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词风格研究

苏轼诗词风格研究

摘要：苏轼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面对生活的苦难和仕途坎坷宦海沉浮，始终表现出洒脱达观的旷逸情怀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并且给我们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词歌赋，让千年之后重读苏轼诗词仍为之倾倒。本文结合苏轼的诗词旷达艺术风格的分析，探究其旷达情怀产生的原因，并且解读旷达情怀的内涵和对现世的影响。

关键词：苏轼；诗词；旷达；研究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是我国北宋时代的文学大家，在文学艺术具有多方面才能和成就的杰出作家。苏轼出身在一个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在散文、诗词、绘画等方面成就卓越。其成就一方面靠的是自己的勤奋，另外一方面是父亲苏洵对他的深刻影响。苏洵是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散文家，长于策论，文风纵横恣肆，对苏轼有明显的影响。苏轼受到父亲的影响，因散文成就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进而又被列为“韩柳欧苏四大家”。

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 [1]苏轼是一位通才，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做出杰出的贡献。诗，历史上仅有两人以姓氏命名，杜诗和苏诗；在词方面，苏轼拓宽了题材，开创了豪放词风，史以“苏辛”并称；苏轼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居唐宋八大家之首。

另外，对于词的判断标准向来要求娟秀为美，苏轼却不遵守这正统理论和因袭的精神，在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和旷达精神，诗词歌赋中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丰富思想内容，苏轼的诗词也以此达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诗词虽没有完全否认词的音乐功能，但是却有摆脱音乐性的趋势，他并不是不懂音律，也不是不能做为可歌的词，他的与人不同之处是为文学而作词，不完全是为歌唱而做词。这一转变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的开始。一扫旧习，而以清新雅正的词句、纵横奇异的气象，形成了他豪迈旷达的诗画词风。他的诗词突破词家传统藩篱，以诗入词，不受音律束缚，扩大了词的范围，不拘一格，风格多样使词从花间樽前走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开创了豪迈词派。

一、苏轼诗词旷达的体现

（一）表现慷慨豪迈气度和阔大雄壮胸怀的旷达风格

慷慨豪迈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朗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2]通过这首词苏轼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壮丽雄阔的感觉，表达了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豪迈心情。“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在这首词里，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予热爱。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浪漫旷达的精神，是苏诗苏词的主题基调，体现他文章事业上的自信，使其能以豪迈旷达的态度对待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诗人的比喻总是那么贴切而生动。所有这些，跟他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旷达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旷达是一种洒脱、达观的人生态度，其内涵是指解脱、超越，改变固有的观念，换个角度看问题，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发现事物的美，获得精神上的愉悦。苏轼描写大自然的词，取材广阔，意境深远。在对大自然的吟咏中，也表现出摆脱自我、融入自然的旷达境界。首先是放情山水，忘怀物我。苏轼因乌台诗案，谪贬黄州，住在临皋亭。后来又在不远处开垦一片荒地，种上庄稼树木，名之曰“东坡”。苏轼的词作在这一时期有了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他豪放的词风。如《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受黄州团练副使。经历了“乌台诗案”的文字狱后，苏轼心有余悸。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生活艰苦自不待言，亲友的冷漠更是雪上加霜。

在这样重重压力下，尽管他也有孤凄抑郁之感，但这并未成为他生活的基调，那些爽健俊秀，豪放飘逸之作，处处表现出了苏轼善自宽的特点。“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4]当苏轼五十多岁时，新党再度执政。对于经历了一场严重政治迫害的苏轼来说，他没有被痛苦压倒，而是表现出一种超人的旷达，一种不以世事萦怀的恬淡精神。他有时布衣

芒屩，出入于阡陌之上；有时月夜泛舟，放浪于山水之间，他要从大自然中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的哲理。他在《西江月》中写归途所见：“照野弥弥浅浪，横空隐隐层霄。障泥未解玉骢骄，我欲醉眠芳草。”先说“照野”，突出地点明了月色之佳。用“弥弥”形容“浅浪”，就把春水涨满，溪流汩汩的景象表现出来了。广阔的天空还有淡淡的云层。“横空”，写出了天宇之广。野外是广袤的，天宇是寥廓的，溪水是清澈的，在明月朗照之下的人间仙境中，诗人忘却了世俗的荣辱得失和纷纷扰扰，把自己的身心完全融化到大自然中。这首小词，反映苏轼在黄州的放旷生活，写景之中，处处有“我”，“我”之情怀，即在景中。写于同时期的《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5]读完上片，我们的眼前浮现出一位风神萧散的人物，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在这安恬幽美的夜晚，他醉复醒，醒复醉，恣意所适；时间于他，三更，四更，无所不可；深夜归来，敲门不应，坦然处之。

（二）刻意追求理想充沛激昂略带悲凉的豪放风格

苏轼在诗词创作中以精力充沛、激昂甚至略带悲凉的感情融入诗词中，写人状物均能表现出这种激昂却略带悲凉的感觉。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年），苏轼同弟弟苏辙一道在父亲的带领下进京应试，顺利通过举人考试。第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居第二名，在复试中以“春秋对义”获得第一。而对自己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他也未哭天抢地，绝望消极。熙宁七年九月至熙宁九年十二月苏轼任密州太守时，是苏轼心情非常沮丧的时期，但正是生活的艰辛，使他写出了成功的佳作。

公元1094年，苏轼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惠州，今广东惠阳，在大庾岭以南，当时属瘴疠蛮荒之地。从此开始了他晚年长期的流放生活。但苏轼并没有哀号悲叹。虽然“兄弟俱窜，家属流离”，但苏轼的心情也只是“随缘委命”“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程德孺书》）。他把心力倾注在当时的政事和百姓生活上。在惠州时，他写下了如下诗句：“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8]在诗句中，看不见愁苦。风物美，让他乐而往乡；春睡犹美，失意之人作旷达语。

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的苏轼成为新党围攻的目标，遭遇了人生的劫难。被贬黄州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苏轼一方面积极解决生活中的困难，一方面认真反思性格上的弱点，他要努力使自己成为艰苦生活的主人而不是奴隶，他要努力创造出兴味盎然的生活。例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8]原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小事：“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但其深层蕴含，却是词人的处世态度。词的上片写冒雨而行的心情，在铺天盖地的骤雨袭击下，诗人仍是那样的安闲自若：“一蓑烟雨任平生”，活脱出一个履险如夷、泰然自处、任天而动的仙人形象。词下片写雨后景物和感受，骤雨已过，云开天晴，春风料峭，夕阳斜照，而酒意早已飘散。“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表现出苏轼不畏人生坎坷，安之若素的超然情怀。

二、苏轼诗词旷达艺术风格的原因

（一）对政治及生活的感悟与佛道禅意的结合。苏轼诗词所表现的宽阔胸襟与豁达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苏轼汲取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积极因素。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和人生；道家的无为和庄子的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如；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通达。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极深，自幼便奋厉有当世志，终身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他一生都执着于自己的理想，不委曲求全，不迎合时俗，不跟风，不苟从。无论新党执政，还是旧党当朝，他都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即便遭遇那么多的磨难，他心中“望美人”(《前赤壁赋》)垂顾的期望一直未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也时时撞击心扉。在面临官场的挫折与劫难后，苏轼开始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在被贬黄州之后，基于对命运的反思，开始对佛教进行认真的研读。在《答毕仲举书》中，苏轼认为学佛老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仆常以此自疑，故亦以为献。所谓静、达，就是身在黄州的苏轼对佛学的期许，那象征着佛教空静与达观的境界，就是既要关注现实、关注人生、关注民生，又要在面临人生失意之际，善于开解心结，转换心态，勇于面对挫折磨难。道家的真，也是苏轼评价一切的准则。苏轼的主体人格有一种独立于世的品质，一种超逸绝尘的性情，因而不苟于流俗。

（二）家庭熏陶及自身性格的影响。对于苏轼人生情怀的分析离不开其性格的早期形成的影响，苏洵对其二子的脾性甚是了解，这从他给二子的命名可知。他在《名二子说》中，阐明为子取名的缘由：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是辙者，善处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轼是车厢前端供扶手的横木，暴露于外。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既无行车之功，也免翻车之祸。取轼以体现苏轼率直外向的性格，取辙表示苏辙的平和深沉。苏洵的这个判断在苏轼、苏辙身上得以应验。苏轼锋芒外露，个性真挚坦率，临事必以正，不能俯抑随俗。苏轼正直的性格与其家庭教育分不开，他的母亲非常注重苏轼的人格教育。在《宋史·苏轼传》中

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苏轼十岁时，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日：轼若为暗，母许之否乎?程氏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

从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少年时代就向往像范滂一样，以天下为己任，报效国家，即使遇到困难挫折也决不逃避。其弟苏辙在为苏轼所写的墓志铭中也提及苏轼性格形成的一个原因，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庄子旷达超脱、任性逍遥的思想促成了苏轼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性格的形成。正是这种性格，支撑着苏轼在极度失意的仕途中却从未倒下，用道家的超脱与旷达的精神主宰他的词风。

（三）从政之后渐成的民本民生思想的影响。苏轼的民本思想，也就是平等观念在他的诗词中有一个比较直观的体现。他在贬所与下层民众相处时，从未以曾为高官曾经阔过自居，也从未以高人一等的文化人自居，与当地民众相处，相得甚欢。在黄州时，他与卖药者、开酒店者、渔樵均有交情，离开黄州时，他写道：“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满庭芳·归去来兮》）。嘱咐邻里莫折堂前细柳，恳请父老时时为晒渔蓑，言外之意显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还要重返故地，再温习一下这难忘的生活。贬到海南，他与黎人十分和谐，他在诗中的子云、威、徽、先觉四个姓黎的好朋友。在儋州，其《和陶劝农六首》中写道：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反映汉黎两族，同是一家，华夷两樽合，醉笑一杯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这样一种民族平等思想，出之九百多年前的苏轼之口，确实难得。在贬所，他看到了人民生活的艰难，人民感情的淳朴，人们自食其力的可贵。在缺吃少穿，不会自命风雅，高论国运的人民中，他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自己的热情帮助和由衷的尊敬。他认识了人民，而且在诗中反映出来。当故人问海南风土人情如何时，东坡云风土极善，人情不恶。（《遁斋闲览》）苏轼的作官意识在不断淡化，虽有求取仕进之心，特别是年轻时，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江城子·密州出猎》）。但他跟许多人相比，一开始就不是很热衷。苏轼考中后，给考官梅尧臣的书信《上梅直讲书》，显得格调高洁，气度雍容，不卑不亢，没有急切求官的意思。有这个思想基础，他在仕途受挫时，才不会郁郁寡欢，而且在遭受挫折之后，对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混浊，有了切身体会，对仕进便更加淡薄。

三、苏轼诗歌艺术风格为后世留下的影响

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样苏轼为中国文学也留下下了

领域宽、数量多、质量高的文化成果，他的著作包括《苏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就具体而言，苏轼诗歌的艺术风格为后世留下的影响主要分成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苏轼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为后世的写作留下了很大的研修和学习空间。苏轼本人思想开阔，不拘泥，不偏激，不凝滞，不浮躁，其文如风行水上，涣然成文。其阅世立言便有通脱的透视，丰厚的内涵。以创作为例，他叙事议事，决不限于所言本身，而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引伸到广阔的深邃的境界，如前后《赤壁赋》、《超然台记》、《凌虚台记》、《题西林壁》、《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为后世研究、学习和模仿苏轼的艺术风格留下了比较深厚的渊源和基础。

其次，苏轼诗词的艺术风格为后世诗歌创作开创了领域广，范围深的创作空间。由于苏轼思想开阔，故能容纳万物。超然自得，故能无往而不适。这样便形成了他创作内容的丰富性，创作风格的多样性。豪放的、婉约的、劲健的、风趣的、简练的，晚年又增添了一种冲淡、平和的风格，这一切，都显示着他的大家风范，同时也为后世诗歌创作在留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同时也拓展了广泛的时间和空间。

注释

[1]《文学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86页

[2]《念奴娇-赤壁怀古》，《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57页

[3]《水调歌头》，《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61页

[4]《初到黄州》，《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58页

[5]《临江仙》，《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163页

[6]《惠州一绝》，《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54页

[7]《纵笔》，《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124页

[8]《定风波》，《苏轼诗词鉴赏词典》，北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出版,69页

参考文献

[1]王水照.苏轼[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周汝昌等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C].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4]康震.康震评说苏东坡[M].北京：中华书局，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