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在艺术领域的运用

心理学在艺术领域的运用

人的行为活动源自心理，心理学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非常广泛。尤其是现在人们越来越注意到，人的心理，简直是一个功能神异的魔瓶，任何东西进去时一个样，出来时就成另一个样，甚至能面目全非、脱胎换骨。作为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艺术领域，心理的作用尤为神奇，影响着创作者与观众的艺术体验。

首先，人类独特的心理活动，源自人是情感的动物。从广义上看，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情感的艺术，没有情感也就没有艺术。在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中，始终起重要作用的心理要素就是情感。所谓情感，是指人的喜、怒、哀、乐等心理形式，它反映着人对外部世界的对象和现象的主观态度。这即是说，情感是人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符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所做出的一种心理反应形式。这一解释告诉我们，情感的产生密切相关着主体的需要。心理学家的大量试验又证明，需要越迫切，越强烈，对与需要相关的客观事物的情感或情绪反映也就越强烈，因此，这类事物唤起情感的机会和可能性也就越大。情感的类型也有多种分法，我国古人早在《礼记》中就提出了七情说，即喜、怒、哀、乐（或“欲”）、爱、恶、惧。现代心理学家汤姆金斯假定存在着八种原始的情感，即兴趣、欢乐、惊奇、痛苦、恐惧、轻蔑、愤怒、羞怯。后来，伊扎德在汤姆金斯的八种基本情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厌恶和内疚两种情感。而艾克曼则提出最基本的六种情感——快乐、惊奇、厌恶、愤怒、惧怕、和悲伤。情感的生理反应模式的存在，使情感类型的划分有了更深层的依据。这使我们有理由确认，不同类型的艺术需要，总是关联着需要主体的不同的生理模式的。比如按照类型来划分，我们就可以依据不同的情感类型把艺术需要划分为喜悦的艺术需要、惊奇的艺术需要、痛苦的艺术需要、愤怒的艺术需要等等——我们按情感类型划分艺术，需要，并不是说，在每一类艺术需要中，都只能有一种情感活动。我们这样来分类，就是在深层中取其生理的依据：在这样的一种生理模式之内，

这样的一种情感就构成这一类艺术需要的基本情感或主导情感。但这只是深层的，而在较浅的层次中，还有其他的心理反应模式在起作用——任何一情感的产生，不仅有其生理依据，还有其心理依据，因此也就可以相伴随地活跃着其他情感。比如惊奇的艺术需要，使惊奇的欣赏或创作就格外倾心，但这丝毫不妨碍他在创作或欣赏这类作品时，会有喜、怒、哀、乐等其他情感的奔涌起伏。看《三国》而落泪者，恐怕不在少数。以某种情感为主导的关系，恰似河水的深流与浅波的关系：深流是稳定的，而它的浅层却随风波动，汹涌于起伏变化之中。

艺术的需要也是情感的需要，诸如音乐表现情感，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以其美得令人神往而流传于世。贝多芬是在怎样一种需要的冲动下，写这首曲子的呢？有这样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贝多芬有一天晚上在波恩郊外散步，突然从一个乡下人家的小屋里传出了“F大调奏鸣曲”的钢琴声。贝多芬循着琴音来到窗下，看到弹琴的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少女，旁边一个男人正在灯下做皮鞋。他推门进去，听那皮鞋工人亦即少女哥哥的介绍，原来贝多芬的乐曲竟是那位少女在黑暗中的精神依托。贝多芬大为感动，这是烛火被夜风吹灭，银色的月光静静地洒入，正落在坐在键盘旁的盲女身上，贝多芬感到一种强烈的情感在心中涌动，就在那琴键上流水般清澈地弹出了被后来才命名的《月光奏鸣曲》。另一种说法是，给着乐曲以直接动机的，是左伊美的《祈祷的少女》，当时贝多芬曾这样说：“我在度送可怜的生活。我常在诅咒我自己的生存。倘使我能够，我一定要对命运提出反抗的宣言。然而又时时感到自己是神的最不幸的创造物。”因此很多人断言，“月光曲”是他当时苦恼心境的写照。还有一种说法是，当时贝多芬正与一个从意大利迁居来的伯爵的女儿恋爱，爱的光辉充溢着他的心灵。然而，当时的习俗是不允许贵族女儿与平民结婚，于是，被爱的激情所燃烧，贝多芬便写下了这首《月光奏鸣曲》。这一说得最有力的证据，是此曲的第一版明确地写着：“奉献于朱丽埃塔·居奇亚迪”。究竟这三种说法哪一种准确，也无须考证，只需从中体会到，《月光奏鸣曲》正是贝多芬涌动的情感，和他内心外露的写照。

在艺术理论上看，郭沫若也曾强调指出：“我们知道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的。文学家把自己的感情表现出来，而他的目的——不管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总是要在读者的心中引起同样的感情作用的。那么作家的感情愈强烈、越普遍，而作品的效果也就与就愈强烈、愈普遍。”很多的国外艺术家也曾指出类似的观点，狄德罗说“根据情感和兴趣去表些，这就是诗人的才华”；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列夫·托尔斯泰说“人们用语言互相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等等。他们都是强调了艺术家所以要进行艺术创作，就是因为有情感需要抒发；艺术之所以为艺术，乃是因为它抒发了情感；而人们欣赏艺术，也总是要从中受到情感感染。因此，艺术的以情动人，情感因素是艺术创作中具有感染力的主要因素。

其二，是能力，人们从事艺术活动的自身情况是很有差异的。节奏感差的人不可能成为作曲家，也很难渗透地进行音乐欣赏；一个色盲的人，在掌握和运用绘画的色彩规律上就先天不足，即使他可以成为一位画家，也绝不会成为一个用色彩去表现情感的水彩画家或油画家。这是自然条件所造成的艺术活动的局限。此外，后天的学习和修养，也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艺术活动。我国当代著名美学家王朝闻，曾是个有成就的美术家，而且，他的表演才能也不错，据说年轻时他在话剧中扮演一位老长工，竟用自己细腻的表演感动得观众泪流满面。这应该是很好的先天条件了，可是，为什么他终于没有成为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或演员，而成了一位杰出的美学家呢？这就是后天的学习、修养，以及自己的兴趣所致。由此看来，从事艺术活动既需要先天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条件，这两者综合，就构成了艺术活动的能力。

能力的概念很复杂。一般认为，能力是一种心理特征，使顺利实现某种活动的心理条件。例如，绘画这种活动要求形象记忆、色彩鉴别力和视觉想象力等多种能力的总和。能力总是与知识、技能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能力是掌握知识、技能的必要前提。没有起码的感受力、记忆力，感性知识就无法获得。没有一定的比较、抽象和概括能力，理性知识也难以掌握。同时，掌握知识过程也会导致能力的

提高。但二者的发展却可能不一致。在不同的人身上可能具有相等水平的知识、技能，但他们的能力不一定是相同水平的；而具有相同水平能力的人也不一定能获得同等水平的知识和技能”。这说明，任何活动都以具有一定的能力为条件，能力是多方面心理特征的总和，它具有先天素质与后天知识的个性差异。

那么，艺术活动的能力也变成为满足艺术需要、进行艺术活动的基本条件。而这方面的能力差异，也便导致满足艺术需要的方式与程度的差异。

心理学所指出的能力的差异，在艺术能力上表现得也很明显，这与艺术活动对于人的先天素质和后天教育更为特殊有关。所以在艺术实践中，我们便随时可以看到，在某一主体身上已经相当强的某些艺术能力，在另一主题身上却可能完全没有。比如罗丹的雕刻能力，在写作能力卓绝的雨果身上就很少存在。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同一主体身上，不同艺术能力的差异往往也是相当悬殊的。安徒生的童话写作能力强的令全世界瞩目，可是他的表演才能却极其平庸无奇，以至他百折不挠却始终未在舞台上方出丝毫光芒。

艺术能力的有无与差异，必然使得主体在选择满足艺术需要的艺术活动时表现出差异。徐悲鸿和郭沫若，当他们的“自我”受到当时环境的压抑时，都曾产生过相同的艺术需要，可是在徐悲鸿那里，他基于自己的能力所长，选择的是绘画的艺术活动，而郭沫若则投身于诗神的膝下。这种基于能力对于满足艺术需要的艺术活动的选择，就正是艺术动机。需要、能力和动机，它们之间有一个定向反应，一定的艺术需要总是向着所具艺术能力的方向形成艺术的动机。没有某一方面的艺术能力，艺术需要再强烈，也不大可能会产生这方面的艺术动机。

其三，是艺术的知觉。这是心理学在艺术领域应用还有重要一点。知觉是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感官而在头脑中产生的对事物整体的认识。其中整体性是知觉的一般特性。知觉的对象具有不同的属性，由不同的部分组成，但是人并不把知觉的对象感知为个别的孤立部分，而总是把它知觉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知觉的这种特性成为知觉的整体

性。

知觉的整体性有两种情形，一是能从杂乱的背景中，把各种相关的因素突出出来使之构成一个整体。比如在一幅色彩斑斓的绘画中，我们能根据一定的色彩关系，区别出其中的人、树、山、云；我们在闹市走过，在摊贩的吆喝声、行人的说笑声、器具的碰撞声、汽车的鸣叫声中，能够准确无误而且毫不费力地抓住一曲从某家餐厅里飞出的音乐并加以欣赏。一是知觉能够经由若干局部便把握到对象的整体，而且，这种把握到的整体主要的不是来于联想，而是来于地道的知觉。比如我们面前放着一只箱子，只能看到一两个面，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个面，可使我们由此可以知觉到这是具有六个面的立方体；一座亭子，被葱郁的树木遮掩，只露出一顶红的翘檐，我们却可以根据这“万绿丛中一点红”，知觉到遮住的亭柱、石阶、甚至亭柱上的疤痕。由此可以看出，知觉的整体性在于它能够从整体结构上把握对象。艺术知觉作为知觉，当然也总是从整体结构上把握艺术对象的。我们在欣赏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时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悲哀、痛苦、幻想和斗争，所体验到的那种时而是死亡的沉闷，时而是仿佛晨风轻拂般的清新、愉快，时而是愤怒和雄健有力的抗争，绝不是来自那些零乱的音符和那些不同乐器的高低不齐的声响，而是来于按一定的结构规律组成的音乐整体。同样，我们欣赏徐悲鸿的《风雨鸡鸣》，也没有谁会怀疑从画幅上所感受到的雄健亢奋的气势，是来自这整幅画的精心构图——那由墨的基调所构成的雄浑的韵律；那由石、有标示着风雨骤至的摇曳倾倒的草所构成的环境与那迎风雨而傲立石上引颈长啼的雄鸡所构成的鲜明对比。即使是娴熟的技法、老练的题字，也只是因依了那整体结构才获得了生命的活力。

最后，是艺术的性格，这是一种与社会相关最密切的人格特征，在性格中包含有许多社会道德含义。性格表现了人们对现实和周围世界的态度，并表现在他的行为举止中。性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有它一定的形成过程。它的形成，由于是整个生活经历在个性心理上长期雕琢的结果，因此它根深蒂固、不易变动。性格的改变需要内力与外力，也需要时间。当然，这个过程不排除飞跃的形式，但即使是飞跃，也

不是一顿而起，它仍然需要有充分的准备。优秀的艺术大师们都着力处理人物性格的变化，尽可能把性格化的内在于外在依据表现得充分有力，艺术地再现性格变化的复杂过程。比如《水浒传》中林冲的性格变化过程；《红楼梦》中贾宝玉的性格变化过程；《祝福》中向林嫂的性格变化过程；等等，这些过程被写得如此淋漓尽致，以至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生活变化史，主体对于环境的同化与调节相统一的心理发展史。

不过，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于某些重要的人物性格的变化过程并不是详细地展示，而是抓住这一转变过程中的几个甚至一两个转折点，借助一种奇妙的力量，似乎就那么一悠一荡，性格的转变就完成了，欣赏者欣赏起来，也感到入情入理，恰到好处。这种“奇妙的力量”就是情感。比如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其中聂赫留朵夫这一形象，他由一个放荡花花公子变成一个在道德上追求自我完善的新人，这是性格的巨变。可是作者所揭示的引起这种变化的动因却很简单——审判玛丝洛娃，让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再如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中屈原这一形象，他一天中的生活遭遇，就使他的性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重新认识了楚怀王、南后、宋玉这许多人，也重新评价了婵娟的崇高品德，并发出了《雷电颂》那样的震撼人心的控诉。曹禺的名著《雷雨》中四凤也是如此，仅一天的时间，她就由一个充满幻想的，天真无邪的女孩子转而灭绝了一切希望，甚至走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