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讨论

二、汉民族共同语和方言

1、有史以来就存在共同语与方言的不同

秦始皇统一中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所以实行“书同文字”政策。

汉代扬雄《方言》记录了当时方言分歧的情况。

有方言，必有共同语，因为操不同方言的人之间要进行交流和交际。

秦汉时的共同语叫“雅言”，即“夏言”，或叫“通语”。

2、共同语是在某一强势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

所谓强势方言，多与政治、人口、经济、文化等实力有关.

政治的原因

夏、商、周时代，我国的政治中心一直在陕西、甘肃、黄河流域。

秦汉至唐建都西安，所以当时的“雅言”、“通语”都是北方话。

宋代曾南迁金陵（今南京），所以也将“官方语言”带到南京。

汉语的共同语与方言在近代汉语中，就是官话与非官话的区别。

明代有了“官话”的名称。现在的南京话就属北方官话区。

辛亥革命后，共同语改称“国语”，至今港台仍用“国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定名为“普通话”。

经济的原因

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形成，知识分子和市民文化相结合，产生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种“白话文学”作品的传播的同时，促进了“官话”、“共同语”的普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提高了民族共同语的地位，不断扩大了应用范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一步扩大了普通话的应用领域和普及程度。

中国加入WTO以后，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同时，世界也在走向中国。全世界学习汉语的人数与日俱增就是明证。

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文化的原因

“五四”运动高举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语文生活上提出了两个口号：

“白话文运动”，彻底动摇了文言文在书面汉语中的统治地位；

“国语运动”，在口语方面进一步强化了北京语言的标准地位。

“国语运动”有两大宗旨：

一是“国语统一”；二是“国语普及”。

早期汉民族共同语

殷商时代在中原黄河流域的华夏族聚居区，就有了汉民族共同语的萌芽。历经周、秦、汉及魏晋南北朝的长时间的发展融合和传播，汉民族共同语达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商朝迁殷（今河南小屯附近）后，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的需要，就有了早期共同语的萌芽。夏商周和春秋时，民族共同语称“雅言”，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我们可以说孔子的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

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的民族共同语叫“通语”，或“凡语”、“凡通语”、“通名”。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

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汉民族共同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的记载。正音就是北魏都城洛阳的语音。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

2、中期汉民族共同语

隋唐宋时期，是汉民族共同语发展的中期阶段。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

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

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

3、近代汉民族共同语

金元明清时，是汉民族共同扩大影响和标准音转移的重要时期。这四个朝代在北京建都长达700百多年。金人迁都北京后，中原共同语的影响扩大到金人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元朝时出现了汉族共同语广泛传播的“四海同音”的局面。元人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就是“以中原为则，面又取四海同音”而编写的。元代汉民族还是以中原之音为正音的。从明初的《洪武正韵》到清中叶以前，教授标准音的学者都是以中原雅音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元明清三代随着政治、经济的集中，大量古话文学作品（元杂剧、《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史》、《红楼梦》等）的产生和流传，使北京语音逐步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元末明初的供朝鲜人学汉语的课本《老乞大》和《朴通事》就是以当时的北京话为标准音而编写的。清政府曾发布过政令要求各级官员和“举人、生员、贡监、童生”皆学习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官话“。北京语音取代中原雅音的标准音地位，是在清中叶以后。清朝学者陈冲庆说：”国朝建都于燕，天下语音首尚京音“。

这一时期，汉民族共同语经历过700多年的发展演变，在标准音方面实现了从中原雅音到北京语音的转变，在词汇、语法方面扩大了基础方言北方话的影响，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4、现代汉民族共同语

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汉民族共同语的发展进入了现代阶段，称为现代汉民族——普通话。

近代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形式，既维持着先秦以来的“文言”的传统地位，又孕育着用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取代“文言”的趋势。在口语方面，特别是在语音方面，以北京话为代表的北方话逐渐在各方言区之间取得交际工具的地位。

“五四”运动，把白话文的传播和北京天平的推广结合起来。“白话文运动”使白话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中的地位。这时书面上和口头上初步统一的规范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基本形成。民国时汉民族共同语叫“国语”。新中国成立后，汉民族共同语叫“普通话”。1982年普通话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从此普通话具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成为全民族通用语。

不过，普通话在英语里译为Mandarin，为满洲语的意思，因为其采用的标准语音确实为在北京的满族人汉化后使用的语言。换言之，今天的北京话主要就是当年满人入关后在北京的流行语音。因此，近来有的汉族民族主义者希望以保留中原雅音古风较多的台湾国语为汉族共同语，也就是大家经常在电视上听到的港台腔普通话。

烎读音：yín 原义：光明。网络新义：在游戏中，意义衍生为“遇强则强，斗志昂扬，热血沸腾，你越厉害我越要找你挑战，希望在竞争或对抗中一比高下”。

槑读音mei，古同“梅”。这个“槑”字由两个“呆”组成，于是在网络语言里被用来形容人很傻很天真。

囧读音jiǒng，古同“冏”，原指光明。在网络文化中，它的内小“八”字视为眉眼，“口”视为嘴。它的内涵就是：作为头，表达沉重的思想;作为脸，表达浪漫与激情;也常常表示郁闷的表情。

兲：经常用来骂人的那种水生动物甲鱼没有关系，没你想的那么复杂。这个字是“天”字的古体，也念“天”（tiān）。

氼：这个字好记，人掉水底下了，当然就是溺水，这个字就是“溺”的意思，读音也一样：溺（ni）。

砳：这个字有点不好理解，石头跟石头相碰怎么会是“乐”（le）的声音呢？但这个字就是形容石头相撞的一个象声词，就这么念。

嘦：这个字意思很好懂。把“只要”两个字快速连读，你就会很容易找到它正确的读音：叫（jiao）。

嫑：同上，你可以猜出它念biao（标的二声），意思就不用说了。

嘂：四张嘴同时叫，就是大声叫了。还念叫（jiao）。

圐圙：仔细看看这两个字：两个口分别框住了四方八面，意为“围起来的草场”，念枯略（kū lue），内蒙古方言中一般读作库伦（kū luan），“圐圙”一词现多用作地名。

玊：玉的点儿点得不是地方，当然就是有瑕疵的玉，念“俗”（su）。

孖：第一次看到这个字是手机的“孖机”，意思如同字形所示：双生子。用现在话说就是克隆。念妈（mā）。

砼：典型的生造字，人工石头——就是混凝土啦，是个建筑工程专用字，念同（tóng）。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

简字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汉字简化方案》提出后在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２０日提出来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简化汉字。二简方案分为两个表：第一表收录了２４８个简化字，推出后直接实行；第二表收录了６０５个简化字，推出后仅供讨论，没有直接实行。简化的具体方法为：主要选用群众中流行的简化字；简化汉字形体的同时精简了汉字的数量；淘汰了一部分容易读错和写错的字；使一部分汉字的偏旁和笔画结构变成了常用字；减少了一部分汉字的偏旁。

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简为“亍”，“停”简为“仃”，“舞”简为“午”，“部”简为“卩”；偏旁“豸”被“犭”合并，“廴”被“辶”合并。

当时受极左思想统治，人们认为汉字是为工农兵服务的，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所以简化汉字时并没有征求知识分子的意见，甚至没有经过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表决，事实上不能算是“通过”。

“二简字”在书写上更加简单易行，但是后人认为它在构造上失去汉字造型美观的特点。自《人民日报》开始试用“二简字”后，社会上使用“二简字”出现了混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汉字在国际语言中的形象，国内的很多专家和学者纷纷质疑此次简化。最后在１９８６年废除了“二简字”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了“二简字”不属于规范用字。影响

由于１９７０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二简字”发布和宣传的力度较强，并且在当时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包括媒体和报刊都使用“二简字”；加上“二简字”笔画少，书写简单，易于流行，在当时社会上已经非常广泛。而且，在一些地方“二简字”已经成为教学用字，因此给一部分学生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些原因都造成了部分“二简字”在残留

在社会里。然而，由于“二简字”简化得太厉害，难以辨认，当现在的人们阅读回二简试行时期的报刊资料，往往亦满脑疑惑。同时，因为“二简字”对汉字原来笔画和构成部分，作了很大幅度的减省，使人们认为可以以相同的方式书写汉字，民间自造、乱造简化字的风气又再度盛行起来。这亦是“二简字”带来的不良影响。“疆”二简字作“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从法律上禁止了错别字、异体字、“二简字”和繁体字的不正当应用。由于曾经在社会上“二简字”被使用了一段时间，而且简单易写，废止后的“二简字”有时会出现在非公开的需要快速书写的文本如笔记、病历等，在公共场所也影响着现在的社会生活，市场、商场甚至路牌等重要场所都有出现二简字。比如：市场中“鸡蛋”经常被写作“鸡旦”，公共场所“停车”被写作“仃车”。

最大的影响：姓氏更动

“傅”姓与“付”姓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傅姓而无付姓，宋代的百家姓当中也没有“付”姓。而二简字将“傅”简化成“付”（在此前民间的碑刻当中对于“傅”就有这样的简化写法），虽然二简字很快被叫停，但是这次更改在社会影响很大。此后在大陆的许多文献中两字几乎不分，比如：傅作义将军的名字在二简字后被写为付作义，很多姓傅的更是在户籍上被大量更改为“付”，甚至有的一家人出现了两个姓的写法，实属谬误。

“萧”姓与“肖”姓在中国历史上，作为姓氏，只有萧姓而无肖姓。而二简字将“萧”简化成“肖”（在此前民间对于“萧”就有这样的简化写法），虽然二简字很快被叫停，但是这次更改在社会影响很大。此后在大陆的许多文献中两字几乎不分，比如：中国名将萧劲光在二简字后被写为肖劲光，现在的很多文章乃至很多人都分不清，甚至于一篇文章中同时出现萧劲光与肖劲光。

第二次简化只推行了半年

这种状况直到毛泽东对文字改革有明确表态才有所改变。1950年5月1日，毛泽东致信第一师范时的同学蒋竹如说：“兄作语文学研究，提出不同意见，我虽未能同意，但辩论总是会有益的。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毛泽东的回信给建国后的文字改革方向一锤定音，即目前文字改革只作简化改革，至此简化字的整理和选定工作才真正开始。

1956年的汉字简化基本上是采取“述而不作”及“约定俗成”的原则，也就是说，只是把民间一直在使用且范围比较广泛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和公布，而并不是少数学者的闭门造车。

现在我们经常能在一些40、50岁左右中年人手写的便条中看到一些缺胳膊少腿、奇形怪状的字，如“上亍”、“仃车”、“干卩”、“豆付”等等(实为“上街”、“停车”、“干部”、“豆腐”)，对这些字我们都需要费劲猜测才能大约明白什么意思。这些字并不是这些人文化水平低而写的别字，实际上它们是建国后第二次文字简化后的简体字。1977年12月20日，《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向社会公布，共收入简体字848个。这次简化字在简化字形的同时，还精简了汉字的数量，如“龄”简为“令”，“帮”简为“邦”，“副”、“傅”、“腐”简为“付”，“街” 简为“亍”，“停”简为“仃”，“舞”简为“午”等。但这次简化字的推行却并不成功，遭到了很多人的强烈反对。周有光、王力、胡愈之等人批评这种文字比例失调，难看之极，一味追求简单而失去了汉字的风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记得，自己当时曾发表过一篇研究陆游的论文，陆游的游是写成“氵”加“尤” 的。“那一次实在太过，不像汉字了，而且简化得毫无道理”。

对于建国后的第二次汉字简化，苏培成表示，这批字之所以受到诟病的关键是为简而简，人为新造了很多字，普遍性不强。“而且方案的拟定和公布过程非常仓促，不像…一简?那么慎重，很不成熟，所以它最后的被废止也不奇怪。”

对简体字持保留态度的还有陈寅恪和钱钟书。据钱钟书的学生回忆，钱钟书至死不认钱“钟”书，只认钱“ 锺”书，他的《管锥编》也一定要用繁体字出版。笔者曾见过一套三联出版的有简体字版的《钱钟书集》，在其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谈艺录》、《管锥编》因作者不同意出简体字版而未出简体字版。同样坚持繁体出版的还有陈寅恪，他在临死还要留下遗嘱，他的作品不能用简体字出版，一定要用繁体而且要竖排。

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汉字的繁简之争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由于最高政治领导的介入和表态，文字改革被政治化。甚至于简体字成为了一个政治标识物，说到简体字就一定要说是正确的，一定要赞成简体字方案，不然就是政治立场有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不仅在大陆简体字被政治化，在台湾简体字也同样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自大陆开始推行简化字之后，国民党当局便开始将简化汉字斥为“忘本卖国”等，并始终对文字严加管控，坚持使用繁体字，禁用简体字，将其视为意识形态问题。一时间，简化字在台湾成为洪水猛兽，人人忌谈并成为了一个政治符号。不过与大陆相反的是，在台湾提议简化汉字，甚至是写简体字的人都要被戴上政治帽子。

简化汉字的倡议并不始于新中国，而是晚清

中国历代都有简体字在民间流行，但真正把简体字作为正统文字(正体字)来用的主张，却是到晚清才有人正式提出。1909年，清末学者陆费逵在《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的文章，在历史上首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提出汉字简化主张的人。

五四以后，文字改革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被提到重要的位置，钱玄同、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都提出汉字应该简化，其中钱玄同是最为积极的倡导者。

实际上，民国时期，政府对文字简化的态度一直比较积极，并一直在尝试着推行汉字简化。1935年，蒋介石责成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王世杰进行汉字简化。1952年秋，蒋介石在一次国民党宣传会议上再次提出文字改革。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蒋介石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时难以施行，便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文字简化也就再次搁置。

“近现代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使用简体字的建议，但实际上使用拼音文字，汉字拼音化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李乐毅说。比如，1922年，钱玄同在提出《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的时候就认为，“汉字改用拼音是治本的方法，减省现行汉字笔画是治标的方法，”减省笔画也就成为了文字改革的一个选择。钱玄同对于文字改革的观点并不是孤例，实际上有很多知识分子持有类似的观点，即文字改革的方向就是汉字拼音化，消灭汉字的字形代以罗马字母的拼音文字，如陈独秀、胡适、蔡元培、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傅斯年、赵元任、黎锦熙等。鲁迅的观点尤为激进，他曾表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赞成废除汉字代替以拼音文字，认为促使书面语和口语一致的关键是实行汉字拼音化。

“与建国前的文字改革一样，建国后文字改革确定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拼音化文字，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拼音化方向非常明确。毛泽东多次发表支持汉字改革的意见，并指出“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而在实现拼音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因此文改会在当时一方面进行汉字的整理和简化工作，另一方面也在积极进行拼音化的各项准备工作，以便最终推出拼音文字。在当时，汉字简化实际上是拼音化的准备和权宜之计。“ 1958年文改会将“汉语拼音方案”送给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审阅时原来的标题是“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是周恩来划去了其中的…文字?二字，这才使得拼音方案没有变成拼音文字。”

为实现汉字最终的拼音化，60年左右还在山西万荣县进行过拼音文字的试点，即用拼音完全替代汉字。在全县范围内，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和培训班，进行拼音文字的推广。万荣县还创办了一种拼音报，这种报纸完全采用拼音文字，没有汉字字形。不过试点并不成功，几年之后拼音文字在万荣县的试点被终止，拼音文字在全国的推广当然也就没有展开。

这种汉字改革最终拼音化的方向还体现在60年代国家组织力量对各地的方言进行拉丁字母注音，并在各方言区进行推广。“在广东方言区，当时对几大方言，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以及海南话创立了拉丁字母拼音方案，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些方言注音当作文字，只是一个拐杖。”从现在看来，这些对方言的注音方案实际就是要为最终汉字的拼音化做准备。从晚清到五四，再至建国，“汉字拼音化”一直是中国文字改革的方向，“汉字拉丁化”的提法一浪高过一浪，为什么？苏培成认为，“中国的文字改革与新文化运动是同一个思路，或者说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部分。”晚清的屈辱记忆让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要使国家富强就只有启蒙民众，而普及教育则是首要任务。汉字难记难认，是普及教育的主要障碍，因此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改革汉字，最终达到普及教育、启蒙民众的梦想。而日本在文字上的拼音化改革及其之后的强国姿态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所以五四之后，“汉字落后，拉丁文字先进”的言论屡见不鲜，如钱玄同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

有学者认为，建国后文字改革之所以会存在拼音化方向，原因有几方面，一是延安拉丁化文字运动的推动作用，二是毛泽东本人受到五四思潮的影响，而最关键的原因是实现与西方文字的接轨，即“汉字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文字的拼音化实际上也就成为了中国走向西方，走向现代化的一个举措。1956年的另一个重要改革，将竖排改为横排，除却生理上横看视野比直看视野要宽的原因之外，与西方世界接轨恐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因为西方世界的文字都是横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