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常识

日本文学歴史

時代年代

縄文時代（じょうもんじだい）

弥生時代（やよいじだい）

古墳時代（こふんじだい）

飛鳥時代（あすかじだい）

以上的文学少有记载。

奈良時代（ならじだい）

７１１古事記（こじき）（太安万侶おおのやすまろ）

７１３風土記（ふどき）（？）

７２０日本書紀（にほんしょき）（太安万侶おおのやすまろ、舎人親王とねりしんのう）７５１懐風藻（かいふうそう）（？）

７５９～万葉集（まんようしゅう）（？）

平安時代（へいあんじだい）

９０１？竹取物語（たけとりものがたり）（？）

９０４？伊勢物語（いせものがたり）（？）

９０５古今和歌集（こきんわかしゅう）（紀貫之きのつらゆき）

９３５？土佐日記（とさものがたり）（紀貫之きのつらゆき）

９５１？大和物語（やまとものがたり）（？）

９７５宇津保物語（うつぼものがたり）（？）

９７５蜻蛉日記（かげろうにっき）（藤原道綱母ふじわらのみちつなのはは）

９９６？落窪物語（おちくぼものがたり）（？）

１００１？枕草子（まくらのそうし）（清少納言せいしょうなごん）

１０１０？源氏物語（げんじものがたり）（紫式部むらさきしきぶ）

１０１３？和漢朗詠集（わかんろうえいしゅう）（藤原公任ふじわらのきんとう）

１０６０？更級日記（さらしなにっき）（菅原孝標女ふじわらのたかすえのむすめ）

１０８０？大鏡（おおかがみ）（？）

１１２０？今昔物語（こんじゃくものがたり）（？）

１１６９梁塵秘抄（りょうじんひしょう）（後白河法王ごしらかわほうほう）

１１８７？千載和歌集（せんざいわかしゅう）（藤原俊成ふじわらのしゅんぜい）

１１９０？山家集（さんかしゅう）（西行さいぎょう）

鎌倉時代（かまくらじだい）

１２０５？新古今和歌集（しんこきんわかしゅう）（藤原定家ふじわらのさだいえ）

１２１２方丈記（ほうじょうき）（鴨長明かものちょうめい）

１２１３金槐和歌集（きんかいわかしゅう）（源実朝みなもとのさねとも）

１２１６？宇治拾遺物語（うじしゅういものがたり）（？）

１２２０？保元物語（ほげんものがたり）（？）

１２２０？平治物語（へいじものがたり）（？）

１２３５？小倉百人一首（おぐらひゃくにんいっしゅ）（藤原定家ふじわらのさだいえ）

１２４０？平家物語（へいけものがたり）（？）

１２５０？源平盛衰記（げんぺいせいすいき）（？）

１２５４古今著聞集（ここんちょもんじゅう）（橘成季たちばなのなりすえ）

１２８０？十六夜日記（いざよいにっき）（阿仏尼あぶつに）

１２８３沙石集（しゃせきしゅう）（無住むじゅう）

１３３０？徒然草（つれづれぐさ）（吉田兼好よしだけんこう）

室町時代（むろまちじだい）

安土桃山時代（あづちももやまじだい）

１３５６菟玖波集（つくばしゅう）（二条良基にじょうよしとも）

１３７４？太平記（たいへいき）（？）

１４００？風姿花伝（ふうしかでん）（世阿弥ぜあみ）

１５３９？新撰犬筑波集（しんせんいぬつくばしゅう）（山崎宗鑑やまざきそうかん）

１５９３伊曽保物語（いそほものがたり）（？）

江戸時代（えどじだい）

１６８２好色一代男（こうしょくいちだいおとこ）（井原西鶴いはらさいかく）

１６８５野ざらし紀行（のざらしきこう）（松尾芭蕉まつおばしょう）

１６８８日本永代蔵（にほんえいたいぐら）（井原西鶴いはらさいかく）

１６９０？奥の細道（おくのほそみち）（松尾芭蕉まつおばしょう）

１７０３曾根崎心中（そねざきしんじゅう）

１７１１冥途の飛脚（めいどのひきゃく）

１７１５国姓爺合戦（こくせんやがっせん）（近松門左衛門ちかまつもんざえもん）

１７１６折りたく柴の記（おりたくしばのき）（新井白石あらいはくせき）

１７６８雨月物語（うげつものがたり）（上田秋成うえだあきなり）

１７７４解体新書（かいたいしんしょ）（杉田玄白すぎたげんぱく）

１７９７新花摘（しんはなつみ）（与謝蕪村よさぶそん）

１７９８古事記伝（こじきでん）（本居宣長もとおりのりなが）

１８０２東海道中膝栗毛（とうかいどうちゅうひざくりげ）（十返舎一九じゅっぺんしゃいっく）１８０３花月草子（かげつぞうし）（松平定信まつだいらさだのぶ）

１８１４南総里見八犬伝（なんそうさとみはっけんでん）（滝沢馬琴たきざわばきん）

１８１５蘭学事始（らんがくことはじめ）（杉田玄白すぎたげんぱく）

１８１９おらが春（おらがはる）（小林一茶こばやしいっさ）

明治時代（めいじじだい）

１８７２学問ノススメ（がくもんのすすめ）（福沢諭吉ふくざわゆきち）

１８８５小説神髄（しょうせつしんずい）（坪内逍遙つぼうちしょうよう）

１８８７浮雲（うきぐも）（二葉亭四迷ふたばていしめい）

１８９０舞姫（まいひめ）（森鴎外もりおうがい）

１８９１五重塔（ごじゅうのとう）（幸田露伴こうだろはん）

１８９５たけくらべ（樋口一葉ひぐちいちよう）

１８９５にごりえ（樋口一葉ひぐちいちよう）

１８９７若菜集（わかなしゅう）（島崎藤村しまざきとうそん）

１８９７金色夜叉（こんじきやしゃ）（尾崎紅葉おざきこうよう）

１８９８歌よみに与えふる書（正岡子規まさおかしき）

１８９８武蔵野（むさしの）（国木田独歩くにきだどっぽ）

１９００高野聖（こうやひじり）（泉鏡花いずみきょうか）

１９０１みだれ髪（与謝野晶子よさのあきこ）

１９０２病床六尺（びょうしょうろくしゃく）（正岡子規まさおかしき）

１９０５我が輩は猫である（わがはいはねこである）（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

１９０６破壊（はかい）（島崎藤村しまざきとうそん）

１９０６坊っちゃん（ぼっちゃん）（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

草枕（くさまくら）（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

１９０７蒲団（ふとん）（田山花袋たやまかたい）

１９０９田舎教師（いなかきょうし）（田山花袋たやまかたい）

１９１０一握の砂（いちあくのすな）（石川啄木いしかわたくぼく）

大正時代（たいしょうじだい）

１９１３阿部一族（あべいちぞく）（森鴎外もりおうがい）

１９１３赤光（しゃっこう）（斎藤茂吉さいとうもきち）

１９１４こころ（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

１９１４道程（どうてい）（高村光太郎たかむらこうたろう）

１９１５羅生門（らしょうもん）（芥川龍之介あくたがわりゅうのすけ）

１９１６鼻（はな）（芥川龍之介あくたがわりゅうのすけ）

１９１６明暗（めいあん）（夏目漱石なつめそうせき）

１９１６高瀬舟（たかせぶね）（森鴎外もりおうがい）

１９１９友情（ゆうじょう）（武者小路実篤むしゃのこうじさねあつ）

１９２１暗夜行路（あんやこうろ）（志賀直哉しがなおや）

１９２３山椒魚（さんしょううお）（井伏鱒二いぶせますじ）

１９２６伊豆の踊子（いずのおどりこ）（川端康成かわばたやすなり）

昭和時代（しょうわじだい）

１９２９夜明け前（よあけまえ）（島崎藤村しまざきとうそん）

１９３０測量船（そくりょうせん）（三好達治みよしたつじ）

１９３５雪国（ゆきぐに）（川端康成かわばたやすなり）

１９３６風立ちぬ（かぜたちぬ）（堀辰雄ほりたつお）

１９４１智恵子抄（ちえこしょう）（高村光太郎たかむらこうたろう）

１９４３細雪（ささめゆき）（谷崎潤一郎たにざきじゅんいちろう）

１９４７斜陽（しゃよう）（太宰治だざいおさむ）

１９４９夕鶴（ゆうづる）（木下順二きのしたじゅんじ）

１９５６金閣寺（きんかくじ）（三島由紀夫みしまゆきお）

１９６０しろばんば（井上靖いのうえやすし）

关于日本文学王朝文学摘自二月文学（1）王朝文学的先驱8世纪末，日本都城由平京城（奈良）迁往平安城（京都）以后，直至12世纪后半叶武士政治势力抬头，以此地为中心推行政治，以皇室为中心的贵族社会盛极一时。这一时期，与正式文献中用汉文相比，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假名文字也有所发展。因此，和歌、物语文学都开出了绚丽之花，其先驱是以美貌的天女赫夜姬为主人公的《竹取物语》（9世纪）。（2）王朝文学的杰作——《源氏物语》《伊势物语》与《竹取物语》大约同时成书，是以在原业平为主人公的和歌物语，据说此书对《源氏物语》有很大的影响。以后相继出现以和歌为缀文引线的《大和物语》，

《平中物语》等。称为王朝文学杰作的《源氏物语》，作为日本文学的代表作已有定评。作者紫式部也已成定论，成书约在1010年左右，共54帖。这部长篇小说描写女性在宫廷生活中亲身经历的爱情故事。正编44帖，描写皇子光源氏因母亲出身卑贱而被降为臣籍的故事，后10帖描写光源氏之子薰君大将的故事。（3）女性的日记文学《源氏物语》的作者著有《紫式部日记》。当时服侍于宫廷沙龙的女性擅长作和歌，其中有不少和歌收录于风靡一时的敕撰和歌集，而写日记和随笔也是王朝文学的一大特色。此外，代表作还有《蜻蛉日记》、《和泉式部日记》、《更级日记》等，随笔文学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由此看来，王朝文学反映了女性黄金时代，这也是由于与称作男性文字的汉字相对的假名文字取得发展的缘故。由男性最初用假名写的作品有游记《土佐日记》。（4）神话文学《今昔物语》及其他在王朝文学之花盛开的余荫下，反映庶民生活疾苦的物语也应运而生。《日本异灵记》、《今昔物语》、《古今著文集》等神话文学作品，描写了讲释佛教教义的因果报应以及动物和人的婚姻故事、志怪故事等。近代文学（1）走向近代文学摆脱江户时代锁国的束缚进入明治时代以后，日本以稳健的步伐向现代化迈进，正如从二叶亭四迷有关屠格涅夫的翻译介绍及上田敏的诗歌译著《海潮音》中所看到的那样，文学界也在吸收海外文艺画潮，不断探索新路。推动这种文学运动发展的代表任务是坪内逍遥。他在小说、戏曲、评论、翻译等方面勤奋耕耘，于1885年发表小说《当代书生性格》的同时，又有排斥传统的劝善惩恶主义、提倡写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小说神髓》问世，从而一举成名。另外逍遥还有《一叶知秋》、《修行者役小角》等戏曲，以及译著《莎士比亚全集》也受到高度评价。（2）森鸥外与夏目漱石到明治中期，二叶亭四迷的《浮云》；幸田露伴的《五重塔》；德富芦花的《不如归》等小说，已广为人知。其中尤以森鸥外、夏目漱石的创作活动引人注目。鸥外根据自己作为陆军军医留学德国的亲身体验于1890年发表处女作《舞女》，二年后翻译安徒生的《即兴诗人》。后来创作的《雁》被评为现代小说的典范，从而确定了不可动摇的地位。而夏目漱石留学伦敦，归国后相继发表了《我是猫》、《哥儿》、《旅宿》等，达到了近代文学的顶峰，而且有众多的实力作家出其门下。（3）自然主义作家日俄战争前后，岛崎藤村、田山花袋等倡导自然主义的作家开始崭露头角。藤村的《破戒》、花袋的《棉被》起了主导作用。自然主义作为近代文学的一大主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明治时期的诗歌1882年由译诗、创作诗汇编成的《新体诗抄》出版。此后开辟了称作新提诗的新诗领域。代表性诗人有岛崎藤村、土井晚翠等。19世纪末期，与谢野铁干发起短歌运动，并创刊《明星》、将铁干夫人晶子以及石川啄木、北原白秋、高村光太郎等佼佼者团结在周围。这个时期，正冈子规也开展了排除空想和偶像，注重写实的短歌俳句运动。现代文学（1）大正时期的《白桦》活跃于同人杂志《白桦》（1910年创刊）的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里见醇、有岛武郎、有岛生马等。《白桦》只到关东大地震后停刊，作为文艺、美术杂志曾给大正时期的文坛及画坛很大的影响。其中志贺直哉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金字塔，获得很高的评价。（2）芥川龙之介与永井荷风芥川龙之介是一位在虚构世界中表现自己情感的作家，他不写长篇，始终以短篇小说家的身份出现，他的作品颇具特色。主要取材于《今昔物语》、《宇治拾遗物语》的《罗生门》、《地狱变》、《鼻子》等。永井荷风的长篇小说《较量》、《墨东趣话》则是取材于烟花巷和暗娼窝子的作品。（3）谷崎润一与佐藤春夫谷崎润一是在永井荷风的推崇下成名的作家，佐藤春夫与谷崎润一也交往甚密。春夫与谷崎夫人的恋爱导致两人友情破裂，但他们都是一直活跃于从大正到昭和战后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4）川瑞康成与横光利一1924年川瑞康成与横光利一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杂志，发起了新感觉派运动。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现实主义，在感觉及精神上显示出异常的敏感，在构思及修辞上刻意求新。川瑞的代表作品有《伊豆舞女》、《雪国》；横光的《太阳》、《旅愁》等至今广泛受到人们的喜爱。川瑞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68年）的日本人。（5）现代诗人明治时期兴起的新体诗到了大正时期渐趋沉寂，开始普及自由律白话

诗，它不按韵律而用常用语词创作。荻原朔太郎的《吠月》、《黑猫》、《冰岛》，高村光太郎的《路程》、《智惠子抄》，宫泽贤治的《春和修罗》等诗集是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另外，这一时期法国诗人安德烈?布洛东提倡的超现实主义和以魏尔伦、瓦莱里、马拉美为首的象征主义震撼了日本诗坛。此外，从大正到昭和战前时期，外国文学作品被陆续译出，卡夫卡、福克纳、马尔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在日本拥有众多读者。

新思潮派日本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继白桦派之后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又称新现实主义或新技巧派。通常指第三次(1914)和第四次(1916)复刊的《新思潮》杂志的同人。代表作家有芥川龙之介、菊池宽、久米正雄、丰岛与志雄和山本有三等人。他们大多是东京大学的学生，深受夏目漱石和森鸥外的影响，并得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启发。当这一派作家跻身文坛时，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已经衰落，起而代之的是白桦派文学。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社会动荡不安，各种矛盾激化，白桦派作家所主张的理想主义，作品中所表现的人道主义以及他们所追求的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多少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新思潮派的作家们尽管没有什么鲜明的文学主张，但在创作上却显示出共同的倾向：既反对自然主义纯客观的描写方法，又怀疑白桦派文学的理想主义。他们认为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强调题材的多样性，并且十分讲究写作技巧，注重艺术形式的完美。然而，这派作家的创作又不同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所提倡的新浪漫派、唯美派或颓废派文学。他们认真地审视人生,把握现实,在反映现实的同时，赋予自己笔下的一切以新的意义，理智地加以诠释，所以他们有时也被称为新理智派。在技巧上，他们一般采用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只是更着重于人物心理的刻画。芥川龙之介曾认为20世纪初席卷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的理想，可以用一个“真”字来概括。1908年以后，以永井荷风为中心的唯美主义派打着“美”的旗帜，写出了一系列颓废主义、唯美主义的作品。1910年出现的以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白桦派人道主义文学则以“善”作为理想。而1917至1919年间走上文坛的一批新作家便试图将上述真善美三种理想揉合在一起，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出来，这便是新思潮派作家在创作上的共同宗旨或共同倾向。但是，这一派的作家却又各具特色。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都是以典雅的语言、细腻的心理描绘、巧妙的布局和机智幽默的情趣，显示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但在他后期的现代题材作品中，却又表现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在探讨现实人生中经历幻灭之后的苦闷和绝望。菊池宽不象芥川龙之介那样对人生感到怀疑和苦恼，他在作品中简洁明快地表达对人生所持的现实的态度。他的后期创作转向以情节取胜的通俗小说。久米正雄早年的短篇小说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写过一些以社会问题为题材的剧本，后来也转向通俗小说的创作。山本有三的剧本和长篇小说也多以社会问题为题材，在作品中探讨解决社会矛盾的途径，并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新思潮派文学表现了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现实不满而又苦无出路的心情，艺术上多少突破了长期影响日本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成为当时重要的文学流派之一，影响较大。（文洁若）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日本无产阶级运动的高涨和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而成长起来的革命文学创作和组织活动。日本在20世纪初叶迅速跻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随后又卷入列强相互争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矛盾日趋激烈。在这种矛盾冲突中产生了日本“工人文学”。工人和下层劳动者出身的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20年代初期登上文坛，宫岛资夫的小说《矿工》(1916)、宫地嘉六的小说《一个工匠的手记》(1919)、平泽计七的小说和戏剧集《创作、劳动问题》(1919)、细井和喜藏的纪实文学《女工哀史》(1924)，揭发了资本家残酷的剥削，表现了工人群众愤怒的自发反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作为运动的兴起,是从1921年《播种人》文学杂志的创刊开始的。以小牧近江、金子洋文等人结成的《播种人》的队伍，在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下，举起了反对资

本主义的旗帜。平林初之辅以具有革命思想的文艺论文，成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理论家。他在《群众艺术的理论和实际》(1921)、《唯物史观和文学》(1921)、《文艺运动和工人运动》(1922)中，指出明治维新以来的文艺运动是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是“利害与利益仇视，权利与权利对峙”。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借机加紧镇压人民。《播种人》杂志被迫停刊。但是1924年诞生了一个更富有革命性的新文艺刊物《文艺战线》。山田清三郎是这个刊物的组织者。新出现的文艺理论家青野季吉发表一系列论文，强调“社会调查”对无产阶级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指出文艺作品“作为社会存在”的批评的重大意义，主张无产阶级文艺应该“有无产阶级斗争目标的自觉性”。在《文艺战线》周围，还有一批左倾刊物《解放》、《原始》、《战斗文艺》等。1925年末，以《文艺战线》为中心建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简称普罗艺），结成文学、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革命艺术家的统一组织。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和各种思想的影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断发生变化。1927年普罗艺发生分裂，里村欣三、叶山嘉树、青野季吉、佐佐木孝丸、藤森成吉、藏原惟人、黑岛传治、山田清三郎等另行组成工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同年，共产国际作出决议，批评日共山川均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福本和夫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反对山川均派的作家藤森成吉、山田清三郎、藏原惟人等退出劳艺，组成前卫艺术家同盟（简称前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形成了普罗艺、劳艺、前艺三足鼎立的局面。从《播种人》到《文艺战线》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创作，有长足的发展。叶山嘉树是从《文艺战线》时期涌现的优秀作家，他的小说《水泥桶里的一封信》(1926)、《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描写劳动群众遭受资本家野蛮剥削的不幸，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黑岛传治是另一新秀，他的小说《猪群》(1926)、《雪橇》(1926)、《盘旋的鸦群》(1928)等，揭露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盘剥，对军国主义者驱使人民去充当炮灰提出了控诉。藤森成吉的剧本《茂左卫门遭磔刑》(1926)、《是什么使她变成了这样？》(1927)，以其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1928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团体走上统一的道路。普罗艺和前艺合并，其他八个左翼文艺团体和若干个人，组成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纳普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形成高潮，它的机关刊物《战旗》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文艺刊物。在纳普的建立过程中，文学评论起了很大的作用。1925年，藏原惟人从苏联回国后，从事左翼文艺评论的活动，提出文学创作与革命、大众化、艺术价值、创作方法、文学统一战线等问题。纳普时期的创作，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最主要的一项成就。大批文学新秀成长起来。杰出作家小林多喜二发表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蟹工船》(1929)等作品，以表现工人群众走上有觉悟有组织的革命斗争道路,对资本主义必然衰亡的展望,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他的作品成为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1933年发表的《为党生活》，塑造了忠于革命事业的日本共产党人的形象。德永直的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1929)，在广阔的规模上描写了日本无产阶级有觉悟有组织的罢工斗争，塑造了站在罢工斗争第一线的革命者的形象。中野重治的小说《早春的风》(1928)、《阿铁的故事》(1929)，描写工农的斗争及其觉醒。村山知义的剧本《暴力团记》(1929)，描写中国京汉铁路大罢工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宫本百合子、佐多稻子、久保荣、久板荣二郎、桥本英吉、藤森成吉、武田麟太郎等人的创作,在纳普时期也具有重要意义。与《战旗》处于分裂状态的《文艺战线》，也有一批作家写了具有革命精神的作品。叶山嘉树、黑岛传治、细田民树、岩藤雪夫、前田河广一郎等创作的小说或戏剧，受到工农读者的欢迎。无产阶级的壮大和文学的繁荣，引起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仇恨。30年代初加紧了法西斯镇压。大批革命和进步文学家被捕。1931年在“文学布尔什维克化”的口号下,纳普改组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考普）,并在工厂推行文学小组活动。30年代初期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创作。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法西斯杀害，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终于走向低潮。1934年考普宣布解散。但是具有战斗精神和革命气节的作家仍然坚持革命文艺创作，宫本百合子是闯过黑暗岁月的

代表作家之一。参考书目山田清三郎：《无产阶级文学史》，1954。（吕元明）

日本文艺家协会日本文艺家的民间组织。在著名作家菊池宽的倡导下，于1926年1月由小说家协会和剧作家协会合并而成。协会成员包括小说家、剧作家、诗人、评论家、歌人、俳人等。1934年成为社团法人，1936年修改协会章程，建立会长制，由菊池宽担任第一任会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压力下，被迫解散，由所谓“日本文学报国会”所取代。1945年战争结束后重建，改称日本文艺家协会，仍由菊池宽担任会长。1948年3月菊池宽逝世后，广津和郎、青野季吉、丹羽文雄、山本健吉曾先后担任会长。日本文艺家协会的宗旨是：维护文艺家的权益，互助互济。协会出版《文艺家协会新闻》(月刊)，每年编纂《文艺年鉴》和《创作代表选集》、《戏剧代表选集》、《文艺评论代表选集》等各种作品选集。另外还设立健康保险工会，负责同有关宣传出版机构签订著作权协定等。日本文艺家协会最高领导机构为理事会，下设税收对策、著作权、外事、言论自由、互助、国语调查等15个委员会。

战后派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一批中、青年作家所形成的文学流派。他们的作品在主题、创作手法和风格等方面,都同战前作家迥然相异,富于战后的时代特色。战后派作家共有两批。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是战后初期崛起的中、青年作家，代表人物有野间宏、椎名麟三、中村真一郎、梅崎春生等人。他们在军国主义统治的黑暗岁月中断送了青春，或因参加进步活动身系囹圄，遭受法西斯警察的摧残与迫害；或被征兵驱往战场，心灵饱受创伤。他们接触了广阔的社会现实，从本身的经历中，对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逐渐有了认识，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他们描述战争的悲惨景象和人们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和感情同人民大众有相通之处。野间宏的《阴暗的图画》(1946)、埴谷雄高的《死灵》（1946）、中村真一郎的《在死亡的阴影下》(1947)、梅崎春生的《樱岛》(1946)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作品。长篇小说《死灵》和《阴暗的图画》主题大体相同，描写战时几名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暴露法西斯势力统治下的黑暗生活，表现了对摧残他们生命和青春的军国主义的愤恨。《樱岛》以日本军国主义覆灭前夕的1945年为背景，反映驻扎在鹿儿岛南端樱岛上的海军士兵的厌战情绪。这些小说所描写的战时生活都是作者所经历过的，流露了作者的愤恨心情，具有较大的感染力。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文学活动是在《近代文学》杂志文艺批评家的影响下进行的。《近代文学》创刊于1946年，成员有本多秋五、平野谦、埴谷雄高、山室静、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等。他们都是在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到挫折时从事文艺评论活动，经历同第一批战后派作家大同小异。他们提倡艺术至上主义，强调尊重个人，并主张摆脱党派的束缚，保证个人的创作自由。第一批战后派作家在他们的影响下，力图摒弃从大正年代起就在日本文学中流行的“私小说”的传统，主张“在观念中探索世界和人类存在的意义”，反对描写“人物行为的表面现象，而重视其心理动机”。在创作手法上宣称要突破现实主义，确立新的表现形式和文体，使用抽象语言。椎名麟三是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开拓者，野间宏和中村真一郎在思想倾向和艺术手法上都模仿英美的意识流小说。他们大量采用西方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以表现日本的社会生活。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岛尾敏雄、堀田善卫、安部公房、大冈升平、井上光晴等为第二批战后派作家。他们在选择题材和表现手法上同第一批战后派作家有一脉相承之处。堀田善卫在短篇小说《广场的孤独》(1951)中，以朝鲜战争前后的日本社会为背景，描写日本知识分子对国际形势和日本前途惶恐不安的精神状态。在几篇以中国为活动舞台的作品中，堀田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他的小说《时间》(1953)是描写日本法西斯军队制造南京大屠杀血腥罪行的第一篇小说。剧本《命运》(1958)的主人公，战前曾是侵华军队的一名下士，战后随代表团访华参观，当他

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同被他遗弃的中国籍妻女相会,对战前军国主义的罪行和他自己的过错,表现出忏悔和赎罪的心情。参考书目中岛健藏：《回想的战后文学》，东京，1979。

新兴艺术派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日本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它的产生是在新感觉派分化瓦解之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发展的1929年。《新潮》杂志总编辑中村武罗夫发表《践踏花园的是谁？》一文，声称无产阶级文学是花园中“被虫吃过的肮脏的‘红花’”，“践踏了其他美丽的鲜花”，向无产阶级文学提出了挑战。从这篇文章开始，中村武罗夫和浅原六郎、饭岛正、加藤武雄、川端康成、尾崎士郎、久野丰彦、龙胆寺雄、佐佐木俊郎、冈田三郎、翁久允等13人于1929年组成“十三人俱乐部”，号称“艺术派十字军”。1930年，以这个俱乐部为基础，加上现代派各派别的主要作家舟桥圣一、今日出海、井伏鳟二、永井龙男、小林秀雄、阿部知二、堀辰雄、伊藤整、等32人，改组成为“新兴艺术俱乐部”，以《新潮》杂志为中心，几乎网罗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外的所有知名作家，左右了日本文坛。新兴艺术派成立之初,虽无统一主张,但在鼓吹艺术至上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雅川□在《新潮》杂志上发表的《艺术派宣言》，代表了这一派的主张。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所谓“政治功利主义”，指责无产阶级文学尊重“现实真实”是“使艺术成为政治的牺牲”，“政治扼杀了艺术性”；标榜“维护艺术的本身规律”,“创造独自的艺术方法”,主张“反映的真实”。日本评论家一般都认为新兴艺术派是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派别。新兴艺术派的重要作品，是龙胆寺雄的《放浪时代》和《公寓里的女人和我》，描写少女的放荡生活和时髦风俗，被看作是代表新兴艺术派的风格。这一流派有不少作家的作品，以描写城市生活的奢侈、享乐和颓废面为多。这个流派成立后不过一年左右就开始分化。不久即告瓦解。

新感觉派日本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但1920年爆发了经济危机，特别是在1923年发生了关东大地震，给社会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困难，社会上蔓延着虚无和绝望的思想以及西方贪图瞬间快乐的风气。在文学上，达达派、未来派、表现派、构成派等先锋派文艺思潮相继泛滥起来，而盛行一时的自然主义文学出现了衰退的趋向，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兴起。这些都成为新感觉派形成和发展的条件。1924年，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和中河与一、今东光、片冈铁兵、十一谷义三郎、佐佐木茂索、佐佐木味津三、伊藤贵磨、石滨金作、菅忠雄、加宫贵一、诹访三郎、铃木彦次郎等14名新作家在菊池宽的支持下，以《文艺春秋》为后盾，创办了同人杂志《文艺时代》，开始新感觉文学运动，以对抗自然主义文学的衰落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一般认为新感觉派属于日本第一批现代派。以后岸田国士、南幸夫、酒井真人、稻垣足穗、三宅几三郎等也相继加入。著名评论家千叶龟雄在1924年11月号《世纪》杂志上，以《新感觉派的诞生》为题发表文章，指出“所谓‘文艺时代’派所具有的感觉，远比以往表现出来的任何感觉艺术都新颖，无论在语汇、诗或韵律节奏感方面都很生动”。这一流派因此被称为新感觉派。新感觉派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人们要以视觉、听觉来认识世界和表现世界,即以感性认识论作为出发点，依靠直观来把握事物的表现。因此,他们主张追求新的感觉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然后再给现实做精美的加工。他们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的现实;他们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认为文学的象征远比现实重要。他们否定一切旧的传统形式，主张进行所谓文体改革和技巧革新。新感觉派的代表是横光利一。他的《太阳》(1923)描写许多王子把上古耶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看作是“太阳”，为她的美丽而倾倒；《蝇》(1923)描写一辆载满乘客的马车,坠入深渊,这时马背上一只大眼苍蝇，悠然飞向蓝色的天空。这两部作品开创了这一流派的创作道路。特别是他的《头

与腹》中的“白天，特别快车满载着乘客全速奔驰，沿线的小站好象一块块石头被它抛在后头”一句，被称为名句，是新感觉派具有代表性的文体。此外，还有川端康成的《浅草的少男少女》、《梅花的雄蕊》，今东光的《瘦削的新娘子》，中河与一的《冰冷的舞场》，片冈铁兵的《鬼魂船》，佐佐木茂索的《困惑的人们》等作品，它们的主要特色是：通过刹那间的感觉，用象征和暗示的手法，来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存在意义；根据主观感觉把握外部世界，运用想象构成新的现实，然后通过新奇的文体和词藻加以表达；大量使用感性的表达方式,描绘人物纤细的感情和心理活动。一般认为,新感觉派作家们也各有特点，横光利一是从理智的感觉出发，川端康成是从感情的感觉出发，而中河与一、片冈铁兵等则强调神经感觉的意义和享受。新感觉派于1925至1926年发展到高峰，后来由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兴起，片冈铁兵、今东光、铃木彦次郎等青年作家纷纷转向左翼文学，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倾向新心理主义，中河与一等则主张形式主义。《文艺时代》也于1927年4月停刊。新感觉派的活动遂告结束。参考书目西乡信纲：《日本文学史》，东京，1954。小田切秀雄:《日本近代文学史》，东京，1978。

明星派日本新诗运动中以《明星》杂志为中心而形成的一个流派。这份杂志是诗人与谢野宽创立的“新诗社”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00年，是新派和歌运动和近代浪漫主义诗歌运动的中心阵地，它培养了许多新旧诗人，一般称他们为明星派。从1903年起，明星派短歌曾主宰当时的歌坛，在森鸥外、上田敏、薄田泣堇、蒲原有明等人协作下，一度成为象征派诗歌运动的代表。1904年发表与谢野晶子的反战名诗《你不能死去！》，轰动诗坛。从这时起由于著名诗人森田草平、石川啄木、北原白秋等人参与活动，明星派声势浩大。但从自然主义文学兴起后，新诗社的创作趋于消沉，仅在北原白秋等人的后期浪漫主义诗歌中残留着它的痕迹。1907年由于北原白秋等人同与谢野宽决裂，《明星》于1908年停刊，明星派的活动从此告终。

白桦派日本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以文艺刊物《白桦》(创刊于1910年)为中心的作家与美术家所形成。他们主张新理想主义为文艺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称为新理想派。20世纪初在日本兴盛起来的自然主义文学，已逐渐趋向末流，成为仅仅刻板地描写琐碎丑恶的日常生活的文学。大部分由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出身的一群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对此表示不满，他们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子，创立独自的一派。参加这一派的作家主要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志贺直哉、木下利玄、长与善郎等人。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提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运动。”他主张“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这是紧接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思潮之后的新的主观主义运动。他们的理想无一定的方向，仅以个人与个性的成长作为运动的口号。除了这一根本主张，流派中主要的成员，绝大多数在道德与伦理上保持高度的洁癖，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而他们容易被看作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团体。他们反对文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流派，也自称为精神的自然主义者。在这一派的作家中，有的站在严正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有的则具有空想的非现实主义的倾向。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的资产阶级文学中，曾哺育了不少在思想上艺术上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家。他们是彻底自由主义的个性尊重者，能够从各种旧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作品的形式与表现方法上有许多创新。直接受白桦派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有以剧作家仓田百三、诗人千家元□等为首的一大批知名作家，包括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江马修等人。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文化艺术方面接受了欧洲19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属于白桦派的上层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摒弃了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所作的阴暗的描写，他们充满发挥个性的光明与希望。以1914年所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的

高潮，强烈地影响了日本。日本知识分子对人类光明的理想与不断地前进的可能性怀抱希望。白桦派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思潮下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大正时期文学的主流，并给以后的日本文学留下深远的影响。由于有岛武郎倾向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与白桦派一般为唯心主义的观念，逐渐地发生矛盾。这一流派的主持者武者小路实笃从事于组织空想的“新村运动”，遭到失败。1924年东京大地震导致了《白桦》的停刊。特别是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白桦派的文学艺术思想逐渐衰微。参考书目小田切秀雄：《日本现代文学史》，东京，1975。

日本民主主义文学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学运动。1945年，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占领日本，取消军国主义法西斯律条《治安维持法》。长期遭到监禁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革命家和革命作家获得自由。随着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它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也逐步兴起。日本战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领导下开展的。他们总结了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认为必须克服战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根据当时日共中央提出的重建党和斗争方针，由藏原惟人、中野重治(1902～1979)、壶井繁治(1897～1975)、秋田雨雀(1883～1962）、江口涣(1887～1975)、洼川鹤次郎（1903～1974)、藤森成吉（1892～1977）、宫本百合子(1899～1951) 、德永直（1899～1958）等人发起，1945年建立新日本文学会”。翌年出版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并宣布5条纲领：①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②发扬和集结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文学力量；③同反动文学和文化进行斗争；

④争取进步文学活动的完全自由；⑤同国内国际进步文学和文化运动联合与合作。1946年，日本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政策》中关于文学的部分，与“新日本文学会”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评论家、后来担任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中岛健藏(1903～1979)、小说家阿部知二(1903～1973)分别担任过这个组织的主席、副主席。老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野上弥生子(1885～)、广津和郎(1891～1968) 等也曾给以赞助。以后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主要有：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1947）、《知风草》(1946)、《两个院子》(1947)、《路标》(1947～1950)，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1948)，佐多稻子(1904～)的《我的东京地图》(1949)，壶井荣（1900～1967）的《妻子的地位》(1949)，田中英光(1913～1949)的《少女》(1947)，山代巴的《款冬花梗》(1948)等。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批评日共，在日共领导阶层中产生主流派和国际派的分歧。在文化方针方面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以藤森成吉、野间宏(1915～)、德永直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党员作家一度脱离“新日本文学会”，重新出版《人民文学》杂志（1950年创刊）。“人民文学派”不满意“新日本文学会”的上述纲领，而主张必须把下列各点明确地写进纲领中去，即文学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作家要深入工厂农村，重视培育工农作家等。他们认为宫本百合子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并对她展开批判。这一派作家于1952年重新回到新日本文学会，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另外，还有一批评论家，如本多秋五(1908～)、平野谦(1907～1978)、荒正人(1913～1979)、埴谷雄高(1910～)、小田切秀雄(1916～)、佐佐木基一(1914～)、山室静(1906～)等七人，在1946年创刊《近代文学》杂志。这些评论家大多受过战前低潮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目睹革命文学家受到的压迫和侵略战争的失败，度过了所谓“黑暗峡谷”。尽管他们也都隶属于新日本文学会，但却保留着相对的独立性，采取尊重文学自主性的立场。他们曾经提出政治与文学论（主要围绕关于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换代论、自主论等问题,同新日本文学会内的主要文学家如中野重治等展开论争。他们还就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所谓“偏向”、党员作家的变节和支持侵略战争等问题开展批判活动。在这些论争中，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也发表过一些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近代文学派力量不断增长，1946年虽有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由于意

见分歧宣布退出，翌年却有久保田正文(1912～)、花田清辉(1909～1974)、大西巨人(1919～)、野间宏、福永武彦(1918～)、加藤周一(1919～)、中村真一郎(1918～)等8人加入近代文学派；1948年还有寺田透(1915～)、三岛由纪夫(1925～1970)、安部公房(1924～)、武田泰淳(1912～1976)、岛尾敏雄(1917～)、梅崎春生(1915～1965)、椎名麟三(1911～1973)、高桥义孝(1913～)等相继参加。他们一般被称为“战后派”作家。新日本文学会内，党员作家之间和“人民文学派”内部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同时，近代文学派作家不断地发动论争。1964年，中野重治、佐多稻子、野间宏和竹内实等人，又因为赞成苏美间的部分核试验条约而被开除出党，即与近代文学派所属一些主要作家结成同人(后来又有一些新的作家参加进去)，与日共党员作家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终于逐步控制了新日本文学会的领导权。1965年日共作家被迫退出新日本文学会，另以现实主义研究会为基本阵地成立“民主主义文学同盟”，出版《民主文学》，继续活动。参加新日本文学会的各派作家，在50和60年代继续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其中主要有德永直的《静静的群山》(1949～1954)、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睛》（1951）、江口涣的《新娘子和一匹马》(1948)、高仓辉(1891～)的《箱根风云录》(1951)、中野重治的《五脏六腑》(1954)、山代巴的《板车之歌》(1955～1956)和霜多正次的《冲绳岛》(1957)等。此外,村山知义(1901～1977)的剧本创作,壶井繁治、大岛博光(1910～)的诗歌创作方面，也都有不少好作品。

自然主义文学日本近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指20世纪初在“自然主义文学运动”中出现的一群作家的创作，主要限于小说。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岩野泡鸣、正宗白鸟等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针对“砚友社”的庸俗写实主义而兴起的新文学。自然主义文学揭起了彻底反对旧道德、反对因袭观念的旗帜，主张一切按照事物原样子进行写作；在艺术形式上，他们主张“排除技巧”，在语言上，成功地完成了“言文一致”的革新。自然主义文学理论之所以成为日本现代文学确立时期的主导理论，是由于自明治维新以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不彻底性，使得现代文学迟迟未能形成。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社会现实的阴暗气氛日益沉重,在自然主义文学兴起之前流行的“砚友社”形式主义的文学和初露苗头的追求积极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阴暗现实的摧残下相继夭折。日本作家们对时代普遍感到悲观与幻灭，他们从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世纪末思想中发现了投合他们兴趣的观念。这就是自然主义在日本成为风靡一时的文艺运动的缘故。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最初是由几个作家按这种文学理论进行模仿性的创作开始的。1901年小杉天外的作品《流行歌》，1902年永井荷风的作品《地狱之花》,都是按照左拉所提出的自然主义理论写成的作品。小杉在他的作品序言中指出，作品所描写的内容无所谓善恶美丑，作家的责任就是按照“自然”的现象如实去写。永井则在他的作品的跋文中，主张作家应该着力去刻画由“祖先遗传”带来的“动物性”。这一时期，作家们对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还只停留在对左拉的理论的介绍上。1906至191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家、评论家，最有影响的是美学家岛村抱月与文艺评论家长谷川天溪，还有片上天弦、相马御风、中村星湖、本间久雄等人；鼓吹自然主义，以长谷川最为热心，他的代表论文有《幻灭时代的艺术》、《排除逻辑的游戏》、《现实暴露之悲哀》等。在这些论文中，他提出了“破理显实”和“觉醒者的悲哀”等口号。所谓“破理显实”，即主张作家要排除一切理想，客观主义地、按照事物原样子去写“真实”；所谓“觉醒者的悲哀”，即认为作家在“发现了毫无虚假的现实”之后，“其背后则是深刻悲哀的苦海”，并鼓吹“这种有增无减的背后的悲哀，才是真正现代文艺的生命”。岛村抱月在《代序?论人生观上的自然主义》一文中，从对一切道德、义务和理想表示绝对的怀疑出发，主张作家写自己来进行忏悔。他说：“摒弃一切虚伪，忘掉一切矫饰，痛切凝视你自己的现实，先是凝视，然后你就忏悔。”岛村抱月的这一主张，为日本文学中形成根深蒂固的“私小说”传统提供了理论基础。日本的自然主义作家在这种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产生了种

种消极因素。在题材上，他们从自然主义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那里接受了“只有经验事实或经验现象才是‘确实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认为只有写自己才能保住文学的生命──真实。他们并从岛村那里接受了“自我忏悔”的主张，从而把写作范围限制在个人的，平庸的、琐细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创作方法上，由于坚持“经验”、“感觉”，否认想象力在文学中的作用，甚至否认理性的作用，从而排斥概括、夸张等典型化的创作方法。他们强调生理遗传或性欲的作用，致力于描写在这种作用下的黑暗现实，并从“觉醒者的悲哀”的角度，将作品写得十分灰暗，充满了悲观与绝望的色彩。但是，不能据此来概括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整个创作倾向，也不能据此全盘否定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品。如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乡村教师》,都是采用典型化的方法而具有积极社会意义和富于批判精神的作品。岛崎的《春》、《家》，山田的《生》、《妻》、《缘》，尽管在创作方法上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但仍有揭示现实、批判社会的一面。至于岛崎的《新生》和田山的《棉被》，则属于描写个人生活的所谓“忏悔文学”的作品。这说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具有错综复杂的因素。

日本推理小说推理小说即侦探小说。1946年以后，日本进行文字改革，限制日文中的汉字字数，取消“侦”字，侦探小说遂改称推理小说。日本侦探小说创始人江户川乱步给它下的定义是：“主要着眼于运用逻辑推理，逐步解开有关犯罪的秘密，描写破案过程的有趣的文学。” 日本推理小说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井原西鹤在1689年开始模仿中国公案小说，写了一部《本朝樱阴比事》。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兴起学习西方的运动,接受欧美侦探小说的影响,黑岩泪香编译了西方的《法庭的美人》等30多部外国侦探小说，为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一些著名的纯文学作家，如谷崎润一郎、佐藤春夫、芥川龙之介等，也发表了具有神奇色彩的侦探故事性质的作品，给日本侦探小说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第二阶段1920年森下雨村、横构正史等创办第一份侦探小说杂志《新青年》。杂志不仅介绍西方的侦探小说，也发表本国的创作。1923年，江户川乱步发表的《两分钱铜币》奠定了日本侦探小说的基础。这一阶段一般称为“侦探时代”。当时侦探小说派生出两个流派：一是以江户川乱步、角田喜久雄为代表的本格派，主张着重写破案的逻辑推理；一是以横构正史、木木高太郎为代表的变格派，强调写神奇、冒险情节和变态心理。后者占主导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当局以制止扰乱国内治安为由，对侦探小说加以限制和禁止。第三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侦探小说逐渐复苏，进入“推理时代”。50年代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一批推理小说作家崛起，突破了本格派和变格派的固定模式，运用逻辑推理的形式，探索和追究犯罪的社会原因，揭示社会的矛盾和恶习，反映人们潜在的矛盾和苦恼，使推理小说摆脱了庸俗的趣味性，形成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这派推理小说的特点，就是立足于生活，重视现实性和真实性，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如50年代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帝国银行案件》和水上勉的《花的墓碑》等都是写战后美军占领下日本社会的政治冤案和贪污、盗窃、走私、贩毒、卖淫等社会问题。60、70年代松本清张的《沙器》、森村诚一的《人的证明》，暴露了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人的精神空虚所带来的种种弊病。另一个特点是不单纯追求破案情节，而着重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努力分析隐藏在犯罪背后的社会根源，研究社会环境的影

响和罪犯的思想发展。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出现，提高了推理小说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成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私小说日本大正时代产生的一种独特的小说形式。“私小说”一词于1920年开始散见于当时的报刊上。1924年至1925年间，久米正雄发表《私小说和心境小说》，宇野浩二发表《私小说的我见》等，认为私小说是日本的纯文学，是散文文学的精髓，竭力加以推崇，引起文坛的议论，从此这个名词便被广泛使用。对于私小说的概念，日本文坛一向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解释是：凡作者以第一人称的手法来叙述故事的,均称为私小说。但人们多数倾向于狭义的解释：凡是作者脱离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而孤立地描写个人身边琐事和心理活动的，称为私小说。按久米正雄的说法，就是作者把自己直截了当地暴露出来的小说。1945年伊藤整和平野谦又提出新的说法，认为私小说就是心境小说，并把广义的私小说分为调和型和破灭型两类。他们认为把人从“生活的不安和生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是私小说的特征。表达“生存的危机”感的,是破灭型;相反，要克服“生存的危机和破灭”，以调和自我作为努力的目标的，是调和型。日本的私小说多数属于后一种类型，但也有不属于这两种类型而仅写自己的私生活的。私小说出现以后，几乎所有自然主义派和现实主义派的作家都写过这种小说。大正末期以来私小说在文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成为日本纯文学的核心,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一般认为田山花袋的《棉被》是最早的一部私小说，葛西善藏的《湖畔手记》、《弱者》，志贺直哉的《在城崎》，尾崎一雄的《虫子的二三事》，泷井孝作的《松岛秋色》等，是私小说的代表作。

日本大众文学日本现代文学中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或通俗性的文学的总称。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相对应，在商品经济流通过程中，侧重于追求群众趣味，注意消遣性和娱乐性。现代题材小说、传奇小说、剑侠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打斗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推理小说、科学幻想小说等，在广义上都可以列为大众文学。大众文学中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创作和“纯文学”往往没有严格的区别，被称为大众文学的作家，也往往是“纯文学”的作家。大众文学中消极的、庸俗的创作，常常以情节惊险、离奇、打斗和黄色取悦读者。大众文学渊源于日本古典的通俗文学。明治维新后近代文学中的讲谈读物（说评书），具有大众文学的倾向。日本翻译欧洲的侦探小说和江户题材的小说，也为后起的大众文学作了准备。但是，大众文学并不是传统文学的继续,它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物。20年代初期,随着报纸、刊物、出版、广播等宣传工具的急速发展，以及经济萧条的不断袭击，一种大量倾销的商品形式的文学快速发展起来。1925年讲谈社出版的《国王》杂志，刊载以大众娱乐为目的的小说，发行量达到七、八十万份的空前纪录。同年《大众文艺》杂志创刊。1927年平凡社发行《现代大众文学全集》。当时日本主要报纸发行量已经突破 100万份，为连载大众小说提供了最好的园地。从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大众文学的勃兴阶段。大众文学作家一方面运用欧洲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一方面着力于写现代题材和传奇题材，使这种新兴的文学飞速地扩大了市场。白井乔二(1889～ )于1924至1927年在《报知新闻》上发表他的描写日本两大封建贵族70年间□智斗争的连载小说《富士黑影》，风靡一时。中里介山（1885～1944）自1919年起发表的历史题材的传奇小说《大菩萨岭》，在报纸上连载23年。大佛次郎(1897～1973)的新闻小说《晴天阴天》1926年在《大阪朝日

新闻》连载。1927年在《东京日日新闻》连载他的传奇小说《赤穗浪士》，以欧洲文学的技巧，扩大了大众文学的范围。吉川英治(1892～1962)也把欧洲现代文学的技巧,运用于传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结构庞大、情节曲折的长篇小说。1926年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的《鸣门秘帖》,描绘剑术传奇故事,赢得了市场。长谷川伸和子母泽宽合写的以赌徒、流浪汉为题材的小说，也在20年代后期流行起来。江户川乱步、小酒井不木等还开拓了日本侦探小说的道路。菊池宽、久米正雄、吉屋信子、中村武罗夫、加藤武雄等，在20年代中期先后由纯文学走向通俗文学创作的道路。他们以当时发行量很大的报刊为阵地，发表现代题材的小说。菊池宽继《珍珠夫人》之后，以《新珠》、《再和我接个吻》、《红天鹅》、《结婚二重奏》、《贞操问答》等言情小说，成为流行的大众文学作家。在日本法西斯日益猖獗时，大众文学也出现了呼应军国主义的倾向。编辑出身的大众小说家直木三十五期(1891～1934)于1932年发表《法西斯宣言》，并在报上连载《日本的战□》，公然支持法西斯。1937年侵华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众文学的军国主义色彩日趋浓重，一部分作家充当军队报道员。吉川英治于1935至1939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的小说《宫本武藏》，表达了“从乱世的凶器转变为保卫和平的剑”的思想。这一时期，不利于军国主义国策的作品受到排斥，连推理小说也受到限制。大众文学的某些作家改写历史小说。日本战败后，大众文学又开始活跃。野村胡堂等人的追捕小说、山手树一郎等人的人情小说和村上元三的格斗小说，在战后不久便相继流行起来。战后大众文学有很多新的变化和特点。这种变化和特点在“中间小说”上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所谓“中间小说”，一方面具有大众文学作品广泛的群众性和销路，另一方面又具有纯文学的艺术特征。《日本小说》、《小说新潮》、《大众读物》、《小说现代》等期刊大量发行，为中间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石坂洋次郎、织田作之助、田村泰次郎、舟桥圣一、源氏鸡太等人，成为新起的中间小说作家。50年代由于电视的普及，进一步促进了中间文学的发展。柴田□三郎、五味康□从事情节紧张的剑术小说的创作。50年代开始兴起的推理小说，也有不少是属于大众小说范畴。在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中，大众文学的发展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小松左京、星新一等人的科学幻想小说广泛流行。伊藤桂一、丰田禳、吉村昭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记小说而知名。五木宽之是出色的风俗小说家。大众文学是在资本主义报刊、广播、电视、出版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不可避免地反映出资本主义享乐、颓废、腐朽的一面。有些大众小说充满了黄色内容，即其一例。

日本日记随笔文学日本古典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奈良时期(8世纪至9世纪间），贵族们使用汉文写日记,这类日记属于实用性质。日记作为文学作品，繁荣于平安时期。最早出现的是纪贯之(?～945)写的《土佐日记》(935)。作者是平安时期有名的歌人，《古今和歌集》的编选者。《土佐日记》是第一部使用纯粹日文（“假名”）写成的作品，内容写一个任职于土佐地方的老“国守”（地方长官）夫妇任满乘船归京途中艰难的航海过程。作品着重写了这对老夫妇追怀在任上失去的女儿的感情，也写了长途旅行中的种种苦乐悲欢。作品虽采取了日记体裁，但却假托了一个妇女的口吻，将老国守(即作者本人)作为客观对象来加以描写，说明作者是有意识将这部日记作为文学作品来写作的。这部作品表达了饱尝忧患的老年人的一种超脱的生活态度，语言平易洒脱，带有幽默感，在日本古典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于《土佐日记》几十年，10世纪70年代，出现了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974)。“蜻蛉”这个词是“浮生”的意思。作者所以称为道纲母，是因为当时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不传其名，而借用其子藤原道纲来称呼。作者是大贵族藤原兼家的众多妻子之一，是有名的女歌人。这部作品共3卷，纪录了她与兼家结婚后20年间的生活。作者在作品中倾诉作为一名贵族妇女在一夫多妻制下精神上的痛苦。由于这部作品是用作者的切身体验写成，具有揭示平安时期男贵族荒淫无耻的生活的作用，同时也反映了处于被压迫地位的贵族妇女对自身地位的反省，真挚动人。除此之外，平安时期的贵族妇女还写过许多日记文学。11世纪初期出现的《和泉式部日记》，也是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作品，叙述作者与一条天皇的皇子敦道亲王的爱情生活。作者以110首爱情赠答歌为中心，倾诉了她的感情奔放、无所顾忌的恋爱心理，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平安贵族妇女的精神面貌。与《和泉式部日记》大致同时，还出现了《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所写的《紫式部日记》。这部作品纪录了作者作为一条天皇皇后、藤原道长的女儿彰子的侍从女官时的宫中生活。作者一方面描写了宫中和大贵族道长一族的豪华生活，同时又对这种生活感到怀疑，表现作者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11世纪中叶，出现了菅原孝标女所写的《更级日记》。这部作品没有连贯性，写这个贵族妇女年轻时期的种种冥想和老年时期的宗教生活。作品带有宗教色彩，反映了处于没落时期的贵族阶级的空虚不安的精神世界。日本的随笔文学和日记文学有相似之点，不过它不受日记那种系日系年形式的拘束，内容广泛。它包括纪行和日记式的文章，也包括对自然、人生、社会各方面的观察、纪录与评论，以及记载考证、研究的成果。随笔文学是日本文学中与诗歌、说话、戏剧等相匹敌的一种形式。随笔文学也是在平安时期繁荣起来的，最初代表作品是《枕草子》，作者清少纳言。她做过一条天皇的皇后藤原定子的女官。《枕草子》是各段互不连属的杂文，前后顺序容易改动，经过后世的辗转传抄，出现了很多异本，文字上也有很大的差异。作品纪录作者任女官时的生活、见闻和对人事、自然的感想与评论，处处显示了她对事物敏锐的观察力与非凡的纤细的感觉，以及作者驱使语言的才能。但作者对自然的审美观与对事物的好恶评价都是从当时的贵族趣味出发的。另一有名的随笔集是平安末期鸭长明(1155～1216)写的《方丈记》。这部随笔成书于1212年。作者生于神官之家，以歌人知名，50岁时因失意出家。他的一生正值源平动乱的时代，经历了平氏一族的灭亡和古代天皇制的衰落，他在这部随笔集中流露出对时代变幻无常的感慨和消极思想。作品大体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作者从慨叹世事多艰出发，记述了平氏统治时期的天灾、人事之变（如安元年间的大火、元历大地震、养和年间的大饥馑、福原迁都等等），后一部分叙述了作者的家系、出家隐居后的清贫生活。《方丈记》的文体是和汉混淆体，文笔生动。在《方丈记》之后，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部有名的随笔集《徒然草》。作者是吉田兼好(1283～1350)，或简称兼好法师。作者兼通儒、佛、老庄之学，是有名的歌人。《徒然草》的书名，按日语的字义讲，是“无聊赖”的意思，可译为《排忧遣闷录》。这部随笔集也是由互不连属的、长短不等的散文组成。全书共分243段，有杂感，有评论，有小故事，也有一些属于记录或考证性质的作品，涉及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公卿贵族、武士、僧侣、樵夫、赌徒等人物，说明作者的社会视野比较广阔。作者对当时日趋灭亡的贵族命运投以批判的目光，认为这是顺乎“变化之理”。作者还写了许多带有寓意性质的小故事。由于这部作品内容丰富，语言简练刚劲，描写生动精确，长期被认为是日本随笔文学中的佳作。江户时期，随笔作家辈出，形态纷繁，内容有社会纪录、考证、类纂和小故事的集录等，大多偏重于给读者以知识。由于印刷术的发达和其他原因，作品的数量也随之增长。日本古典文学中日记、随笔文学的基本特点在于纪录个人生活和作者的感怀。这种文学体裁成为日本民族文学特色之一，它对日本文学有深远的影响。日本近代和现代文学中的“私小说”与日记、随笔文学的基本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

日本近代诗歌日本近代（明治、大正年代）的文语自由诗和口语自由诗，主要指口语自

由诗而言。日本明治维新(1868)以后第14年(1882)，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采取镇压政策，同时勾结封建势力，发展独特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必须进行启蒙活动，向人民灌输一定程度的“文明开化”思想，把人民的思想纳入统治阶级的政策轨道。御用学者外山正一等3人，为了适应这种启蒙活动的需要，出版《新体诗抄》。这本书包括翻译欧洲诗歌3首，仿照其形式自行创作6首，文辞“甚为拙劣鄙陋，不堪卒读”，不能视为近代诗歌的诞生。但是，它对于很久以来有人试图在诗歌形式上进行改革的设想和实践，却带来很大的希望。以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类似的诗集。这些诗集的产生，也可以说是受到自由民权运动的自由思想的刺激。比如与《新体诗抄》同年出版的《新体诗歌》中，小室屈山的《自由之歌》，一般认为是表达民主呼声的最早的诗作之一。在这之后的1889年前后,北村透谷(1868～1894）发表《楚囚之歌》和以森鸥外(1862～1922)为主翻译出版的欧洲诗集《面影》，形式上虽说也不够完整，但文辞大有提高，表现出浪漫主义特色，对近代诗歌的形成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一般认为，北村透谷推动诗歌朝着近代化迈进了第一步。透谷以后，国木田独步（1871～1908）于1897年发表的《独步吟》，为近代诗歌的形成作出了一定贡献。透谷和独步的诗，在自由民权运动遭到镇压的“大逆事件”发生后，在黑暗的时代面前，表现出知识分子的孤独与哀伤，或对现实的逃避，同时也间接、曲折地流露出近代人要求个性解放和自由的情绪。岛崎藤村（1872～1943）和土井晚翠(1871～1952)继承并发展了透谷的特色，把浪漫主义诗歌推进一步。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诗集《嫩菜集》中,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以更完整的浪漫主义方法，为日本近代诗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的《初恋》、《旅途》、《千曲川旅情之歌》和《常青树》等,均被誉为近代诗名作。自此,新体诗作为艺术作品全面地发展起来。继藤村之后，有薄田泣堇(1877～1945)、蒲原有明(1876～1952)、伊良子清白(1877～1946）、河井醉茗（1874～1965）、横濑夜雨(1878～1934）、儿玉花外(1874～1943)等人登上新的诗坛。泣堇、有明把新体诗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一步。有明的《春鸟集》(1905)把欧洲的象征主义的方法运用于日本近代诗歌,使之成为当时新体诗的主要倾向。三木露风(1889～1964）的诗集《白手猎人》(1913)就是由于具有这一派诗歌的特点而著名于世。在20世纪初的新体诗中,横濑夜雨和野口雨情(1882～1945)的作品具有民谣风格和节奏,以儿玉花外为中心的明治时代“社会主义诗人集体”表现了社会性和人道主义思想。还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的诗集《乱发》(1901)，歌颂恋爱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激情。她在日俄战争(1904～1905)初期反战呼声的高潮中，发表名诗《你不能死去！》(1904)，被公开辱骂为“乱臣贼子”。她还和丈夫与谢野宽(1873～1935)主办诗刊《明星》。这都是这一时期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活动。这些活动对形成日本近代诗歌的人民性倾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问题上引起人们的思索和探求。但是，在日本向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20世纪初，受欧洲文艺思潮影响产生的自然主义文学波及诗坛，致使在藤村以后居于诗坛主流地位的新体诗脱离现实的倾向愈益严重。石川啄木（1886～1912）是日本革命诗歌的先驱，日本近代大诗人之一。他在1910年发生镇压自由民权运动的“大逆事件”以后万马齐喑的气氛中，发表论文《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终结及对明日的考察》(1909)，对脱离现实的自然主义诗歌进行批判，并在1911至1912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名诗集《笛子和口哨》中，号召革命诗人“到人民中间去”（《无止境的议论之后》），歌颂工人阶级的先进人物（《墓志铭》）。《笛子和口哨》是革命诗歌蓬勃兴起的嚆矢，引起诗坛的强烈反响。这一时期，还有北原白秋(1885～1942)、室生犀星(1889～1962) 等人，发表文语自由诗。他们的诗，有的表现对现实不满和反战情绪，大多数则是颓废倾向较重的不健康的东西。川路柳虹（1888～1959）于1907年发表口语诗试作《新诗四章》，引起重视。相马御风(1883～1950)与三木露风等人探索诗歌的革命问题，发表《诗界的根本革新》(1907)一文，表示赞同当时兴起的口语自由诗。及至□原朔太郎(1886～1942)与高村光太郎(1883～1956)，在口语自由诗的创作上始臻完成。石川啄木也在《可以吃的诗》（1909）一文中，肯定这是“时代精神的必

然要求”。自此，在近代诗坛上暂时呈现“文语自由诗”（新体诗）和“口语自由诗”并存的局面。直至1912年以后，象征诗派运动始同口语诗运动结合起来，口语自由诗更趋成熟，从形式上改变了近代诗歌的面貌。

草纸文学日本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草纸，又名草子。草纸文学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说指用假名（日本字母）写成的物语、日记、随笔等散文，以区别于用汉字写的文学作品。另一说是指日本中世和近世文学中的一种群众读物，一种带插图的小说，多为短篇。前说物语、日记和随笔与民间口语相结合，发展成为新鲜的更具有日本民族特点和具有文学意味的散文。最早的作品有纪贯之的《土佐日记》(935) ,后有清少纳言的《枕草子》(约996或1004)、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约1004～1009)等。室町时代(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末)出现的大众小说统称御伽草子。它的出现标志着平民阶级的物语体裁登上文坛和长期占领文坛的贵族文学进一步衰落。作者包括僧侣、隐士、连歌师、町人等。主要有童话、信仰物语、恋爱物语、儿物语(又名稚子物语)、继子物语、武勇谭、复仇谭和孝顺谭等。作品多取材于民间故事，描述平民的幸运巧遇,注重情节的发展,但作品的主题思想等方面多受王朝文学的影响。著名作品有《文正草子》、《一寸法师》、《浦岛太郎》等。江户前期，即以17世纪初到17世纪80年代为中心兴起的一种几乎全用假名书写的通俗文艺作品，称假名草子。它的读者广及妇女儿童。体裁以小说即物语为主，包括童话和随笔等。小说有恋爱故事、佛教故事、笑话以及日本、中国、印度的传说。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儒家教育思想、佛教的出世思想等。假名草子继承了御伽草子的传统，但比后者接近现实，孕育着日本近世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萌芽。著名作者有如儡子、铃木正三、乌丸光广、浅井了意等。重要作品有《可笑记》、《两个比丘尼》等。江户时代元禄前后，以京都、大阪一带为中心流行的大众小说称浮世草子。流行时间从1682年《好色一代男》问世开始，前后约80年。浮世草子摒弃了假名草子的说教和仿古形式,从正面描绘现世生活和人,即描绘町人(市民)生活的现实社会。它的出现表明町人文学的确立。从取材性质看，浮世草子包括好色本、町人本、武家本怪异小说、传奇小说等。作者以井原西鹤最负盛名，还有西泽一风、都锦、江岛其碛等。重要作品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日本永代藏》、《西鹤置土产》等。江户中期到后期盛行一种叫草双纸的通俗小说，包括被称为青本、赤本、黑本的儿童读物及其后兴起的黄表纸和合卷等，由短篇逐渐演变成多卷长篇，成为大众文学的主流。它的发展多和町人的时尚爱好联系，某个时期以讽刺、滑稽为特色，甚至包括政治讽刺。代表作家有山东京传、恋川春町、式亭三马、十返舍一九、曲亭马琴等。重要作品有《金金先生荣华梦》、《江户生艳气桦烧》、《心学早染草》等。

日本汉诗文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诗文。日本汉诗文是日本文学的一种样式和组成部分，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日本汉诗文兴起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近江时代，到明治维新时代走向衰落，约有1200年的历史。公元3世纪，《论语》、《千字文》等书从中国传到日本，随着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发展，日本学习中国语言文学、用汉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7世纪中叶，日本大友皇子、大津皇子是最初用汉文写诗的诗人。8 世纪的奈良时代，汉诗写作蔚然成风，贵族宴饮、迎接外国使节,都要赋诗,出现了以长屋王为首的藤原房前、藤原宇合，石上乙□、淡海三船等诗人。这时的汉诗文创作受中国齐梁体及唐初诗风影响较深，大多为五言诗，内容多属于侍宴、应召、从驾之类的应景之作。今存《怀风藻》(751)一部，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平安时代，日本统治者崇尚儒家学说，进一步吸收中国文化，促使汉诗文创作继续向前发展，以至出现了汉诗文占据文坛的局面。平安初期,即9世纪上半叶,是汉诗文的全盛时代。嵯峨天皇□令编选《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淳和天皇□令编选《经国集》(827)，3部诗文集共24卷,收录奈良朝以来120年间的

代表性作品，绝大部分是平安初期诗人、作家的名篇。其中以七言诗为主，并有赋、序、对、乐府等；内容多属宫廷应对之作，但明显扩大了题材范围。代表作家除两代天皇外，还有小野篁、僧空海等人。僧空海所著《文镜秘府论》，专论中国骈俪文学，不仅给日本汉学和汉诗以极大影响，而且也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保存了许多珍贵资料。838年，中国白居易等人的诗集传到日本，给平安中、后期汉诗文创作带来了深远影响。出现了菅原道真、三善清行、兼明亲王、庆滋保胤、藤原明衡等许多优秀作家与诗人,他们突破忽视内容追求佳词丽句的文风,或愤世嫉俗，或述怀咏物，写下不少名篇。11世纪中叶编辑成书的《本朝文粹》(14卷)和12世纪中叶成书的《本朝续文粹》（13卷），收集嵯峨天皇以来300余年的代表作品，基本反映了平安时代，特别是中期的汉诗文创作的风貌。平安末期，汉诗文创作逐渐衰落。到13世纪，日本进入镰仓、室町时代，幕府奖励武艺，汉诗文愈加衰落。14世纪禅学盛行时，禅家把汉诗文修养作为禅僧的必备条件，于是汉诗文复兴，以京都为中心形成了五山文学。300年内五山文学家辈出，虎关师□以博学为世人所知，雪村友梅长于古诗，绝海中津善骈文，义堂周信以巧致著称。他们摈弃坐禅修道、静心养性的传统主题，崇尚儒家，着眼俗世，并十分注意艺术性，创作了大量作品。其中文以《空华集》为代表，诗以《蕉坚稿》为历史所传颂。江户时代260年，前期步五山文学后尘，出现了藤原惺窝、林罗山、新井白石、石川丈山等汉诗文作家。他们受朱子学派影响颇深，属于载道派，作品充满说教，枯燥乏味。不久古学派与古文辞派登上文坛，前者以伊藤仁斋为代表，主张诗以言情；后者以荻生徂徕及其门人太宰春台、服部南郭为代表,主张“文秦汉,诗盛唐”，讲究辞章，影响较大。江户后期，汉诗再次形成鼎盛时代。全国各地诗社蜂起，前期各学派继续发展，产生了菅茶山、赖山阳、大田南亩、广濑淡窗等著名诗人。晚起的折衷学派出现了梁川星岩、大沼枕山、小野湖山等重要诗人。他们提倡袁宏道的性灵说，反对古文辞学派，开辟了新的诗风，一直延续到明治时代。

和歌日本古典格律诗歌的总称。自奈良时代(710～784)起，也称“倭歌”、“倭诗”或“大和歌”。和歌这一名称，是因为要和自古以来在日本流传的汉诗相对而言，大意就是大和之歌，即日本诗歌。和歌包括长歌、短歌、旋头歌、片歌、佛足迹歌等。和歌在形式上有一定的格律。长歌，以五、七音为一联反复吟咏，最后一联以七音结束。一首长歌一般以三联以上、全歌形成奇数联为常见。长歌一般为叙事诗。歌后附有一到数首“反歌”。日本专家认为它来源于中国春秋时代赋的反辞。反歌的任务是概括地吟咏长歌的主要内容，或补足其歌意未尽之处。这种反歌同时也是独立的短歌，它们的格律相同。长歌的篇幅长，为了不流于单调而增强变化性，多用对句、序言和枕词（一般与歌意并无直接关系的垫词）等。同时，要自始至终保持一气呵成的紧凑感，需要统一全面的构思，写作较难。一首长歌往往形成前紧后松、感人的力量逐渐减弱的情况，因此它的存在时间并不很长。类似这种长歌的作品初见于《古事记》(712) 和《日本书纪》(720)中，称为“记纪歌谣”；继而，在日本最早的和歌总集《万叶集》中始臻完成，并在它的前中期出现著名的歌人柿本人□（约662～约706）、山上忆良（约660～733）和高桥虫□（生卒年不详，732年是他的壮年期）等，及至晚期的著名歌人大伴家持(718?～785)已乏长歌的佳作。905年成书的《古今和歌集》刊载的1,100首作品中，仅有长歌五首。近世，除个别人尚有吟咏以外，几乎濒于绝迹，其他各类歌也相继消亡，只剩下短歌与后起的俳句遗留下来。后来,特别是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短歌便成了和歌的同义语。短歌，在“记纪歌谣”中初见类似作品，而在《万叶集》中完成。它的句式是五、七、五、七、七，五节三十一音，属于抒情短诗。它是和歌的主要歌体，是日本古典诗歌的基本形态。它的格律，在造型上对于日本人来说,属于最适当的诗的形式。自古以来,日本歌坛对短歌的风格和形式特点,有所研究和论述。一般认为,短歌风格和形式特点的演变，大体上有“万叶调”、“古今调”和“新古今调”，称为短歌的三大风格。“万叶调”指《万叶集》

中的短歌风格，表现为质朴、真率而感情浓重，现实性和直观性较强，较少重视形式和技巧。短歌的五、七、五、七、七的五节三十一音中，每一个音可能是一个词，每一节也可只有一个词或一个词组（短语）；在一节组成一个词的时候，要用两节以上才能组成一个词组（短语），直到一句。因而，就发生一个章法上断节（为叙述方便，称为断句）的问题。《万叶集》较多的是在第2节或第4节处断句组成一个词组，也就是说，一般不在第一个五、七两节处，就在第二个五、七两节处断句，因而称万叶调为“五七调”。《古今和歌集》由于逐步形成贵族的主观的纤细优美流畅的风格，注重表现技巧，而较多地在第3节，就是五、七、五处断句，因而称为“七五调”，也就是“古今调”。“新古今调”主要指以《新古今和歌集》（1205，载歌1978首）为中心，在“古今调”的基础上形成的第1节或第3节断句技巧的进一步运用。在古歌中加进新意、但还能看出原歌面貌的作法，在《新古今和歌集》中也占有最多的数量。从内容和风格来看，“新古今调”以浪漫主义方法反映贵族日趋没落的生活情趣,感官性(主要是绘画和色彩方面)、音乐性和象征性倾向较强。短歌的格律,还有“多音”、“少音”的灵活性,就是在每节中，主要是第1和第5节中，可以“多音”或“少音”，一般以增减一字为常见。这些通称为“破调歌”。作歌的方法，主要是个人创作，也有集体的创作活动，主要的集体创作活动称为“连歌”（类似中国的联句）。它的作法是把一首短歌分为长(五、七、五)、短（七、七）两句，由两人以上的作者轮流联句。在平安朝时代(794～1192) 多是联咏长短二句合为一首短歌的“短连歌”，后来以联咏多首短歌的“长连歌”为常见。长连歌的形式，有百韵（百首）、歌仙（36首）、44韵、50韵、千韵（百首十卷）、万韵（千首十卷）等。连歌的第1句称为发句（起句），第2句称为胁句（配句），其次为第3句、第4句等,最后一句称为结句。此外，还有“题咏”、“句题和歌”的作法，也就是命题作歌。命题有事前示题和当场出题二种。和歌，主要指短歌，是日本民族从古至今最为广泛流传的短诗。由于只有三十一音，必须在遣词练字上狠下功夫，因此简洁、含蓄、雅淡等便成为它的主要特点。连歌大多是比赛作诗技巧的一种文字游戏，很少产生有价值的作品。日本古代歌集较多，除前面列举的以外，还有《后撰和歌集》（951）、《拾遗和歌集》（1005～1007）、《后拾遗和歌集》（1075）、《金叶和歌集》（1127）、《词花和歌集》(1144)、《千载和歌集》(1187)等。著名歌人在《万叶集》中除所列者外,还有额田王（7世纪末在世）、高市黑人（生卒年不详）、山部赤人（生卒年不详）、大伴旅人（665～731）、大伴坂上郎女（约721～750年间在世）等。《古今和歌集》中有纪贯之(约872～约945)、凡河内躬恒（生卒年不详,921年在世）、小野小町(生卒年不详)等。《新古今和歌集》中有后鸟羽院（1180～1239）、藤原定家(1162～1241)、藤原家隆(1158～1237)、藤原良经(1169～1206)、式子内亲王（1151～1201）、俊成女(?～1254)等。近代著名歌人有与谢野晶子（1878～1942）、石川啄木(1886～1912)、洼田空穗（1877～1967）、土歧善□(1885～1980)、斋藤茂吉(1882～1953)等。

俳句日本古典短诗，由17字音组成。原称俳谐（也写为诽谐）。俳谐一语来源于中国，大致与滑稽同义。它在日本，最初出现于《古今和歌集》（收有“俳谐歌”58首），至江户时代(1600～1867)则有从“俳谐连歌”产生的俳句、连句、俳文等。俳谐连歌同中国近体诗联句相仿。它的第1句为5、7、5句式的17音，称为发句（起句），胁句（配句）为7、7句式，第3、第4句以后为前两种句式轮流反复，最后一句以7、7句式结束，称为结句。俳句，即取其发句（起句），加上“季题”（表现写作俳句季节的词语）和“切字”（一定的断句助词或助动词），使之成为独立的17字音的短诗。日本著名俳句家,室町时代(1392～1573) 后期有宗鉴、荒木田守武，二人是俳谐连歌作者；江户时代有松永贞德,他提倡俳谐的娱乐性和教养性,号称“贞门”，可谓倾向于古典的一派。当时俳谐尚处于进入俳谐连歌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有西山宗因，主张俳谐的滑稽性，强调创作上的自由奔放，称为“谈林”派。具有这一派特色的还有著名俳句家井原西鹤。一般被称为俳圣的松尾芭蕉，把松永贞德的古典式

技巧和西山宗因的自由奔放的散文风格熔铸一炉，并加以发展，摒弃滑稽、娱乐等文字游戏成分，使俳谐成为具有艺术价值的庶民生活诗。17世纪日本俳谐曾一度中落，至18世纪下半叶,与谢芜村号召“回到芭蕉去”,再度呈现繁荣景象。江户时代胁句（配句）以下各句逐渐失去生色，但小林一茶在发句（起句）的创作上表现了突出成就。正冈子规作为明治时代(1868～1912)的俳谐复兴者，明确提出连句（即俳谐连歌）非属于文学的主张，提倡以连句的发句（起句）为“俳句”文学，依然保存了发句的格律，使它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最短的诗歌。此后，俳谐连歌逐步衰落,现代虽有少数人加以提倡,依然未见复兴。后来曾有人主张废除“季题”(称为“无季俳句”)，否定定型（称为“自由律俳句”），但未成为主导力量。俳句较多地采取象征和比喻手法，崇尚简洁、含蓄、雅淡，比和歌更为精练。由于诗短，容易背诵和随时随地吟咏，日本从事业余创作的人很多。现代俳句也很发达。

狂言日本古典剧种之一，创始于室町时代(1392～1573)初期，于江户时代(1600～1867)发展成熟。原在能剧演出的间隙中插演，所以能和狂言合称为能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狂言逐渐摆脱对能剧的从属地位，趋向于独立演出。狂言与能同出于农村祭神的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散乐）。能发展成为歌舞剧，演员均戴面具演出，而狂言则以科白（表演和对话）为主，原则上不戴面具，也有些剧目穿插着简短的歌谣和舞蹈，由大鼓和小鼓伴奏。能剧题材多取自古典文学，台词典雅，多以著名人物为主人公；而狂言则取材于普通人物的身边琐事，以当时的口语演出。因此，狂言被称为庶民的戏剧。狂言是小型喜剧，情节简单，每出戏不过2至4个角色,演出时间大约20至40分钟。上场的主角称为仕手,配角称为胁。具有代表性的演出程式，一般是先由仕手或胁上场报名，然后主配角一问一答，逐渐展开情节，酿成矛盾，当局面激化，对立达到顶点无法解决时，便由对立的一方逃走了事。狂言剧目按其主角的类型分为侯爷（地方豪绅，称为大名）戏、新娘新郎戏、僧尼戏、盲人戏、鬼怪戏、神佛戏等。狂言在兴起的初期并无固定台本，靠师徒之间口传，后来有了备忘的剧情纪要，由演员在台上即兴发挥。到江户时代才形成固定的台本，所有台本都是由狂言演员（狂言师）创作，经过多年演出逐渐定型的。现在保留的剧目共有260个，大多定型于江户时代。大藏流一派的保留剧目有180个，和泉流一派有254个,其中有174个是两家相同的。江户时代另有鹭流一派，到明治时代逐渐失传。狂言的戏剧内容，除祈福祝颂的神佛戏外，基本上都是笑谑幽默的喜剧。它以当时的社会习俗为背景，针对世事人情中的纰缪，痛加讥刺和嘲讽，因此可以把狂言看作是中世纪时期日本社会的风俗画。狂言作者对剧中的嘲讽对象并非一律给以辛辣的讽刺，对于社会下层人物,如管家、僧尼、盲人，甚至小偷、无赖等,往往是在嘲讽之中含有宽容的微笑，寓有劝善戒恶的意思。但在不少狂言剧目里却也夹杂着封建糟粕，例如对封建统治者的屈从、阿谀，对生死轮回和宿命的迷信，把人世间的贫富等级视为天经地义等。由于狂言是从庶民生活中产生的，很多剧中人物表达的思想感情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所以直到现在，狂言作为一个独立的传统剧种，仍然在一定范围的观众中流行。

日本谣曲日本古典歌舞剧“能”的台本，或简称谣。能是室町时代在猿乐（类似中国唐代的散乐）的基础上经过改革、提高而创造出来的综合性舞台艺术；题材多取自文史典籍，也有一些是取材于社会现实。按其内容可分为祭神戏、武士还魂戏、女幽灵戏、社会写实戏、鬼怪戏等几类。谣曲所用文词典雅优美，讲求韵律音节，据江户时代学者新井白石、荻生徂徕等人的著作，认为谣曲是模仿中国的元曲，由禅僧作词，由能剧演员谱曲。谣曲的结构有固定层次，一般分为序、破、急三个阶段。序段大多是叙述角色由某地来到戏剧事件中心的过程，以使观众产生悬念。破段分为前、中、后三个段落，展开故事情节。急段是故事的煞尾，形成高潮，旋即结束。由于故事的展开和情节的变化主要是靠演员和舞蹈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