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美学观点解读解析

《红楼梦》美学观点解读

自然环境是现实主义小说“典型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成功地描写自然环境，不仅能够帮助读者通过直接感受和联想引起人物活动的真实感与强化人物形象的美感作用，而且通过人物的情绪、心理活动、行动与环境气氛交互作用的处理，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有时还成为情节发展不可缺少的部分。《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虽然在量上不是重要的部分，但它是作品具有巨大艺术感染力的一个因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与某些大量、细緻、集中地刻划，自然环境的西洋小说不同，《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份量不大，比较分散，但十分简洁。在服务主题的方式上，也与某些西洋小说不同。《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描写与人物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主要是作为一种雾围来处理。托尔斯太的《安娜·卡列琳娜》通过列文的眼看到的俄罗斯乡村的那一大段自然景物的描写虽然也相当有诗意，呈现一个完整和谐的美学境界，但它是作为整部作品所涉及的广阔的俄罗斯社会背景的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红楼梦》却不同，它所描写的荣、宁二府(缩小一点讲是大观园)几乎是作品涉及的自然环境的全帮。曹雪芹是那样集中地描绘了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自然环境。在那里面，自然景色是那样优美，古代劳动人民的园林建筑艺术的结晶在这里闪耀出夺目的光采。这样优美的自然环境中却居住着一大群人面畜牲，妖魔魍魉，贾府里的东西“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柳湘莲语)，此外都是肮髒的。这种鲜明的对比，必然会激发读者对美的事物的爱和对丑恶事物的僧(憎)。主题的力量便在自然环境的描写中进一步加强了。另一方面，在这个优美的自然环境中也生活着一些“异样”的女子和“蠢物”一美的典型。但是封建宗法制度的阴影好象(像)漫天的乌云覆盖，他们象(像)得不到阳光的嫩草一样。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必然充溢着悲剧的气氛。这是《红楼梦》自然环境描写的主要成就。假如把《红楼梦》比成一个歌剧，那末自然环境描写就象(像)一支伴奏的歌曲，它紧扣着悲剧的进程和人物情绪的变化，起伏发展着。

那末《红楼梦》盼自然环境描写有哪些美学特征呢?简单地说，可以用三个字加以概括，即：美、真、蕴。下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谈谈《红楼梦》自然环境描写的具体艺术经验，以作为艺术创作的借鉴。

(一)“美”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会感到;作品能赋予读者诗一样的美感。这除了人物形象本身的魅力在起作用外，也与作者塑造诗画一样的环境相联系。整部《红楼梦》的自然环境构成一幅统一的优美画面，感染着读者。

作者象(像)提炼与表现典型人物一样米提炼与表现人物的自然环境，他按照中国读者传统的审美观点，精心选取自然界中具有特征美的、诗人墨客喜欢詠颂的景物，如翠竹、桃花、芭蕉、萝薛、垂柳、蔷薇、菊花，仙禽异鸟、明月、洲渚等等作为素材，而且通过巧妙的构思把那些群众熟悉的富有美感力量的景物，组成一个符合群众审美习惯的优美意境。我们通常去遊公园，虽然那里的景色娱

人心目，但味道总还是淡淡的。如果一个高明的摄影师把它拍成电影，那末我们所看郅的却是比亲眼看到的优美十倍，以至使你惊奇。《红楼梦》的作者就象(像)一个高明的摄影师，不仅把荟聚天然之美的大观园描绘出来，而且赋予一种强烈的艺术魅力。第七十六回有一段写道：“贾母因见月至中天，比先越发精彩可爱”、“那壁里桂花树下，呜咽悠扬，吹出笛声来”。月亮和笛声是最富感情色彩的，而桂花又是幽香十里，三者构成一个优美的境界，从视觉、听觉、味觉三方面感染读者。在同一回里，黛玉和湘云于凸碧堂品笛后到凹晶馆联诗时写道。“二人遂在两个竹墩上坐下。只见天上一轮皓月，池中一个月影，上下争辉，如置身予晶宫鲛室之内，微风一过，粼粼然池面皱碧叠纹，真令人神清气爽”。这里不仅有美化了的具体形象，而且具有人物的独特感受，形成一种强烈的优美的气氛。这类例子很多，不必多举。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作者是用最简炼的笔墨勾出自然景物的具体形象，表现出特征性的事物美，通过人物的感受制造强烈的气氛来构成诗一样的意境。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看了这样的景物描写后，都可以把它与某些诗句联系起来。把自然景物提炼成诗的意境，不仅概括了自然的美，而且概括了造型艺术的美。

有时，作者还运用实写与诗赋结合的方法描写自然环境，强化它的美感力量。大观园的描写就是这样。十七回一边描写园中景色，一边题名或作对。十八回再把园中几个主要地方各各题以一首诗。例如蘅芜院，十七回描写道：“且一树花木也无，只见许多异草，或有牵藤的，或有引蔓的，或垂山岭，或穿石脚，甚至垂簷绕柱，萦砌盘阶，或如翠带飘飘，或如金绳蟠屈，或实若丹砂，或花如金桂——味香气馥。”这些具体细腻的刻划，在我们眼前呈现了一个千形百态的香草组成的优美环境。在十八回里又给这个环境赋一首诗，把前面的描写提炼成诗的形象;“蘅芜满静苑，萝薜助芬芳。软衬三春草，柔拖一缕香。轻烟迷曲径，冷翠湿衣裳。谁谓‘池塘曲’?谢家幽梦长。”具体的描写与概括性的即景抒情结合起来，不仅把原米具体描写所提供的境界深化和扩展，而且进一步美化。这种景中诗与诗中景互相照应、互相补充的描写使读者对于蘅芜院的认.识远远超过作者笔墨之间。看了诗会联想起前面能描写，因此那诗的意境便显得具体和亲切;再看具体描写叉会联想起诗，因此那些具体描写又变得诗意盎然，耐人寻味。这叫做诗赖景以充实，景待诗而生趣，两者交融一起，在读者脑中形成一个具体可感的优美境界。这种自然环境的描写方法在外国小说中是比较少见的。

这样一个具体可感的优美境界，彷砩迥响着抒情的旋律。也即它不是一幅呆板的涂着绚丽色彩的平面图，而是一个具有浓烈抒情昧的活生生的场景。这首先是因为作品内容的抒情基调很明显，同时与作家的表现手法也有很大关系。曹雪芹是用接近予写抒情诗的方法来提炼和表现人物周围的环境。在林黛玉周-围，秋风、秋雨、秋色、秋声几乎是她的特定自然环境的全部内容;哀怨的笛音。飘零的落红;风篁的幽韵……都与这一悲剧主人公的心境相侔无隙。不单情景高度融洽，商且这种特定环境气氛的描写经常是配合人物情绪活动的高潮而出现。例如二十三回宝玉看《会真记》时写道：“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树上桃花吹下一大斗来;落得满身、满书、满地皆是花片……，那花瓣儿浮在水面，飘飘荡荡，竟流出沁芳闸去了”。这段描写是在宝玉正在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所激动，春情萌发时出现的。又如作品中八次描写林黛玉的环境气氛：第一次在二十六回，黛玉被睛雯怄气时;第二次在二十七回黛玉葬花时;第三次在三十

五回黛玉偶然触景生情，想起父母的好处时，第四次在四十五回闷制风雨词时;第五次在七十六回黛玉品笛感凄情时;第六次在八十二回黛玉作恶梦后;第七次在八十三回黛玉误会老婆子骂门时;第八次在八十七回黛玉“感秋声抚琴悲往事”时。这八次描写无一次不是在黛玉的悲剧情绪发展到高潮时出现，并且与人物情绪交融在一起的，因此也就最富有抒情味。这种具有浓烈抒情气息的自然环境能以强烈的感情力量唤起读者的美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社会背景的讨论展开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更加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红楼梦》的必然产物。人们提出这样的政治“惊奇”：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了《红楼梦》这部作品呢？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反对科举、尊重妇女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他骂念书人，骂那些举人、秀才都是禄蠹，说女孩子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这样的思想认识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1955-1956年，邓拓先后发表了《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和《从万历到乾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一个论证》两篇文章，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进行了集中思考。这两篇文章从崭新的研究角度，以独特的研究方法，对长期以来争执不休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邓拓认为，《红楼梦》鲜明地反映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主要是18世纪上半期)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经济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同时，通过历史的考察，邓拓认为从明朝万历年间到清乾隆年间(约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90年代)，是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时期。“其中，从万历到明末和从清初到乾隆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开始的阶段;后一阶段是资本主义萌芽发达的阶段。”这个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红楼梦》的创造性论点，至今仍然闪烁光芒，熠熠生辉，就是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邓拓能够摈弃政治的许多干扰，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扎实地做一些史学研究工作，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学者的良知和勇气，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接受了邓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在提到《红楼梦》时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通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每个人都是从自身的“实践智慧”里接受前人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也不例外。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说:“《红楼梦》写了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由于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阶级斗争。因此，“斗争论”成了毛泽东当时解读《红楼梦》的典型范式。

的确，“斗争论”的红学范式是根据政治需要而产生的。如余英时所说，“它不是被红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所逼出来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在摧破自传说方面，‘斗争论’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斗争论’虽可称之为革命的红学，却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第二个‘革命’取库恩之义。)其所以不能构成红学的革命，是因为它在‘解决难题’的常态学术工作方面无法起示范的作用。(按:这是指‘斗争论’所示之‘范’乃唯物史观应用于文学作品的一般‘典范’，而不是为了解决红学本身特有的难题而建立起来的。)更确切地说，它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历史理论在《红楼梦》研究上的引申。换言之，这是一种借题发挥式的红学。既是借题发挥，则它的结论是否有效便不能单独取决于所借之题———即红学的内在标准，而必须取决于历史唯物论在清初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整个成绩。这一层自然越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外。……到了五十年代，由于‘自传说’典范本身的局限性，考证派实已成强弩之末。大陆上‘斗争论’之适于此时崛起，正如海外索隐派的复活一样，是红学发展将要进入新的突破阶段的一种明确表示。”

然而，余英时之所以把“斗争论”的毛泽东的红学思想，作为外加的政治需要，乃是建立在接受美学的维度，才把它排除在红学范围之外。余英时希望按照俞平伯提出的“回到曹雪芹的意思”这个主观观念来确立红学的新范式。“斗争论者”对曹雪芹最苦心建构出来的大观园和太虚幻境，也就缺乏同情的了解。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实事求是地回到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时代，正是红学的题中之义。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主观意图研究，与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读者所应有的历史和美学的态度，对于曹雪芹和《红楼梦》所作出的评价，是两个互相区别而又有联系的命题。红学范式的确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果说，“题中之义”

是指曹雪芹和《红楼梦》主观的主题思想，那么，“借题发挥”则是接受美学者客观阐释的主题思想。

在《红楼梦》结构的问题上，根据周汝昌的回忆史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出版系统召开过一次人数很多的会议，正式传达毛泽东的一次谈话，其中，在谈到《红楼梦》原著和续作时，明白指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作的，后四十回是高鹗作的;高鹗学了曹雪芹的一点笔法，但是思想很不相同。”在那个“两个凡是”的时代，难怪几乎所有的出版社统统接受胡适的这个观点，原因就是毛泽东曾经有过这个“最高指示”。1975年4月，北京大学讲师卢荻替患白内障的毛泽东读书。8月13日晚，卢荻向毛泽东请教关于几部中国古典文学的评价时，有篇采访记述道:“卢荻说《红楼梦》她只读一遍半，高鹗的续书不喜欢读。毛泽东说:我读了五遍，要读后来的部分，还特别谈了封建社会的妇女命运问题。”

这个史料说明，毛泽东本人对于胡适的观点从批判到给以适当评价，到晚年给以纠正有一个过程。当面临着接班人选择的危机时，他对于蔡元培整体结构和政治历史小说的观点，开始接受了。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谈的也是《红楼梦》:“贾母一死，大家都哭，其实，各有各的心事，各有各的目的。如果一样，就没有个性了。哭是共性，但伤心之处不同。”《红楼梦》第一百零六回“贾太君祷天消祸患”与第一百一十回“寿终归地府”，描写贾府的老祖宗，因见贾府被抄家革职，子孙在监质押，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凤姐病在垂危，因此，愁眉不展，忧患成疾。各人有各人的心事。贾府的内部，本来就充满了倾轧、猜忌、勾心斗角、你争我夺的现象。毛泽东发现“四人帮”之后，对新选的接班人王洪文很快就感到失望。王洪文不行，毛泽东准备进一步重用复出的邓小平。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说：“你就知道打仗。你以后搞点文学吧。‘常恨随陆无武，绛灌无文’，你能看点《红楼梦》吗？要看五遍。《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随陆无武，绛灌无文’。绛是说周勃。周勃厚重少文，你这个人也是少文。”毛泽东的目光离开了许世友，提高话音对大家说：‘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大家要注意啊！’许世友激棱一下明白过来了。他拍着桌子站了起来，大声地说：‘把它消灭！不怕，那有什么关系！’听了许世友的话，毛泽东很高兴，说：‘不怕啊，你就当周勃嘛！你去读《红楼梦》！’”

毛泽东又回到了《红楼梦》上。他所说的“修正主义”，在他的词典里，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红楼梦》里真假的政治哲学被毛泽东“借题发挥”了。他从《红楼梦》时代，联想到了西汉刘邦晚年的政治形势。他完全以自己的接受美学的理解，来谈《红楼梦》。“随陆无武，绛灌无文”随、陆:随何、陆贾，汉高祖时的文官;绛、灌:绛侯周勃，灌婴，汉高祖时的武将。此典出自《晋书·刘元海载记》：“吾每观书传，常鄙随陆无武，绛灌无文。”说的是:人才的片面性，能文者不能武，能武者不能文。西汉的随何、陆贾、周勃、绛灌四位高官，在汉高祖刘邦去世后，他的妻子吕后逐渐掌权，大有以吕氏取代刘氏之势。吕后死，周勃与陈平采取措施，除了诸吕，迎立刘邦之子代王刘恒为帝。周勃对巩固汉刘政权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许世友弄明白毛泽东让他读《红楼梦》，原来有一番的深意之后，大吃一惊：“天啦，毛主席哪里是与我谈《红楼梦》啊，他这是在暗示我许世友，在他死后要怎么办啊！”

毛泽东一直以来是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红楼梦》的。现在又以真假接班人的观点让人们知道，《红楼梦》是一部反皇帝政治历史小说，烂熟于心的《红楼梦》，让毛泽东通悉了他死后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诞生在《红楼梦》创作后的一个世纪。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美学批评于《红楼梦》，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高语罕的《红楼梦宝藏》1945年问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毛泽东亲自发动并领导从《红楼梦》开始“反唯心论的斗争”，“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干部队伍”，李希凡、蓝翎的《红楼梦》评论派的初步形成，直至以李希凡、冯其庸先生为代表的《红楼梦学刊》发表的大量文章，七十年代毛泽东晚年对于《红楼梦》结构的反思，强调雍正时代大兴文字狱，曹雪芹家境不衰写不出《红楼梦》，以董志新《毛泽东读红楼梦》为代表。这是一部研究毛泽东解读《红楼梦》的观点和“实践经验”的学术专著，也是一部有着填补毛泽东论《红楼梦》的政治哲学的学术新著。

诚然，毛泽东的红学观点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维度提出来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切从政治需要出发的红学，其中就没有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典范?这个问题，值得具体分析。中国是《红楼梦》伟大小说的诞生国，又是毛泽东发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唯心论，开展《红楼梦》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利用《红楼梦》，全民批读《红楼梦》，以提高干部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文革”实验国。政治和学术自己各有其独特的规律。《红楼梦》的评价和研究也有自己的学术规律。唯心论与唯物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在人类认识历史中是长期

存在的。一万年后也会有。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由批判《红楼梦》开始的一场清理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支持“小人物”批判俞平伯与冯雪峰及至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把不同学术观点之争同政治斗争联系起来。这次批判采用政治运动的方式解决学术思想问题，在学术问题上，只有批评没有反批评，缺乏百家争鸣的气氛。由最初的学术观点、思想观点之争发展为政治、路线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余英时认为这样的毛泽东式的红学批判，实际上是强加给“红学”的“斗争论”，也是权力专制的“马克思主义红学”。

那么，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红楼梦》，批评俞平伯，是不是完全错误的呢？毛泽东的红学观点，是不是借题发挥的外加政治实践需要呢？根据现在公布的毛泽东读书笔记史料来看，研究《红楼梦》的著作中，毛泽东圈画和批注都比较多；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画，不少地方，除批注、画道道外，还画上了问号。毛泽东认为，这本书“错误思想集中”在“作者的态度”、“《红楼梦》的风格”两节，对这两节圈画最多。

如在“作者的态度”一节中，作者俞平伯写“《红楼梦》是感叹自己身世的”一句旁，粗粗地画了一竖道，在竖道旁边还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是情场忏悔而作的”这句话旁边，也用铅笔画上了竖道，而且还画上了问号。在“《红楼梦》的风格”这一节，毛泽东画的问号更多，有的一页上就画了7-8个问号。如果说一个问号是表示毛泽东对原著的一个疑问，或者是毛泽东认为的一个错误之处，那么，这一节中毛泽东有疑问的或者认为有错误的地方就有30多处。比如，就在这一节的开头，俞平伯写道:“平心看来，《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位置是不很高的。这一类小说，和一切中国的文学———诗，词，曲———在一个平面上。这类文学的特色，至多不过是个人身世性格的反映。”俞平伯认为，《红楼梦》的性质“亦与中国式的闲书相似，不得入近代文学之林”。这种“消遣作品说”，与毛泽东认为《红楼梦》是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观点是有很大差距的。毛泽东读了这一小段话之后，在“位置是不很高的”7个字旁画下两条粗道，然后又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作者对《红楼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的评价，与毛泽东本人对《红楼梦》的极高评价是相悖的。俞平伯认为，文学批评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见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认为，“这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红楼梦》就如同是一个被锁住的大箱子，锁环上悬着沉重的铁锁，由于年深日久，铁锁已是锈迹斑斑。近前仔细观察，发现铁锁上面还设有密码机关。《红楼梦》的秘密就在这个箱子里，要想打开箱子，看到真实的《红楼梦》，就要得到钥匙和密码。几百年来，人们围着这个箱子转来转去、议论纷纷，仅获得想象的成果，始终没有找到打开锁的钥匙，也没有找到密码。人们都清楚，《红楼梦》书中所叙述的事情是真事，但“真事”不是直接表述出来的，而是采用了特殊的技术手法“隐”写在书中，正所谓“甄士隐”云云；“甄士隐”就是真事隐。因此，“甄士隐”本身就是密码，密码就在书中的文字间，没在书外，只要仔细研读就能领悟到。书中一再提到的“纱窗”、“霞影纱”等即是“隐”的形象性说明。

尽人皆知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悲剧贯穿了《红楼梦》的始终，而对性格各异，花容月貌的众位女子却不甚了解，只知道她们享尽了世间的荣华，整天围绕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富不过三代，贾氏家族的覆灭是必然的，但她们中的一些人在整个贾氏家族的兴衰成败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想读懂《红楼梦》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位人物——秦可卿。我们知道《红楼梦》里面所写的贾府，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一个贵族。贾府分两支，一支是宁国府，一支是荣国府。宁国府是高于荣国府的。宁国府辈分最高的是贾敬，可是书里面交代，贾敬离开宁国府，他根本不回家。贾敬只留下一个儿子，就是贾珍。贾珍也只生了一个儿子叫贾蓉。可见，这么重要的一个封建贵族家庭却是三代单传。因此要延续血脉，在娶媳妇上就应该非常非常重视。可文中的贾蓉之妻秦可卿的身世，书中说她是由营缮郎秦业从养生堂抱回的养女，长大后因为秦家与贾家素有些瓜葛，故许与贾蓉为妻。那么贾家上上下下都是一双富贵眼睛怎么能把养生堂的野种拿来，当作自己宁国府的三代单传的这么重要的一个媳妇呢？而且成了贾母心目中“重孙媳中第一得意之人”。当描写秦可卿的卧室时写到“案上设着

武则天当日镜室中设的宝镜”，“一边摆着飞燕立着舞过的金盘，盘内盛着安禄山掷过伤了太真乳的木瓜，上面设着寿昌公主与含章殿下卧的榻，悬的是同昌公主制的联珠帐”。全是帝王家庭的气象，这是曹雪芹在向人们提醒，贾母之所以认为秦可卿是重孙媳中第一得意之人，就是因为秦可卿出身极为高贵。高贵到什么程度？请看这些象征性的符码，此乃帝王家的遗血。秦可卿应该是皇族里的人物，因为其父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败落，而托贾府收养，这也是贾家给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暗留的另一步棋子，另一个筹码。她三番五次的病实在是心病，正因为“病”了才有机会把各色“医生”请进这深宅大院为她“瞧病”。其实都是她那一直为了篡权谋反在外奔波的父兄及时的派人给她送来外面的筹备状况，而这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了她的情绪，她的“病情”。?所以我认为直致她最终的死也并非如书中所说“和贾珍偷情的事败露，羞愧至死”。贾家在政治舞台上给自己走的一步明棋就是元春的入宫。元春是贾家的大小姐，贾政的长女。她以“贤孝才德”被选进宫里做?了女史(女官名)，后来又被晋封为“风藻宫尚书”，加封“贤德纪”，是荣府女性中地位最高的一位。贾家煊赫的势力，除靠祖宗功名基业外，还靠着家里出了“皇娘”这层重要关系。元春深知自己的政治使命，牺牲了青春年华在宫闱内的名利场中过的如履薄冰。元春的归省，绝不仅是一桩皇上体现其恩典、元妃表现其天伦感情的"盛事"，这其实更是一次含有深层政治意义的归省。“当今”对贾府藏匿秦氏并与其“背景”鬼崇来往已然察觉，只是一来那股反叛势力已大体被瓦解，二来看在元春的面子上，对贾府暂不予追究罢了，所以元春回到贾府，心中绝不仅是一片亲情，而是还有更浓酽的政治危机感，可她又万不能明白说出，她那见到贾母、王夫人便“满眼垂泪”，后又“忍悲强笑”，称自己是被送到了“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以及当贾政至帘外问安，她说“今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无意趣!”又嘱其“以国事为重”，等等表现，除了以往评论家所分析出的那些“宫怨”的内涵外，实在是另有一腔“难言之隐”!元春回宫后深知秦可卿之事关系重大，思虑再三最终合盘托出，虽因皇上对元春的宠

爱暂放过了贾家，赐三尺白绫结果了秦可卿性命草草了事，但已失去了对贾家的绝对信任。秦可卿的死对贾家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还是殃及了自家。终于元春在与皇上南巡途中被秦可卿的哥哥秦可信劫下替妹报仇，而绝非暴病而亡，死在宫中。不然何来“望家乡，路远山高。故向爹娘梦里相寻告”一句？靠山倒了，这个赫赫扬扬经历百载的贵族之家就要迅速土崩瓦解。

在《红楼梦》中，言与行相悖?，表与里不一的人物，最突出的莫过于被称为女曹操的王熙凤。兴儿说的好：“她心里歹毒，口里尖怪。”“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了；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她“弄权铁槛寺”贪贿害两条命?，争风吃醋设计害死尤三姐；她对奴仆很苛刻，动不动就打耳光，用簪子往丫头嘴上戳，罚跪瓷片子晒阳，扣口粮，命令打板子，绑了丢在马圈里;她瞒着贾琏放高利贷，甚至把丫环仆人们的月钱都挪去放债。她忘了秦可卿托梦让她抓好祭祀和私塾两件大事的嘱咐。她肆无忌惮地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盘剥众人，在贾府上下积怨极深，毫无人缘。正是她的这种贪婪和疯狂才给贾府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她并不是贾府的维持会会长，恰恰相反，她是贾府真正的掘墓人。使贾府最终走向被人揭发，抄家查封的末路。

在这部巨著中，曹雪芹用了将近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描述了众多人物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活动。“就其规模而言，则有大宴、小宴、盛宴；就其时间而言，则有午宴、晚宴、夜宴；就其内容而言，则有生日宴、寿宴、冥寿宴、省亲宴、家宴、接风宴、诗宴、灯谜宴、合欢宴、梅花宴、海棠宴、螃蟹宴；就其节令而言，则有中秋宴、端阳宴、元宵宴；就其设宴地方而言，则有芳园宴、太虚幻境宴、大观园宴、大厅宴、小厅宴、怡红院夜宴等等，令人闻而生津”。据研究者不完全统计，120回的《红楼梦》小说中描写到的食品多达186种。“所有这些食品（包括与食品有关的洗浴用品）可分为主食、点心、菜肴、调味品、饮料、果品、补品补食、外国食品、洗浴用品九个类别。

从盛大的迎接皇妃的盛宴，到贵族公府的豪华家宴，从酒楼饭店的歌妓郁酒，到街头巷尾的随意小吃，可说是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贾府饮馔的丰盛，由茄鲞即可略见一斑。此吃法看上去有些夸张，但是从烹调法来看，却是有所本的，并非子虚乌有虚构杜撰。它暴露出封建官僚家庭穷奢极欲的豪华生活。

《红楼梦》中提到的粥饭有碧粳粥、枣熬粳米粥、红稻米粥、燕窝粥、腊八粥、鸭子肉粥、江米粥、绿畦香稻粳米饭、白粳米饭。碧粳粥，大概是用尚未成熟的新鲜米熬成，泛青绿之色。红稻是稻中佳品，熬粥自然香美。燕窝煮粥，有化痰止咳养肺之功，故此为患有肺病的林黛玉饭桌上的常食。粥”又叫“稀饭”，本是吃早点时的一种辅助食品，只有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家才天天以粥为主。而《红楼梦》中，宝钗说道：“食谷者生”（第四十五回）。常言道：物以稀为贵，稀少也就自然珍奇。贾府生活在北方，但仍然保持着原有南方吃干饭的习惯。可是通观全书，发现描绘餐桌上的干饭寥寥无几，而“粥”倒是屡屡出现，食粥与吃干饭是无法相比的。贾府吃干饭多，而作者的笔墨却多重在写“粥”上，这是“以奇写奇”，作者正是利用人们“穷人食粥不足奇”，煊赫贾府常食粥就自然奇这一心理，诱发了读者的无穷猜想。当然作者写“粥”是建立在“干饭”的基础上，借用贾宝玉的话来说，这叫做“饭饱弄粥”。

据清宫老档记载，乾隆几次下江南，每日清晨，御膳之前，必空腹吃冰糖燕窝粥。一直到光绪朝御膳，每天都少不了燕窝菜。以光绪十年十月七日兹禧早膳为例，用燕窝的就有7样。据儿孙福（https://www.360docs.net/doc/8a12902120.html,/）燕窝成了御膳常馔，多用燕窝配鸡、鸭，配得最多的还是鸭子：燕窝秋梨鸭子热锅、燕窝苹果烩鸭子热锅、燕窝冬笋烩糟鸭子热锅、燕窝鸭子葱椒面、燕窝鸭子徽州肉镟子、燕窝松子清蒸鸭子、红白鸭子燕窝八吉祥、燕窝鸭子炖面筋、燕窝醋溜熏鸭子、燕窝攒丝鸭子。此外野鸭、小鸡、鹿尾配燕窝菜也较多。而《红楼梦》中写贾

府吃燕窝也是连篇累牍、第14回写秦可卿损亏吃燕窝、第45回宝钗因黛玉多咳，便取自家的燕窝劝黛玉食冰糖燕窝粥，第87回宝玉因哀悼晴雯，未吃晚饭，一夜未眠，袭人要厨房做燕窝汤给宝玉吃，清人裕瑞就此批评《红楼梦》“写食品处处不离燕窝，未免俗气。”实际也有认为是不切实际的夸张。实际上是不了解实情，此中消息，在当时非皇亲国戚、宫中宠幸是不得而知的。难怪一些外省缙绅之家出身的当代红学老先生也不了解《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