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绣既是一门艺术

·刺绣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文化，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丝丝缕缕联系着。刺绣，是在织物上穿针引线构成图案色彩的手工艺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刺绣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时代的了，从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而刺绣的起源却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文身就是在身上刺出图案。《说苑疏证》中记载：“蛟龙又与我争焉，是以剪发文乌，灿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因为吴越地处地势低下，常受到风雨水灾的侵害，龙在人们心目中是神物和崇拜的图腾。兴风作浪、上天入地更是神龙的作为，因此人们就以断发文乌的装束，以示龙的后代。直到今天，我们仍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比以前更为发达，男耕女织成了这一日寸期的重要经济特征，家家户户种植桑麻，从事纺织。从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丝纺发展到西汉日寸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每根纱由4-5根丝线组成，而每根丝线又是由14-15根丝纤维组成，也就是说，每根纱竟是由54根丝纤维捻成。如此高的丝纺水平，推动着织、染、绣的发展。社会等级制度的强化和人类审美感的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尚书注疏卷五益稷》记载：“帝(舜)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为。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纬绣，以五彩彰施子五色，作服，汝明。”这是舜对禹说的一段话。也就是说，在舜时就创立了十二章衣裳服饰，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所以，华夏民族的部族首领在举行重大庆典、祭祀等礼仪活动日寸，就穿着这身被后世称为“十二章服”的绣衣，并形成定制。这十二章的刺绣纹样，从原始的取意到后世的解释，虽略有不同，但总的象征意义是相似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刺绣工艺渐趋成熟，刺绣有经过夸张变形的龙、凤、虎等动物图案，有的则是间以花草或几何图形，虎踞龙盘，龙飞凤舞，刻画精妙，神情兼备；布局结构错落有致，穿插得体，用色丰富，对比和谐，整个画面富有韵律感。这些可从近百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中得到印证。

·进入汉代后，有着“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之说，刺绣工艺空前繁荣。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出土的刺绣品最为突出，其中在此出土竹简中记载着三种刺绣的名称：“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信期绣，因为绣了许多流云般的候鸟燕子而得名。据记载，当时信期绣的要价比黄金还贵；乘云绣，由流光溢彩的祥云及乘云而行的瑞兽构成；长寿绣，用多种彩色丝线绣出云彩、花蕾和叶办，由变形的鸟状纹和怪兽图纹组成，象征着长寿。这些绣品现珍藏在湖南省博物馆内。三国时，东吴孙权因军事需要，希望得到一个善于作画的人，可以把山川地势、行兵布阵之图画下来。丞相赵达将自己的妹妹赵夫人举荐给孙权，赵夫人极善绘画，巧思无双，还能在纤纤玉指间以彩丝织出云霞、龙蛇花纹的锦缎。于是，孙权就让她画出江湖、九州、山岳的地势图，而赵夫人则认为图画容易损毁：“丹青之色，甚易歇灭，不可久，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可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赵夫人精心绣制，不仅绣出了神州大地，山岳河流的自然景物，还标出了三国鼎立的城邑和军营阵列的势态，吴主孙权看后大悦。赵夫人的绣技之高超，被时人称为“针绝”。(《王子年拾遗记》) 而在敦煌莫高窟，曾发现了北魏时期的刺绣佛像残片，可见当时刺绣已用于宗教用品。

·刺绣在唐宋时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在唐代，服装刺绣也开始盛行。据《旧唐书·后妃传》载，“宫中供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人多达700人”，刺绣入宫，连公主等都亲自参与。到了宋

代，刺绣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遍及大江南北，而参与刺绣的对象也进一步扩大，加上文人们的积极参与，将书法和绘画艺术结合得更为紧密，使画绣结合的精品倍增。唐宋时期的刺绣之所以更为发展，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由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在男耕女织的封建社会里，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女红”，都要掌握刺绣技能，所以，就连那些深宅大院的小姐们，也把刺绣当做她们消遣、养性和精神寄托的唯一活动。由于宋、元两代的刺绣受到我国北方女真族的影响，在服饰上用金成为一种时尚。在刺绣中加以金彩，使得绣品益见华丽。元朝建立后，江南的许多知识分子或招安为官或隐居庄园，逐渐在南方兴起地主文化，纯欣赏性刺绣流派以仿绣书画见长，与书法绘画艺术结合，与民间刺绣工艺分离。平绣类的针法处理技巧更为细腻化，并目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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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剪纸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积累所形成的一种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理念。刺绣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在创作题材上，而且在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制作技法上也都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关键词：刺绣艺术，传统文化。1，中国传统刺绣艺术与其他的传统艺术一样，受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创作者不仅在她的作品内容上喜欢选用中国传统题材，而且在作品的创作理念、艺术表达形式以及剪刻技法上也自然地流露出传统文化的特征。这种流露是基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世界观和方法论。刺绣中的感情表达方式源于中华民族传统的宇宙观中“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方法论中的“五行运化”理论也是顺理成章的,2，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思

想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通的，故而可以达到统一。这种思想熔铸了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精神融入在刺绣艺术品中，就是刺绣的“心里想的”，注重表现抒发情感和理想的意念。“天人合一”论中强调了天

与人的统一。也就是天地、自然界是大天地，小天地是个体的人，大天地与小天地始终保持和谐统一。人体中感情的发生表达，以及它的走向和互相作用的规律，都是与天地相互统一的，即人的情感世界，也遵循自然界中物质运化的规律。3，人的感情是丰富多彩的。交流喜悦之事，倾诉悲愤之情，抒发哀怨之思等，都是人体自身经常需要的，但这些情感历来都是受到伦理制约的，绝不是动物性情感的自然宣泄。历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看艺术所具有的协调个体与社会关系的价值，高度重视并利用艺术具有的陶冶人的情操、稳定社会秩序的独特作用，用以加强其精神统治。所以，“天人合一”论，既是社会、政治的需要，又是艺术扩展自身，把对周围事物深刻的了解和体验高度升华到意念，注入艺术自我情感，表现大自然、大天地的需要。在精神领域里让人与山水、自然界的动植物产生某种情感的交流，也就是让人在欣赏自然时得到启示，从而精神得到升华与净化。这种人和自然的情感交流在剪纸艺术作品中的表现尤为突出。4，实际上，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论承认人的现实存在，同时也承认在进入精神绝对自由境界可能性的生命存在。在不受功利标准的束缚，超越了伦理规范制约的意境中，民间刺绣艺人把自己的感情大胆地宣泄到了他们思念

向往的形象中，把不曾见过的天堂仙境抽象成月宫瑶池等，把不存在的龙凤、鬼神兑现为神奇可视的艺术形象。这一切都带着明显的心理体验特征。在人与周围环境的现实关系中，一旦摆脱了“外物”的桎梏，就能在精神世界中更体会到自由人的“小天地”的存在。民间刺绣往往都是从当前利益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后，就创造出无数描述自由、美丽的“小天地”的艺术作品，并且是带着个体的强烈的情况，使艺术品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并且释放出艺术的光辉。5，缺乏感情的艺术不是真正的艺术，但所带的感情应是一种自然的流露，强行加入的感情，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每位艺术承受者会欣赏、了解艺术中的感情。人的情感基本可分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这七种情感可归结为五大类：喜，包括快乐、舒畅；怒，包括愤怒、威严、至尊至上；忧思，包括忧愁、思虑、远见卓识、思想；悲，包括悲痛、伤心，没落；惊恐，包括惊吓、恐惧、害怕、畏缩。这七种（五类）情感的表达在剪纸制作中是有一些规律可循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五行运化理论，从客观上解释了自然界和人体中生克制化的关系。在刺绣艺术的情感表达上也同样适用。6，五行运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世界上的物质分为五种，即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质的分类是根据客观上的物质、物体或生命体的所有属性综合起来分类的。在情感上，以上五类情感也可分属五行，如喜属火，怒属木，忧思属土，悲属金，惊恐属水。下面分别加以阐释：喜：喜属火。在五行运化理论中火的性质就是向外发散。7，在图形占有面积上，向外发散占有的最大空间是圆形。在数学中，当周长一定时，面积最大的是圆；在四边形中，面积最大的是正方形。所以人们不自觉地常用圆形和正方形，以及向外发散的线条造型来充分地表达喜悦之情，总造型是圆形或正方形。要使刺绣作品表现出喜气洋洋，应尽量使之发散，不加边框。欢庆的气氛在不断扩展，使作品中“喜”的情感得到充分表达。8，怒：怒属木，木性升发，其气机向上。自然界中树木向上长，有向阳、向上的趋向。五行理论中木代表生发力量的性能，标示宇宙万物具有生生不息的功能。古人对怒有“怒发冲冠”的形容。如作品《钟馗捉鬼》中的钟馗，怒发冲冠、眉毛向上，其威严的神态将小鬼震吓得匍匍倒地、瑟瑟发抖。刺绣《包公》也是用一种凛然的气势来绣成的，不仅官帽向上，而且官袍上的火焰也向上，衬托出包公嫉恶如仇、为民除害的一身正气。在具体绣的过程中，作品为表达怒的情绪常突出向上的尖锐的直线条。9，忧思：忧与思属土。土的属性是集结收敛。同时，还具有土载四行为万物之田，承载受纳的性能。在人体中它主管气机的“气结”，即气体扭缠混绕在一起。因此，在刺绣中，凡扭结在一起、缠绕在一起的线条或结构都是忧思的情感表达。爱情作品《相思鸟》就是用一圈鸟儿头顶上集结的许多缠绕在一起的云彩来表达鸟儿的相思情。而《沧桑岁月》是用许多蔓藤缠绕在两棵大松树上，同时用线条绕出了“沧桑岁月”四个字，体现了对岁月的思考，隐喻作者的思绪延伸到很远很远。凡是线条向内、向中心结集的趋势，均可以表现忧思的情感。如著名的雕塑作品《思想者》的主人公就是半蹲半屈，全身各个关节呈曲状，向中心集结。即使可以不看主人公的面部表情，仅仅从他的姿态就能明白，他正在思索或正处于忧虑状态。11，悲：悲属金。在人体的脏器里，肺属金，中医的基础理论中阐述了肺的客观属性是主哭，主一

身之气。肺藏魄，即魄力、气慨。金也有服从、顺从、收敛之意。如果悲伤过度，自然就失去了魄力，没有了气概。哭的太甚，也会软弱无力，重则晕倒甚至休克。肺主的是一身之气，悲情过度，一身之气不足，就会正气消耗、咳嗽上逆，气短乏力，伤风自汗，弯腰驼背。所以中医明确提出“悲则气消”。使正气消耗的“悲”的情绪在剪纸的表现上是一派无力、萧条的景象。要剪悲情的人物，此人一定瘦弱无力，风吹欲倒。如果弯腰驼背有碍于美，在作品中只有使其削肩、细腰、低头、内视等。悲情的动物一般表现为低头、皮毛不乍起而顺之下滑，并瘦弱无力。悲情的植物一般表现为枝条软弱，叶茎细小并下垂，随风摆动。12，惊恐：惊与恐属水。水向低处流，水具有滋润、顺下、闭藏的特性。“惊恐”中的“惊”会造成逆乱。传统剪纸《钟馗捉鬼》中的那些形态各异的小鬼因为害怕钟馗，跪趴在钟馗的脚下，个个形态惊乱。若要表现剪纸中的小动物受惊，要把小动物所处的环境剪成逆乱的线条。如表现小鸟受惊，只要把小鸟周围的树枝剪成摆动的混乱状态，美丽的小鸟儿就变成了受惊之鸟。13，用刺绣表现不同的情感。除了有上述总体造型上的规律外，在刺绣的具体制作上，各种情绪之间的剪法也有较明显的区别。不同绣法绣出来的线条所表达的情感内涵是有区别的。例如，绣“喜”的感情时，走绣的速度均匀、流畅、光滑、圆润。即使需要跳跃，也如欢乐的小溪一样柔顺，向外自然发散。“怒”的绣法，直接迅速，笔直向上，拐弯处硬而不流畅，绣出的线条横来直去，干脆利索。“忧思”的线条，由于是缠绕扭结在一民的，因此绣时最不流畅，“惊”的情感是逆乱，绣此种情感的线条，一般为短小刚硬，互不连接。其中，杂乱、重复、折叠的线条出现频多。一般不用连续对称的图案。“悲”的情感是消耗正气，软弱无力。此线条虽柔弱，但并不中断；虽无力，但不会随风起动。因为“天人合一”论说明，“悲”的环境宜用无力之风、柔弱之水来表示。14，值得提出的是，刺绣这门艺术几千年来主要出自农家妇女之手，在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束缚下，广大的妇女被禁锢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天地里。旧时的妇女，命运大多数是不幸运的。婚姻靠媒妁之言，婚后伺候公婆，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没有地位，任人摆布，挨打受骂是常事，她们潜藏着强烈的反抗意识，但在封建伦理和“三从四德”的重重约束下，又不得不屈服，艰难地苦度着岁月。这种悲痛的心情，感受在五行中属金，金（悲）可以滋生水（惊恐），再滋生就是木（怒），就会起来反抗。反抗若无出路，金（悲）可以被火（喜）所相克，用喜庆、快乐的刺绣来克制、转移悲的刺绣来克制、转移悲的情绪，这也是她们排解不良情绪的一种手段。15.正如她们自己所说：一拿起针进入创作，仿佛进了仙境，心里美滋滋的，忘记了一切悲苦、烦闷。所以，她们绣出的喜庆绣花占绝大多数。16，用“天人合一”论与“五行”学说来解读人的情感，诠释传统刺绣作品中蕴含的艺术语言和艺术表现形式具有一些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超出朴素直观的范围，毕竟它们产生于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分开的时代。因此，从刺绣的长远发展的角度上说，应站在现代最先进的认识水平上，从现代科学与哲学的最新成就中去寻找刺绣艺术与感情表达有联系的东西，让刺绣艺术在当代开出更鲜艳的花朵，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第二篇论文

内容摘要：本文以苏绣为例，以其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三个方面探讨了传统民间文化在大工业生产的背景下如何获得文化再生的问题。关键词：苏绣传统技艺文化再生

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传统手工艺日渐衰落，生产日趋艰难。而作为民间工艺之一的苏绣却在经历考验之后生存了下来，特别是位于苏州西郊、太湖之滨的镇湖民间刺绣，更在这一时期焕发了生机，与手工艺整体衰落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传统手工艺如何在当代获得再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

传统的民间艺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原生态的民间艺术，这主要是指仍以原生态的形式存留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民间生活中的那一类民间艺术，例如市场化之前的镇湖民间刺绣。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滋养民间艺术的原生态逐渐遭到破坏，使这类民间艺术开始走向消亡，而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愈快，其消亡的速度就愈快。另一种是市场态的民间艺术，如城乡旅游市场的各类艺术品，这是文化工业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品，只是保留了传统民间艺术的形式，并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生产，使传统民间艺术以一种市场化形式存在。作为民间工艺的镇湖刺绣在农业社会是以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民间生活中，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其生产的经济基础。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生态的苏绣被卷入了现代社会和市场化的大潮中，“市场化是20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传统民间艺术最深刻的改造。市场化使当代传统形式的民间艺术生产改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工业生产。”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也表明，文化活动不仅如从前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精神活动或意识形态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一种经济与产业活动。于是，苏绣由传统的手工艺品逐渐演变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品，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苏绣由原生态走向市场态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传统的民间艺术以商品形式出现时，意味着它的功用和适销性要优先于品质和艺术性。现代市场经济尤其利用民间艺术的价值转型来实现其利益目标，它调动各种生产方式甚至是工业化批量复制投放市场，获取利润的动机主导着民间艺术的形式和性质，对功利的要求超过了质量本身，艺术性让位于市场交易所获取的利润多少，于是“不计时间的手工劳作被驱迫得匆忙和浮躁起来，‘熟人社会’中的商品交往形式也一律被某种更为抽象的交换方式取代了。”在这种情形下，苏绣也逐渐从民间艺术变成了大众消费的物品，导致其质量和品位的下降。传统手工艺品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不计工时、具有创造性的手工劳动，拒绝复制和批量生产。但是，近年来镇湖刺绣的质量在逐渐下滑，普通绣店为了赚钱，大量生产劣质绣品，对一些经营者来说，苏绣变成了能够赚钱的工具，丝毫无艺术性可言，在镇湖人眼里苏绣已从原先的工艺品变成了现在的“工业品”，艺术的质量和内涵已经荡然无存。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似乎总是一对矛盾。布尔迪厄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指出：符号（文化）商品是一个双面的现实，它既是商品又是符号的载体，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依然是相对独立的，虽然经济的支持可能会强化其文化的资格获取。一方面文化消费公众和经济的手段会侵入文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在价值会拒斥文化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市场化没有完全抹去符号产品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区别。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苏绣文化原有的品质，就显得异常迫切。对待传统的手工艺不仅要看到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要挖掘和传承其固有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

二、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传统的手工艺品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工艺品无论在物质功能上，还是审美情趣上都需要找到发挥自身功能和价值的

新途径。从历史上看，苏绣最初是江南农妇支撑家庭的手工业，然后发展成为大户人家小姐消遣的闺阁绣，再到为统治阶级生产冕服和官服的宫廷绣，供养和满足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绣品的需求。而今天，苏绣开始一方面着眼于国内市场，根据人们服饰的变化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如绣花袄、绣花裙；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外的市场，生产刺绣被面、和服腰带、绣衣等产品，其中和服腰带几乎全部出口日本，这类绣品主要是由当时的苏州刺绣厂生产。苏绣以日用品的商品绣形式进入了现代生活，为社会提供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满足了社会需求，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苏绣伴随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和发展，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并相互促进。以和服为例，日本的刺绣和服集中体现了日用品和艺术品的统一，日本人将他们对艺术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和服上。作为民族服装的和服，是在中国隋唐服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极富日本传统文化特色，千百年来与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直到现在，逢年过节或在婚礼、葬礼、毕业典礼及庆祝会等隆重场合上，和服仍是日本人的首选。和服本身非常讲究织染和刺绣工艺，加之穿着时的繁冗规矩，使它俨然成了一种艺术品。为了使和服完全融入日本的现代社会，设计师不断在花色和质地上推陈出新，将各种大胆的设计运用在花色上，使现代印象巧妙地融入了古典形式之中，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因为它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人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是当前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还是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在它还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的人们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苏绣提供了如服饰等具有生活实际功用的消费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相应地就需要有类似苏绣的工艺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苏绣在古代主要以实用品为主，明代露香园“顾绣”的兴起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使实用品发展到了艺术欣赏品，对苏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生活中，人们厌倦了机械化和标准化，反而追求纯朴简练、宁静致远、回归自然、个性化与原创精神，这种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正好与苏绣等手工艺品所表征的文化相契合。因此，苏绣成为了慰藉人们精神的文化产品之一，精神服务的功能得到加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另外，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绣品，如古代的冕服和名片袋等，作为符号，已成为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凭借。总之，“任何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或风格独特的传统手工艺，都必须形成为新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新产品，去适应和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同样，苏绣的发展必须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文化和生活情境本身。

三、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

从苏绣的生产方式来看，从早期的手工刺绣到现在借助缝纫机进行机绣，再到利用计算机进行电子绣花，苏绣的发展在不断地利用现代科技。虽然机绣和电子绣花不能够完全代替手工刺绣，但可以提高刺绣的生产效率，节省劳动时间，适应了现代发展的需要。在镇湖，值得称道的是采用电脑对刺绣画稿进行辅助设计，它是在镇湖手工刺绣的基础上，对部分环节（上稿）进行的工艺创新，大大提高了画师上稿的效率，从而适应了镇湖刺绣市场的发展。尽管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说明正确处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关系的重要性。从苏绣材料的发展来看，现代科技在开发新材料方面也大有作为。苏州刺绣研究所通过科学实验最近开发出新材料—三叶异形丝，这是对传统材料的一次突破和创新，表明了利用有关技术的新资源以及对现存的、更为地方化的物质材料加以重塑的必要性。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传统手工艺只有经过与现代要素的重新组合，才能融入现代社会。例如，利用电脑在现代服饰上绣出传统的图案，从整体上说，它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传统文化的温馨和慰藉。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关系，任何社会中既不存在纯

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传统技艺的本质特性，相反我们应该运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不断提高我们的传统技艺水平，处理好继承发扬传统技艺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苏绣的发展还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早在清末，沈寿从西方的油画、摄影等艺术中得到启发，发现了“面光者明，背光者阴，阳者明，阴者暗”的光色表现问题，吸收了西洋画中讲究光线明暗的优点，首创了把油画作为刺绣画稿的“仿真绣”，使作品达到立体感和真实感，提高了苏绣艺术的品位和档次。仿真绣的成功“打破了苏绣千年来以中国画为粉本的旧框架，使西洋素描、油画、摄影照片等皆可作为‘粉本’上绷绣制，使苏绣作品的面貌焕然一新。”仿真绣是传统苏绣文化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而进行创新的结果。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不断解构和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文化重构的结果有两种：“其一，某种外来文化取代原有文化；其二，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共存、融合，或者是丰富了原有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形成了新的文化现象。”从苏绣的实际变迁来看，走的是后一条道路。特别是苏州刺绣研究所近年来和美国摄影家罗伯合作开发新产品，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可见，苏绣要发展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不断创新。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是由大量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过程的结合形成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地区既传入外来文化，也保留原有文化，社会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民众的选择也就更多。“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克兰在研究媒体与都市文化以后认为，鉴于少数第一世界（由工业市场经济组成）的支配地位，以及全球性文化再现与美国和西欧有关的一种特殊文化和社会价值混合物的程度，有必要发展融会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对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比，常常会引起文化自觉⑽和民族认同的意识，促使其政府和民众有意地保留甚至加强原有的、传统的文化。费孝通教授指出，要是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够真正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应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真谛。为了认识到地方性知识⑾，做到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再次，需要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只有在从原生态到市场态的过程中保持其文化内涵，只有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只有使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苏绣才能获得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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