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差异原因(转)

中西文化差异原因（转）2008-12-04 10:43近年来，文化差异研究正在引起专家学者以及普通语言文化教育者的普遍关注。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文化差异研究的基本目的是培养人们对文化差异的积极理解的态度，是培养不同文化接触时的适应能力和文化交际的技能。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走出国门或留在国内参与跨文化交际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需要学习、掌握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时的实际技能。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就中西文化差异的主要方面和产生差异的作简单的论述和比较。

一、中西方的道德观是迥然不同的

西方强调个体本位，而中国人提倡群体本位。中西方道德观的不同，使中西方的伦理体系和道德规范具有了不同的特点：西方重契约，中国重人伦；西方重理智，中国重人情；西方伦理重于竞争，中国则偏重于中庸、和谐；西方的伦理道德是以人性恶为出发点，强调个体的道德教育，中国儒家是从人性善的观点出发，强调个体的道德修养。

宇宙观是文化的核心，西方的宇宙观是建立在主客二分和抽象逻辑思维基础之上的机械综合论宇宙观。这种宇宙观的特点是：在研究人与人和人与物的关系中，以研究人对物、人对自然的关系为主；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强调两者的对立与分裂；注重思辨理性；注重实证分析。

与西方相反，中国人自古代起就习惯于从总体方面去认识事物，把世界看成本质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并用这种观点去解释一切事物的现象，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论宇宙观。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上，突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正如梁启超所说：“中国哲学专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而“希腊及现代欧洲，专注重人与物的关系”。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注重二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如老子提出以“道”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用道统一万物。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生生息息运动发展着的有机整体。

中国人是注重群体意识，偏重道义，贵中庸和谐。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对国家一体的群体意识的抒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小人谋食”，“不成功便成仁”，是对儒教重义轻利价值观的理论化表现。梁启超先生说：“我国民之中庸妥协性世无两也，无论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界最能为巧妙的顺应，务使本身与环境相妥协，而其妥协且比较的常为合理的，此中国人一种特别天才也。”西方诸国人则是注重个体意识，偏重功利，好走极端。黑格尔说：西方“各人都保持他自己的地位，专注于个性的发展，要表现他们并且在表现中找着快乐。”马克思说，基督教是与绝对的金钱崇拜相适应的。起初，“金钱是商品在天国的存在，而商品则是金钱在尘世的存在”，中世纪的罗马教会本身就是“金钱的主要宣传家”。对于西方人的偏执一端，梁启超也有很好的论述：“西洋人极不易妥协，万事皆确执，而感情常走极端。故一民族以小小言语之同异，决不肯舍己以从人。纤芥之不自由，宁牺牲一切以争之，宗教上之信仰，更丝毫不肯迁就，有反于其良心者，则尽其力之所及以排挤之，……”中国人是柔中寓刚，以柔道取天下，西方人是强权和竞争，以刚道取天下。美国心理学家Alfred F.Bloom 认为，语言不同的人思维方式也不同。他认为，汉语的“事实实体化”（名词化方式）有限，汉语中又没有“虚拟式”，所以中国人抽象思维能力的发展受到限制，不善于反事实推论。（Bloom, 1981 The Linguistic Shaping of Thought）Bloom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测试者被问及下面的问题：

英语：If all circles were large and this small triangle"△" were a circle, would it be large?

汉语：假如所有的圆圈都很大，如果这个小三角形诗歌圆圈，那么这个三角形是不是很大？被测试的美国人83%和25%的台湾人给予肯定答案，有一位中国人还说，“你们总想让我默认一些本来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这样做。”

从这以事例看，中国人重直观感受，切身领悟，习惯于对事物进行具体理悟，养成生动活泼的具体直接的思维表达方式。直觉的思维方式是中国传统的主要思维方式。直觉就是通过感官器官感悟客体，或通过下意识和潜意识直接把握事物。直觉的思维方式不是通过逻辑归纳推理，演绎推导，而是基于有限的事实，凭借自己已有的经验和知识，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联系做出识别、理解和判断。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灵感和顿悟。这种直觉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人认识世界基本是靠体知而不是认知，这也是中国人相信“眼见为实”、“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因。中国人遇事习惯从整体到具体或局部考虑问题，由小到大，先全面，后具体的圆式思维模式。

英语中有“虚拟式”这一标志着反事实思维的明确标志。因此，母语是英语的人抽象思维能力充分得到发展，善于注重反事实推论，思辨理性。在西方人看来，只有思辨理性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完善、最美好的，因此，从古希腊时代起，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把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作为认识和把握事物真理的最基本的手段。从古希腊时期起，西方人就非常注重实证与分析。到了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这种实证和分析的思想方法更加发展，逻辑思维和实证分析便成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他们凡事习惯从具体或局部到整体考虑问题，一种由点到线，通过分析和逻辑推理的线式思维模式。西方人重知识性分析、逻辑验证，习惯于对事物进行细密解剖，层层推演，因而有较高的抽象思维、逻辑推理方法。家庭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要的社会单位,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家庭的组成及观念就不同。在西方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指仅有夫妇两人和小孩子）占主导地位,大家庭(extended family一个家庭中有两代以上)数量很少。儿女成年以后不论成家与否,一般都离开父母,单独居住。父母年老也很少与已婚的儿女住在一起。只有鳏寡老人偶尔与儿女合住。一般成年的美国人如果还和父母住在一起通常要向自己的父母付房费和伙食费。同样,老年的父母如果与自己的儿女住在一起也会这样做。这样做显示了各自的独立精神、自食其力和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老人年纪太大无法照顾自己，常常住进老人院, 而不愿意与儿女住在一起, 增加儿女的负担。

西方人普遍认为，中国的家庭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extended family)。实际上,大家庭即使在封建社会三代四代同堂的家庭存在着，但并不普遍。由于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历代家庭人口的平均数为5-6人。大家庭需要经济实力维持。目前，我国核心家庭呈上升趋势,但仍有数量不少的大家庭。据统计,在我国仍有大约30%的家庭属于大家庭。尤其是在农村三代同堂的情形仍很普遍。

中国家庭中内外有别，长幼有序。例如,父亲的父母称为祖父、祖母,但母亲的父母却称为外祖父、外祖母。堂亲（父方）与表亲（母方）在亲疏关系上也十分不同。在英语中仅有grandfather，没有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之分。同样,在英语中哥哥和弟弟一般并不区分, brother一词适用于两种情况, 如果一定要说明需要再加其他的词。堂兄、堂弟与表兄、表弟在英语中更无区别。但是,在汉语中区分兄弟是极为重要的。儒家所说的“五伦”中就有“兄弟”与“君臣”、“父子”、“夫妇”并列，“长兄如父”。这就反映了中国家庭中的家长制。家庭成员都要听从与家长。个人自幼听命于父兄，长大后服从于官长或君王。为了家庭或家族利益，有义务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献出宝贵生命。个人奋斗、读书应试、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是为自己享受，但更主要的却是光宗耀祖，给家庭家族荣誉增光，为家族门风添彩。相反，在以个体为本的西方文化中，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是主导因素，家庭是次要的。包办婚姻是不可思议的。西方青年择偶一般不需征得家长的同意，更不需征求其他亲属的意见，主张自由恋爱、自由结合。有时这种自由达到了非常离奇的程度，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可以同和他母亲或祖母年龄相差无几的女性结合。不管美丑、年龄、婚否，家庭是否反对，他们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美国学者克·雷西说过：他们是没有家庭的国家，他们的民族是一个个被拆散了的个人。这同中国人互相关心、互相依存、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的心理和在夫妻

两人世界中实现自我的价值取向大相径庭。

二、中西文化上的差异的形成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期

公元前221年，通过“商鞅变法”而强大的秦国最终统一了中国大地-至此，长达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拉开了序幕。这次统一，不仅为统一的华夏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中华民族的开始行成。而此时的西方各国（主要指欧洲各国）还仅仅是奴隶制的邦城国家。此后的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随着农耕经济的发展，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都希望有一个相对安宁的生产环境以维持农耕经济的发展。因此，主张“非攻、尚贤”的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的统治思想，因此，中国的文化里多了些“和谐”，少了些“争斗”。而西方各国，随着庄园经济的不断扩大，游牧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游牧经济的扩张性也越来越突显出来。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争”也就不可避免的成为其文化中的关键。至此，中西文化开始“分道扬镳”了。中西文化差异继续扩大是在16、17世纪，此时的西方各国，特别是西欧各国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上的变革。

思想方面，“文艺复兴”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西方后来的文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人文主义”思潮的传播，将人的思想从神学中解放出来，也使得自我私欲过度的膨胀，更加深了西方文化的“争”。政治方面，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使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形成。资本主义的侵略性以及血腥的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得其文化中“争”的日益突出。

回过头来看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日益完善和加强，统治阶级满足于现状，仍然做着“天朝”的美梦。不屑也不想去了解世界，更不用说去“争”了。再者，由于封建思想、自然经济的自闭性，人们也安于现状，不想也不敢去“思变”。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集中体现在宗教信仰上。在中国，不论是外来的佛教还是土生土长的道教，讲究的是逆来顺受、是来生。而西方的教义，虽然也强调来生，讲究受难，但不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也都很讲究个反抗异族压迫，反抗异教徒等，如《圣经》中的很多故事都是描绘尤太人的反抗和战争。

这种在宗教上的差异的形成也与其形成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道教的产生和佛教的传入是在东汉时期，当时的中国，封建专制已经形成，统治者急需一种能够安抚人心，利于安定的宗教以束缚人们思想，进而维护其统治。

而西方各国，大多是松散的邦城，各国的统治者都希望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人口。因此，建立统一的国家成为他们迫切的希望，而宗教的信徒，为了发展本教，打击异教，于是与统治阶级相“勾结”，根据统治者的侵略欲望，对教义进行适当改动后成为了其统治工具，同时也使其教得到了发展。例如欧洲“宗教改革”。

再者，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体现在对“爱”的诠释上，在中国文化里，对“爱”，强调的是“大爱”，是对芸芸众生的大爱。而在西方社会里，人们更加突出自我，更加注重自我的感受，因此，在西方文化里的“爱”主要是对自己，对家人或是某个个体的“小爱”。

形成这样的差异其实与文化形成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息息相关。众所周知，华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处在封建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时期，因此，华夏文化必然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在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更好的统治人民，往往通过各种途径向人们灌输诸如“谱度众生”、“因果循环”之类的思想。因此，人们为了能够来世“成仙”就今世行善，于是就有了对芸芸众生的“大爱”。

中西文化具有共性，也有各自的个性。迄今为止，中华文化仍然是许多欧美洲人感到较生疏的文化。但是随着中外交流的扩展，全球化的发展，中西文化差异和冲突会逐渐减少和突破。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居住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不同文化差异，提高文化适应性，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