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

一

众所周知，巴金的晚婚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少有的。他32岁时才谈恋爱，40岁才结婚，终其一生的爱人只有萧珊。其原因有二：其一，巴金视写作为生命，自从他开始写作以来，“他整天价地，日也写，夜也写，忘记了饮食，忘记了苦痛，忘记了自由。”（1）他为了信仰，为了理想，把时间抓得很紧，担心恋爱婚姻会影响到写作。他在步入老年时还对李黎说过：“工作就是写作。我过去不是写就是翻译，不是翻译就是编，所以时间很要紧，我四十多岁才结婚，怕家庭妨碍工作；每年写上八个月，再到处看看朋友啊，住两三个月。”（2）其二，他认为“爱情不过是生活里的一个小小点缀。它是火，玩火，是危险的”。（3）从巴金的自述中我们知道，他在年经的时候的确无暇顾及个人的感情，为了倾诉自己内心的激情和生存的压力，他几乎废寝忘食地写作和翻译。他的写作虽然都非他个人的自叙传，但几乎都是有感于朋友和家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写作的目的都是基于能给人以帮助。或许是朋友们的爱情悲剧触动了他，使他未曾经历过爱情就如此理性，认识到“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连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得到他的注意了。”（4）

巴金视写作为重恋爱婚姻为轻，担心盲目的爱犹如玩火的恋爱观，在他早期的一些爱情小说中就有明显的表现。如取材朋友桂君的爱情悲剧而写成的《初恋》，讲述了一个名叫唐君的留法学生，一见钟情于法国少女曼丽。正当他们两情相悦时，曼丽却被她冷漠无情的父亲带走，从此音讯杳无，给唐君留下无限的怅惘，十多年了也未能淡忘。朋友们身上接连发生的恋爱悲剧，深深地触动了巴金，使他有意识地关闭起了自己感情的闸门。所以，在他日后的不少作品里，凡是写到爱情时，无不呈现出与事业的矛盾；写到个人时，难以逃脱与家庭的冲突。书信体小说《爱的十字架》，表现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爱只会成为背负不动的十字架。小说写“我”的一个友人，昔日朝气蓬勃。六年前与有“中人之姿”的宝珠结了婚。妻子温淑而善良，岳父母一家待他很好。他与妻一同到南京求职受挫，妻服毒自杀，自己投水遇救，妻妹又爱上了他，愿伴他左右。但他有愧自己的无能，不愿伤害她，独自一人走了。他生命中两个爱他的女人，一个被他“杀”了，一个被他误了，他陷入自责和愧疚中不能自拔，成天借酒消愁，最后，毁灭了自己。现实的冷酷与黑暗使巴金知道，与生存的压力相比，温馨的爱情是那么易碎。1933年创作的《玫瑰花的香》，就表现出为了救治社会而舍弃爱情的思想。小说写钟馨主动送给张文一朵象征爱情的玫瑰花，他们热烈的相爱了。可他们爱的激情却被失业夫妇的哭声、驶过的囚车、长江一带的水灾和工厂的失火等消磨殆尽。最后钟馨不辞而别，留给张文清醒的惆怅。

舍弃爱情固然是生活的无奈选择，可保持爱情走向婚姻，其结局也未必称心如意。巴金在《一个女人》中就表达了这种思索的结果。芸和剑风结婚后和大家疏远了，生活的压力使他们的身体江河日下，日见衰老，再也找不到从前朝气蓬勃的影子了。《春雨》则通过兄弟俩不同的人生之路，再一次论证了生活的艰难，爱情婚姻和事业的矛盾。哥哥在念大学时与嫂嫂相爱，不顾家人反对组成了小家庭。可美好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哥哥有了孩子后，生活负担加重，患上了肺病，不久就辞世了。弟弟则没有沉浸在个人的感情里，而是怀着希望过上了一种真正的生活。巴金用小说的形式，形象地说明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专注于个人情感的青年男女就是获得了美满的爱情，其婚姻也难以承受黑暗现实的重压。在困苦的生活中，爱情本身不仅会消散，而且还会使人意志消沉，乃至于被生活所吞噬。面对陷入“围城”困境的青年男女，巴金指出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冲出“围城”，确定新的信仰。《化雪的日子》就表达了这种观点。伯和和景芳在大学里自由恋爱而结婚，又一起留学国外。伯和有

了新的信仰，想回国干一番新的事业；可景芳则梦想继续过安定和美的家庭生活。于是，他们之间产生了沟通的障碍，爱使伯和苦恼不已。一对恩爱的夫妻因生活观念的不同，磨擦不断争吵不已，最后两人含泪分手。四年后，景芳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从而也使为了信仰而抛弃温暖家庭生活的伯和形象得以最终完成。

二

在巴金的创作中，他很少将自己的爱情经历写进作品。他小说中留下萧珊影子的只有《抗战三部曲·火》。萧珊在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中参加青年救亡团和战地医院作看护的经历，为巴金《火》的创作提供了素材。巴金后来说：“冯文淑就是萧珊。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火》的第三部，“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5）此外，日军占领广州前夕，巴金与萧珊在逃亡中相依为命的情景，也被他写进了《广州的最后一晚》、《从广州出来》等旅途通讯中。巴金曾说，在那些通讯中，“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6）1939年，巴金在写《秋》时，因“掘发人心”，心情坏透了，幸有萧珊以女性的细腻温情，不时从昆明来信安慰他，才使他度过“用刀子割自己的心”的日子。由于萧珊、大哥和朋友们的友情温暖了巴金，才使他在《秋》的结尾中，一改构思中灰色的结局，而让觉新活了下来，觉民和琴结了婚，出现了一丝亮色。巴金在《秋》的序中写到：“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他为此要感谢的四人中，就有“在昆明的LP”（7）。巴金在感情上是一位真君子，萧珊生前，他忠贞不渝；萧珊死后，他矢志不娶。萧珊去世多年，他还难以忘怀。他在《怀念萧珊》写道：“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虽然巴金直接取材于自己的爱情经历所写的小说不多，但在他的一系列代表性作品里，都有较大篇幅的爱情描写。巴金写爱情，并不拘泥于男女主人公琐屑的感情纠葛，也不着意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与时代社会的深广联系，更不见男女庸俗的亲呢动作和挑逗的性心理描写。他在《〈爱情三部曲〉总序》中宣称：“我并不单纯地描写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而且我还相信把一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楚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讲话，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因为人在“公”的方面善于作伪，而只在“私”的方面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也可以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8）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两性之情，来刻画人物的性格，这就使巴金小说中的爱情描写有别于普通的爱情小说，呈现出独特的风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巴金早期小说中的人物都具有悲壮的理想色彩。《灭亡》中的杜大心在“爱”的观念上，就反映了作者的创作理想。在充满丑恶的社会里，有志的革命青年，不能因温情脉脉的个人感情而淡忘了人生的历史使命。巴金在刻画杜大心这个真诚而带病态的青年革命者典型时，主要是通过他与表妹相爱的夭折而铸就了他对人生的憎恨来表现的。杜大心离家出走后，又目睹了秘书长的小车在大街上撞死人扬长而去的惨象，从而加深了他的愤世嫉俗。他与李静淑的感情使他压制的本能之爱有所萌芽，可好友张为群的死，使他憎恨人生的想法又占了上风。小说中最感人的部分，就是杜大心爱上李静淑后与自己人生观相悖而产生的痛苦。当他决定去刺杀戒严司令时，他却难以割舍内心深处对李静淑的爱。最后，他经过痛定思痛，憎世哲学战胜了爱的牵挂，他为了理想舍弃了爱情和性命。小说正是通过杜大心在爱情上的不幸遭遇和病态心理，完成双重的“灭亡”的题旨：把幸福建筑在别人苦痛之中的压迫者必将“灭亡”，而“对于最先起来反抗压迫的人，灭亡一定会降临到他底一身”。也以此阐发了“灭亡”的意义：后继者将获得新生。

巴金的早期小说以激情取胜，在反映人生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上，恋爱与事业的矛盾是贯穿其中的主线。《新生》中李冷从一个悲观苦闷的个人主义者转变成英勇就义的革命者的主要原因，就是张文珠的爱情催化和感召。《死去的太阳》中吴养清的软弱性格，通过他与程庆芬爱情生活来表现，则显得真实可信。

三

真正展示巴金“灵魂的一隅”（9）的是《爱情三部曲》，因为里面有他个人喜欢的东西。《爱情三部曲》是连续性的三部中篇小说《雾》、《雨》、《电》的总称。虽是以爱情为小说的主题，但它主要写了几种性格。《雾》中周如水“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是通过他在海滨邂逅女大学生张若兰，萌发了爱情，又秉承封建道德观念不敢接受她的爱而留下遗恨的故事来刻画的；《雨》则是通过吴仁民与熊智君和郑玉雯两个女子的爱情纠葛，来表现的另一种人物性格。吴仁民粗暴、浮躁、愤世嫉俗，好与人争论。妻子瑶珠病逝了，恋人郑玉雯嫁给了官僚。落寞中的吴仁民爱上了从前的学生，新寡的少妇熊智君。未想到熊的房东正是被丈夫抛弃的郑玉雯。在痛苦中的郑玉雯重逢吴仁民，旧情复炽，遭拒后自杀身亡。她的丈夫以逮捕要挟吴仁民，要熊智君嫁给他。熊为救吴而违心地嫁给了张姓官僚。吴仁民出于义愤要与之拚命，后在朋友们的劝阻下作罢。吴仁民的性格是周如水性格的反面，但他毕竟摆脱了优柔寡断裹足不前而敢于抗争了，这无疑是一种进步。《电》是巴金最喜欢的一部小说，他在小说里描写的“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是通过一个思想健康、成熟的女革命家李佩珠来表现的。李佩珠在危急关头处事冷静，一切以信仰为行动的指南。在处理与吴仁民的爱情时，她不再象杜大心将爱情与事业对立，也没有周如水的优柔寡断，而是相信爱情会增加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她认为：“爱并不是罪过，也不是可羞耻的事情。我爱他，他爱我。这样两个人的心会更快乐一点。也许我们明天就会同归于尽，今天你就不许我们过得更幸福吗？爱情只会增加我们的勇气。”这种处理革命与恋爱的全新认识，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巴金通过爱情描写刻画人物性格最成功的当数《家》中的青年一代。高公馆里的觉新、觉民和觉慧三兄弟的爱情婚姻遭遇，使人们看到了20世纪20年代旧中国的缩影是何等的阴森恐怖和腐化堕落。在《家》中，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的婚姻、爱情纠葛和不同命运，既是作品描写的重点，也占有较大的篇幅。但巴金断然否定这是一部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通过这三兄弟在爱情生活中不同遭遇的描写，来刻画三种不同的性格，以此表达对封建家长制扼杀人性罪恶的揭露。觉新三兄弟不同的爱情经历和婚姻结局，真实地再现了他们各自的性格，和其性格里蕴含的思想，从而达到了烘云托月的艺术效果。

作为高公馆的青年一代，觉新、觉民和觉慧，不仅有血缘关系，而且都受过“五四”风潮的冲击。但他们的人生道路相去甚远。觉新成了封建家庭的牺牲品；觉民抗婚成功，找到理想的爱情；觉慧却由此冲出了高公馆。巴金通过他们各自在爱情生活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塑造了三个各具特色的艺术典型。作为“长房长孙”的觉新，处境特殊，性格具有二重性。巴金主要通过觉新的爱情悲剧来刻画他的复杂性格的。觉新年轻时热心科学，受过“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与梅表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与此同时，他又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毒害，性格懦弱，逆来顺受。违心地屈从祖父的意愿，放弃了上学和梅表妹的爱情。在“血光之灾”中眼睁睁地看着妻子被迫害致死而不敢反抗。觉新因失去了心爱的两个女人，而对封建家长制有着本能的不满，对自己的懦弱也深感愧疚自责。所以，他对觉民的抗婚和觉慧的出走充满同情并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与觉新的懦弱性格相对立的是觉民和觉慧的叛逆精神。觉民接受过“五四”民主思想的影响，他虽然性格内向忠厚，在追求个人幸福上却执着坚韧。他与琴表妹的恋爱是《家》的主要情节之一。他的性格主要是通过“逃婚”事件而在高家引起轩然大波而凸现的。冯乐山因高老太爷将鸣凤送给自己作小而投桃报李，将侄孙女

许配给觉民。觉民没有象大哥觉新那样隐忍不敢言，而是奋起抗争，采取“逃婚”的方式，“给兄弟们开辟一条新路”。在与祖父对峙的艰难时期，他没有退缩、妥协，而是对维护自己的爱情怀抱信心。他在给琴的信中说：“我已经答应把自己交给你，我决不会再收回来。”觉民态度坚决的反抗封建包办婚姻使他最终获得了胜利，祖父临终前取消了他与冯乐山侄孙女的婚约。但觉民的抗争与反叛，仅仅局限于追求个人的婚姻自主上，而淡忘了人生的其他方面，则未免使他的性格有所局限，也不甚完美。相比之下，“幼稚而大胆的叛徒”觉慧的思想性格则要勇敢深刻得多。巴金虽然也写了他在学校热心学生运动，关心国家命运。但作品的重心仍然是家庭内部的爱情风波以及他与鸣凤的爱情生活。他的叛逆主要体现在对觉民抗婚的支持上。他是高家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公开支持觉民抗婚的人。在觉民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竭尽全力予以鼓励与支持，传递信息。他之所以如此，除了手足情深外，更主要的是受到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在他身上拥有敢于与一切传统习俗和观念作斗争的勇猛性格。他对侍女鸣凤的爱，是基于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真挚同情上的。他离经叛道地爱上婢女鸣凤，在封建大家庭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连略具民主主义思想的觉民也难以理解。然而，觉慧毕竟是高公馆的少爷，他敢于打破等级森严的阶级壁垒爱上鸣凤，但在他的潜意识里仍然潜藏着封建礼教的影响，他不能真正平等地对待鸣凤，也无法真正理解鸣凤的精神痛苦。实质上的主仆关系无疑刺伤了鸣凤的心，使她在被高老太爷送给冯乐山作小而陷于绝境时，却不敢明白地告诉觉慧，只好含着悲愤投湖自尽了。鸣凤的死，虽使觉慧自责和愧疚，但他要献身革命就不能为爱情束缚的思想，使他很快地淡忘了这位可怜的姑娘。不过，鸣凤的以死抗争，使觉慧更加清醒地认识了封建家庭的罪恶和自己的自私。此后，他反封建的斗争更加坚决，在目睹了“闹鬼”风波的丑态和大嫂鲜花般生命凋谢后，最终走出了高家，从而敲响了封建家庭的丧钟。

注释：

（1）夏一粟：《论巴金》，《大公报》副刊《小公园》第1736号。

（2）转引自陈琼芝：《生命之华·巴金》90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9月第2版。

（3）转引自彭新琪：《巴金萧珊之恋》，李存光编选《世纪良知——巴金》28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

（4）（8）（9）巴金：《〈爱情三部曲〉总序》，《巴金选集》第四卷388、397、42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2版。

（5）（6）《巴金自传》232、234；236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

（7）L·P就萧珊小名长春的世界语缩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