应用或源自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程占红、吴必虎和牛莉芹采用双向指示种分析(TWINSPAN)和除趋势对应分析(DCA)对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程度的认知水平进行了分析；卢小丽、武春友将模糊数学理论引入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研究，试图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来检测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程度；涂玮、刘庆友和金丽娇的研究验证了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在旅游影响研究中的适用性。

2.3相关结论与观点

有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结论，绝大部分国内学者持“双刃剑”、“毁誉参半”、“积极与消极并存”的观点。只是彼此的侧重点不同，一部分认为弊大于利，一部分认为利大于弊，而更有学者归纳出不同时期、不同研究背景下众多学者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态度，就如何合理评价此影响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观点。

王玉成指出，从根本上看，旅游就是一种介于世俗社会与神圣社会之间不平等且形式经常变化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从目的地居民的角度看，存在着三种矛盾：经济水平提高、丰富就业与实际购买力下降、旅游设施和传统生产争夺资源之间的矛盾；生活环境改善与生活空间限制的矛盾；意识观念更新、打破封闭迷信与传统价值消解、拜金享乐主义蔓延之间的矛盾。从目的地文化自身的角度看，也存在三种矛盾：促进文化交流与“文化同化”效应的矛盾；振兴民族文化与丧失文化生命活力之间的矛盾；丰富文化内容与歪曲真实文化、产生“孤岛效应”之间的矛盾。Butcher提出旅游道德化的命题，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和因素：大规模的群众性旅游必定要给环境和文化造成破坏，所以，新兴的旅游形态必须以和平的态度对待生态环境，以慈善的态度对待文化；旅游的道德化必定对游客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即以更富有启示的和鼓励的态度去面对其他的生活方式，而以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来对待游客自己的社会。

对影响持消极观点的学者，如姚启芳，归纳出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产生负效应的“四

宗罪”：破坏旅游地历史文化遗产，恶化“文化生态环境”；引入异地强势文化，冲击和同化旅游地文化传统，使地方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令旅游地的民俗文化出现舞台化、商品化甚至庸俗化的倾向，渐失其原有的意义、价值和特色；致使旅游地“文化设限”宽松化，社会道德观念扭曲，犯罪率上升等。郑本法认为，旅游目的地妇女在旅游发展过程中变成了吸引旅游客源的赚钱机器，其社会地位反倒比过去更低。而那些通过旅游接待确实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妇女，其婚姻状况又可能发生变异。田敏认为旅游加速了目的地贫富悬殊的进程，使两极分化越趋严重。旅游使接待地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烈，经济上的计算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尺，社区居民失去往昔的人情味与邻里情怀。张波指出，若我们只片面追求旅游效益，会致使传统文化舞台化商品化以至庸俗化。Paul Brunt 和Paul Courtney 发现旅游者的大量移民冲淡了当地方言、旅游“腐蚀”了当地方言。旅游虽对促进语言的统一大有贡献，但却不利于语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而且舶来品过多，会冲淡本土语言的纯洁性和严密性。Pizam、Reichel以及Stein甚至认为旅游是导致犯罪的潜在决定因素。

对影响持积极观点的学者，如孙九霞，从发展对象自身的角度，解读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效应。认为旅游的适度开发与有效控制，可以削弱旅游的消极影响，扩大积极影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护。社区参与可以强化社区居民的自我意识，增强社区认同感，促进传统文化的延续。Tazim B. Jamal与Donald Getz对旅游之于目的地文化的消极影响持保留态度，认为旅游所导致的文化变迁是不可规避的，东道社区或社会的文化变迁实质，也就是旅游地原始文化和旅游者外来文化，这两个相互开放的文化系统之间，必然随着碰撞发生持续的交互适应。因此，不宜夸大、宣扬旅游的负面效应。况且，即使目的地社会文化发生改变，旅游对文化的影响也要辩证地看待，不能简单地用对与错、好与坏来形容旅游业给文化带来的变革，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不能改变。针对旅游导致目的地民族文化商品化、舞台化、失真化的质疑，于岚认为在商品经济还非常落后的民族地区，旅游对接待地民俗风情的影响，其积极影响远远大于消极影响。“真实性”应侧重于真实性的体验而不是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旅游中的民俗表演不是要提供真实，就是为游客提供一种旅游现实感，一种可以让他们体验当地文化的舞台。在传统手工艺传承的旅游影响方面，De Kadt认为旅游者对文化纪念品的需求可带来当地工艺品的“新生”。Murphy指出，在某些具有传统禁忌的国家和地区，旅游就业对妇女自身的解放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妇女在旅游业中的大量就业，也有助于她们摆脱家庭经济中的“附庸”地位。关于旅游与犯罪、道德下降的关联程度方面，保继刚、楚义芳认为在现代旅游产生之前，犯罪、赌博、卖淫等现象早已存在。因此这些社会不良道德问题并非是发展旅游导致的必然结果。李经龙等认为旅游地的社会道德感虽然下降了，却很少有威胁本地居民自身安全的行为发生。以上学者对旅游之于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普遍持乐观、开放、包容的态度，鼓励旅游跨文化交流和参与。

2.4前沿问题举例

2.4.1如何客观看待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旅游人类学者孙九霞指出，学者有时错误地扮演了裁判的角色，从自身的立场对于研究对象的生活下结论，并替代当地居民选择。但实际上，居民有权利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学者真正有价值的建树，恐怕在于指导旅游社区进行有意识的文化变迁，引导社区居民进行深度参与，通过教育和引导，将其感性的文化和资源保护意识提升为理性意识。

2.4.2从文化地理学角度分析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

江金波、司徒尚纪认为我国文化地理学要加速文化因素在旅游开发中内、外向效应研究，加强旅游文化资源评价模式以及旅游规划中文化生态因素介入的新形态等问题的研究。但国内学者尚没有相关文献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相关研究有待继续深入。

2.4.3负责任旅游之引入与推广

随着旅游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旅游影响的测量、评价技术的日趋成熟，人们对旅游的意义与应履行的责任产生越发深入的思考，负责任旅游的提法与行为逐渐兴起，进入旅游者、学者的探索视野。刘堂从主体、目的和原则三方面对负责任旅游作出界定。Mann（2002）则将负责任旅游看作是伦理旅游、人本旅游和真实旅游，关注人在旅游过程中的心理感知与收获。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负责任旅游达到的共识是它作为一种旅游的类型，目标是使旅游活动最大化地贡献目的地，并最大化地减少不利影响，从而使两者不至于抵消。可见，负责任旅游聚焦目的地受到的社会文化影响，致力促进社会/自然环境、旅游者、当地居民三方的协调互动，是值得长期探讨的新兴课题。

2.5小结

我国目前对于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研究正逐步从单一引进外国早期理论成果，发展为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框架与外国经验借鉴相结合的研究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关于此方面的学术研究仍然处于一个相对初级的阶段，在学科互补、跨学科交流方面存在较大的空白。

在未来，若更加注重学科之间的理论、学术资源共享，将进一步激发学术创新，对本领域带来更大的裨益。针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评价上国内学者的褒贬不一，意见的碰撞较为激烈的现状，笔者认为，更多地从当地居民的视角出发，剖析与预测此影响，减少旅游规划、效果评价上的偏颇性，可以令最终的改善措施运作更趋理性，彰显更多人文关怀，提升本研究领域的社会责任度，促使旅游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宗晓莲、朱竑，国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人文地理》，2004年第4期，14-21

页

[2] 刘民坤，国内旅游社会影响研究反思，《旅游论坛》，2010年2月，第3卷第1期

[3] 潘秋玲、李文生，我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经济地理》，2004

年5月，第24卷第3期

[4] 王妙、孙亚平，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文化影响[J]. 天津商学院学报，2001,21(4):35-37.

[5] 王雪华，论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J].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旅游学科建设与旅游教

育增刊)，1999,(10):60-63.

[6] 纳日碧力戈，2001:全球场景下的“族群”对话[J].《世界民族》,(1)

[7] 安群，我国国内旅游影响研究的阶段性及其特点[J].《科技信息(学术版)》,2006,(4):281.

[8] 谢婷、钟林生、陈田等，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

展,2006,25(5):120-130.

[9] 冯智明，国内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研究综述[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

报，2007，18(2):284-287.

[10] 周慧颖、吴建华，国内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

2004,19(6):88-92

[11] 刘敏，社会学视角下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的文化价值———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案例

研究，《旅游学刊》，第24卷2009年第12期

[12] 程占红、吴必虎、牛莉芹，从事旅游业者对旅游影响认知水平的测量[J]，《地理研

究》,2007,26(1):141-148.

[13] 卢小丽、武春友，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模糊综合评价[J]，管理学报,2008,5(2):199-202.

[14] 涂玮、刘庆友、金丽娇，基于自组织神经网络的居民区域旅游影响感知研究[J]，《旅

游学刊》，2008,23(9):28-34.

[15] 王玉成，《旅游文化概论》，中国旅游出版社，273页~291页

[16] 姚启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现代企业教育》，2010年02月下期

[17] 郑本法，旅游业的社会弊端及其治理. 甘肃社会科学, 1999, ( 5) : 64～66.

[18] 田敏，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变迁的旅游效应再认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

版) , 2003 (5): 40～44.

[19] 崔凤军，《风景旅游区的保护与管理》，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 2001.44～48.

[20] 张波，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36(2):125- 130.

[21] 孙九霞，社区参与旅游对民族文化保护的正效应，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7卷第4期，2005年7月

[22] 周霄，民俗旅游的人类学探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2, 20(5) : 10～

13.

[23] 张晓萍，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人类学透视，《思想战线》，2002, 28(1): 31～34.

[24] 于岚，谈谈旅游真实性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3,(1):33～37.

[25] 保继刚、楚义芳，《旅游地理学》，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二版, 1999.

[26] 李经龙，郑淑婧，周秉根，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地域研究与开发, 2003,

(6): 80～84.

[27] 江金波、司徒尚纪，论我国文化地理学研究的前沿走向[[J]，人文地理,2002,(5):49-54,59.

[28] 刘堂，中国负责任旅游政策发展研究，《中国商贸》，旅游经济研究

[29] Doxey G. A，Causation Theory of V isitor-Resident Irritants: Methodology and Research

Inference [R]. Proceedings, Sixth Annual Conference, Travel and Research Association. San Diego, CA. 1975.

[30] Butler S. ，The Concept of a Tourism Area Cycle of Evolution: Implication for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J].Canadian Geographer, 1980, (24): 5—12.

[31] Butcher，J.，The Moralization of Tourism. London/New Y ork: Routledge.2003

[32] Paul Brunt, Paul Courtney. Host perceptions of socio- cultural impact.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 26(3): 493～515.

[33] Pizam, Reichel and Stein. Tourism and crime: is there a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1982, 20(3):7～10.

[34] Tazim B. Jamal and Donald Getz. Collaboration theory and community tourism planning.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95, 22( 1) : 186～204.

[35] Murphy，Tourism: a community approach. London: Routledge, 1985, 110～115.

[36] De Kadt.Social planning for tourism in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3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