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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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法理学思考
作者：穆亚菊赵培培
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4年第07期
摘要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是中国各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各种典型案例，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与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既相联系，又有一定的创新，符合了法理学法的演变与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在我国的法制化进程中，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充分发挥了它的指导性功能，对“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进行了纠正，有利于实现我国的司法公正，体现了法的公正性原则。但是，我国的行政指导性案例在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它的未来进程仍值得商榷。
关键词行政指导性案例法理学理论进程
一、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的概念
一般认为，“指导性案例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依审判管理职能确立的、经适当程序确立并经适当形式公开发布的、具有典型监督和指导意义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案例”。我国指导性案例按照案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民事指导性案件、刑事指导性案件和行政指导性案件；按照发布主体的不同，可划分为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和公安部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三种。在此篇文章中，笔者要研究的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行政指导性案例。
二、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发展
2005 年 10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50项改革任务和改革措施，其中第 13项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
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这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改革的开始建立。至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件指导工作的规定》，规范了法院指定指导性案例的一系列问题。最早的行政指导性案例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4月14日发布的第二批案例中规定的，至2014年1月26日已经发布了六批指导性案例，涉及行政法的多个方面。
三、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体现的法理学的理论
（一）符合法的演进和发展的规律
法的演进和发展规律是指法的继承、法的移植和法制改革的过程。行政指导性案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的发展规律的过程。在历史上，我国虽然没有类似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但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案例辅助审判的历史。例如从秦朝的“廷行事”，到汉代“决事比”，到唐朝时的“律令格式、典赦比例”，再到明清时“比附判例、律例并行”，通过固定的法典与可变的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运作及其评析_以_最高人民法院公报_中的知识产权案例为对象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运作及其评析 ———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知识产权案例为对象 袁 秀 挺 (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 上海 200042) 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栏目历年来共发布了90余件知识产权案例,这些案例按内容可分为5类:新类型案件、有重大影响的案件、正确适用法律的案件、疑难案件和创设司法规则的案件。数据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以正确适用法律为主要导向,同时注重案例的社会影响,但并未体现出着重解决疑难、复杂法律问题的特征。考察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的案例在形式上逐渐规范化,但在准确、完整反映裁判内容、恰当归纳裁判摘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调查显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事实上的拘束力”为多数法官所接受。因此,以《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公布“案例”的方式确立的案例指导制度在实践中的运作是有效的。 关键词:最高人民法院公报 知识产权案例 案例指导制度 事实上的拘束力 一、引言 关于案例在我国的影响和作用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有学者对此进行深入的研究,一直延续至今。①2005年公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第13条明确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从而在司法文件中第一次出现了“案例指导制度”的提法。但是,对何谓“案例指导”,该纲要并没有下一个定义。有关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级人民法院往往通过总结和发布各类典型案例对下级人民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如何适用法律予以一定的指导,这些做法在实践中即为“案例指导”,这是传统的“案例指导”;新的“案例指导”是在传统“案例指导”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虽未赋予案例在法律上的拘束力,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对是否参考和借鉴案例的选择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②由是观之,“案例指导”是当前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种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有一些具体举措,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做法。 具体而言,在最高人民法院层面,建国初期就曾通过收集、整理和研究案例,开展总结经验、规范审判工作的总结审判经验活动;改革开放以后,更是以内部文件的形式下发案例,指导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③在地方人民法院层面,天津、江苏、四川、北京等地高级人民法院纷纷建立了判例指导或典型案 《案例指导》等载体,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审判实践;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人例发布制度,通过《参阅案例》、 民法院自2002年8月起就开始试行“先例判决”制度,更被称为我国先例制度的“重要出发点”。④上述这些做法,无论名称是什么,就其实质而言,应该说都具备了“案例指导制度”的“雏形”。但是,不可否认,一个清晰的“案例指导制度”的面貌并没有呈现出来。这一方面缘于立法并没有确立“案例指导”的地位,许多做法只具有探索的性质;另一方面也因为现实状态并非“全国一盘棋”,各级和各地人民法院
行政法三段式案例分析
行政法三段式案例分析文件管理序列号：[K8UY-K9IO69-O6M243-OL889-F88688]
研究生课程论文封面 课程名称宪法与行政法 开课时间2015年9月19-20日 学院法政学院 专业方向行政管理 学号2015216029 姓名李玮钢 学位类别MPA 任课教师黄勇斌 交稿日期2015年10月17日 成绩 评阅日期 评阅教师 签名 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学院制 行政法案例分析 [案例介绍] 原告李某某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华山村396-2号建有一间二层房屋。2013年6月27日，三被告浙江苍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苍南县国土资源局、苍南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共同署名发出通知，在灵溪镇华山村396-2号原告的房屋上予以张贴。该通知内容如下：“你（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擅自在华山村建砖结构房，已涉嫌违反我国土地管理及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法应当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并自行拆除地上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为此，特通知你在2013年7月1日前自行纠正。否则，相关部门将依法立案处理。特此通知注：本通知系行政指导性行为。”原告未在上述期限内拆除房屋。2013年7月
10日，三被告浙江苍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苍南县国土资源局、苍南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联合组织人员强制拆除了上述房屋。原告不服该强制行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另查明，浙江苍南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是苍南县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案例分析] 一、权利与救济 1、权利侵害 本案原告李某某基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可以主张自己的财产权。原告李某某在苍南县灵溪镇华山村396-2号建有的一间二层房屋，在法律上是属于该李某某所有的财产，该财产权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 2、诉讼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下列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 （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不服的； （三）认为行政机关侵犯法律规定的经营自主权的； （四）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和执照，行政机关拒绝颁发或者不予答复的； （五）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给抚恤金的；
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汇编(1-92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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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途径
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某些社会矛盾引发，特定群体或不特定多数人聚合临时形成的偶合群体，以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通过没有合法依据的规模性聚集、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的群体活动、发生多数人语言行为或肢体行为上的冲突等群体行为的方式，或表达诉求和主张，或直接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或发泄不满、制造影响，因而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事件。 一、基本定义 在国外，一些学者将称之为“集群行为”或“集合行为”等，认为它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有的学者认为，“集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甚至是不可预测的，它依赖于参与者的相互刺激。”通俗地讲，“群体性事件”可以理解为由同类个体组成的整体，因为共同的要求，对社会造成的不平常影响的事情。 在我国，由于受不同时期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也不尽相同。在建国初期称之为“群众闹事”、“聚众闹事”；80年代称之为“治安事件”、“群众性治安事件”；90年代称之为“突发事件”、“治安突发事件”、“治安紧急事件”、“突发性治安事件”；在21世纪初期称之为“群体性治安事件”。 目前，我国对群体性事件的界定有争议，但一般认为是指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群体，为了实现某一目的，采取静坐、冲击、游行、集合等方式向党政机关施加压力，出现破坏公私财物，危害人身安全，扰乱社会秩序的事件。 二、产生原因 群体性事件的频繁发生，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变革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的综合反映，群体事件的发生既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也有现实的具体原因。具体原因大致如下：国企改革中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难，收入减少，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征地拆迁及补偿安置费用不合理，政府出台的一些整治措施严重危害部分群众的利益；企业拖欠工资、医药费、退休金，如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部分干部违法乱纪、财务不明、贪污腐败；某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由于历史原因，自然资源、遗留资产的归属问题等；社会治安、民间纠纷、行政执法等问题处理不好也极易引发群体事件。 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矛盾的凸显，中国99%的群体事件是由老百姓的利益受侵害引起。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收入分配不平等，财产分布不平等，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不平等，公共卫生和健康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平等，税收和财政收支不平等………不平等的两端是强弱的二元对立。一端是底层的弱势群体，另一端是强权们的的合谋。社会公平正义长期得不到落实和伸张。 (一) 二元对立的形成和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绝对主导 1、强弱二元对立的形成 20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的争论，在今天似乎看出了些结果，如今的市场经济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再分配权力转变过来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拥有再分配权力的人将权力转化为社会网络资源：政府官员在长期的权力结构中的经营已使其建立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和社会网络，形成了强势的“场域”，权力拥有者同时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本。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市场经济管理和调节控制机制，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的控制导致了各种寻租现象，拥有或收买政治权力成了暴富的必要条件。这种社会政治条件培养了新的利益集团和社会阶层，政治与资本的合谋构成了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掌握着较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资源配置，主导着社会的主流话语，全力维护者自身的利益。
行政法案例分析论文
食品工程学院孟双双学号：20102926677 行政法案例分析论文 某村农民多年以种植粮棉为主，但收益不大。该乡人民政府为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解放思想，动脑筋。经多次到外地考察，乡政府认为种植花木比种植粮棉赚钱，便向全乡农民发出《倡议书》，号召农民改种花木；还在某村作试点，某村66户农民强制性推广种花木。可经营一年后，他们不仅没有赢利，反尔亏损。于是，该村66户农民不断上访，要求乡政府赔偿损失。上访无果后，最后66户农民便以乡政府为被告，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一审人民法院以被告的行为属于行政指导，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 本案66户农民是否有权对乡政府弃粮种花的“倡议’’行为提起诉讼，首要的关键是政府的“倡议”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还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8号)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所谓行政指导，系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的最大特征是：它是一种规劝性、引导性行为，不具
有强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它表述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不意味着：行政指导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强制力的，另一类是具有强制力的。如果某种“行政指导”具有“强制力”，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一般通过“建议”、“倡议”、“指导”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如果实质内容上该行为具有强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么名称，都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指导认定。在本案中，乡政府的《倡议书》，从形式上看，不具有强制力，显然属于“行政指导”的范畴。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乡政府强制在一个村试点，显然不具有“指导性”，而具有“强制性”，所以，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66户农民的起诉理应受理。 离石县人民法院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原告任建国，男，29岁，山西省孝义市高阳煤矿司机。 被告山西省吕梁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花德荣，主任。 原告任建国不服山西省吕梁行政公署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作出的 对其维持劳动教养一年的复查决定，向山西省离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批指导性案例
指导案例1号 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 居间合同纠纷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关键词民事居间合同二手房买卖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其委托人、代理人、代表人、承办人等与陶德华有关联的人，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机会等条件但未通过中原公司而与第三方达成买卖交易的，陶德华应按照与出卖方就该房地产买卖达成的实际成交价的1%，向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当时中原公司对该房屋报价165万元，而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报价145万元，并积极与卖方协商价格。11月30日，在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居间下，陶德华与卖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成交价138万元。后买卖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陶德华向某房地产顾问公司支付佣金1. 38万元。 裁判结果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23日作出（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被告陶德华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中原公司支付违约金1.38万元。宣判后，陶德华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4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二（民）终字第1508号民事判决：一、撤销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09)虹民三(民)初字第912号民事判决；二、中原公司要求陶德华支付违约金1.65万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裁判理由
对行政执法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内容摘要」文章认为，当前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大量增多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对此类突发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的分析，提出了预防和控制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五条对策：一要贯彻依法行政，减少行政执法矛盾；二要加大法制宣传，提高群众法律素质；三要落实综合治理，缓解社会矛盾；四要深入调查研究，提升预警掌控能力；五要坚持依法处置，维护法律权威。「关键词」行政执法，突发群体性事件，对策研究2003年12月份以来，大田县连续发生了多起交警、国土、烟草等部门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引起了省、市、县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虽然这几起突发群体性事件并非因为行政执法人员的直接执法过错引发，但从中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给公安执法工作带来不少启示。思考之一：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呈大量增多趋势，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以大田县为例，从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看，可以发现因国企改革、自然资源权属纠纷、土地、坟墓纠纷、征地拆迁补偿安置等因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日趋减少，2002年和2003年分别发生2起和1起。但因行政执法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却呈大量增多趋势，2002年发生3起，2003年发生5起，今年1——7月发生3起。2003年 12月21日9时许，太华镇汤泉村村民陈某驾驶一无牌摩托车，在省道秀里线汤泉路段为逃避交警检查车速过快，在一转弯处自行摔倒受伤，随后陈的亲人反诬交警开车将陈撞伤，用水泥块和旧电杆将公路堵住，并殴打谩骂执勤交警，造成交通严重堵塞长达8个小时、多名前来处置的公安干警受伤、一台现场勘查用摄像机严重损坏和两辆警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严重后果。同日下午3时许，省道秀里线建设镇建忠村又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向驾驶员提出赔偿20万元的无理要求，并在公路中间搭设灵棚，造成交通堵塞长达7个小时。12月31日，省道秀里线仕坑段发生交通事故，死者家属借口尸体被搬离现场，对执勤交警阻挠、谩骂、殴打，并抢走现场勘查图，采取用石块封堵路面和在公路中间静坐的方式，先后两次造成交通堵塞。另外，2004年2月1日、2月3日，广平铭溪、建设建乐又先后发生两起集体围攻殴打县、乡国土资源部门和市、县烟草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失。这些接二连三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凸显出当前农村行政执法环境恶化，给农民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应引起高度重视。思考之二：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1、突发性。此类群体性事件事先没有先兆，都是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群众对执法工作不理解不支持，或行政执法人员方式方法不当等原因造成矛盾激化而引起，不易预见。2、行为激烈。此类群体性事件行为较为激烈，容易造成人员受伤和财物损坏。部分群众不愿或不习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而是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想法，采用殴打、谩骂执法办案人员，损坏财物的过激方式对抗要挟政府，以达到少数人的不法目的。[!--empirenews.page--] 3、区域集中。大都集中在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宗族思想浓厚的公路沿线集镇，给处置工作带来难度。4、危害性大。事发地都集中在交通要道，车辆人员流量大，闹事群众又多采取堵路、堵车的形式，由此产生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后果明显，危害性大。5、模仿性强。闹事区域相对集中，群众往来密切，信息传播快，容易相互“攀比”、相互模仿。6、带反复性。相同类型的突发性事件反复发生，呈恶性循环态势。7、涉及面广。涉及到交通管理、国土资源管理、计生管理及烟草管理等各个行政执法部门。思考之三：行政执法过程中引发的突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1、不依法行政，是引发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内在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单就个案而言，也许行政执法部门并未存在执法过错，但仍然引发了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究其原因，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行政执法部门部分执法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滋生的有法不依、执法不公、滥用职权的腐败行为，以及在行政管理中养成的“衙门”作风、“四难”现象。此类不依法行政的种种行为，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感情，侵害了群众的利益。行政执法案件越集中的区域，伤害越深，矛盾越多。日积月累，受伤害的群众面越扩越
行政管理学案例分析汇总
《行政管理学》案例分析汇总 案例2-1 阳光下的服务 ——天津加强政务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 政务公开这个词，人们越来越熟悉，老百姓申请公租房、办理注册企业等各种手续，常常要和政府部门打支道。对政务公开带来的好处，就更有发言权。政务公开了，老百姓到政府部门办事就更方便了，查找信息的渠道也就更多了。政府的决策更透明，服务也会更主动。对政务公开的新变化，天津当地的老百姓有着很多新感受、新体会。 这几个月来，天津市民粱虹心情一直不错。三个多月前，她和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搬进了新房。梁虹住的房子，是天津市政府专门为困难群众建的公租房。屋内设施齐全，住在这里，每个月只要付少量的租金。梁虹说：“这房子54．68平方米，政府给我补贴每月450元，我自己每月只掏420元左右。”梁虹身体不好，没有固定工作，搬到新居前，曾经和家里十几口人挤在一间只有18平方米的房子里。今年3月，梁虹向房管部门提出了租赁公共住房的申请。原以为办理过程会很复杂，没想到申请当天，工作人员审核完材料，当场就给她发了选房证明。之后的选房，更让她印象深刻。选房采取的是公开摇号的方式，梁虹作为住户代表，当时就在现场。梁虹说：“选房要按顺序，在受益人群里，我们通过摇号来排顺序，选房的时候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公证处在场，都是通过公正公开摇号，透明度也高，大家心服口服。”公租房住户汪美说：“公平公正就在那搁着，没有什么可作假，也作不了假。”公租房住户肖金玲说：“每道手续办得都特别轻松，也不用费好些曲折去办，一看证明符合，‘啪’就盖戳，特别痛快、特别透明。” 公开透明，是天津市政府为老百姓办事遵循的基本原则。2007年以来，天津市政府每年坚持实施20项民心工程，每一项从确定到实施，都要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听取市民意见。 2010年，政府想对珠江公园进行改造，改造前专门在周边小区召开了听证会。河西区汉江里社区居委会主任王保节说：“当时公园里有个门球场，已经用了十多年了，很旧了，每天老人们还得拉沙子碾那个场地。当时我们提出，这个场馆是不是提升一下、改造一下?政府后来就采纳了。”居民姜秀敏说：“政府采纳了，我们很高兴，这样变成塑胶的，像绿地毯一样，多漂亮。” 在天津，有个大家都熟悉的便民服务热线8890，三万多家企业通过它，为市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8890的谐音是拨拨就灵，服务平台设置在天津行政许可服务中心。开通六年来，已经办理群众求助事项900多万件，群众满意率始终在99％以上。8890家庭网络服务中心主任朱晓利说：“8890的服务内容有26类，350个子项，涉及市民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群众和企业都是不收费的，是一个公益性的平台。”’在天津行政许可服务中心，除了8890这样的社会服务平台，还设置了为企业法人服务的行政审批平台、公共资源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法发〔2010〕51号2010年11月26日 为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规定，就开展案例指导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统一发布。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指导性案例，是指裁判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并符合以下条件的案例：（一）社会广泛关注的； （二）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 （三）具有典型性的； （四）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 （五）其他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 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负责指导性案例的遴选、审查和报审工作。 第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各审判业务单位对本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对本院和本辖区内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可以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中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层报高级人民法院，建议向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推荐。 第五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以及其他关心人民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社会各界人士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可以向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审人民法院推荐。 第六条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对于被推荐的案例，应当及时提出审查意见。符合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应当报请院长或者主管副院长提交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指导性案例，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 第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第八条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每年度对指导性案例进行编纂。 第九条本规定施行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根据本规定清理、编纂后，作为指导性案例公布。 第十条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胡云腾解读《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 https://www.360docs.net/doc/863497305.html,2011-1-11 19:49:38作者：安杰来源：东方法眼 大中小红绿蓝黑
最高法院指导性案例——合集
目录 1、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2） 2、吴梅诉四川省眉山西城纸业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4） 3、潘玉梅、陈宁受贿案-----------------------------------------------------（6） 4、王志才故意杀人案------------------------------------------------------（10） 5、鲁潍（福建）盐业进出口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诉江苏省苏州市盐务管理局盐业行政处罚案-----------------------------------------------------（11） 6、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15） 7、牡丹江市宏阁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诉牡丹江市华隆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张继增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18） 8、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20） 9、上海存亮贸易有限公司诉蒋志东、王卫明等买卖合同纠纷案--（24） 10、李诉上海佳动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26） 11、杨延虎等贪污案------------------------------------------------------（29） 12、李飞故意杀人案--------------------------------------------------------（33） 13、王召成等非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35） 14、董某某、宋某某抢劫案------------------------------------------------（38）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含案例)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总复习 一、名词解释 1.行政权 P3 2.行政法律关系 P18 3．行政机关 P38 4．行政行为 P64 5．抽象行政行为 P66 6.行政许可 P115 7.行政复议 P219 8．行政诉讼 P244 二、单项选择题（在每题所备选的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每小题2分） 1.下列选项中，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行为是（A）A．房屋产权登记 B．对公务员的奖惩 C．政府规章的适用 D．劳动争议的终局仲裁 2.下列选项中属于行政指导性质的行为是 (B) A.国务院法制局拟定的国务院年度立法规划 B.国务院发布的《20XX年产业发展政策纲要》 C.公安部发布禁止旅客携带危险品上车的规定 D.环保局责令超标排污企业限期整改的通告 3．在下列关于行政主体的说法中，正确的是（C）A．行政主体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 B．行政主体就是指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 C．行政主体是享有行政职权、实施行政活动、承担行政责任的组织 D．行政主体就是指国家机关 4．在关于行政权的下列说法中，哪项是不正确的？（D）A．行政权是一种可以强制他人服从的权力 B．行政权也是一种必须加以控制的权力 C．行政权是职权与职责的统一 D．行政权只能依法由行政机关享有 5.下列可诉的行政裁决行为是 (D) A.国务院对规章适用冲突的裁决 B.市监察局对公务员不服行政处分申诉意见的裁决 C.省人民政府作出的有关土地所有权的行政复议裁决 D.专利评审委员会对专利侵权纠纷的裁决 6．在下列选项中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的是（B）A．国务院各部委 B．国务院 C．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D．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 7．张某因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被A市大田公安分局东城派出所罚款50元，张某对此处罚不服，应向哪个机关（部门）申请行政复议？（D）A.向A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B.向A市大田公安分局申请行政复议 C.向A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 D.向A市人民政府或A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8．张某被某市公安局强制遣返，在途中窒息而亡，以下正确的说法是哪项？（C）
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的认识与思考
“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当前，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成为衡量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程度的晴雨表。能否积极预防、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地方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孟建柱部长在今年公安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落实三项建设”专题培训班上强调，要妥善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着力提高驾驭复杂局势能力。近年来，随着惠州市城市化进程加快，社会矛盾凸显，群体性事件也日益呈现多发态势。公安机关必须准确领会中央精神、全面把握基本原则，切实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群体性事件的现场处置和舆论引导工作，牢牢把握维护一方平安工作的主动权，全力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为惠州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的“四个转变”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产生。由各种新矛盾、新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变化，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新特点： （一）从个体自发的无序性向群体发动的组织性转变。过去，群体性事件通常都是因某个突发性事件而在短时间突然发生，或是某个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而突然爆发。但是，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大，组织性也越来越强。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事先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并聘请律师、寻求媒体支持。 （二）从事关群体自身利益性向无直接利益性转变。以往参与群体性事件一般都是涉及切身利益的群体，而且大多数有一定的理由，如企业改制待遇保障、环境污染、征地补偿安置、劳资纠纷等。但近年来出现“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现象，一些参与者与事件本身无关，而是认为事情处理不公正，抱着“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的心态参与其中，只是表达、发泄一种情绪。如在贵州瓮安事件中，参与的许多人员都和该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纯属借机发泄对当地社会治安等问题的不满。 （三）从事发的偶然性向不断蔓延扩散的效仿性转变。一些群体性事件在始发阶段，大多仅限于少数人及个别区域。随着事态的发展，影响力的扩大，引起周围区域或利益相关者的心理共鸣，一旦一个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当最初闹事的群体得到一定利益补偿后，其他地方类似的群体便纷纷效仿，互相传染，使参与人数及区域不断增多和扩大，甚至出现互相串联、互相取经的现象，从而引起连锁反应。如去年第四季度，受到重庆、海南等省市出租车司机罢驶事件影响，广东多个地方也相继发生出租车司机聚集罢驶和串联上访事件。 （四）从事件性质的单一性向复杂性转变。群体性事件通常是由一个问题或一个利益群体引发，相对单一。但近年来，随着群体性事件的增多，部分利益群体为达到各自的利益诉求，相互串连、相互支持，相约进行集体上访、闹事等。由于反映的问题错综复杂，不同的矛盾主体、不同的原因动机、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的行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较为复杂，处置难度明显增大。一些地方的利益群体采取聚众闹事的方法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部分利益群体“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往往企图通过群体性事件引起更大的关注，提出过高或无理的要求，从而造成长期缠访闹事。 二、着力做好“四项工作”，实现“四个确保”
指导性案例的浅析
指导性案例的浅析 刘晶李昂 摘要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截止2016年3月，最高法院已经发布了11批56个指导性案例，在指导性案例在实行的过程中，对于它的地位争议一直不断。本文将从中国的指导性案例与国外判例的比较、与司法解释的比较及与“法官造法”的比较中，总结分析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及其在中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关键词指导性案例判例司法解释法官造法效力 一、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与国外的判例 “案例指导制度”在两大法系中均不存在，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中国不承认先例或判例，而把它称之为指导性案例。虽然它与国外的判例一样，对于法院后期的判决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更多的是一些区别。 （一）英美法系国家又被称为“判例法”国家，法院的判决被当作与制定法具有相同效力的“法律”，“判例”具有法院地位 在判例法国家形成了一整套创造、借鉴、遵循及规避判例的法律制度，其中“遵循先例”是其根本原则，即在遇到与本级或上级法院已经生效的判决所处理过的问题，把之前法院所作的判决作为直接法律依据。 （二）从严格意义上讲，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没有判例制度 例如，在法国，判例不是正式法源，不能作为法律依据，但法官和律师在解决案件时都会遵从已有的判例。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大陆法系对判例的重视程度早已超出了我们的传统看法。德国虽为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但判例具有重要的论理作用，尤其是在行政领域，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所以，大陆法系国家虽不承认判例是法律渊源的一种，且不具有普遍的拘束力，但在实践中仍然承认判例对目前案件的一般性约束力。 （三）我国的指导性案例不是正式的法律渊源，法律也未赋予其普遍的拘束力 对于大陆法系的判例，下级法院要遵循，否则上级法院在复审下级法院的判决时必然会将其撤销，但我国并未作出对下级法院不遵守指导性案例所作的判决将会被上级法院撤销的规定。因此，我国虽然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并不同于大陆法系的判例，指导性案例是符合中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适用制度。 二、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 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对统一法律适用和促进法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两种制度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作用。 （一）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不同 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根据法律的授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经法定程序制定的，它具有法源地位且具有普遍的约束力。指导性案件并不是由最高法院直接审理的，它是最高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典型案件的选取、编发，基层法院也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的最初制定主体。它不具有法源地位，也不直接具有拘束力，只有经过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才有参照效力。并且，由于法律效力的不同，它们在裁判文书中所处的位置也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四条明确规定“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对于应当适用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或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直接引用”。虽然我国法律对是否可以直接引用指导性案例没有明文规定，但从最高检察院新出台的《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中明确指导性案例不能作为直接法律依据可以看出，指导性案例只可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而引用。法官在办理案件时可以参照相
行政法案例
1、行政主体的行政权由谁赋予，来源于谁？ 2、为何行政主体可以对相对人进行管理、支配？ 3、为何相对人必须服从行政主体的管理和支配？ 4、行政主体是否只有权力，无职责？为何 答案：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由权力机关赋予，来源于人民 2、权利的让与 3、权力的特性（国家意志性、强制性） 4、权利与义务的统一 未制定义务教育法之前，教育局与学生之间是行政关系，是否一定要完成九年制教育是学生个人的事，教育局无权要求必须读完九年。而一旦《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那么教育局与学生之间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因为纳入了行政法律规范调整范围，教育局就有权力来约束未读完九年的学生； 案例一王某骑自行车经常违章穿红灯。一天，王某在穿红灯时被警察张某拦下。鉴于以往对穿红灯的人仅仅给予警告或罚款，效果不好，张某这次改变了方法，他责令王某在路口管理三个小时的交通以代替10元罚款。事后问王某的感受，王某认为这种方法给他的教训很深，自此他再也不违章穿红灯了。你认为警察的做法： ①合法合理，对屡教不改的人就应该这样 ②合法但不合理，应该区别对待 ③合理但不合法，虽然有效果，但不应提倡 ④不论是否合法合理，只要有效，就应该提倡 答：正确选项应该是合理但不合法。 说它合理，是因为它确实有效，能教育违法者并达到行政管理目的。 说它不合法，是因为我国法律没有规定对这种违法行为采取如此处理方式。 我们必须将合理的措施及时通过立法将其提升为合法的措施。 案例二2004年6月20日，某汽车驾驶员胡某开车拉一车鲜鱼送往一市场。撞上拉板车的卞某。卞某大腿轻微擦伤。胡某见状，立即停车扶他去附近一家医院包扎伤口。卞的儿子与公安分局某警察关系密切，便由该警察出面，扣留了胡某的汽车。胡某请求先让其将活鱼送去，且表示卞某的治疗费等由他承担，决不赖账。但该警察死活不允。胡哀求无效，无奈只好回家取现金来赎车。这样一耽搁，整车鱼大半死亡，造成很大损失。胡某认为是公安人员的行为造成了这一结果，于2004年7月3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该公安分局赔偿损失。 答：本案例中的警察显然违反了行政合法原则和合理原则。 首先，碰撞事故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依法可以不予处罚。 其次，没有根据客观实际（运输的是活鱼）作出处理，违背合理原则。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共六批26个指导性案例汇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共六批26个指导性案例汇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 2011年12月20日发布） 指导案例1号：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诉陶德华居间合同纠纷案 关键词：民事居间合同二手房买卖违约 裁判要点：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中关于禁止买方利用中介公司提供的房源信息却绕开该中介公司与 卖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合法有效。但是，当卖方将同一房屋通过多个中介公司挂牌出售时，买方通过其他公众可以获知的正当途径获得相同房源信息的，买方有权选择报价低、服务好的中介公司促成房屋买卖合同成立，其行为并没有利用先前与之签约中介公司的房源信息，故不构成违约。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二十四条 基本案情： 原告上海中原物业顾问有限公司（简称中原公司）诉称：被告陶德华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上海市虹口区株洲路某号房屋销售信息，故意跳过中介，私自与卖方直接签订购房合同，违反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的约定，属于恶意“跳单”行为，请求法院判令陶德华按约支付中原公司违约金1.65万元。 被告陶德华辩称：涉案房屋原产权人李某某委托多家中介公司出售房屋，中原公司并非独家掌握该房源信息，也非独家代理销售。陶德华并没有利用中原公司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跳单”违约行为。 法院经审理查明：2008年下半年，原产权人李某某到多家房屋中介公司挂牌销售涉案房屋。2008年10月22日，上海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11月23日，上海某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简称某房地产顾问公司)带陶德华之妻曹某某看了该房屋；11月27日，中原公司带陶德华看了该房屋，并于同日与陶德华签订了《房地产求购确认书》。该《确认书》第2.4条约定，陶德华在验看过该房地产后六个月内，陶德华或
税务行政指导案例
案例一：风险提示，助力企业成功上市基本案情： 去年年底，通过系统风险平台数据比对，发现辖区内的xx 公司去年有一笔营业收入可能存在少缴企业所得税的风险。在得知该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xx地税意识到如果该企业未按规定进行纳税申报而受到税务机关的处罚，或者在上市前被审计出来有少缴税款的情形，很可能对企业的上市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我们制作并发放了《评估风险提醒函》给企业，企业财务人员根据我们送达的《评估风险提醒函》指出的税收风险点开展自行核查，发现由于财务人员疏忽导致的一笔未入账的收入，并及时进行了税款的补申报，补缴纳企业所得税100多万元，为企业上市扫除了后顾之忧，企业负责人xx先生对地税部门的风险提示和上门服务表示了极高的赞赏。 主要做法： 首先通过我局的数据平台，将纳税人的申报数据和财务报表数据进行比对分析，发现纳税人的申报收入和财务报表收入不一致，因此我们认为企业很可能存在少缴税款的情况。其次我们根据我局《xx市xx地方税务局税务行政指导实施方案》的规定，制作了《评估风险提醒函》，将企业可能存在的涉税风险点在《评估风险提醒函》中明确指出。再次我们组织税政、征管、纳服和管理分局的相关人员深入企业进行辅导帮扶，并
将《评估风险提醒函》发放给企业，指出企业可能存在的少缴税款的风险，并督促企业自查自补。同时我们针对xx公司作为高新技术企业、安置残疾人就业企业的情况，为企业带去了最新的高新技术和安置残疾人就业的最新税收优惠政策，并指导企业及时到税务机关做好税收优惠备案。最后，根据企业自行核查的结果，指导企业进行税款补申报。 工作启示： 企业财务人员可能由于主观上的疏忽导致税款的少申报，给企业带来涉税风险，税务机关通过实施税务行政指导，帮助企业有效地规避税务风险，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有利于构建和谐的征纳关系。 强化税收风险管理，通过现有的征管系统，加强纳税人申报数据的比对，及时发现纳税人申报过程中存在的疑点和问题，并通过实施税务行政指导，由纳税人自查自纠进行税款的补申报，堵塞征管漏洞，防止税源的流失。 继续做好纳税服务工作，转变征管职能，主动服务，上门服务，特定事项特殊服务，拉近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