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读后感

留些出路

近期拜读了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此书是我阅读的进度为最慢的，因为每读一段都要思考良久，与种种现状对比揣摩，似乎看到后人评价我们的制度一样。钱穆先生享誉海内外，拥有很好的历史视野，李敖先生也受其影响，至于后来李敖评价钱穆没有成为真正“一代儒宗”，另当他论（“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成了个假。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摘自《李敖的冷眼狷行》）。

此书本是五篇演讲稿，钱穆先生只讲了历史上五个主要朝代——汉、唐、宋、明、清，从四个方面分析——政府机构、赋税、考试和选举、兵役，这样大抵能看出一个朝代的概貌。其他方面涉略不深，只是对考选有所感触，故而闲言片语，以飨看客。

在汉代，设有太学，有三种方式来选拔人才。一种是策问，就是如果皇帝死了，或遇到天灾，政府就下诏选举人才，问他们解决问题的对策，贤良们提出建议为对策；第二种是遇到国家有大事时，需要特殊的人才时，如出使外国，可以推举有外交才能的人或认为自己有这种能力自荐；再一种是选举孝廉，诏令地方长官考察本地的有名的孝子和廉吏。不过到了后来形成了由教育、行政实习、选举和考试组成的选拔体系，“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考试，然后才始正式入仕”，最终进入政府的都是读书人，汉代政府就是一个“士人政府”。但在汉代后期，经过长期的演变，举孝廉成为了主要的仕途道路，并且要是读书人，当时印刷术还没发明，书籍很少，一般家庭的孩子很难有书读，渐渐地形成了门第社会，只有那些出自大门第的人能进入官府，掌握政权。这证明了制度是不肯能一直是好的，需要不断地完善。

在魏晋南北朝，使用的是陈群设置的九品中正制，后来此种制度不再适应形势，唐朝就开始了科举制度，这在当时是非常进步的，科举实际开放了政权，刚开始时是有利于平民子弟进入政府的，后来应考的人越来越多，政府只好不断地增加职位，以至于冗员太多，这又是制度建立之初所没有想到的。

宋代的考试制度较之唐朝更加严格，内容上不考诗赋而考经义，本意是变学究为秀才，却难料反而使学生从秀才变学究。宋代由于军事羸弱，文化却较繁荣，盖因开国之初，宋太祖就立下家训：不准杀一个读书人。尚文轻武的思想形成了这等局面，当时就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俗语。唐朝穷兵黩武，如果没有宋代的文化坚持，中国的历史文化就要断裂，经历了五代十国的黑暗，在宋代能达到复兴，我们应感到庆幸。

到了明朝，就有了饱受诟病了八股文，我们一直批判科举其实是批判八股，科举并没什么坏的，大家只是埋怨八股把学生禁锢在定式里，不过那也就是当时的一个标准，本意还是要选拔人才，只是后来演变超出预料。明朝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翰林制度，这项制度还荫庇了清朝，考取进士后，进入翰林院，就有保证以后做大官。在中央留几年，这几年一面读书修学，一面获得政治知识，这就是在培养人才了。他们或在会馆，或在寺院，寻师觅友，买书籍，逛琉璃厂，买古董；或去大臣家里教私馆；或游历各地风土人情，考察社会。然而他们负有清望，国家能担保做大官。虽然《范进中举》让我们觉得这种一劳永逸的制度有其弊病，但明清两代许多大学问家，大政治家多半是从进士翰林出身，并不是我们想的那些士子十年寒窗只懂八股，书呆子一样。

清朝大抵和明朝一样，唯有变化就是文字狱很重，人才尽可能从满人中选，只有到了后

期，迫不得已才任用一批汉臣，这与清朝的统治政策是分不开的。

按照钱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政治制度是汉朝的地方行政最好，“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唐朝的中央政府三省制度比汉有进步；宋代又贫又弱，政治也没有建树，唯独文化传承可圈可点；明朝之初就废除宰相，流弊甚远，故而明朝的政治是为倒退了，更甚者，官场里形成以流品分界，官与吏不相干，行政效率大为降低；清代统治者本把中国当做殖民地，并不平等对待，官员的设置也以满族为主，没有什么可评价。

及至先今，大学扩招，可招录公务员计划又越来越限制应届毕业生的报考，这种官员的培养并不由政府管理，而是由学生自己在社会上积累经验，各处求职，两年之后再来报考。我不知这种的培养模式较之明清是进步还是倒退，只知道把压力转化到毕业生身上，而国家只是坐享其成，大学生的就业去向促生了很多问题。当然不能为了解决就业就使政府机构臃肿，但应该保证一定的职位。坐火车时遇到刚高考完的家长带着孩子参加某高校的面试，憧憬着孩子以后多么多么出息，这是千万个家庭的写照。如果四年之后，毕业了达不到预期，中国社会将出现多么大的不稳定。现今已经出现读书无用论，某地已有相当数量的高中生放弃高考，这种关乎国家前途的事应当引起相关决策者的注意。

附一些钱穆先生在书中的话，与大家分享

皇权和相权之划分，这常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

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

我们看历史上一切制度，都应该注意到每一制度之背后的当时人的观念和理论。

中国决不是一个无制度的国家，而每一制度之后面，也必有其所以然的理论和思想，哪可轻轻用专制黑暗等字面来一笔抹杀？

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

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进。

至少他们（汉代统治者）懂得皇权之外有相权，至少已懂得皇室之外有政府了，至少他们已懂得政府用人该有一客观标准，不能全凭在上者之私心好恶。

但唐代已不是汉代的老样子，老制度，它又换了崭新的一套。直到待唐代的新制度又出了毛病，宋代又换了一套。此下明代，清代也如此。只因我们此刻不看重历史，不研究历史，所以说中国自秦以下两千年政治都是一样，都只是专制两字已可包括尽了，其实不然。

中国人认为只要其人是贤者，就能够代表多数。不贤而仅凭数量，是无足轻重的。（中国没有产生民主制的原因之一）

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中央集权不是件好事，而中央集才也不是件好事。

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

科举制度显然是在开放政权。

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最堪研寻的一个大题目。

每一制度也必待其他情况之配合。若其他情况变了，此项制度之功效及性能亦将随之而变。

中国在唐代穷兵黩武之后仍没有垮台，中国的历史文化依然持续，这还是宋代人的功劳。

不该管的事而管，不该揽的权而揽，此是权臣，而非大臣。

地方政治干得好，天下就太平。地方政治干不好，天下就大乱。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若说政权，则中国应该是一种士人政权，政府大权都掌握在士——读书人手里，从汉到明都是如此。

中国历史上只有造反，而无革命。（到了清朝，却就是革命了）

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