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知识)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一、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

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一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还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与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一个新阶段”。因而可以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与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与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在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一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读，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在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在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前者强调经济外交的手段、直接目的及其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区别，后者强调经济外交的作用、功能以及间接的、长远的战略性目的和功用。

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外交能力也大为削弱；因此，开展经济外交，以经济的方式和手段扩张经济势力并扩大政治影响，成为扬长避短的战略选择。美国前驻日大使埃德温·赖肖尔认为：“假如从结果来判断，在战后外交政策方面，很难找到一个比日本更成功的国家了。”

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高坂正尧指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经济中心主义”，无论是内政，或是对外政策的实施及其目的，都以国家经济的恢复和增长作为最主要的目标，都带有极为强烈的经济色彩和功利动因，可以说是一般性政治外交的经济化。而“经济中心主义”的外交战略，又决定了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以“经济开发”为基本特征的原则和方针。经济外交即是战后日本外交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擅长的领域。

二、特定的国内外环境

“经济外交”是战后日本在特定历史条件和国内外环境的制约下，为维护、实现和扩大国家利益而不得不采取，且被历史事实证明行之有效的外交行为方式。

从国际环境看，日本作为战败国，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美军单独占领日本长达6年，撤出后仍留下10几万大军和大大小小几十个军事基地，并与日本签署了对日本的发展起“瓶塞”作用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国际社会也强烈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联合国宪章》的第53条规定了“防止敌国的侵略政策重演的地区性协定”，第107条规定了“对

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本宪章签署国之敌国的行动”，这些针对德、意、日等战败国的“敌国条款”，成为国际社会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强有力的法律武器。日本在政治、军事和安全方面实施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可能性与自由度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无法在政治外交和军事安全领域、运用军事手段扩大国际影响、发挥国际作用，只能另辟蹊径、扬长避短，实行借助经济手段、采取经济方式、突出经济色彩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重返国际社会和海外市场。

从国内条件看，政治上，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对战争灾难的痛惜，使得战后初期的日本国内和平主义思潮空前高涨，产生了“和平宪法”，其第9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以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且宣布“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从国家根本大法、国内社会思潮和政治现状的角度，限制了日本在政治军事领域对外扩大影响、发挥作用、承担义务与责任的行为能力和政策意志，因而不得不致力于在经济领域、以经济方式为主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经济上，日本于1950年代中期完成了战后经济恢复的任务，开始步入经济增长的快车道。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具备了提供ODA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越发展、日本对海外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越大，有必要通过对外经济合作，保障获取海外资源和扩大海外市场，以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是日美安保体制的制度性框架导致的功能性结果。日美安保体制的产生，既是美国出于亚太地区战略自外而内对日本施加压力的产物，也是日本基于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进行的自内而外的主观选择，可以说是内、外两方面动因合二为一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在日美安保体制的框架内，日本外交“对美协调”、“唯美是从”，以牺牲部分国家主权为代价（允许美军驻扎日本并享有治外法权），由美国提供军事安全的保护，日本则在国际事务上追随、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日本政府独立自主地实施政治军事外交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大为降低，只能以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扩展外交空间、实现外交目标，把经济外交作为最主要的行为方式；即使面对政治、军事、安全的课题时，也往往谋求使用经济的方式和手段加以解决，使得经济外交的作用和功能不仅不再局限于纯粹经济的范畴，而且扩大到政治.军事.安全等其他领域，成为战后日本外交的突出表征与核心内容。日本的经济外交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实用主义意图非常明显,此举不仅伤害了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感情,

也使其经济外交的效果大打了折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通过战争赔偿开展的经济外交,最主要目的是通过赔偿开拓输出新市场,推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日本海

外原料市场。日本赤裸裸的商业主义行为,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1974年日本首相访问东盟五国途中,泰国、印尼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日本舆论认为,东南亚反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60年代日本经济对东南亚的进出方式,被东南亚人看做是一种经济侵略。80年代,日本确立了由经济大国进一步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在此战略下,经济外交的政治意味也日益变浓。例如,大幅度增加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就明显带有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争取获得政治支持的意味。在90年代,日本不仅加紧探讨强化经济外交手段作用的途径,而且把这种新思路付诸实施,突出表现为在援助中引进政治标准,积极

运用停、减援助的制裁手段以及政治外交、安全政策与对外援助相挂钩,在南北对话和解决全球问题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对华ODA的政治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随着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及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矛盾,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日本政府企图利用ODA牵制中国,并谋求对华“软遏制”。2000年以后,日本大幅度削减了对华ODA资金额度,并采取各年度采纳项目的单年度方式,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将所谓“中

国威胁论”与对华ODA挂钩的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严重弱化了日本多年来对华经济外交的成果。

三、具体措施

1952年吉田茂在组建第四届内阁时的施政演说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指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1954年,日本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开始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个外交蓝皮书,“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献中。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利用经济外交,对内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外消除侵略战争造成的后遗症,以使日本尽快重返国际社会。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意志和欲望也随之大为上升,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冀图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实行“经济外交”。此时，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但国内资源稀缺，岸信介政府提出“经济外交”口号，即在美国庇护下以经济力量为手段向外发展，达到发展经济、培育国力的目的。经济外交的重点是东南亚。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贸易、投资等向东南亚实行经济渗透。同时还不断加强与美欧的经济交流。

战后日本外交有两大支柱：一是日美同盟；二是经济外交。ODA 则是经济外交中最具战略意义和政治色彩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过来，在经济利益驱动和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导向和外交行为模式，又决定了日本的ODA以“开发援助”为主的特点。

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是以政府为行为主体，民间组织予以协助；以经济手段为主要行为方式，涉及贸易、金融、资金、技术、知识、人力等多个领域；以对外开发援助为中心和先导，以扩大海外市场为直接目的，同时谋求长远的、潜在的政治、军事和安全的战略目标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简言之，就是通过经济行为、经济方式和经济手段的实施，谋求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综合性战略目标及利益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

四、日本经济外交所取得的成绩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开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1、从政治角度看:加速了日本政治大国进程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通过赔偿外交的开展,打开了与东南亚各国的外交关系,从此迈

出了重返亚洲政治舞台的重要一步,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与部分亚洲国家的历史问题,为向世界展示和平主义的新日本,消除战前日本给世界的印象,促进日本重返国际社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经济高度发展后,实力迅速增强的日本加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力度,对外援助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使日本“富裕、爱好和平”的发达国家形象深入人心。80年代,通过经济外交的开展以及强化经济援助的政治使命,日本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对国际社会的贡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日本是“富有爱心”的发达国家,理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国际社会接受日本成为政治大国作了良好的铺垫。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强有力的经济外交使日本从“为国际作贡献”阶段过渡到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拥有较强软实力的“政治大国”阶段,部分地实现了其外交的、战略的意图。

2、从经济角度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日本以对外援助、贸易和投资的方式推进经济外交,成功地使经济外交成为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铺路石。战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占领了东南亚产品市场。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额1955年为384亿日元,实施战争赔偿后1961年猛增至1032亿日元［11］,足见赔偿的功效。赔偿实际上为日本产品特别是当时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机械产品提供了出口补贴,为日本打开东南亚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对外实施了大规模的政府开发援助,通过对受援国附加必须购买日本产品的要求,加之大量的广告宣传,不但使一批企业成功地走向世界成为强大的跨国企业集团,而且使“日本制造”以高端、高品质享誉全球。例如,在上世纪80年代,日元贷款为日本汽车、电子产品独霸中国市场起到铺路的作用。正如当年流行的广告词“有路必有丰田车”所指的“路”就是用日本的援助贷款建成的。自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以来,经济外交对延缓经济的衰退,实现经济早日复苏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促使日本经济逐渐走出低谷,重新走上了增长的轨道。

3、从文化角度看:扩展了文化影响力,促进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日本通过经济外交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的文化援助,促进了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扩大了日本的文化影响,提升了国家形象。基于语言伸展到哪里,就会把所负载的文化价值观带到哪里,日本政府把推广日语看做是向世界传播日本文化,让世界了解日本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出资大力向海外推进日语教育,使海外学习日语的人数猛增。据统计,1990年在海外的日语学习人数为98万人,1998年猛增到209万人。日语学习人数的激增大大促进了日本文化在世界的流行,扩展了其文化的世界影响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日本文化,不但提升了日本的软实力,还极大地促进了日本文化产业的发展,使其在国际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日本的漫画不仅在其国内畅销,而且在亚洲其他地区及欧美拥有广大的读者。根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公布的数据,2003年,销往美国的日本动漫片以及相关产品的总收入为4359亿美元,是日本出口到美国的钢铁总收入的四倍。

五、日本开展经济外交的制肘因素

虽然日本的经济外交的开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其开展也受到诸多因素的制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错误的历史观”导致了经济外交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沟通基础因日本侵略战争而形成的“历史问题”,已成为日本进一步发展与邻国关系的巨大障碍。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解决,将关系到日本与受害国关系的走向。在日本,由于战后在思想领域并没有对侵略战争进行彻底的总结和反省,近代以来形成的战争观、国家观、历史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很多人对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分认识模糊,认为战争只有“胜利的战争”和“失败的战争”之分,这也是日本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舆论基础。至今,日本国民中仍有人认为,日本发动对亚洲的侵略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战犯受到惩罚只是因为日本战败而已,“如果日本战胜了,那些甲级战犯都是英雄”。部分日本人对待历史的错误态度不仅令受害国人民难以接受,也违背了人类普遍认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理所当然地遭到世界各国特别是东亚邻国的强烈反对。日本经济外交一直没有解决二战侵略在亚洲民众心中留下的阴影,也难以在舆论塑造上跨越历史问题。因为经济外交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与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近年来,日本首相屡屡参拜靖国神社,这种恶劣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外交的作用。

日本在经过1955-1973的经济增长的黄金期之后，经济总量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把交椅的宝座。美日的贸易摩擦从无到有，并有增大趋势。而经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日元的被迫升值，新中东政策等较量，日本的离心已成为一种必然。因为美国随着自身实力的下降已经无法再以特殊的方式扶植日本经济。但是，此时的美苏争霸态势，苏攻美守迹象明显。美国此时更需要日本在各方面的有力支持。而此时的苏联，在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通过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而中国此时开始了改革开放，与美国关系缓和，而日本对于中国的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美国政策影响的。因此，中国既在积极争取这一近邻政治关系的正常化，更在争取经贸上往来的加深。由此可见，日本在此时，不论是在中美日还是苏美日三角关系中甚至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便是大平首相提出综合安区保障战略的重大实际考虑。其中采取多种手段应付新出现的综合威胁，加强日美欧三方协作，特别是日美的合作关系，并有节制的扩充防卫力量等方针，都体现了在变化了的现实的基础上，日本对外战略选择中自主性的增强。不是被动的接受美国的恩惠，不是被动的成为小伙伴，不是被动的选择应对摩擦，而是主动地确立双方平等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加强这一关系。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主动选择伙伴、选择关系定位，这都成为日本以后外交实践的真正榜样！

2、经济外交受到政治外交的强有力牵制

在外交实践中,经济外交和政治外交两方面相互作用、协调,共同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实现。而日本的外交则反映出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性。“经济外交服务于政治外交”是日本既定的外交基本原则,当前日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把日美关系置于首要位置。“日美基轴”使得日本的经济外交服从于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将“日美利益”凌驾于各国利益之上,造成亚太地区的安全困境和力量失衡,不利于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傍超级大国”外交固然有益,但其不对称性也削弱了日本外交的独立性。虽然日本声称日美同盟和国际协调并举,但在两者发生冲突时,日本常唯美国马首是瞻,为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时常牺牲本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且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日美同盟使日本在国际上开展经济外交的回旋余地大受限制,经济外交的效果也大打折扣。

3、强烈的经济与政治动机严重影响了经济外交的效果

日本的经济外交往往伴随着强烈的经济和政治动机,实用主义意图非常明显,此举不仅伤害了受援国的经济利益和民族感情,也使其经济外交的效果大打了折扣。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通过战争赔偿开展的经济外交,最主要目的是通过赔偿开拓输出新市场,推动日本产业结构升级,建立日本海外原料市场［14］。日本赤裸裸的商业主义行为,引起了东南亚国家的普遍不满。1974年日本首相访问东盟五国途中,泰国、印尼更是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示威。日本舆论认为,东南亚反日运动的主要原因就是60年代日本经济对东南亚的进出方式,被东南亚人看做是一种经济侵略［15］。80年代,日本确立了由经济大国进一步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战略目标。在此战略下,经济外交的政治意味也日益变浓。例如,大幅度增加对非洲各国的援助,就明显带有在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争取获得政治支持的意味。在90年代,日本不仅加紧探讨强化经济外交手段作用的途径,而且把这种新思路付诸实施,突出表现为在援助中引进政治标准,积极运用停、减援助的制裁手段以及政治外交、安全政策与对外援助相挂钩,在南北对话和解决全球问题等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等等。对华ODA的政治化就是极具代表性的例子,随着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及中日两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矛盾,日本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对日本构成了威胁,日本政府企图利用ODA牵制中国,并谋求对华“软遏制”。2000年以后,日本大幅度削减了对华ODA资金额度,并采取各年度采纳项目的单年度方式,日本国内不断出现将所谓“中国威胁论”与对华ODA挂钩的言论,极大地影响了中日关系未来的走向,严重弱化了日本多年来对华经济外交的成果。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班级：汉语言082班

姓名：陈飞飞

学号：200804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