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宋朝政府购买的资金调拨方式

提要：宋朝政府购买资金的调拨采取了实物运输、信用汇兑、异地结算、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等多种手段，并且分别表现出了实物调运的“轻赍”化，便钱汇兑和异地结算的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的本地化等趋势性特点。这些情况，既体现了财赋周转过程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制度取向，也反映出宋朝的财政分配不仅在收支方面与商品货币经济联系密切，而且在调拨周转方面也对市场交换、信用制度的发展及商业资本的运营有很多依赖。

关键词：宋朝财政政府购买资金调拨

一、问题的提出

所谓政府购买，是政府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求以履行其职能，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货物或劳务的行为，它是财政支出的重要内容。政府购买在宋朝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1]这既与实行募兵制军费开支激增有关、也与经济重心和军事重心分离有关，更是商品货币经济发展及财政收支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

现代财政管理体制下，政府购买经费的划拨是通过国库或委托代理的银行，运用转帐、支票等信用性手段，以及电脑、互联网络等信息化技术完成的。如果说政府购买经费的划拨实质上就是支付手段在

异地之间的移动过程，那么在距今千载之遥的宋朝，这个过程是如何完成的呢？

以往，宋朝财政史研究的重点是收入和支出（且尤其注重收入），而对于收支过程中财政资金的调拨运转，缺乏足够关注和系统分析，个别论著即使涉及到了这方面问题，亦十分简略和零散，[1]从政府购买资金调拨角度的探讨更尚属空白。这种研究状况显然不利于全面系统地认识宋朝财政制度内部的衔接状况及其运作实态。

只要稍微留心就会发现，宋朝要完成政府购买经费的异地调拨，首先面临着两个问题：

其一，宋朝政府购买经费的物质表现形态多种多样，有金属铸造的铜铁钱，有绢帛、金银，还有茶盐香矾等实物。这些物品都有相当的重量和体积。以铜铁钱为例，宋朝每千文铜钱的标准重量通常是五斤（八十两），[2]每两约合克，则一千文铜钱相当于2984克，一万贯足的铜钱就是29840公斤。即使按官方规定的77文为陌计算，一万贯省陌的铜钱仍达22977公斤。铁钱价值低却更笨重，每千文六斤半，合克，一万贯足的铁钱就是38792公斤。再如绢，北宋时，每匹绢的标准重量是十二两，合克，则一万匹绢就是4476公斤。若按一匹绢值一贯铜钱计，绢的确属于质轻价高的交换媒介，故宋人谓绢帛、金银为“轻赍”。宋朝虽然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但在北宋时流通范围较小，其大规模使用是在南宋。

其二，宋朝财政收支在地域分布上极不平衡，资金调拨的空间跨度足以涵盖宋朝统治的整个疆域。中央财政收入主要仰仗东南六路和

四川，而政府购买的交易和结算活动却大量集中于京师及财政收入较少的河北、陕西、河东三路等沿边地区。因此北宋时期财政资金流动的总体趋势是自南向北，重点集聚于京师，再间接或直接地流向沿边三路。同时，宋朝的政府购买活动又是全国性的，各地或者采购上供物资、或者开矿铸钱、筑城治河等等，都免不了要进行资金的异地流动、上下调拨。

在宋朝的技术条件之下，要持续实现上述财政资金的跨地域移动，以满足政府购买的结算需求，其艰巨性是可想而知的。

为此宋政府采取了多种手段，概而言之，主要有实物运输、信用汇兑、异地结算、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等。如果我们对这几种方式的趋势性特点加以概括，似乎可以表述为：实物性经费之调运表现为“轻赍”化，便钱汇兑和异地结算的兴盛乃信用化，截留上供、动用系省封桩钱物则表现为财赋周转的本地化。这几个方面都贯穿着资源有效利用、利益分配等问题。以下分述之。

[1]汪圣铎教授的《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编第2章“财赋的转输”关于财赋的水运、陆运、上供制度、以及第2编第5章第4节“官营便钱与财政”关于便钱制度与财赋转输等部分

的简要论述，是这方面现有的主要成果。高聪明博士的《宋代货币与货币流通研究》（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晓的《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等，也间或谈到了财赋调拨问题。

二、实物性经费调运的“轻赍”化

在宋朝政府购买的交易活动中，当场付款仍是比较基本的结算方式。“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3](食货41之1)除了“便籴”属于异地结算之外，“和籴”用铜铁钱币、“博籴”用绢帛、金银等物，都是当场付款就地交割的，这就决定了不管跋山涉水多么艰难，实物运输都是购买经费实现跨地域转移的常规做法。

实物运输通常采用“纲运”，就是把需要运输的官物编组成若干单位，每个单位为一“纲”，由相关官吏监押，使用厢军或差雇来的百姓运送，走水路谓之漕运，行陆路谓之陆运。举凡钱粮杂物、珍异宝货……，各类财赋物资，当然也包括用作政府购买的资金，都可以采用这种手段进行调拨转移。

以常年涌向河北、陕西、河东三路沿边地区的资金流为例。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欧阳修在其著名的《通进司上书》中说：“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内赐禁钱数十万以供西用，而道路艰远，辇运逾年，不能毕工。至于军装输送，多苦秋霖，边州已寒，冬服尚滞于路，

其艰如此。”[4](卷129)宋神宗时主持陕西军务的李宪也亲眼“见自京发银绢纲甚多，所在铺兵转般不足，皆过所期。铺五七十里或百里，极为劳苦。”[4](卷239)熙宁三年（1070）八月，权三司使吴充说：“三路屯聚士马，费用不赀。河北缘边，岁于榷货务给缗三二百万，以共便籴，非次应副不在其数；陕西近年出左藏库及内帑钱、银、绸、绢数百万计；河东岁支上京钞不少。当无事之时，常苦不足。”其中供给河北方面便籴的缗钱、河东方面的“上京钞”都属于异地结算，基本不需要实际运输，但投向陕西方面的银、绸、绢等就只能靠运输解决。吴充建议除了由京师出发的调拨之外，还要从东南六路直接调运：“乞自明年岁减江、淮漕米二百万石，委发运使于东南六路变易轻货二百万缗。五年外，漕米如旧，所得无虑缗钱千万，转致三路封桩，宽为期限，与民变转见钱，兼令商人入粟，优给物货，委提点刑狱司主管，仍以三司封桩平籴备边钱斛为目。”[4](卷214)、[3](食货39之22至23)朝廷同意其议。四川也是西北地区政府购买经费的主要供应地。“方承平时，东、西两川，每岁于二税及和买畸零绢内，起正色绢三十万匹，应副陕西、京西、河东支遣，谓之三路纲运。”

[5]（甲集卷14《两川畸零绢估钱》）后来四川的茶、交子等也都大批调往西北用作购买经费。

至于沿汴河直抵京师开封的漕运，数量就更大了。“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4]（卷38）作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宋政府似蚂蚁搬家不辞辛苦地把相当一部分财政收入汇聚到京师，首要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