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目录

论文大纲

一、目录 (1)

二、论文题目 (2)

三、内容摘要 (2)

四、关键词 (2)

五、论文内容………………………………………………………2~9

（一）、孔子的法律思想 (2)

1、仁学 (3)

2、礼学……………………………………………………4~5

3、德治 (6)

4、人治 (8)

（二）、孔子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8~10

六、结论 (10)

七、参考文献 (11)

孔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内容摘要】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名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思想观。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抨击暴政，反对人殉。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和“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孔子主张“为正以德”，“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提倡教化注重道德的感化作用，反对“不教而杀”主张采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统治方法。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经后人改造，使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儒家学派被信奉孔子的学徒们传承下来，虽然孔子的一些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现一些保守思想，然而他有察觉到时代的时代潮流的不可拒，要求改革礼，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主张。

【关键词】仁学；为政；礼治；德治；法治

一、孔子的法律思想

孔子的生平孔子（公元前552或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是儒家学派的创建者，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世是宋国的大臣，后迁于鲁。孔子出生时家境虽已中落，但在早年仍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精通六艺。三十多岁，已经以博学知名于世，开始收徒传道讲学，门下弟子达三千之众，其中得其神髓者有七十二人。年过五十以后，曾被

鲁国委以司寇要职，主管司法工作，后因政见不同，弃官离开鲁国，周游讲学。经过大约十四年的游学生涯之后返回鲁国，将余生精力贯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一边继续讲学一边对《诗》、《书》、《礼》、《乐》、《易》进行删订，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继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晚年的孔子受到较高规格的礼遇，但生活上迭遭不幸，独子孔狸，得意门生颜渊、子路早逝。公元前479年，孔子病逝于家中。孔子去世后，他的思想在弟子们的传播下迅速发展，孔子的地位日益升高，汉初开始被尊为有王之道，无王之爵的“素王”。自公元元年被汉平帝追谥为“褒成宣尼公”之后，孔子的封号不断增加，如“文圣尼父”、“先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万世师表”等等。两千多年来，孔子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哲学、政治学、社会伦理学、教育学、历史学、文学艺术、礼仪风俗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为中化民族文化精神的构建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的学说并不是空洞的理论说教和封建教条，而是一门高超的处世艺术，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立德、立言、自知、知人，成就人生大业的不二法门。孔子主张人们要顺天应人，建立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学以致用，言行一致，学行并重，以君子之风去处世，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优良的人格形象在社会上建功立业，实现自我价值，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在其从政期间，一系列外交和内政实践表明，孔子的确具有出色的治国主张和才能。而他在不同场合所阐明的治国之道中的法律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今天，进一步对之探索、总结、发掘，对我们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大有禆益。

孔子生活在一个天下大乱的时代。“春秋以降，礼崩乐坏，政权下移，民心不古”。公元前五世纪的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与封建制的交替之际，是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过渡的时期。当时周天子权威日下，日益失去驾御各诸侯的力量，而各诸侯之间为了争夺政权和财产，君臣、父子、兄弟之间互相残杀，诸侯各自为政的情况屡见不鲜。传统的礼仪制度失去了权威，违反周礼的现象比比皆是。孔子认为出现“礼崩乐坏”的原因在于人们缺乏宽厚仁爱之心，并且认为只有用道德的力量，才能使社会重新回到和谐的“亲亲”关系中，才能使天下安宁。于是孔子提出了著名的“仁”学来挽救世道人心。“仁学”是孔子政治法律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取向，在孔子的政治法律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

位在抛弃了西周以来的神权意识后，孔子从社会生活本身来论述人民群众的价值，同时吸收当时的“重民思想”加以完善，从而形成了“仁”的学说。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称谓与爵位这样的等级名分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逐渐扩大，各种僭越现象随处发生。孔子认为一切动乱都是由名分不正引起的，要实现以德治国首先要用礼制的等级名分来匡正现实。所以，他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的口号，呼吁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有父的作为，子要有子的孝行。在《论语》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业正名乎！”“又答子张问从政，则曰：“尊五

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等等。

孔子的思想涉及范围很广，又很强调伦理道德、个人修养，似乎并不注重法律，不重视用法律、法规对社会加以规范而达到社会的平衡。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孔子不过是要求把思想统治与政治统治、道德规范与法律法规结合起来，更好地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服务，绝非不是不重视法律法规对社会的规范作用。

孔子拥护封建制度，思想核心是“仁”，他提倡“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从“仁学”中派生出“礼治”“德治”“人治”等思想体系和法律思想，他晚年致力整理“六经”，对传播和保存我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孔子的思想，经过战国时代孟子和荀子的阐扬，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经过西汉董仲舒的改造后，而成为封建时代的官方统治思想，其对法制的影响也至为深刻。今天，我们在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和法制的过程中，有必要研究它的演变发展的历史，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一）仁学

仁，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他的政治法律思想核心和出发点。在孔子心目中仁是至高无上的，甚至高于生命，故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他明确的提出仁者“爱人”的思想，“孝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与欠）（《论语·学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指事事行得通）而达人。（《论语·雍也》）”“仁”字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其涵义宽泛而多变。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包含着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各方面的意义。其中，最能反映“仁”的含义和基本精神的是“仁者·所以爱人也。”（《春秋繁露·必仁见智》）孔子的仁学思想始于亲，却非终于亲，这也是儒家的仁爱观念能够成为最普遍的道德原则的关键所在。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泛爱众而亲仁”（《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知者乐水，仁者乐山”（《雍也》）。在孔子看来，只有“爱人”，才能“能近取譬”，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只有爱物，才能“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述而》），把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孟子对孔子的仁学思想作了精辟的概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

仁？仁即“爱人”，就是要敬人。可见，孔子“爱人”的人，不是专指统治人民的贵族阶级，也包括奴隶，农奴在内的劳动人民。他的“爱人”思想是我国古代较早出现的人道主义。

孔子认为，要做到“爱人”，就必须“克己”，“克己复礼为仁”，既克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视听言行，使之符合礼的要求。在孔子学说中，一般地说，“仁”是伦理道德范畴，“礼”包括典章制度和社会法律规范，实际上是政治范畴。孔子强调仁和礼，并纳仁礼，以仁释礼，就是想从道德和政治法律两方

面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之合乎礼。“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为了把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敬互爱的关系持久化、法制化也就必须要用礼节制之、规范之。否则人就要偏离正常的轨道。因此，仁，必须“克己复礼”（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合乎礼），只有视、听、言、行都合于礼，才是仁的典范，为天下所公认。所以仁离不开礼。反之，礼也离不开仁，没有仁，也就没有真正的礼乐，“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故复礼是目的，仁是复礼的手段，仁与礼互为因果，其真正的目的是维护西周以来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以仁爱的思想出发，猛烈地指出惨无人道的苛政，。指责“苛政猛如虎”（《礼记·檀弓》）；又指责奴隶主的残暴不仁。

（二）礼治

仁是内在的品质，即质；礼是外在的规范。仁为里，礼为表。孔子提倡“礼治”。就是主张用“礼”的方式治理国家。孔子认为立身治国非有礼不可，在《论语》一书中有74处记载论礼。孔子说“为国以礼，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先进》），意思是礼是治理国家的法则，就像秤、绳墨、规矩一样的重要；不以“礼”治国就如没有耜（古代的农具，用于锄地）而要耕地一样。“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和“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治理国家的礼，则被置于法的地位，如“道之以政，齐之以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之类，（《论语?为政》）居于辅政的具体手段，与刑相辅相成，所谓“治之经，礼与刑”，说明礼与刑已成为政治统治的两个拳头。礼是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为了维护宗法等级的特权，在法律上孔子主张“为亲者隐”，“为尊者言韦”，并反对使贵族的法律特权受到一定限制的“铸刑鼎”。

从法律思想的角度来看，孔子的礼治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1、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是“天下之通义”

孔子认为，总、宗法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人有智愚，贤不肖分，所以社会有尊卑、贵贱的等级。凡智者、贤者，就应当尊贵，受人供养，有权统治别人；凡愚者、不肖者，就当卑贱，终年劳作，供养尊贵者。这就是以孔子为创始者的儒家把人们分为君子小人，劳心者劳力者的依据。他们说：“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左传》成公十三年）;“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君子尚能而让其下，小人尽人以事其上”（《左传》襄公九年、十三年）。显然，这种君子小人劳心劳力的观点抹杀了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的阶级压迫关系，为剥削阶级享受特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在孔子看来，只有依靠礼，依靠礼治，才能使君子小人、劳心者和劳力者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使尊卑贵贱、长幼亲疏的等级社会不致紊乱，长久存在下去。

2、“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说

孔子推崇西周文王和武王时的礼治盛世，深恶痛疾那些违背“君君（君要像个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行为。然而当时的现实情况是“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颜渊》），周天子徒具虚名，政治实权逐渐下移，诸侯、大臣掌握“礼乐征伐”的大权，甚至“陪臣(卿大夫的家臣)执国命”；宗法等级制度日益涣散，越权之事不断发生。孔子视为这些为“天下无道”（《论语·季氏》），表现出不能容忍的愤慨。孔子认为君有君之礼，臣有臣之礼，等级森严，上下不能混淆，不能逾越。

在孔子看来，破坏贵族特权最严重的，莫过于“臣弑君”、“子弑夫”一类的极端行为。他认为，“弑父与君”为“不可从”（《先进》），“迩之事父，远之事君”（《阳货》），君、父有过，只可进谏，绝不可采取任何极端的行动。

孔子强调各级贵族必须严格遵守周礼所规定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名分，目的在于扭转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紊乱局面，使大家各安其位，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

3、礼乐兴，刑罚“中”

在《论语·子路》篇记，记载了孔子同他的弟子讨论关于兴礼乐施刑罚的关系问题。“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得当、适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认为，只有兴礼乐，按照礼所规定的等级名分行事，社会秩序才不会紊乱，使用刑罚才能得当；否则，就将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但孔子认为人们在法律面前不应讲平等，主张维护宗法等级特权的礼治。他认为，国家制定法度，应当使“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尊守其业”（《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如果哦“贵贱无序”，就不能治理好国家。

孔子维护礼治，也表现在他力主孝悌上，主张“为亲者隐”。《论语·子路》篇说：叶公告诉孔子，他们那里有一个正直的人，其父偷了别人的羊，他便向官府检举告发。孔子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里，孔子把父子互相包庇视为最公正无私的道德，却置法律于不顾。

4、“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学而》），这是强调礼的作用，以遇、事做得恰当为可贵，又说：“能以礼让为国之乎，何有？”所谓“和”，即和谐，但是和谐是以礼来节制的，不能离开礼，“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同时，这里又把礼和让相提并论，是强调不争，不争即和。孔子并提出更具体的要求，即用礼来节制恭、慎、勇、直这些道德品行，使它们恰到好处。相反，如果它们离开礼的节制，便会偏离中道。

由此可见，。主张“以礼让国”的孔子“强调礼的作用”，以遇事都做得恰当为可贵，就是要大家和谐一致，消除争夺，使社会保持安定。

孔子虽然维持周礼，但并不认为它十全十美，一点也改动不得。在他看来，对周礼应当有所“损益”，即有所增减，有所改良。如他主张“举贤才”（《泰伯》）、礼下蔗人（《为证》）等，就是要求对周礼有所改良的表现。

（三）德治

孔子主张德治。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孔子主张德治，把礼让和正名作为实行德治的具体办法，反对主残杀。认为对劳动者实行宽惠，也是实行德政。所谓德政，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在经济上实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对民宽刑罚而重教化。经济上惠民，即是“足食”，“所重：民、食、丧、祭。”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对统治者无节制地剥削人民，认为过分的剥削会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国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宽民，即反对实行“不教而杀”的纯任刑罚的苛政，主张对人民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反对“道之以政，齐之以礼”。认为德化礼教能禁止犯罪于末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道之以德”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要推行德治，表现为宽惠使民，轻徭薄赋，省法轻刑，二是为人民树立道德榜样，启发民众的心理自觉。“齐之以礼”也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统治者要模范的遵守礼的规定，从而感化和影响群众；二是所有的人都应该用礼来规范自己，用礼来约束道德。这样，德化与孔教的结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重教化，轻刑罚，但也并不否认刑罚的作用，他视重德与刑为为政治德两手，两手都要重视。“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认为政治宽厚百姓就会怠慢，怠慢了就要用严厉后来纠正；政治严历百姓就会受伤残，伤残了就要用宽厚的政策。孔子基于“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认为犯罪可以通过德化和教化来预防，罪犯可以通过仁德和礼义来教化。教化与刑罚相比，首先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其次教化可以预防犯罪，再次犯罪之后，教化可以让罪犯良心发现，从而达到“以德去刑”的目的。困此，孔子反对不教而杀，认为道德教化为消灭犯罪的有效手段。“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孔子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犯罪行为从宽处理。为了实行德政，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据《论语》记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又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因此孔子把民意也列入考虑其中了。

“为政以德”，是孔子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之一。他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卫灵公》）即执政者若用德来处理政务，就会像群星拱北斗一样，自然而然地会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所以，当他的学生子张向他请教怎样才能使自己的主张行得通时，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意思是说，只要执政者说话忠诚守信，行事笃厚庄重，即使在蛮貊的地方，政令也能行得通；反之，即使在通州大邑也难以行得通。

孔子认为执政者的道德修养是实行德治的关键。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这是说，只要执政者坚持道德标准，作风正派，人民就自然会坚持道德原则，端正作风；如果执政者本身不端正，怎么端正别人呢？

执政者修身之后如何去从政呢？孔子认为执政者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尊五美”，就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意思是说，执政者在处理各种政务时，要做到：让老百姓得到好处，而自己不耗费；使用老百姓，而不招致老百姓的怨恨；追求仁义，而不贪图财利；性情安宁，而不骄傲；态度威严，而不凶猛。所谓“屏四恶”，就是他所说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意思是说，不事先进行教育百姓，当他们犯了罪就实行刑罚以至杀戮，这叫做虐；不事先告诫而要求立即成功，这叫做暴；下达可缓慢执行的政令而又立即改为限期完成的做法，这叫做贼；该给人家的东西而舍不得拿出去，这叫做“小家子气”的官。

孔子的德治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了解孔子的德治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方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四）人治

二、孔子强调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必须有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其实质是强调统治者个人的作用，也就是主张人治。

儒家主张“人治”，他们从不同角度来进行解说。孔子和孟子从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入手，认为政治就是道德的扩大，因此注重并强调执政者在治国中的决定作用，认为“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人治”实际上是“礼治”和“德治”所派生出来的，并且以“礼治”和“德治”为其主要内容。这是因为：宗法等级是“礼治”的原则和特征，级别愈高，特权越大，权力越大，则统治者的个人作用越大，所以“礼治”必然导出“人治”。同时，统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够使人“心悦诚服”而且“德治”必须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实行（真正的实行），所以“德治”必然导致“人治”。孔子主张“圣贤决定礼法”。孔子说：“礼乐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祀作乐，才有立法的权力。”因此，天子维护着国家的命运，即“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当鲁哀公问政时，孔子回答说：“文武文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因此，孔子主张天子要用其德行来维系国家的生存。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孔子认为在用人上要亲贵又要让非贵族出身的贤才直接参与政事。提倡“近不失亲，”“远不失举”的原则选贤纳才。

孔子主张“身正令行”的人治主张。认为“人治”的关键是统治者要能够以法“正己”，用自己个人的魅力去感化民众。个人魅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核心是优秀的品质和君子的言行。孔子认为只有先“修身”才能“齐家”，再“治国”“平天下”。“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即执政者自己的行为

端正，不必发号百姓也会行动，相反，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就是有了号令百姓也不会服从。

正所谓“倡德治必重治国之人”。孔子认为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内圣外王。”"内圣"是对个人修养方面的要求，而"外王"是对社会政治教化方面的要求。他心目中的治国者需要有德行，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特别强调统治者自律，以自身的言行为民表率。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对当时一些行为不端的当权者进行了抨击。例如，臧文仲是鲁国一位名声显赫的大夫，但此人在生活上奢侈无度，排斥贤者。孔子就批评他是“窃位者”。与之相反，他对有德之士却倍加赞扬：他曾经这样称赞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之以天下让民无能而称焉。（《论语·泰》）他称赞子产，‘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从孔子的抨击与赞美之辞中不难看出孔子的“贤人治国”的政治思想。

二、孔子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

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在中华五千年历史里，中华民族一直传承“礼仪之邦”的优良传统文化氛围，“礼”是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精髓，直到今天，中国人的“礼孝”也仍然是衡量人道德的重要尺标。德治“恤刑慎杀，先教后刑”实际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张“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后刑”，即先教化后刑罚，如果因为没有教化而施用刑罚，则是“虐政”。孔子的恤刑和慎杀，主要表现于按照礼义原则对犯罪行为从宽处理。是中国提倡“和谐社会的思想根源”。

面对社会动荡的局面，孔子提出了劝君治世的良策：“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可见，孔子是极力提倡德治的。

而孔子"为政者欲善则民善，为政者正则民从"的基本判断决定了儒家思想的重心在寻求为政者的善，为了实行德政，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其不顾一切的培养、选择、寻觅圣君贤相的努力，正是这种崇高的精神，其影响至为深远。“道德为首, 利益为次”也是孔子后世具有深渊影响的思想, 在他重德的教化下不仅约束培养了历代君王, 还鼓励着中华后世出现的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 哺育了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那种鄙弃私利，忧国忧民，为民族献身的传统美德, 这种崇高的精神直至今日依然是中国人的精神向往和追求,是中国人特有的价值取向,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利益为先的社会意识无法理解的“中国人的思维”！

孔子的德治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了解孔子的德治思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执行党中央提出的“以德治国”方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新的阶段。

孔子的礼乐兴，刑罚“中”在现代刑法理论中，罪刑相适应已成为一条基本刑法原则。如何刑罚适中？在现代刑法理论中，有几个方面的要求：有罪当罚，无罪不罚；轻罪轻罚，重罪重罚；刑质与罪质要适应；同罪同罚；一罪一罚、数罪并罚。同时，光有罪刑相当还不够，要实现以法治国，还必须罪刑法定。任何非法的刑罚都是不正当的，都是有违法治原则的。

孔子主张的人治“为政在人”的思想虽然与现在法治社会表面上对立,但在奴隶与封建社会转换时期的法家的极端君主专制主义正是一种典型的人治,相比之下的孔子的人治更多的体现了人道主义。

孔子反对晋铸刑鼎不是反对公布成文法。大量资料证明，刑书、刑鼎并非中国公布成文法之始，西周的“悬法象魏”是比它早得多的成文法公布形式。孔子反对晋刑鼎是反对乱立法、立乱法，坚持礼的原则。在中国古代，习惯法始终存在，成文法和习惯法的并存和互补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

儒家法的“礼”、“天理”既不在人类之上，也不在人类之外，而在人类之中，在人的日用之中，在人心之中。所以，儒家之法有理想法，有正义观念，但不能归结为西方式的自然法。儒家法思想的文化特质是伦理法,丰富史料论述了中国古代法实行的是罪刑法定与非法定相和合的综合型定罪量刑制度，这又是中华法系不同于大陆法系和海洋法系的特点之一。儒家法反对把罪刑关系凝固化、机械化，但并不主张罪刑擅断。中国古代虽无系统的成文民事法律，但同样有着丰富的民法文化。专题研究了儒家的诚信观、义利观的民法文化价值及其对中国独特的民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所起重要作用。

孔子的伦理道德体系，宽猛相济，一张一弛、文武并用的统治方法，德刑相辅，刑罚适中，先教后诛的法治思想是完全适应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统治的需要的。历史证明，孔子的法治思想一登上历史舞台便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之久。

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包括法律思想在内的孔子的思想，给中华民族以深远的影响，对东亚乃至整个世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孔子的思想即儒学闪烁着中华民族世代相传、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智慧和美德，它是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现在，我们对它进一步探讨、总结、发掘，相信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结论

中国社会是个思想交激的社会，我们既要传承我们悠久优秀的文明，我们还要虚心去学习西方的异质文明，中国社会因为文化的冲突而动乱了一百多年。已经步入21世纪的中国，仍然还在面临着同样的文化冲突问题。如何去协调和化解文化的矛盾与冲突，使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又能保持自我而不至于迷失？我想，到老古董中去寻找现代眼光的视野，无疑是一种可行之法。因为古董并没有过时，换个观察角度，它也许是一件精美无比、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当然我们不主张把这件珍品束之高阁，仅供虔诚的人们去顶礼膜拜。我们还要挖掘它现在的使用价值。而我这篇论文之旨意便是试着去发现发掘这件艺术品的现代社会意义上的使用价值。

孔子法律思想可作如上现代阐释的地方多多。正如马丁所说经典永远通过重新解释而获得更新，这样它们就既能有助于我们与过去保持联系，同时又能调整自己以适应当代关注的问题。”这样新的诠释尝试，浅言之，可以训练我们的思辨能力，从中获取教益，更重要的则可以使传统经典在新时代发挥新的生机，增强我们对民族文化的归宿感与认同感。

加达默尔的诠释学认为，作品的真理和意义是永远无法穷尽的，它只存在于对它的理解和解释的无限过程中。尽管当今中国传统经典和传统文化尚未完全走出困窘境地，但东西方思想历史发展成就和经验表明，我们缺少的不是可资取用的传统思想资源，而是发现的眼光、新诠的智慧和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就此而言，孔子法律思想更大的存在价值或许正在于对每一时代人们理性精神、通变智慧的拷问。

参考文献：

《论语》原本::文致出版社,四书五经,宋元人注,1990.

[1]《论语?卫灵公》。

[2]《论语·学而》

[3] 《论语·为政》

[4]《论语·颜渊》。

[5]《论语·雍也》。

[6] 《论语·泰》

[7]《论语?八佾》。

[8] 《左传》。

[9] 《论语·季氏》。

[10]《孟子·尽心上》。

[11]《论语·子路》

[12]《论语·尧曰》。

《论语公治长》

《春秋繁露·必仁见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春秋繁露(1函6册) 宋嘉定四年江右计台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作者:(汉)董仲舒撰出版时间：1989-09-01

论文提纲

题目: 孔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内容摘要】：

孔子是儒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儒家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礼治和“名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套旨在维护礼治，重视德治，强调人治的法律思想观。孔子建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复礼”为目的的思想体系，作为整个儒家的理论基础。他主张“仁者、爱人”，“泛爱众”，抨击暴政，反对人殉。孔子主张“为国以礼”，实行礼治，使“君子”和“小人”各自遵守一定的行为规范，孔子主张“为正以德”，“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提倡教化注重道德的感化作用，反对“不教而杀”主张采用宽以济猛，猛以济宽的统治方法。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经后人改造，使其成为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核心。儒家学派被信奉孔子的学徒们传承下来，虽然孔子的一些思想不可避免地表现出现一些保守思想，然而他有察觉到时代的时代潮流的不可拒，要求改革礼，以缓和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提出了许多具有积极意义的思想主张。

【关键词】：仁学为政礼治德治法治

一、孔子的法律思想

（一）、仁学

（二）、礼治

（三）、德治

（四）、人治

二、孔子法律思想的现代价值

三、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