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症性肠病的发病机制及临床诊治研究进展

炎症性肠病合并机会性感染专家共识意见

炎症性肠病合并机会性感染专家共识意见 IBD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疾病，主要包括CD和UC。IBD呈慢性病程、迁延不愈，严重影响患者生命质量。机会性感染是指对健康人体致病能力有限或无致病能力的 微生物，当疾病(如艾滋病)或治疗因素诱发机体免疫功能低下时，则可致病而引发感染。IBD患者是机会性感染的高风险人群。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IBD学组组织专家讨论制订本共 识意见。 本次共识意见分为IBD合并巨细胞病毒(cytomegalovirus，CMV)感染、EB病毒(Epstein-Barr virus，EBV)感染、病毒性肝炎、细菌感染、结核分枝杆菌感染、真菌感染、寄生虫感染和疫苗等方面内容，共33个指标，本文仅对IBD合并巨细胞病毒感染、EB病毒感染、病毒性肝炎、细菌感染部分的共识意见进行分别阐述。感兴趣读者可订阅《中华消化杂志》2017年第4期杂志。IBD合并CMV感染1IBD患者CMV 血清IgG抗体阳性率高于健康对照者，UC合并CMV结肠炎者多于CD。注释：CMV感染的流行病学与社会经济学背景等因素相关。文献报道IBD患者CMV血清IgG阳性率较高。例如Yi等报道我国武汉地区UC患者CMV血清IgG阳性率为73%，CD患者为89%，而健康人群仅为50.69%。IBD

患者感染CMV的疾病形式表现不一，其中CD患者很少合并CMV疾病，文献报道比例2重度UC出现糖皮质激素抵抗者建议临床除外CMV活动性感染。注释：多数文献指出，重度UC和(或)糖皮质激素抵抗的UC患者的CMV活动性感染率增高。据国外报道，糖皮质激素抵抗的重度UC患者中CMV结肠炎比例为20%～40%，行急诊结肠切除的UC患者中为27%。我国资料显示，重度UC接受外科手术患者中CMV活动性感染比例为46.2%，难治性UC患者中为36.7%。3CMV IgM抗体阳性和(或)CMV pp65抗原血症(每150 000 个白细胞中CMV阳性细胞数≥1)和(或)血浆CMV DNA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 quantitativ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qPCR)检测阳性，提示CMV活动性感染。注释：针对CMV活动性感染的检测手段很多，各检测手段均有其优点和不足，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增加其检出率。①CMV血清特异性抗体检测：包括IgM和IgG，血清IgM抗体多在感染2～4周后才相继出现，其早期诊断价值有限。②CMV pp65抗原检测：诊断敏感度为60%～100%，特异度为83%～100%。缺点是不能区分潜伏感染和活动性感染，且检测结果受外周血中性粒细胞计数减少的影响。③病毒培养：特异度高(89%～100%)但敏感度较低(45%～78%)，临床应用较少。 ④血浆和粪便CMV DNA qPCR检测：血浆CMV DNA qPCR 诊断活动性感染的敏感度为65%～100%，特异度为40%～

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指原因不明的一组非特异性慢性胃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未定型IBD（IBD unclassified，IBDU）。IBDU是指一种结肠型IBD，根据其表现既不能确定为CD，又不能确定为UC。近年随着对儿童IBD研究的深入，发现年龄小于6岁的IBD儿童有其独特的表型，这类IBD被定义为极早发型IBD（very early onset IBD，VEO－IBD）[1]。VEO－IBD中还包含新生儿IBD（小于28日龄）和婴幼儿IBD（小于2岁）。VEO－IBD中被报道最多的是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及其受体基因突变。VEO－IBD因缺乏临床特异性表现、病例数相对少、缺乏诊断金标准而导致诊断困难。当遇到发病年龄早、病情重、影响生长发育、伴严重肛周疾病、常规治疗难控制、一级亲属有类似疾病史时，应高度怀疑VEO－IBD。 在北美及欧洲国家，儿童UC的发病率为（0.10~5.98）/100 000，儿童CD的发病率为（0.15~12.00）/100 000[2,3,4]。在我国，儿童IBD 发病率在近年显著升高，从2001年的0.5/1 000 000上升至2010年的6.0/1 000 000[5]。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儿童IBD协作组曾于2010年发表了"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规范共识意见"[6]。近年来，国内及国际对儿童IBD诊治的研究进展很快，IBD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欧

《炎症性肠病妊娠期管理的专家共识意见》(2019)要点

《炎症性肠病妊娠期管理的专家共识意见》（2019）要点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D) 和溃疡性结肠炎(UC)。IBD大多于中青年发病，会面临妊娠问题，故妊娠前指导并优化治疗、妊娠期管理对保障患者和胎儿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妊娠前指导和管理 1.1 妊娠前咨询 【陈述1】有生育计划的女性育龄IBD患者，建议妊娠前咨询相关专家，以获取更好的妊娠结局。(强烈推荐) 1.1.1 IBD患者的生育力IBD疾病缓解期患者生育力及妊娠结局与普通人 群相当。IBD患者生育率减低多与患者主动不生育有关。 1.1.2 IBD疾病的遗传性IBD的遗传问题也是影响患者生育意愿的原因之 一。

1.1.3 妊娠前咨询对改善妊娠结局具有重要意义女性IBD患者更多担心治疗药物对胎儿的不良影响，但却很少能认识到妊娠期间IBD疾病活动对孕妇及胎儿的影响。妊娠期患者治疗依从性常下降，UC和CD孕妇在妊娠期服药依从性分别为59%和72%。妊娠前咨询可提高患者妊娠期服药依从性，减少疾病复发，督促患者进行更好的妊娠前管理(如服用叶酸、戒酒和戒烟等)。 1.2 妊娠时机的选择 【陈述2】IBD患者在疾病缓解期，尤其是在内镜下黏膜愈合状态下妊娠可获得更佳的妊娠结局。因此，对计划妊娠的患者应全面评估病情，尽量在妊娠前进行疾病管理优化。(强烈推荐)于缓解期受孕的女性IBD患者中，近80%在妊娠期维持缓解状态，疾病复发风险与非妊娠患者相似；而在疾病活动期受孕者，妊娠期时1/3维持原来的疾病活动状态，1/3病情加重，1/3疾病活动有所改善。 1.3 妊娠前药物调整 【陈述3】计划妊娠的IBD患者如服用的是含有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的5-氨基水杨酸(5-ASA)，建议更换为不含DBP的5-ASA药物。(强烈推荐)

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解读(全文)

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解读（全文）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肠道慢性炎症性疾病，IBD患者临床表现多样，其中部分患者易合并营养不良。来自欧洲多国研究发现IBD合并营养不良的发生率在16% ~ 69.7%[1,2,3]。2017年我国多中心调查表明我国IBD患者合并营养不良比例高达55%（待发表）。 既往对IBD治疗的临床关注重点是积极的药物和手术治疗。近年来，大量临床研究结果和实践证据表明，营养支持治疗有助于IBD 患者疾病的诱导和维持缓解，因此，IBD患者营养支持治疗逐渐受到临床医师的重视。第一版《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2013·深圳）》首次对我国IBD患者营养不良的风险筛查与评估、营养支持治疗的适应证与方法等临床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建议指导[4]。近5年来，国内广大临床医师围绕IBD营养治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IBD营养支持治疗理念和水平都有了长足进步，也有了很多观念变化，因此有必要对旧版共识进行更新。2018年《炎症性肠病营养支持治疗专家共识》几经修订后发布，在此与大家讨论新版共识意见中值得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认识IBD患者营养不良现状，积极开展营养评估 IBD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较高，在儿童中甚至高达100%[5]。2017年我国多中心横断面调查发现，55%中国IBD患者合并营养不良，尤其是克罗恩病患者高达62%。营养不良类型以蛋白质热量型

营养不良为主，表现为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下降等[6]。本共识特别指出，IBD患者多存在机体组成的变化，例如骨骼肌减少、脂肪含量变化等，但此时BMI可能正常。机体组成变化可影响IBD患者日常活动，甚至与预后相关。IBD患者也常合并微量元素如维生素D、钙、铁的缺乏，所以合并骨密度降低与贫血的比例也较高[7,8]。我们应从多个方面评估患者的营养状态，注意有无营养素缺乏。目前虽然IBD合并营养不良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常规开展营养状态评估的IBD中心并不多，因此，对IBD患者进行规范化全面营养状态评估的工作亟待推广。 本共识推荐使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2002（NRS-2002）对初诊IBD 患者进行营养风险的筛查，对存在营养风险的患者进一步采用患者整体营养状况评估表（PG-SGA）进行评估后，再制定治疗方案[9,10]。由于IBD患者可能存在多类营养素缺乏，本共识强调对患者的蛋白质能量、微量营养素进行评估。患者能量需求量的评估应考虑多方面因素，活动期以及合并脓毒症的患者，能量需求相应增加；对青少年患者，除满足每日正常能量消耗外，还应重视其生长发育的需求。建议监测维生素D、维生素B12、叶酸和铁的水平，强调针对性地纠正患者微量元素缺乏并定期复查。 二、进一步理解营养支持治疗的积极作用 共识意见从多个角度阐明营养支持治疗对IBD病程变化可能存在的积极作用。一方面，来自我国以及日本的多个研究结果支持长期肠内营养（enteral nutrition，EN）可以诱导及维持CD缓解、延缓

炎症性肠病(IBD)规范化药物治疗进展

A：应对患者病情严重程度、发病情况、高危因素、并发症、禁忌证、遗传药理学特征、合并用药、用药史、不良反应史、社会经济状况、用药依从性、患者偏好以及药品的可及性进行全面详细的衡量，然后选择相应精准的治疗策略。B：在决定治疗方案前，应向患者详细解释方案的效益与风险，在与患者充分交流并取得合作之后实施。C：在治疗过程中，应监测治疗反应和对药物耐受的情况，检查药物依从性及药物剂量是否足够，随时调整治疗方案。D：IBD治疗应遵循欧美国家的临床药物治疗方案及指南。 2、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D A：5月19日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B：公益性组织：CCCF。三个“C”分别代表中国（China）、肠炎(Colitis)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IBD药物治疗分为“升阶梯（Step-up）”和“降阶梯（Top-down）”。D：降阶梯治疗指的是依照氨基水杨酸类→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顺序逐步使用。 3、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D A：IBD是一种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B：IBD临床表现为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另外还可能出现肠外表现例如口腔黏膜病变。C：最近研究显示，亚洲地区的IBD疾病发病趋势、严重度和临床转归都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预示着中国即将面临大量的IBD患者。D：IBD可以治愈。 4、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 A：沙利度胺可用于已怀孕的难治性克罗恩患者。B：来氟米特具有生殖毒性，能引起胚胎损伤，禁用于孕妇及尚未采取可靠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及哺乳期妇女。C：目前已经用于IBD临床治疗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类生物制剂：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和那他珠单抗，其中以英夫利西单抗应用时间最长。。D：荟萃分析显示，对于IBD患者，英夫利西单抗与硫嘌呤类药物联合用药的临床缓解率、内镜缓解率均显著优于英夫利西单抗或硫嘌呤类药物单药治疗，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E：用药不依从性的IBD患者比依从性好的患者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5、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 A：联用免疫抑制剂或肠内营养，可增加英夫利西单抗疗效。B：以营养为主的方案在UC治疗中的证据不足，但在CD患者中有中等强度的证据级别支持。C：益生菌制剂在UC 活动期和缓解期治疗中有益，但在CD患者中的益处证据不足。D：英夫利西单抗输液反应有效预防策略包括：推荐维持治疗、维持治疗中联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或抗组胺药物可减少输液反应的发生、将输液速度放慢。E：最新调查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IBD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存在问题。

炎症性肠病(IBD)规范化药物治疗进展

1、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D A：5-ASA制剂联合微生态制剂对UC的维持治疗效果较好。 B：5-ASA制剂维持治疗的疗程推荐时问一般为3年～5年或更长。 C：SASP禁用于对磺胺类及水杨酸盐过敏者。D：服用SASP期间不宜多饮水。 2、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A A：沙利度胺可用于已怀孕的难治性克罗恩患者。 B：来氟米特具有生殖毒性，能引起胚胎损伤，禁用于孕妇及尚未采取可靠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及哺乳期妇女。 C：目前已经用于IBD 临床治疗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类生物制剂：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和那他珠单抗，其中以英夫利西单抗应用时间最长。。 D：荟萃分析显示，对于IBD患者，英夫利西单抗与硫嘌呤类药物联合用药的临床缓解率、内镜缓解率均显著优于英夫利西单抗或硫嘌呤类药物单药治疗，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 E：用药不依从性的IBD患者比依从性好的患者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3、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D A：对于重度UC，静脉用激素为首选治疗。 B：对于局限在回肠末段、回盲部或升结肠的轻度活动性CD，可选择局部作用激素布地奈德。 C：糖皮质激素不能作为维持治疗药物，诱导缓解后缓慢减量，快速减量可能导致IBD早期的复发。 D：如UC患者服用糖皮质激素1个月内不能减量至<10 mg/d，或停用糖皮质激素1个月内出现复发则考虑为糖皮质激素依赖。 4、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D A：IBD是一种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 B：IBD临床表现为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另外还可能出现肠外表现例如口腔黏膜病变。 C：最近研究显示，

亚洲地区的IBD疾病发病趋势、严重度和临床转归都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预示着中国即将面临大量的IBD患者。D：IBD可以治愈。 5、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A A：联用免疫抑制剂或肠内营养，可增加英夫利西单抗疗效。 B：以营养为主的方案在UC 治疗中的证据不足，但在CD患者中有中等强度的证据级别支持。 C：益生菌制剂在UC活动期和缓解期治疗中有益，但在CD患者中的益处证据不足。 D：英夫利西单抗输液反应有效预防策略包括：推荐维持治疗、维持治疗中联用免疫抑制剂、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和/或抗组胺药物可减少输液反应的发生、将输液速度放慢。 E：最新调查显示，有大约三分之二的IBD 患者的用药依从性存在问题。 6、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C A：氨基水杨酸类制剂是治疗轻度和中度UC以及轻度活动性CD诱导缓解和维持缓解的主要药物，但对中度活动性CD疗效不明确。 B：SASP的不良反应如白细胞减少、骨髓抑制、皮疹等可高达5％～30％。 C：不同类型5-ASA制剂疗效上有显著差别。 D：对病变局限在直肠或直肠乙状结肠的这部分IBD患者，需要注意局部用药（例如栓剂或灌肠剂）的重要性，口服与局部的联合用药疗效更好。 7、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D A：硫嘌呤类药物可用于激素依赖、5-ASA制剂不耐受的UC患者缓解期的维持治疗。 B：对于中度活动性CD的诱导缓解治疗，激素无效或激素依赖时，可加用硫嘌呤类药物，但不推荐AZA单药治疗。 C：强等级推荐硫嘌呤类药物用于CD维持缓解期的治疗。D：葡醛酸转移酶是硫嘌呤类药物的重要代谢酶。 E：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与环孢素联合应用后，约79% 的

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曹婷婷，薛原，曲波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黑龙江哈尔滨150001 【摘要】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是一组以持续性肠道炎症为特征的疾病。其确切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一般认为是环境因素作用于遗传易感的个体，使其免疫系统发生过度的免疫反应，最终导致肠道炎症。 【关键词】炎症性肠病；发病机制；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免疫因素 中图分类号：R574．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709（2012）02－0110－04收稿日期：2011-09-22 The advance in studies of the pathogenesis of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CAO Tingting，XUE Yuan，QU Bo Department of Gastroenterology，the2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Harbin150001，China 【Abstract】The 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mainly consisting of Crohn’s disease（CD）and ulcerative colitis （UC），is characterized by persistent intestinal inflammation．Although the exact pathogenesis of IBD is unknown，it is generally accepted that the uncontrolled immune response leads to intestinal inflammation with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 in genetically predisposed individuals． 【Key words】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Pathogenesis；Environmental factor；Genetic factor；Immunological factor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组反复发作的慢性炎症性肠道疾病，主要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和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虽然CD和UC早在1623年和1852就被分别首次报道［1］，但其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明确。随着分子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以及DNA重组技术的迅猛发展，关于IBD发病机制的研究也逐步展开，人们对IBD的认识不断深入。已有许多实验研究表明，环境因素、遗传因素、免疫因素与IBD的发生密切相关。下面就这三个方面对其发病机制的研究现状进行概述。 1环境因素 近年来，在IBD的高发地区如北欧、北美，IBD的发病率逐步平稳，但在低发地区如南欧、亚洲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IBD的发病率持续上升。IBD低发地区居民移居至高发地区后其发病率上升。这都提示环境因素在IBD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当前研究较多的与IBD相关的环境因素包括微生物、吸烟与阑尾切除术。1．1微生物在IBD发病机制中，微生物引起的感染作为一个引发肠道炎症反应的触发点，一直备受关注。但是至今尚未发现引起IBD的确切病原体。作为IBD的可能病原菌，副结核分枝杆菌（mycobacteri-um avium paratuberculosis，MAP）一直是个研究热点。有文献报道MAP存在于CD患者的肠道组织及外周血中，并认为其参与了CD的发病［2-4］。然而有学者应用PCR技术未能在CD的肠道组织中测得MAP DNA，并不赞成上述观点［5-6］。Rosenfeld等［7］提出MAP生长缓慢、培养难度大，检测MAP也比较困难，这也造成了许多研究CD与MAP关系的实验得出了不同结果。目前尚不能确定MAP与CD的关系。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H．pylori）感染与IBD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但并未达成一致。Tursi报道了患者根除H．pylori后引发了CD的案例［8］，并认为根除H．pylori可以消除Th2细胞因子，从而使得Th1占优势，促炎细胞因子迅速增多，从而引起CD的发生。这一观点也支持了H．pylori的感染对UC起着保护性作用。Oliveira等［9］应用PCR 技术在UC样CD患者的肠道组织中分离出了H．pylo-ri，但他们发现瘘管型CD中的抗H．pylori IgG水平相当低，故而认为H．pylori感染与IBD间的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确定。 此外，尚有文献报道了麻疹、李斯特菌、风疹病毒、巨细胞病毒、艰难梭菌和大肠埃希菌等病原体与IBD 关系的研究，但是均无充足的证据证明它们与IBD直接相关。 1．2吸烟目前研究表明，吸烟与IBD关系密切。吸烟可以增加患CD的风险，并加重CD的病情；相反，吸烟对UC患者起着保护作用［10］。其可能的机制是：吸食烟草产生的烟雾中有上百种物质，如尼古丁、自由基和一氧化碳等，其可通过影响黏膜层、细胞因子产物、微循环等在IBD中发挥作用。在UC患者中，尼古丁能增加结肠黏膜的血流量以及黏蛋白的合成，降低 通讯作者：曲波，E-mail：qubo_1970@hotmail．com

60例炎症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炎临床与病理诊断分析

60例炎症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炎临床与病理诊断分析 目的分析60例炎症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炎临床与病理诊断特征。方法根据疾病类型的不同，将本院肠道疾病患者，分为炎症性肠病组与缺血性肠炎组。对比两组患者的临床诊断结果、病理诊断结果以及临床特征。结果炎症性肠病组临床诊断检出率为63.33%、缺血性肠炎组临床诊断检出率为40%。与病理诊断结果相比，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炎症性肠病组患者男70%、患者年龄（31.52±3.06）岁、腹痛者73.33%、腹泻者70%、便血者93.33%。与缺血性肠炎组相比，差异显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相对于临床诊断而言，病理诊断炎症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炎，准确率更高。为提高疾病检出率，临床应根据患者的性别、年龄以及症状鉴别疾病，以防误诊或漏诊。 标签：炎症性肠病；缺血性肠炎；病理诊断 炎癥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病，为临床常见的两种肠道疾病。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诱因不同，且治疗方法不同。但发病后，两类疾病患者均可见腹痛、腹泻以及便血症状。对疾病进行鉴别诊断，是提高治疗方案针对性的关键。本文于本院收治的肠道疾病患者中，随机选取60例作为样本。阐述了炎症性肠病及缺血性肠炎临床与病理诊断的方法，并观察了诊断结果，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2016年11月～2017年11月收治的肠道疾病患者60例作为样本。根据疾病类型的不同，将本院肠道疾病患者，分为炎症性肠病组与缺血性肠炎组2组。炎症性肠病组患者30例，男15例，女15例。年龄22～77岁。缺血性肠炎组患者共30例，男14例，女16例。年龄35～98岁。两组患者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1.2.1 临床诊断方法 所有患者均依照临床症状、内镜检查结果、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内镜检查时，标本均需采用10%福尔马林固定。染色方法以HE染色为主。 1.2.2 病理诊断方法 所有患者的病理诊断方法相同：（1）炎症性肠病：炎症性肠病包括克罗恩病、溃疡性结肠炎两种。当病理检查结果提示病损不规律、裂隙溃疡、结节样肉芽时，考虑克罗恩病。当病理检查结果提示隐窝脓肿、基底部浆细胞增多时，考虑溃疡性结肠炎。（2）缺血性肠炎：当内镜检查结果提示黏膜下出血、水肿。且合并坏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炎症性肠病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指病因不明的炎症性肠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 ss,UC）和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炎症指征的基本特征是肿胀、红斑、黏液样或脓性渗出、轻度或重度上皮破坏、纤细或粗大颗粒状黏膜变形、假息肉形成、回缩和狭窄。 病因和发病机制： (1)环境因素。 (2)遗传因素。 (3)感染因素。 (4)免疫因素。 一、克罗恩病（Crohn disease,CD），又称克隆病、局限性肠炎、肉芽肿性回肠炎等。是病因不明的胃肠道肉芽肿性炎症疾病，与溃疡性结肠炎同属炎症性肠病。病变特点为节段性或跳跃式分布的溃疡性病变，可发生于胃肠道的任何部位，而以回盲部最常见，大约40%病例有结肠受累，血性腹泻的比例也最高。 1、临床特点： (1)起病隐晦，呈慢性过程，活动期与缓解期交替，患者常以腹痛、腹泻就诊。 (2)腹痛多位于右下腹或脐周，常为痉挛性阵痛伴腹鸣，进餐后加重，排便排气后可缓解。 (3)腹泻多呈糊状，脓血或黏液便少见。 (4)可在右下腹或脐周扪及较固定的肿块。 (5)部分患者可见肠瘘、肠梗阻、肛周瘘管等并发症。 2、内镜下特点： (1)病变主要位于右半结肠，以回盲部多见。早期溃疡呈阿弗他样或裂隙状，病变呈跳跃式，病变之间的黏膜基本正常； (2)病程发展出现纵行溃疡。溃疡不连续、形态不规则、大小不等，底深，多被厚苔或污苔，非对称样肠壁受累； (3)因为黏膜下层高度充血水肿而使黏膜隆起，呈鹅卵石样改变，卵石之间常为溃疡； (4)并发瘘管形成是进展期克罗恩病的一个特征性表现； (5)肠狭窄：典型者为末端回肠的管型狭窄，狭窄处肠壁弥漫性增厚，犹如消防水管； (6)急性期后多发炎性息肉和明显的瘢痕形成。 3、诊断要点： (1)克罗恩病的诊断需密切结合临床、内镜、影像学、组织活检所见进行综合分析，因本病

浙江省2019年执业药师继续教育答案炎症性肠病(IBD)规范化药物治疗进展

浙江省2019年报业药师继续教育答案《炎症性肠病（IBD）规范化药物治疗进展》 1、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NUDT15 基因多态性比TPMT基因多态性更能预测IBD患者中AZA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B：别嘌醇可抑制黄嘌呤氧化酶，继而影响6-MP的代谢灭火途径，引起6-MP毒性增加，与别嘌醇必须同时服用时，AZA或6-MP的剂量应该大大降低。C：患者肾功能是决定MTX 血药浓度的主要因素。D：影响CYP3A4或P-糖蛋白的药物与环孢素联合应用不会影响环孢素的血药浓度。E：霉酚酸酯是很有希望的对硫嘌呤类药物不耐受的IBD患者的缓解维持药物。 2、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硫嘌呤类药物可用于激素依赖、5-ASA制剂不耐受的UC患者缓解期的维持治疗。B：对于中度活动性CD的诱导缓解治疗，激素无效或激素依赖时，可加用硫嘌呤类药物，但不推荐AZA单药治疗。C：强等级推荐硫嘌呤类药物用于CD维持缓解期的治疗。D：葡醛酸转移酶是硫嘌呤类药物的重要代谢酶。E：肾上腺糖皮质激素与环孢素联合应用后，约79% 的患者体内环孢素血药浓度改变。 3、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5月19日是世界炎症性肠病日。B：公益性组织：CCCF。三个“C”分别代表中国（China）、肠炎(Colitis)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IBD药物治疗分为“升阶梯（Step-up）”和“降阶梯（Top-down）”。D：降阶梯治疗指的是依照氨基水杨酸类→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生物制剂的顺序逐步使用。 4、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沙利度胺可用于已怀孕的难治性克罗恩患者。B：来氟米特具有生殖毒性，能引起胚胎损伤，禁用于孕妇及尚未采取可靠避孕措施的育龄妇女及哺乳期妇女。C：目前已经用于IBD临床治疗的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类生物制剂：英夫利西单抗、阿达木单抗、赛妥珠单抗和那他珠单抗，其中以英夫利西单抗应用时间最长。。D：荟萃分析显示，对于IBD 患者，英夫利西单抗与硫嘌呤类药物联合用药的临床缓解率、内镜缓解率均显著优于英夫利西单抗或硫嘌呤类药物单药治疗，且不良反应无明显差异。E：用药不依从性的IBD患者比依从性好的患者有更高的复发风险。 5、以下描述错误的是（单项选择） A：IBD是一种自身免疫紊乱导致的肠道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性疾病。B：IBD临床表现为腹泻、粘液脓血便、腹痛，另外还可能出现肠外表现例如口腔黏膜病变。C：最近研究显示，亚洲地区的IBD疾病发病趋势、严重度和临床转归都越来越接近西方国家，预示着中国即将面临大量的IBD患者。D：IBD可以治愈。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

对我国炎症性肠病诊断治疗规范的共识意见_2007年_济南_ 发表时间：2009-12-30 发表者：严瑾 (访问人次：870)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协作组 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非特异性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C)和克罗恩病(CD)。前者是一种慢性非特异性结肠炎症，病变主要累及结肠黏膜和黏膜下层，范围多自远段结肠开始，可逆行向近段发展，甚至累及全结肠及末段回肠，呈连续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泻、腹痛和黏液脓血便。后者为一种慢性肉芽肿性炎症，病变可累及胃肠道各部位，以末段回肠及其邻近结肠为主，呈穿壁性炎症，多呈节段性、非对称性分布，临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瘘管、肛门病变等。两者均可合并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2006年，全国IBD协作组成立以来，我们结合国外处理指南对诊治规范的建议进行了讨论，强调诊治规范应具有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和普及性。 根据循证医学的原理，广泛搜寻循证资料，进行修改补充十分关键，但我国目前高质量的临床资料不多，加之对于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些资料也很难达到以一概全的指导效果，因此在讨论中除引证部分资料外，更多参考国外新近诊治指南并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对诊治规范作了进一步修改，形成共识意见讨论稿。 今年5月济南第七次全国消化疾病学术大会上报告后定稿，现公布如下，供国内同道参考。今后应加强循证资料的搜集，并在应用中定期修改，不断完善和更新规范的内容，使之深化细化，加强实用性和指导性。 第一部分诊断及疗效评价标准 溃疡性结肠炎 一、诊断标准 1．临床表现：有持续或反复发作的腹泻、黏液脓血便伴腹痛、里急后重和不同程度的全身症状。病程多在4～6周以上。可有关节、皮肤、眼、口及肝胆等肠外表现。 2．结肠镜检查：病变多从直肠开始，呈连续性、弥漫性分布。表现为： ①黏膜血管纹理模糊、紊乱或消失、充血、水肿、质脆、出血、脓性分泌物附着，亦常见黏膜粗糙，呈细颗粒状； ②病变明显处可见弥漫性、多发性糜烂或溃疡； ③缓解期患者可见结肠袋囊变浅、变钝或消失，假息肉及桥形黏膜等。 3．钡剂灌肠检查：主要改变如下： ①黏膜粗乱和(或)颗粒样改变； ②肠管边缘呈锯齿状或毛刺样，肠壁有多发性小充盈缺损； ③肠管短缩，袋囊消失呈铅管样。 4．黏膜组织学检查：活动期和缓解期有不同表现。 活动期： ①固有膜内有弥漫性慢性炎性细胞、中性粒细胞、嗜酸粒细胞浸润； ②隐窝有急性炎性细胞浸润，尤其是上皮细胞间有中性粒细胞浸润及隐窝炎，甚至形成隐窝脓肿，脓肿可溃人固有膜； ③隐窝上皮增生，杯状细胞减少；

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完整版） 本文刊于：中华儿科杂志, 2019,57(7):501-507 作者：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临床营养学组 摘要 近年来，我国儿童炎症性肠病（IBD）发病率显著升高。国内及国际对儿童IBD诊治的研究进展很快，IBD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和临床营养学组专家借鉴国外最新共识以及国内儿童IBD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在更新完善2010年儿童IBD诊断规范共识意见上增加治疗内容，形成新的诊治共识，为IBD 患儿的临床管理提供指导意见。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指原因不明的一组非特异性慢性胃肠道炎症性疾病，包括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和未定型IBD（IBD unclassified，IBDU）。IBDU是指一种结肠型IBD，根据其表现既不能确定为CD，又不能确定为UC。近年随着对儿童IBD 研究的深入，发现年龄小于6岁的IBD儿童有其独特的表型，这类

IBD被定义为极早发型IBD（very early onset IBD，VEO-IBD）[ 1] 。VEO-IBD中还包含新生儿IBD（小于28日龄）和婴幼儿IBD （小于2岁）。VEO-IBD中被报道最多的是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0及其受体基因突变。VEO-IBD因缺乏临床特异性表现、病例数相对少、缺乏诊断金标准而导致诊断困难。当遇到发病年龄早、病情重、影响生长发育、伴严重肛周疾病、常规治疗难控制、一级亲属有类似疾病史时，应高度怀疑VEO-IBD。 在北美及欧洲国家，儿童UC的发病率为（0.10~5.98）/100 000，儿童CD的发病率为（0.15~12.00）/100 000 [ 2,3,4] 。在我国，儿童IBD发病率在近年显著升高，从2001年的0.5/1 000 000上升至2010年的6.0/1 000 000 [ 5]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儿童IBD协作组曾于2010年发表了"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规范共识意见" [ 6] 。近年来，国内及国际对儿童IBD诊治的研究进展很快，IBD的诊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欧美国家、日本及我国成人消化学组均出台IBD的诊治指南或指导意见。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消化学组和临床营养学组专家借鉴国外最新共识以及国内儿童IBD的临床研究和实践，在更新完善原有诊断规范共识意见上增加治疗内容，经过3次会议开放式讨论和多次函审修改，形成"儿童炎症性肠病诊断和治疗专家共识"，为IBD患儿的临床管理提供指导意见。 第一部分IBD的诊断

【共识解读】《加拿大胃肠病学会炎症性肠病与静脉血栓防治共识意见(2014 年)》

【共识解读】《加拿大胃肠病学会炎症性肠病与静脉血栓防治共识意见（2014 年）》2014年3月《胃肠病学》（Gastroenterology）杂志发表了《加拿大胃肠病学会（CGA）关于预防和治疗炎症性肠病（IBD）与静脉血栓（VTE）的共识意见》，形成17条关于IBD患者静脉血栓的建议，其中3条有关发病率、9条有关预防、5条有关治疗。 目前我国IBD患者发病率逐年增高，但对IBD合并血栓的认识不足，仍缺乏有关血栓发病率及有效治疗的数据，因此该共识意见对我国IBD患者合并血栓的诊治具有良好指导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此文还引用了我国学者的两篇荟萃分析结果，一篇来自西安西京消化病医院梁洁副教授、吴开春教授关于凝血因子Ⅴ的莱登（Leiden）突变与IBD 患者静脉血栓关系的研究（参考文献62）；另一篇来自上海仁济医院冉志华教授关于活动期溃疡性结肠炎（UC）患者应用肝素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分析（参考文献40）。本刊邀请吴开春和梁洁两位教授对该共识主要意见进行介绍和解读。 中重度活动性IBD是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 该共识参考了2012年美国胸科医师学会（ACCP）关于预防、治疗静脉血栓的指南，尽管2012年ACCP指南去掉了2008版指南中IBD 是静脉血栓形成危险因素的内容，但是大量数据表明，IBD患者静脉血栓发生率是正常人群的3倍，当疾病活动时发生血栓的风险更大。

该共识通过现有循证医学证据表明，中重度活动性IBD是静脉血栓的危险因素，且住院期间血栓发生风险高于非住院期间6倍。 应积极对IBD患者行抗凝治疗 该共识意见中各项意见的循证医学证据等级相对较低，多数是英国或其他单中心报道及荟萃分析结果。但通过专家讨论投票，对于此类疾病的发病率和预防的共识意见，许多都被强力推荐。 在血栓预防方面，如果IBD患者因中重度疾病复发住院，只要没有严重出血，均推荐应用低分子量肝素或小剂量普通肝素预防血栓形成。 IBD 患者行腹部手术时推荐行抗凝治疗。对于住院期间有严重的IBD 相关的消化道出血患者，该共识意见建议，暂给予机械性预防血栓治疗，当出血不严重时，改用抗凝治疗。此外，门诊复发的中重度活动期IBD患者若有VTE病史，也建议接受抗凝治疗。IBD妊娠女性行剖宫产时建议接受抗凝治疗。但对门诊复发但无VTE病史的活动期IBD患者或小于18岁无VTE病史的IBD儿童，均不建议抗凝治疗。

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中国炎症性肠病治疗药物监测专家共识意见（全文） 生物制剂和免疫调节剂是诱导和维持IBD疾病缓解的重要药物。合适的药物浓度对提高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具有重要临床意义。在IBD治疗过程中进行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可以最大限度优化药物使用，更好地指导治疗策略的选择。2017年美国胃肠病学会(American Gastroenterological Association，AGA)发布了IBD的TDM共识，澳大利亚也在同年发表了抗TNF-α制剂的TDM共识。近年来我国IBD患者逐渐增多，如何更好地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优化治疗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这已经成为临床医师必须面对的常见问题。鉴于此，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组织我国IBD领域部分专家，于2018年8月24日在西安召开了IBD的TDM研讨会，回顾国际和国内有关IBD的TDM相关资料，达成以下我国IBD的TDM共识意见。 一、抗TNF-α制剂的TDM (一)抗TNF-α制剂的TDM时机 1.对于抗TNF-α制剂诱导缓解的患者，有条件的单位可定期进行TDM以指导患者管理。 2.缓解期患者计划停药时，有条件的单位可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1.对于原发无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2.对于继发失应答的患者，建议进行TDM，以指导临床决策。

尽可能在接近下次输注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infliximab，IFX)之前进行药物浓度和抗药抗体(anti-drug antibodies)监测；同一患者建议使用同一种检测方法，以使前后的检测结果更具可比性。 抗TNF-α制剂治疗IBD时TDM包括药物浓度监测和抗药抗体监测[1]。临床上实施TDM通常有2种方式，即被动TDM和主动TDM。被动TDM 通常是对药物疗效欠佳或药物失应答的患者在疾病活动时进行的TDM。疾病活动根据临床症状、血液生物化学、内镜或影像学指标进行判断。主动TDM是指对缓解期患者常规按计划进行TDM。 1．对于采用抗TNF-α制剂诱导缓解的患者，有条件的单位可定期进行TDM以指导患者管理：6%～17% IFX规律治疗的患者在治疗过程中会产生抗英夫利西单克隆抗体抗体(antibodies to infliximab，ATI)[2]，ATI 的产生与患者继发失应答密切相关。IFX血药浓度低可导致ATI的产生[3]，对于IFX诱导和维持缓解的患者，进行主动TDM可识别血药浓度低的患者，指导治疗措施的调整。Lega等[4]近期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对于IFX 诱导缓解的患者，在进入维持治疗期前，即开始IFX治疗的第10周主动监测IFX药物浓度和ATI效价，根据结果调整IFX用量有利于维持IFX有效血药浓度。同时，多项研究结果显示维持治疗期IFX血药浓度可预测患者临床结局，与患者生物学、内镜和组织学缓解密切相关[5,6,7]。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定期的主动TDM比被动TDM可以为患者带来更多的临床获益[4,8,9,10]，即便是对发生继发失应答的患者，实施被动TDM后再进行常规的主动TDM，亦可显著降低治疗失败的概率[9]。TAXIT研究结

生物制剂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进展与经验

生物制剂用于治疗炎症性肠病的进展与经验 李瑾1,2*，夏冰1,2，邓长生1,2 近年在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IBD）的治疗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主要包括：5-氨基水杨酸（5-ASA）等传统制剂的使用更为规范，越来越多的新型生物制剂显现疗效，粪菌移植、干细胞移植等研究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1-3]。同时提出一些新的治疗策略，如个体化治疗、达标治疗（target-to-treat）、限时序贯治疗等[4]，这些逐渐在临床上得以应用及推广。其中生物制剂的进展最为显著，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单抗（主要是英夫利西，infliximab，IFX）的应用越来越广，经验越来越多，还有其他TNF单抗如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戈利木单抗（golimumab）的临床研究和应用也获得了可喜的结果。另外，还有其他新的生物制剂也取得一些重大进展。2012年，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炎症性肠病学组发布了《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2年·广州）》，进一步规范了我国IBD的诊疗【5】。本文主要阐述生物制剂用于治疗IBD的进展与经验。 一、生物制剂的研究及应用进展 （一）抗细胞黏附分子抗体 2013年最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抗细胞黏附分子抗体治疗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 UC）和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 CD)方面取得重大进展[6-9]。 人源化抗整合素IgG4单抗（natalizumab）被证实对CD有效，包括诱导缓解及维持缓解，是第1个获批用于IBD治疗的抗白细胞单抗，但其应用受到药物神经毒性的限制，需特别注意在用药前筛查JC病毒，用药期间要严密监测, 警惕进展性多灶性淋巴细胞脑病（progressive multifocal leukoencephalopathy, PML）的发生[7]。 vedolizumab是针对细胞黏附分子整合素α4β7的异源二聚体单抗，其作用机制与natalizumab相类似，特异性结合分布于肠道的α4β7异源二聚体，抑制白细胞黏附从而发挥治疗作用，因其特异性作用于肠道，因此减少了神经系统的副 1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消化内科2湖北省肠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暨肠病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市东湖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