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血汗工厂”争议的背后

富士康是发育不良的中国产业工人阶级的镜像

导言：

“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在大制造业工厂生产线上工作的蓝领工人。就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来看，一个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产业工人阶级的形成，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必经阶段。

而在中国，三十年来，由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业工人群体严重发育不良，这对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稳定发展将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

以80、90后“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富士康工人，是这个发育不良的产业工人群体的一个镜像。富士康究竟是不是“21世纪中国大地上的血汗工厂”？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正文：

近来，某财经杂志涉及富士康“厂妹”的的报道引起争议，使我们再次将目光聚焦“富士康人”这个庞大的打工者群体，乃至整个中国“新生代”农民工与产业工人队伍。

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基于资源禀赋的基本特点，在未来很长时间内，中国将一直处于依靠第二产业、实体经济来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的阶段。大多数劳动者从事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现实选择。目前，“蓝领工人”已经超过农业从业者，成为中国最大的劳动者群体。这个以中青年尤其是80、90后为主的打工者群体，正处于身份认同与阶层意识逐渐形成的时期，他们的素质与权益能不能得到稳步提升，从而进化成成熟的现代产业工人与市民，对中国能否真正崛起，至关重要。

未完成的产业工人化

“产业工人”，主要是指在大制造业工厂生产线上工作的蓝领工人。“工业革命”后，大批农民彻底脱离与土地的关系，摆脱农村生活中原有的人身依附关系，成为具有法权保障的“城市人”，成为具有自我身份认同的城市劳工阶层，这是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形成的前提。

由农民变身为“产业工人”，是一个技能、身份、阶层、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全面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变也正是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基本指标。从18世纪的英国到后来的其他工业化国家，都是在数十年之内，在现代法权体系的保障下，实现了这样的过程。

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从80、90年代农民工大举入城，至今已经历了两代人的完整更替。然而，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换过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产业工人群体远不够成熟，甚至可以说尚未真正形成。近年来，以80、90后为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凸显，使农民工产业工人化、市民化的挑战显得尤为急迫。媒体报道的富士康工人夜生活样态，以及此前持续不断的跳楼、罢工、群殴、骚乱等现象，其实都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富士康之所以屡次被推上“风口浪尖”，除了因为其体量巨大、引人注目之外，还在于它的工人绝大部分都是新生代农民工。

如今主要集中在建筑业的老一代农民工，很少把定居城市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他们成长于乡土社会，与农村、农业仍有重要的社会经济联系与精神上的归属感。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则发生了重大变化。他们基本上是十几岁离开学校就来到城市打工，很多人更是从小就跟随打工的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不掌握农业生产技能，甚至从未有过务农经验，对于土地、乡村并无父辈那样的归属感，不愿回到农村生活。他们教育水平较高，认同城市生活，在消费、娱乐、社会交往方面都更接近城市青年而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有着强烈的融入城市生活的愿望。

可以说，新生代农民工本来就是属于城市的，他们的最终归宿是产业工人、市民，而不是农民。而三十年来，这个由农民到产业工人的转化过程，却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体制以及中国产业层次低下等原因，迟迟不能完成。

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虽然建成于上世纪50年代，但看起来像一种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体制，其特点是从法权上制造身份不平等，使一部分公民先天地优越于另一部分公民，制度性地阻碍人口与资源的自由流动，推高人口迁移与资源配置的成本。它有利于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但与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权体系恰相反对。

户籍制度改革不到位，无疑是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进化成城市产业工人与市民的重要原因之一。他们在身份上是“农民”，难以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资格、保障、福利等方面的待遇，而他们又是事实上的城市谋生者与精神归属上的城市人。不能退回乡村，又难以像18、19世纪的西方产业工人那样完全融入城市，这种尴尬境地就是一些学者所谓的“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对富士康的道德批判并不恰当

这种尴尬境地，无疑会对广大80、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巨大的精神困扰。而由于“中国制造”处于低附加值阶段，大制造业工厂不可避免的劳动“异化”现象，又使工人承受收入低下、工作枯燥、强度大等方面的困扰。作为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越的年轻一代，他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人格尊严感比父辈要强，在高度压抑的状态下，难免会出现一些极端现象，比如富士康的连续跳楼事件。

富士康，作为扎根中国的世界头号代工企业，基于其符号性意义，在一些学者及媒体的调查报告中被批判为“21世纪中国大地上的血汗工厂”。2012年郭于华教授等主持的“两岸三地高校富士康调研报告”中就披露一些“耸人听闻”的信息，如“工业工程部门……其主要任务是以秒来精确计算工人完成每道工序的最短时间，并以此安排工人的生产量，以期达到产能的最大化”，“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则被定义为以秒为单位完成某个动作的机器，而非具有主体性的人”，“时间被精确切割，连上厕所都需线长批准，以保证生产的连续”，还有女工控诉：“富士康就是奴隶社会”。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想退回农业社会去的话，一味对富士康进行道德批判意义不大。大制造业的流水线生产以机械重复为特点，工人在生产线上必然被当成机械使用，而不可能被当做自由创作的艺术家来对待。而且，作为公众关注度极高的超级企业，富士康的工作环境、劳动保障、工资福利等等在众多的同类企业中应该算比较好的。富士康也肯定不是“奴隶社会”，至少富士康工人的这个身份是可以随时摆脱的，它也不像户籍一样，附加许多社会等级信息。

其实，工人的压抑与不满，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产业层次低下、低附加值的“中国制造”模式。这个模式对工人来说就是工作强度大而收入低下的模式。要改变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社会、企业以及制度、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努力改进。而建构合理的劳资关系，造成以高素质的熟练工人为主体的现代产业工人阶级，无疑是改进中国制造模式、摆脱“血汗工厂”的重要路径。

“中国制造”的模式就是资强劳弱的模式

“中国制造”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劳资关系失衡的模式，“资强劳弱”问题相当突出。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极为短缺，而唯一的优势就是“低劳动成本优势”，因而有关方面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但不注重保护居于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反而经常同资方联手，帮助资方压制劳动者。这种做法可以带来短期利益，但任其发展，却会损害长远利益，最终得不偿失。

健康的劳资关系是现代工商业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与源泉。这个道理很简单：工人阶级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他们的消费需求是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居民消费旺盛，工厂才能不断扩大生产，带来经济繁荣。也就是说，资本家要发财，必须也让工人阶级发财，让工人阶级有钱去消费，一个健康的现代经济体，必然是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共同体。20世纪初，福特大大提高工人工资，实行5美元日薪，被认为是

福特对美国的最大贡献，因为福特加薪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造成了一个有购买力的美国中产阶级，启动了庞大的内需市场，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美国由此腾飞。

无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可能建立在长期的劳资关系失衡之上。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会组织的合理发展，是劳资关系实现平衡的根本途径。

中国目前工会组织发展迟缓，除了有关方面态度暧昧、社会各界缺乏认识、以及中国工人缺乏自我组织的经验与习惯等原因，还与国际大环境有关，即近几十年来国际工会组织持续弱化。西方世界自80年代里根、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在政界与学术界得到广泛认同。这种思潮敌视工会，强调自由竞争，具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色彩。这种思潮的兴起与流行，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破除计划经济、引进市场经济制度大致同时，因而也影响到相当多的支持市场经济的中国经济学者与决策者，使他们对工会发展持淡漠态度。

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弱化是与它们的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照搬到中国，则有错位之误。

在现代工商业社会，劳资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社会主义思潮把劳资关系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种经济冲突，成为一百多年来世界革命的最重要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就是工人运动，产业工人即制造业蓝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主体的时代，是西方工人运动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形成的工会、资方、政府三方博弈的制度，成为19、20世纪以来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

然而，二战以来，特别是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产业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人力高度集中的制造业工厂萎缩，大量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服务业如金融、咨询、设计、IT、创意等产业兴起，蓝领工人锐减，而“白领工人”成为工人阶级的多数，有的国家甚至达到80%以上。

白领工人远离生产线，他们的工作灵活、分散、自由，富有尊严，收入很高，加上福利国家制度的保障，使得劳资矛盾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意义上的工会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存在的意义，逐渐不得人心，被批评并走向萎缩，这也是题中之义。

但这种敌视、取消工会的做法显然并不适合当前阶段的中国。中国目前的劳资关系、劳动法治状况基本上处于初期市场经济阶段，产业工人队伍尚在形成中，他们待遇低下，生活工作条件恶劣，社会保障体系极不健全。无论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考虑，都应该支持工会组织的正常、合理发展，以建构平衡、健康的劳资关系。如郭于华教授主持的调研就发现，富士康这样的庞大的制造业工厂，竟然有三分之一的的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工会。这显然是极不正常的，放到西方国家相同的产业发展阶段，是骇人听闻的。

以富士康工人为代表的青年打工者队伍，无疑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巨人的脊梁，他们的生存状况，他们的发展，他们的未来，值得全社会倾心关注。而当务之急在于破除他们成为“城市人”的种种人为阻碍，促成工会组织的合理健康发展，实现劳资关系的相对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