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主义解读

摘要：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被认为是具有女性觉醒意识的代表作，作品描述了18-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日常生活，体现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柔弱气质、他者角色和依附地位；再现了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从属生活以及简奥斯汀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获得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女性觉醒意识。

关键词：女性主义；女性意识；男权社会；社会地位

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发表于1813年，是作者最早创作且最成熟的作品之一，但很长时期未引起文学界的注目。早期的评论认为她描述的世界太有限，只是对日常生活的简单而真实的描述。直到20世纪，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批评家认为奥斯汀是批判当时社会的反叛女性主义作家，她的主题是揭露妇女在父权社会中所受的种种压迫和歧视。1932年，丽贝卡韦斯特在小说再版前言中赞誉简是“非常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她把“强烈的情感和大胆的思想”付于一场妇女社会地位的讨论之中。[1]（P221）1973年，I loved Brown声称，奥斯汀与她同时代的女性主义作家雷同，都是对当时以男性为主的家长制社会的挑战。Warren Roberts也称奥斯汀的作品中“文雅”的女性世界，表现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

[2](p228)有些男性评论家批评简的作品不忍卒读，因为太女性化了。然而正是这女性化的作品批驳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18世纪时，以弥尔顿和卢梭为代表的男子主义的偶像仍然宣扬，女子的顺从和软弱是吸引男子的手段。启蒙理性思想促进人们对女性生活的关注，但“他们并不要求在法律上和宪法里改变妇女的地位，他们只想用理性的论据驳倒男子的偏见。”[3](p152-153)继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妇女权利辩白》之后，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全面展示了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家里的天使”[4](p168)的悲哀生活，反映了当时妇女的气质、角色和地位，揭示了当时英国社会男尊女卑的现象。在18-19世纪父权文化一统天下的时代，可以说是女权意识萌芽的反映也为后来的女权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女权运动向全世界纵深发展的今天，研究《傲慢与偏见》中的女性生活仍有“饮水思源”般的现实意义。本文将以女性主义视觉为切入点，分析《傲慢与偏见》中男权社会下女性的柔弱气质，他者角色和依附地位，再现当时中产阶级女性的从属生活以及简奥斯汀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获得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女性觉醒意识。一、柔顺的天使

女性柔弱、顺从的气质法国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说“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决定这种介于男性和阉割人之间的所谓具有女性气质的人，是整个文明。”[5]（p309）这位女权主义者精辟的论述揭示了人类女性气质角色的实质。实际上，男孩和女孩以同样的方式用自己的双手和双眼认识世界，形成后来不同的命运处境则完全取决于他们生活的社会文化环境。而“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制造的。”[6](p34)所以男权社会普遍认为女子顺从于男性乃是一种天意，是不可抗拒的命运安排，男女秉性上的这些差异是与生俱来的，女人天生生性温柔，秉性被动，缺乏进取心，没有大志向，更适宜于服从男性的支配。

[7](p15)长期以来，在以这种单一的父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象征体系中，女性追求自我存在价值是根本找不到与之抗衡的理论支撑点，因此即使到18-19世纪时，女性都认同男性身份，以解放了男性作为理想化的女性自我。

《傲慢与偏见》中的简便是柔弱顺从女性的绝佳典型。简是贝内特家的大小姐，她气质性情温柔顺从,体态举止优雅迷人，以仁爱的态度对待整个世界。尤其在处理对彬格莱先生的感情时,她时而暗自憧憬,时而在母亲的刻意安排下欣然赴会,她虽有自己的想法,但却时时顺从于别人的意志。她的性格举止及对感情的态度无不恰到好处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个性定位。此外，出身贵族阶层的达西小姐也是温顺“天使”的代表，“她举止谦和温雅”，“见到新朋友也手足无措”，“极其羞怯”。对伊丽莎白的态度是“她哥哥的夸奖已经足够让她喜欢，…他用那种口吻称赞伊丽莎白，让乔治安娜（达西小姐）也认为她亲切可爱”。[8](p243)由此

可见，虽然达西小姐出身贵族，有着三万英镑的遗产，但她温和谦卑，处处顺从哥哥的意志，她喜欢伊丽莎白是因为哥哥喜欢而不是她自己认为她确实讨人喜欢。简贝内特小姐的温柔、仁爱与恪守妇道，达西小姐谦和温顺以及彬格莱小姐的多才多艺、优雅举止和迷人的体态，都堪称当时妇女美德的范式。如此美丽、纯洁、顺从的女性，肯定是天使而绝非魔鬼。奥斯丁通过描述这些所谓男性心目中的天使，说明由于当时社会鼓励女性扼杀进取心或不外露，从而形成男性好胜，女性顺从的气质特点。但顺从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的压制。所以作者塑造了具有双性化气质的伊丽莎白，她既娴静美丽又自信智慧，是一个具有人格尊严、精神充实、聪明活泼、大方脱俗、智慧理性的现代女性，在心理气质方面具备男性与女性的长处和优点。伊丽莎白果断地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和达西的第一次求婚，明确表示她决不当对男人讨好、百依百顺的附庸。表达了作者不能容忍那种妇女的美德主要在于顺从的观念，从而使她成为向男权制社会提出挑战的一面旗帜。

二、家里的天使

女性次要的他者角色作为男权制话语中的角色是对气质的补充，由于所谓男性与女性气质有着巨大的差异，顺从无知的女性只能担当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类的角色，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是积极进取，智慧的男性之责。[9](p35)角色定位在家庭生活中的女性被冠以“天使”的美称，不过这类天使是无法翱翔于外部世界之中，在家里却是男性世界不可或缺的。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说：“任何男人都不愿做女人，但所有男人都需要女人的存在，感谢上帝创造了女人，大自然是仁慈的，因为他把女人赐予了男人。在这类措辞中，男人一再以天真的傲慢的态度宣称，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出现是必然事实，是一种权利，而女人出现则是个完全偶然的但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同时也是对存在的一种充实。”[10](p166)

男权社会中，女性作为他者，只是主体心目中的客体，只被看成是一种存在而已。这一观点在《傲慢与偏见》的开篇句中得到真实的反映，“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一位太太，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11](p3)也就是说，男人不管有多么成功，多么有钱，还是需要女人的存在，尽管她们永远扮演的是次要的他者角色，是“家里的天使”。既然是“家里的天使”，女性就该学好家政，善持家务，营造一种健康、幸福的家庭氛围。所以中产阶级女性常常被灌输这样的思想，“家是妇女的归宿，家庭是实现自我价值的场所，家庭是妇女为社会福祉的唯一渠道。”[12](p16)妇女不是具有自我独立的身份，只能以女儿和妻子的身份确立自己的社会角色。结婚之前，父亲是他的监护人，她需要做的是学好持家本领，为了更好地扮演家庭角色，她们所掌握的一些实用技能,所要做的工作就是缝纫和针线活，同时掌握一些粉饰门面的才艺，比如唱歌、跳舞、弹琴、绘画等，目的是为了增加自己的魅力,以取悦男性，从而找到有钱的单身汉。《傲慢与偏见》中描写了英国中产阶级淑女绅士们会客、喝茶、跳舞、聊天等谈笑风生的社交场景，展现了年轻女性如何按照男人的价值标准来塑造自己，定位自己的社会角色。彬格莱小姐就是典型的例子，她认为“一个女人必须精通音乐、唱歌、舞蹈及现代语言，…她的仪表步态、嗓音语调、谈吐表情，都必须具备一种特质。”[13](p37)无疑彬格莱小姐是在描述自己，以为自己正是男性所要求的那种多才多艺的女性。但达西却认为精通才艺的女子更应该“有真才实学，应该多读书长见识。”可见当时社会忽视了对女性的知识教育。原因是男性社会普遍认为妇女接受教育应该与男人有关，应该取悦男性，对他们有用，在男人年轻时教育他们，在他们成年后照顾他们，安慰他们，使他们的生活甜蜜幸福。[14](p96)所以说年轻女子婚前所受的教育只是为充当好“贤内助”的角色而做的准备。当她们一旦嫁人，丈夫则是她的保护人，家庭成为她们实现自我的唯一领域。《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太太和婚后的卢卡斯小姐的生活是最好的明证。总之，19世纪初，西方中产阶级的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领域是家庭，未婚前，作为女儿的角色，只为嫁个有钱的人家做最好的准备。结婚后，作为妻子的角色，一心一意照顾家人的饮食起居，为自己儿女们的未来处心积虑。所以

说她们是名副其实的“家里的天使”。

作者精心塑造的伊丽莎白形象却与众不同，她具有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企图建立双重性别角色。她不愿把时间花在才艺的练习上,更不愿以此来取悦男人，她认为妇女也应该多读书、长见识。说明奥斯汀站在人的角度而不是性别的角度,明确指出妇女天生和男人一样智力发达、有理性，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因而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从而批驳了女性愚蠢笨拙,智力低下，只能担任次要的他者角色的传统偏见。

三、悲哀的天使

女性从属的边缘地位作为西方文化的指路明灯，构建世俗社会的精神指南，《圣经》说，夏娃不是用土而是用亚当的肋骨造成的，所以自然而然地降至于从属的位置，为“男尊女卑”的男权制社会提供了神圣的依据。这种宗教偏见和文化习俗不仅限制了西方女性的社会行为，而且不断地塑造着女性的思维模式。19世纪初的英国中产阶级女性的主要活动领域是家庭，家庭作为男权制大社会的代理人，不仅鼓励其成员适宜和顺应社会，而且还通过家长对其公民实行统治。家庭的主要贡献是年轻一代熟悉和接受男权制体系中有关角色、气质和地位的固有态度，主要是通过他们父母的榜样和告诫。大多数妇女被禁锢，只能在家里操持家务，养儿育女，没有什么经济独立性，妇女只被当作丈夫的帮手、助手看待，她们的社会地位也就只能依附于或从属于男性。因为“任何一个社会群体的社会地位的高低都与他们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地位等因素相关”。[15](p47)

根据英国普法中一条名为已婚妇女条规，女性一旦结婚嫁人，便自然而然成为其丈夫的附属物，既不能对自己的财产和收入随意支配，又不拥有子女的监护权。《傲慢与偏见》中的贝内特太太的境遇充分说明了女性在经济上的无权地位，她美丽动人,带着她四千磅的遗产嫁给贝内特先生之后，她的财产便由丈夫来支配。更可悲的是“因为没有儿子，这宗产业得由一个远房亲戚来继承。”[16](p27)也就是说当丈夫去世后，除了五个女儿每人一千磅的遗产外，她将可能会被赶出朗伯恩。难怪贝内特太太倾尽全部精力为五个女儿物色有钱的人家。当得知新邻居彬格莱先生是个有钱的单身汉时,她便急不可耐地催促班纳特先生去拜访他,结识他。因为她知道没有大量遗产的美貌女子在婚姻市场上缺少竞争力，她要抓住可能时机，为女儿们找到满意的归宿。卢卡斯小姐的婚姻也反映了女性的在婚姻中的可悲地位，属于破落贵族家庭的夏洛特卢卡斯长相平平，没有多少可观的嫁妆，也无法攀高求贵，被迫嫁给柯林斯实际确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是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时代，男女不平等，妇女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家庭生活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地位。妇女要生存，要获得生活上的保障和“财政保证”，婚姻是捷径也是唯一的途径。这就导致了当时的婚姻不仅仅是作为爱情的归宿，还会是“谋生”的手段，而对于卢卡斯小姐来说，嫁给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欢，同他相处实在令人厌烦柯林斯先生，这根本就不是爱情的归宿，而只能是谋生的手段。不管是贝内特太太还是卢卡斯小姐，婚后都得依靠丈夫生活，这就使得当时人们在婚姻观上体现出被迫依附男性的客观结果。这种几乎还是封建式的两性关系注定了女性作为客体被作为主体的男性所操控。[17]

在这样的背景下，《傲慢与偏见》中作者喜爱的女主人公伊丽莎白便体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女性主体意识是指女性意识到自己不是从属于男性的客体，而是与男性平等的另一个主体，表现为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判断能力，能不断批判地认识，进而反省自我，从而能够在男性当权的社会里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伊丽莎白反对把妻子只当成丈夫的装饰品,所以她懒于对女性才艺的掌握；她强调妇女也有选择婚姻的权利,因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柯林斯的多次求婚和达西的第一次求婚。她强调人人有享受真正平等、快乐生活的权利，所以他反驳凯瑟琳夫人的观点“最晚出生的应该像最早出生的一样有享受青春的权利，怎么能处于那样的动机，就把她们关在家里呢？”[18](152)这一切都表达了作者希望女人不该是男人的附庸，应该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

在《傲慢与偏见》中，奥斯丁将备受冷落和歧视的女性形象提到文坛的中心地位，展现出男权制下女性的柔弱温顺气质，次要的他者角色和从属的依附地位，说明妇女只是男性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的陪衬,是被要求被约束的社会群体,时时处处受着男性群体的限制与管制，从而反映了女性在父权文化下受压抑和受奴役的悲哀生活。通过塑造伊丽莎白这一与众不同的反叛女性，表达了作者希望女性发展双性气质，形成双性化人格，建立双重性别角色，能够控制自己生活的美好愿望。尽管在当时的英国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并不成熟，但她至少为后来妇女解放运动起到了投石问路的作用。所以我们不得不为三百年前就萌芽了女性意识的简奥斯汀的远见卓识而折服。而她的女性意识觉醒的预言现今早已得到了历史的明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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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12][14【]美】凯特米利特,宋文伟译.性政治[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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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恩铭.20世纪美国妇女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