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理著作

第四章清代考据学派的地名学成就

第一节总论

清代的考据学肇源于清初，因反对明末“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而逐渐形成，至乾隆（1736年～1795年）、嘉庆（1796年～1820年）年间达到鼎盛并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故有“乾嘉学派”之称。考据学派并非仅指乾、嘉时期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群，而是从该学派的奠基、形成、鼎盛以至衰落的全过程来衡量，包括了自清初始、一直延续到清末乃至民国初年的考据学家。

考据学派对我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文献进行了大规模的总结性整理，使丰富的文化遗产赖以保存，并为后人阅读、重新整理提供了方便；他们的治学态度踏实，治学方法严谨，强调无征不信，引证务求广博，主张“无一字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

清儒研治地名，主要为解经、读史服务，故有关地名研究的著作主要集中在经、史二部，而子、集二部中少见。今据《清史稿·艺文志》及其补编统计，仅经部有关地名的著作即有27种112卷，史部有关地名的专门著作更是多达68种872卷以上，详见下表：

表4－1：清儒地名研究著作目录

资料来源：章钰、吴士鉴、朱师辙编《清史稿·艺文志》和武作成编《清史稿艺文志补编》。

表中所列，尚未包括《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失收的徐善《春秋地名考》（14卷）、程廷祚《春秋地名辨异》（3卷）、丁寿征《春秋异地同名考》（1卷）、王士濂《周末列国有今郡县考补》（1卷）、吕调阳《郡经释地》（6卷）、

《古史释地》（3卷）、朱为弼《汉书地理志考证》（1卷）、毛昌杰《续汉书郡国志释略》（1卷）、张穆《延昌地形志》（20卷）、胡孔福《南北朝侨置州郡考》（不分卷）、吴兰修《南汉地理志》（1卷）等书在内，也未列入徐松《西域水道记》（5卷）、张穆《蒙古游牧记》（16卷）、何秋涛《朔方备乘》（85卷）、徐继畬《瀛寰志略》（10卷）、魏源《海国图志》（100卷）等历史地理名著，内含地名考证篇章的著作如顾炎武《日知录》、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钱大昕《廿二史考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列国地名考异》、谢启昆《西魏书·地域考》、汪士铎《南北史补志·地理志》等也没有包括在内。所以说，清儒研究地名的专门著作在一百部以上、卷数超过一千，那是毋庸置疑的。

在这些有关地名研究的著作中，既有对传世正史《地理志》的考订，也有对正史所缺地理志的续补；既有校注、集注、补注，也有考释、释地、考实，又有志疑、考辨、疏证，还有补正、纠谬；其中“考订校补历代正史《地理志》是有清一代学者对于地理沿革学的最大贡献” 。作者队伍中，既有考据学派的汉学大师顾炎武、全祖望、阎若璩、胡渭、戴震、钱大昕、洪亮吉、杨守敬，又有像江永、焦循、高士奇、沈钦韩、汪士铎、李兆洛、刘文淇、徐松、陈澧这样的经学家和史学家，还有学识过人而以前较少为人所注意的吴卓信、施世杰.等。

至于考据学派在地名研究方面所做的单篇论文，数量到底有多少，目前尚难以有一个准确的估计。清人文集多至上千种，散藏全国各地，内含多少地名考证内容也无人作过普查。不过，1935年时，王重民先生等以428种清代学者的文集为基础编成了《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一书（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当时谭其骧先生曾协助王重民先生编排了地理类的篇目。书中的“学术文之部·史部地理类”一目，曾以《清代学者地理论文目录》为题发表于《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8、9、12期和第四卷第3、5、11、12期上。五十多年之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一部近三百万字学术资料集───《清人文集地理类汇编》编集完成，并于1986～1990年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分七册陆续出版。该书收录清人文集三百多部，地理类文章虽不能说已一网打尽，但主要的、重要的论文均已包括在内，因而是迄今为止收录清人地理类论文最为全面的一种资料集。

笔者根据这部学术资料集，统计出清朝学者关于地名考证的论文共有341篇，其中篇名称“考”的有223篇、称“辨”的有55篇、称“释”的有23篇、称“说”的有19篇、称“解”和“论”的各有9篇、称“证”有的3篇。这341篇地名考证论文由119位作者撰写，其中汪之昌所作最多，达26篇；其次是张澍，作23篇；以下从多到少依次的是：吴承志作21篇、王国维作14篇、王舟瑶作12篇、杨守敬作11篇、沈垚作9篇，全祖望、程瑶田、汪士铎三人各作7篇，莫与俦、庄有可、陈汉章、邹汉勋四人各作6篇，段玉裁、洪颐煊、王棻三人各作5篇。以上17位作者共作176篇，占总数341篇的51．6％。其余一百余位作者平均个人所作不到两篇。作者队伍中，少数以治舆地之学而闻名，而大多数都是经学家、史学家乃至小学家，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里所解决的地名问题，客观上组成了清代地名学成绩的一部分。

如果将这341篇论文以其研究的地名所在省份来划分，则整体分布大致均匀，说明清代学者研究地名关注到了全国各地的状况，如内地十八省中除福建、广东、广西、云南之外，涉及其余14省地名的均在10篇以上，而考证伊犁将军辖区之内地名的也达到了12篇。由于作者队伍中以江南学者居多，而相当一部

分江南学者又曾在京师任过各种职位，因而研究浙江、江苏、安徽、直隶四省地名的论文最多，分别达到了30篇、20篇、19篇和19篇。详细情况参见下表：

表4－2清人地名考证论文的分省统计

清代学者有关地名考证论文的断代分布则极为不均，有时代愈往后、地名考证论文愈少的趋势。223篇“考”中，考证先秦、秦、汉地名的有145篇，占65％；78篇“辨”、“释”中，研究先秦、秦汉地名的有54篇，占到69％；其它40篇论文中，对先秦、秦、汉地名作出解、说、论、证的达33篇，更占到了82．5％。汉代以下各朝地名的研究在考据学家心目中不占主导地位。详见下表：

表4－3 清儒地名考证论文的断代分布

由此可见，清代学者考证地名所涉及的论题非常广泛，论地域则关注到了全国各地状况，论时代则偏重于先秦、秦汉，举凡郡县通名的起源、秦郡郡目、西汉郡县邑道、历代山川泽薮、五岳变迁、燕云失地，大到全国政区地名的置废分合，小到一州一县、一堡一亭，均在他们考证的范围之内。

钱大昕的族子钱坫，曾对历史地名研究的方法作过总结，他说：“论注之体，要在先核故实，并发新义，轮广之术尤为最宜。约举大纲，盖有八焉。一曰考故城：杜预注《春秋》、郦元注《水经》，每详遗迹，而注《水经》按引京相璠《列国地名》、阚骃《十三州志》，采择尤精；又《通典》、《括地志》、《史记正义》、《后汉书注》、《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书所载故县，当备录也。二曰考水道：凡志云某水出某山、入某水，当以注《水经》条证之。或有互异、改流，必据辨也。三曰考山经：郡县每多改易，水道历有迁移，惟山则确乎不拔。然古者水无定形，山无定名。水无定形而有定名，山无定名而有定形，当以无定者证有定、有定者证无定。彼此各证，庶得其实。凡志云在某县南、某县北，必以本朝见在府厅州县核表也。四曰遵时制：县、道地址，亦以见在府厅州县核表也。五曰正字音：凡服虔、应劭、韦昭、苏林、如淳、孟康、晋灼、郑德、包恺、伏俨、蔡谟诸人音读，皆相传旧说，当具载也。六曰改刊误：凡传刻讹谬相沿、脱落，必校正补足也。七曰破谬悠：凡颜籀所妄注、妄改、妄音之处，必尽削使勿存，庶后人不疑惑也。八曰阙疑閟：凡所不知，难求他助，则阙之也。究此八义，乃无悖班氏之旨”。

在钱坫论述的这八条原则中，前四条是说要将古地名方位有根有据地落到实处，第五条是关于地名正音，第六、七两条是纠正前人在地名研究方面的失误，第八条则体现了做学问求实的精神。这八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考据学派考证历史地名所遵循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