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小名

中国人的小名

中国人给孩子起小名，历来很讲究。有的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特意起个难听的名字，比如狗剩。意思是这孩子是狗吃剩下的，神灵们就不要了。希望孩子健康长寿的，就起个宝柱。以前的医疗水平低，孩子的成活率自然也低。提心吊胆的父母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在名字上下功夫。一些富贵人家，害怕孩子命薄，承受不住那么大的富贵，便给孩子起个平常一点的名字，意图把富贵压一压。或者起一个不起眼的名字，免得神灵们发现。万一被神灵们发现了，该把孩子的命索去了。也有人因为孩子体弱多病，求别人给个名字。《红楼梦》里的巧姐，就是王熙凤求刘姥姥给起的，她说：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她。期盼儿子的人家，便把女儿叫跟兄，来小，招弟。一群如花似玉的女儿们，被父母忽略着，连个好听的名字都没得到。女儿们自己也像做了错事似的，几乎承包了全部家务。看孩子，做饭，洗衣服，做针线活...... 这么说吧，以前的闺女，结了婚就能操持家务，不用现学。没有儿子的父母，在期盼中艰难地活着，这一生就在期盼中荒废掉了。也难怪他们那么期盼儿子。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儿子，养老送终需要儿子，传宗接代更需要儿子。在南方，家里如果没有男丁，是进不了祠堂的。以前女人的地位没有现在高，结了婚就很少回家了。俗话说，嫁出去的

闺女，泼出去的水，家里的事，什么也指望不上她们。穷苦的农民，企盼下一代过上丰足的日子，便给孩子起个满仓。可是靠天养活的庄稼们，并不因为有人叫满仓就丰收。生产力的低下，苛捐杂税的重压，时不时的战乱，各种运动，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改革开放以后，农民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现在我们常说，农民工如何如何苦。的确是苦，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改革开放以前，还不允许农民出来挣钱呢。他们的命运，都系在那个小小的户口本上。持有农业户口的人，进不了企业，所以他们没有条件进城生活。即便进了城，也没有饭吃，因为他们没有红本粮，也就是城市供应粮。即使能在市场里偷偷买到粮食，也难以生存下去，因为他们没有生活来源，那时候不允许个人经商。即使这些都不怕，硬往城里闯，政府也不允许他们随便进城生活。说不定什么时候，会把这些盲流，强制遣送回去。也就是说，他们生在农村，就永远是农村人，而且世代如此。除非他考学出来，或者有特殊门路，把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简称农转非。这么一比，就知道了。允许他们出来了，就是一种进步。北京，上海，广州，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他们都可以扛上行李就走。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那时候，要是没有生产队的介绍信，连旅店都住不进去。可以想象，这些农民朋友，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时候，第一次给家里寄钱的时候，双手一定在颤抖，那颗心，一定在嘣嘣乱跳。当然，允许他们走出

大山，仅仅是解决温饱的第一步。他们前方，注定有许多坎坷，如我们今天见到的一样。二还有一种风俗，用爷爷的岁数当小名。孩子出生的时候，孩子的爷爷七十六岁，这孩子就叫七十六。如果姓赵，如果没有其他大名，那他就叫赵七十六。我以前当会计的时候，就在一张支票上看过赵七十六的名章。他是一家集体企业的厂长。后来这个企业被市里关闭了，工人被下岗回了家。赵七十六花了四十万，就把那个厂子买下来了。听说，光是库存积压的产品，就超过了四十万，厂房和大院是干赚。也有按孩子出生时的分量起小名的。出生时是几斤，就叫几斤。鲁迅小说里有个人物就叫七斤。九斤老太是七斤的母亲。六斤是七斤的女儿。祖孙三代出生时的重量，一代比一代轻。这当然都是鲁迅设计的。对世事不满的九斤老太，便把这个也当做一个不满的理由，动不动就说：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村里人把七斤的女人叫七斤嫂。绍兴新建的鲁迅故里，有一个卖土特产的女人，很会经商，她把自己的摊位叫七斤嫂土特产，以此吸引鲁迅的崇拜者们。很多人只有小名，没有大名。父母给的小名无论好听与否，一用就是一辈子。有的人甚至连小名都没人叫。韩家的老大，人们就叫韩老大。关家的老三，人们就叫关老三。什么王老六，张老五，刘老七。结了婚的女人不但名字没人叫，连姓都隐去了。嫁给了韩老大，女人就叫韩老大媳妇。孩子大了，她又是孩子他妈。半老的时候，也叫老韩婆子。再老

点，就是韩大妈。彻底老了，就是老韩太太。忆起小时候的街坊邻居，老太太们本身姓什么，我一个都不知道，更别说名字了。可见大多数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以前的以前，更没有。她们只属于她的家庭，只为一个家庭活着。再具体地说，只为传宗接代活着。我大娘没有大名，登记户口的工作人员，就在户口一栏写上：包马氏。包是我们家族的姓，马是大娘本人的姓。那个年代有不少这样的名字：张刘氏，王康氏，关卢氏。这其实不是名字。三我母亲的大名，也是登记户口的时候起的，起的是正式名字。她小名叫陶拉，蒙古语的音译。我知道母亲小名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这个名字，显得人很年轻。想起这个名字，就想起母亲年轻的时代。母亲年轻时生活的地方，属于伪满洲国。母亲的婚姻，与一次招募女兵有关。伪满洲国军队到村里招募女兵的时候，听村长说母亲符合当兵标准，就领着人到母亲家里征兵。外祖母听说征兵来了，吓坏了，赶紧说：我闺女要结婚了。征兵的人知道外祖母在撒谎，就问：和谁结婚？外祖母哪见过这阵势，腿都吓哆嗦了。可是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圆谎。她突然想起陈窑有个26岁的木匠没结婚，在城里的木匠铺工作，还是个姻亲，说闺女和木匠结婚，木匠家里指定不能否认。于是就说：和陈窑的木匠。村长也认识那个木匠。听外祖母这么一说，便信以为真，把征兵的人领走了。躲在豆角架里的母亲，被外祖母喊出来的时候，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

不出来。母亲后来真和那个木匠结婚了，并且生育了我们。许多年以后，我走在陈窑的路上，曾有人问我：城里来的？谁家的？我说老包家的。奥，木匠的丫头。那个人羡慕地说。我便因此自豪起来，再有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包木匠的丫头。父亲的小名叫喜柱，16岁的时候，便带着自己的小名进城学徒。木匠铺的师傅给父亲起了大名。他们这茬徒弟都犯风字，属于风字辈。1951年，几个木匠铺合资成立一个木材加工厂，父亲便随着木匠铺进了工厂。我不知道父亲和那些风字辈的木匠们怎么建设的工厂，但我知道很多人的手指，被电刨子刮断了。父亲的手指也断了两根。他们都没有工伤待遇，他们也没想享受工伤待遇。因为他们是为自己建设的工厂受的伤。可这个工厂后来被卖掉了，和赵七十六领导的工厂一样，被卖掉了。父亲不知道工厂被卖掉。很多风字辈的木匠都不知道工厂被卖掉。七十年代中期，父亲就离世了。父亲和那些早逝的风字辈木匠，是不幸的，没赶上改革开放以后的好日子。但他们又是幸运的，没经历下岗的阵痛。他们是带着满腔热爱，离开的人世。下岗的阵痛，风字辈的子女们替他们经历了。一垛一垛的木材，一架一架的机器，一排一排的厂房，一库一库的产品，连同用过的办公桌椅，突然间，变成别人的了。嘶鸣了几十年的电锯，在厂长宣布关闭那一刻，戛然而止。风字辈的子女们，一时间不知所措。他们赖以生存的工厂，突然不要他们了，这让他们

难以接受。他们在厂长办公室门前围着，不肯离去。他们想弄明白，好好的工厂，怎么说黄就黄了。他们舍不得扔下这个工厂，这是他们和他们的父辈一起建设的工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他们在这里上班，不仅仅为了谋生。计划经济体制的多年教化，使他们觉得，人必须得有个正式工作。有正式工作的人，才有社会地位。而这个正式工作，只能是国营或者集体的单位。他们以为，这个正式工作，是国家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里工作，也就是为国家工作。他们把自己的心灵交给了工厂，工厂成了他们的精神寄托，并且主宰着他们的灵魂。他们不知道离开工厂之后，生活怎么往下进行。要是他们想单干，早就单干了。有些人这才后悔，早知道这样，不如早点下来了。守着守着，倒把工厂守黄了。这种挫败感，令他们懊恼不已。他们在工厂院里站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吵吵着，发泄着心中的不满。他们的心，丝丝地痛着。那种痛，与断指不同，那是一种撕心的痛。他们终于拿着几千元下岗补偿费回家了。他们只知道自己手里的钱少，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们压根就没想过，企业的资产，是否有他们一份。四很多人像父亲一样，走出大山之后，才有了大名。他们荣归故里带回来的不仅是荣誉，还有一个高雅响亮的大名。也有很多人一去不回，只把一个小名留给故乡。萨日朗的前夫，就是一个留下小名的人。萨日朗只知道他当兵走了，却不知道当的是什么兵。萨日朗的

家乡被日本人占领以后，萨日朗便抱着几个月大的婴儿四处流浪。走到一个小村子的时候，再也走不动了，就靠着一截院墙，坐下来歇息。一个老太太从院里走出来，把蓬头垢面的萨日朗让进屋里，拿出饭菜让她吃了。见萨日朗的体力恢复过来，老太太又端出一盆热水，让萨日朗梳洗。一个年轻美丽的蒙古族女人，顿时把屋子照亮了。那个老太太是我外祖母。萨日朗后来成了我舅母。解放以后，萨日朗舅母托人打听过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她带来的婴儿长大以后也四处打听，都没有那个军人的消息。那个留下小名的军人，一直也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