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精)

公共经济学未来发展的趋势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王俊

通过对历史上不断变化的经济思想、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的考察，不难发现，从古典财政学到现代公共经济学的变化过程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的，即：“政治学国家观的转变、经济学思想理论的发展和本学科研究方法论上的革命”，构成了从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转变的一条主要运动轨迹。这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脱胎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政学来说，本身就孕育着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思想，因此，它的变化过程与政治学理论和经济学思想的发展是紧密相连，此外，方法论的变革在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变化中起到的关键“催化”作用，在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说史上都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笔者根据上述财政学到公共经济学的变化运动规律，对未来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些预测，一是从政治学国家观的角度，预测公共经济学未来研究对象的变化；二是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预测公共经济学未来研究变量的变化；三是从实验经济方法的角度，预测未来公共经济学的方法论变革。

第一节政治学有关国家观理论的“回归”，使得“国家”取代“政府”成为公共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成为可能。

上世纪中叶，“行为主义”逐渐成为了西方政治学主导的理论基础，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分析以个人或团体的行为作为基本单位，政治行为是政治学的真正要素，国家和政治制度是个人或团体的行为模式的组合。“行为主义”主导政治学以后，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沿用传统政治学的历史—比较的方法，而是引入了心理学方法、系统方法、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以及某些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政府的研究也不再以政府的类型、政府的权力等作为主要对象，而是把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构成、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政策的各种因素等等。随着行为主义的盛行，“国家”被当作一种抽象的实体，被排斥在政治科学研究之外，“国家作为历史上过了时的范畴，作为政治考虑的核心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地位，”1“政府”取代“国家”，成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思想的影响下，公共经济学领域中的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者，都不约而同的把研究对象转向具体的政府（公共部门）和政府行为，分别形成了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型“政府－市场观”。

但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的一些缺陷开始显现。“行为主义”只注重政治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把价值和规范等问题排斥在政治学之外。实际上，像其他社会科学一样，政治学不能回避价值，实证方式不能把握规范问题。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的不可回避使西方政治学走向“后行为主义”时期，个人的自由、政府的合法性等规范问题重新被提

起。政治学仅仅探讨政府、行政、决策不能为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提供足够的答案。此外，政治系统并不能取代国家，政治系统的边界是模糊的，可能比国家的界限更难以确定。“行为主义”以后的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对政府研究继续的同时，国家概念再次被复活，这种研究取向的变化被称为政治学向国家的“回归”。

回归“国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代西方社会又一次面临危机。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已经确立，国家已经稳固，有关国家的政体问题已经解决，政治学的研究重点转向探讨国家的内部构成和运行规律，政治学的研究深入到政府。政府、公共行政、政策的形成过程等问题不仅成为政治学，也逐渐构成经济学（主要是“公共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20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问题已经解决，传统的国家理论失去现实需要，政府的形式、政府的过程、政策制定等政治问题上升为政治学的主要问题，政治学和经济学走向应用。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发达社会特有的社会问题，社会的多元结构倾向明显，个人自由问题以新的方式出现，社会的整合遇到新的挑战，合法性危机再次出现。当社会面临合法性危机时，国家的作用便被记起，政治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又有重新回到抽象“国家”概念的趋势。

在当代公共经济领域，以“国家”作为分析单元，把“国家”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最成功的代表非新政治经济学派的“新制度学派”莫属。新制度学派坚持制度本体论，探讨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从制度的角度看国家，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经济人假设，把国家看成统治者的工具，国家由统治者群体组成。新制度学派考察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功能等问题，提出较全面的国家理论。

当然，对把国家作为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做出突出贡献的，还有新政治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奥尔森。奥尔森专门研究集团，“他甚至没有独立地谈到政府”。集团是在国家的制度环境中活动，集团理论必然涉及国家问题，奥尔森始终没有把国家当作一个抽象的实体。从集团决定论出发，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聚焦到分利集团上，认为集团的分利化倾向迟早会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桎梏。因而，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方式，不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可以增进经济的繁荣。这是奥尔森对国家提出的任务。国家取代政府作为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趋势愈加明显了。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随着政治学理论的变迁，新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理论的经济学分析，不仅实现了“国家”理论的完成了经济学“回归”，而且也使经济学研究对象从“政府”和“政府行为”恢复到了传统抽象的“国家”之上，这对于一直把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随着“新政治经济学家”们不断涉足公共经济学领域，未来公共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转变是能够预期的。

第二节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壮大，使得“制度”因素有可能成为公共经济学研究中越来越重要的关键变量。

虽然现代财政学产生于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一直以来，在财政领域，经济学家对于

“政治”、“制度”等因素的研究热情，远远低于他们对“经济”要素的热衷，以致于像凡勃伦、布坎南这些把“制度”、“政治”因素作为主要变量来研究经济理论的经济学家，都成为了“非主流”。尽管如此，随着现代社会的复杂程度的提高，政治、社会，甚至文化等与经济的关系愈发密切，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注意非经济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制度问题开始受到经济学界的关注，国家和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构成成份，成为制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对公共经济学的“制度”贡献，也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出现的。

施蒂格利茨曾经说：“新制度经济学从新的视角来解释制度并检查它的结果，21世纪将是新制度经济学繁荣发达的时代，它将对越来越多的引导经济事务的具体制度安排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为改变这些安排以增强经济效率提供理论基础。”在西方，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经济学的完整体系。2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对于经济学的影响是何等重要，同样，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也不能脱离这种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相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重要的区别在于以制度作为其研究对象，并第一次把制度作为“共用品”来进行研究，从而大大丰富了公共经济学有关“共用品”和正负外部性理论的内涵；同时，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中，将传统理论设定为已知不变的参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经济组织视为亟待解释的关键性变量，从而产生了其主要理论体系：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和制度与经济增长理论等，这些理论与公共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和范畴都是密不可分的。所有这些理论的共同点，都是把“制度”作为主要变量引入了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在新制度经济学分析的框架里，制度作为研究的对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制度不仅被认为是社会游戏的规则，是人们创造的、用以约束人相互交流行为的机制，而且制度第一次被作为一种“共用品”来进行研究。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制度作为一种“共用品”又与其他“共用品”有一定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一般共用品都是有形的，一般都表现为具体的实物，而作为“共用品”的制度则是无形的，它是人的观念的体现以及在既定利益格局下的公共选择，或者表现为法律制度，或者表现为规则及其规范，或者表现为一种习俗；另外，一般“共用品”不具有排他性，但作为“共用品”的制度，有的可能具有排他性，如对大多数人有益的制度可能对少数人并不利，因为一些制度是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的。因此，通过引入制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为公共经济学的共用品研究提供了一种更广阔的思路。

二、交易费用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费用”（交易成本）。在科斯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是假定交易费用为零的。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通过引入交易成本的概念，解决了“企业起源”的难题。虽然交易费用理论主要是来自于对市场以及微观主体经济效率的研究，但是交易费用这一概念的革命，却使得“经济学获得了对现实问题的新的解释力”3，有人甚至把交易费用概念的产生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比之为物理学的牛顿时代和爱因斯坦时代的区别。特别是6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费用的概念应用于广泛的公共经济领域，如代理关系、寻租活动、外部性问题以及公共选择理论等，使得公共经济学能够运用交易费用、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来重新全面诠释和评价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

三、产权理论

产权理论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利用产权界定国家功能，并研究产权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是产权理论对公共经济学的重要贡献。

（一）霍布斯世界与最小化国家。

如果我们假定市场能够有效地达到公平分配和有效率的配置的双重目标，那么政府制度是否就不需要了呢？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界定了国家的财政体制边界。

从配置效率上来看，确立对初始禀赋以及交换这些禀赋所得收益的个人权利已被经济学界广泛承认是利用作为一种资源配置制度的市场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一个必要条件。没有产权，我们就势必陷入一个冲突不断的“霍布斯世界”4，在那里人们可能将通过暴力而非交易来获取利益，市场交换当然也就无法进行下去。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中，由于不断地发生人们相互间的攻击行为，因而就会发生两种费用：保护自己免受侵害的成本和攻击别人所遭受的净损失。5因此，假如在禀赋保护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那么所有的经济行为主体将联合起来，同意互不攻击，并赋予联合体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的权力，以保证合作行为的进行。在这样的一个联合体中，就免除了用于保护及攻击的资源损耗。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联合体中，对于设立产权制度所要负担的费用的分摊可能是不公平的，也就是所有的成员都会从规则的保护中得到好处，但得到这种好处所必需的成本可能只是由联合体中的某一部分的成员来偿付。于是，一种政府――财政体制的雏形就出现了。诺齐克将这种联合体称为“最小化国家”。6

（二）科斯定理与外部性的解决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充分讨论了产权安排与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形成了有名的“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在交易成本为零的状态

3马涛：《经济思想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第455页。

4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96版。

5毛程连：《财政学整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１版，138-139.

下，不管产权是如何界定的，市场交易都将导致资源处于帕累托最佳状态。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前提下，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佳状态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产权安排不仅影响产权转让和重组的市场交易，而且还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

在科斯之前，对于外部性的问题，以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为代表的主流派主张以税收和管制来解决，然而随着“科斯定理”的产生，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只要产权是明确的，在零交易费用的前提下，私人之间通过契约同样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解决外部性问题，产权理论认为，外部性本身是有其特定市场的产品，在完善的市场机制下，关于外部性的各项权利是可交易的，通过交易，可以把外部性内部化。这其中初始的产权界定是重要的，在初始产权明确界定后，不管如何分配产权，资源配置的结果是一定的，不同的只是收入分配，这一理论为外部性内部化提供了新思路。

对于公共经济学来说，共用品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由于收费的困难，共用品主要有政府部门提供，政府干预其生产是必要的，传统主流学派一直坚持这一点。但正因为共用品不能像私人物品一样能明确界定产权，因而造成了共用品的过度使用，即拥挤问题。针对共用品的低效率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家通过对外部性的重新认识，提出了解决拥挤问题的新思路，即适当调整共用品的产权性质，以此提高效率。解决这一思路的关键在于使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一致，也即共用品的外部性内部化，如建立俱乐部产权制度，把某些共用品限定于一定的集团中，对于集团外的人产权具有排他性，加入这一集团享用某种共用品，必须付费，例如有线电视系统、收费公路等。此后，公共经济学对于共用品的外部性问题逐渐形成了马歇尔――庇古――科斯的思想体系。

四、制度变迁模型与诺斯悖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其中，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通过对政府法令引起变迁的探讨提出了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的思想。同时，作为国家来说，推进制度变迁的进行有如下理由，第一，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第二，制度安排是一种“共用品”，而“共用品”一般是由国家“生产”的，按照经济学的分析，政府生产“共用品”比私人生产“共用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共用品”上也是如此；第三，弥补政府的供给不足。

通过以上的强制性变迁模型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从制度角度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评判：他们认为，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些都属于政策失效，失败的原因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国家的生存危机等。

国家经过努力可能降低一些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影响，但是不能克服其他不利因素对制度变迁的约束。诺思提出了国家既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成为强制性变迁的主体，但国家又可以与旧制度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结合在一起，形成对资源的垄断，从而使任何创新都变得毫无疑义。诺思的这一观点被称为“诺思悖论”。

诺思从研究产权与国家的关系的角度提出了“诺思悖论”，揭示了国家在产权制度建设中的作用和两面性。诺思主张在发挥国家保护产权积极作用的同时，要利用宪法和法律手段遏制国家权利对产权的干预和控制。这无疑是从产权的新视角为规范政府行为、塑造政府效率机制提供了全新的论证。“诺思悖论”似乎是对历史上的国家干预论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各自思想的全面反思，为现代财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和科学的指导思想。

第三节经济学方法论的演变，可能使得“经济实验”成为公共经济学革命性的研究方法

20世纪初，在实验心理学建立之前，心理学一直仅作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实验方法的引入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科学。然而经济学的发展并非如此，经济学较早地具备了独立、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实验检验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从财政学的产生到公共经济学的形成，现代财政学一直都依附于相关的经济理论及其研究方法的发展，因此，系统的实验检验方法思想一直未能在财政研究中实现。然而，随着实验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实验方法在公共经济领域的运用，经济学乃至公共经济学已经大量使用现代实验方法和实验技术进行科学研究。以至于理论界开始日益关注“实验经济学能否使经济学在未来成为真正的科学？”7问题。虽然这一问题还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广泛的使用实验方法，不仅体现了实验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理论流派的不同，而且将对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的起到实质性的革命。

一、从经济思想试验到验证试验――实验方法在经济思想中的重要地位

新凯恩斯主义者代表萨缪尔森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复杂的、自然存在的市场系统的学科，实验对经济学家来说几乎毫无用处。然而当今，经济学实验已经发展成为经济研究的一种相当成熟的工具。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开创者们的事实正好否定了这一论断。

虽然试验经济学近年来才得到迅速发展并引起广泛关注，但试验经济学的思想方法一直伴随着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8主流经济学的试验主要以思想试验表现，而试验经济学的试验主要以针对具体理论的验证试验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市场均衡机制首先是有斯密通过“看不见的手”的思想试验完成的；马歇尔的成就是将这种思想试验用熟悉的模型逻辑地表达出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分析一种因素变化所引起的另一种相关因素的变化是主流经济学的常用方法，而这种方法正是现代实验经济学中典型的强度验证试验（stress text）方法。张伯伦首先实用试验技术去验证均衡价格理论，他没有意识到这种方法的特殊性，更没有将此作为一门新的经济学学科来发展，这更加说明试验思想和方法在主流经济学中应用的普遍性。不仅如此，在其它非主流经济学流派中，试验经济学的基本

7叶泽方：《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思想也被广泛采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并不像这个名称所暗示的是通过严格的演绎或者归纳方法得到的，而是通过“放牛人是否看管自己的牛不吃别人家的稻子”这种日常生活经验的思想试验而产生的。公共选择学派在投票人模型中，也是用“全体一致、过半数规则和中间投票人定理”的实验思想来对投票决策规则进行经济分析的。在少数情况下，经济学家也进行社会实验。例如，他们对不同的人群施加不同的税率，或者不同的福利待遇。他们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向穷人提供住房和教育。9因此，实验的思想方法在经济学中其实是十分传统和广泛应用的。所以，现代实验经济学的本质在于把大量的经济学家个人思想的实验结果进行验证，通过证伪或证实使结论真实可靠；或者探索经济学家思想实验所没有涉及的领域，进行理论建议实验。10

二、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以及公共经济学方法论上的贡献

实验经济学突出的特色在于理论研究工具的创新，它引进实验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方法论上一次重大变革，为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大量工具。11

（一）现代公共经济学研究一般运用逻辑（数理）演绎和计量统计的方法，而实验经济学提出一种新的实验的研究方法，对长期经济解释的方法进行了拓展。实验经济学用实验方法弥补了传统公共经济学检验方式的各种缺陷。运用具有实验重复特性和控制特性的工具克服了对所有观察结论普遍的一次性缺陷。通过实验工具，公共经济学家可以再造实验，独立验证，以克服自然经验数据非复制记录的性质，同时防止各种与之相伴的不可观察因素的变化。例如，对税收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传统方法在处理跨时问题、不同市场结构、外贸、公共支出和税收具体条款等方面存在普遍缺陷，12但是实验的这种特性，可以使参加人面对只有与理论相关的环境因素，而不必面对理论问题以外的其他影响因素，从而得到有关验证的更加纯粹的经验数据，弥补了传统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的不确定性。

（二）实验经济学抛开传统的“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代之以一些行为的实证命题，作为理论和实践探讨的出发点。传统经济学把“经济人”论述为“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的经济人。后来经济理论又有了牺牲货币收入是心理收入最大化的假设，以及减少不确定性的平均收入最大化假设等等。无论哪一种假设，都只是作为一种“假定－推理”理论模式的前提，其高度抽象简化的形式肯定不能与现实的经济世界相一致。实验经济学认为将经济参与人作实证化，定义为可犯错误的、有学习能力的行为者，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合理性。特别地，新制度经济学有限理性人假说和双重动机假说成为了实验经济学运用领域的实践场所。这一命题也对公共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做出了巨大改革。

（三）实验经济学遵从并发展了科学研究的实证主义传统前面我们曾经论述，20世纪的经济学是以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为起点的，而公共经济学不仅吸收了证伪的实证方法还引入

9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10叶泽方：《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11黄淳：《市场实验的理论基础与案例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12Walley,J., Lessons from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 in H.J.Aaron, H.Galper and J.A.Pechman (eds.). Uneasy

了福利经济学的规范性研究。

作为科学而言的经济学的思维结构和分析方式遵循着经验归纳的逻辑，并强调理论必须具有可检验性。也就是说，经济学家的思考和分析的中心任务是构造各种可证伪的经济理论，进而进行检验。实验方法是理论检验的方法中，除经验验证之外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所以经济学研究中实验工具的引入可以说根本上是受经济方法论的实证主义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流行的直接后果。实验经济学甚至被称为“哈佛实证主义”，13作为实证主义在现代的最主要继承者之一。因此，实验方法运用于公共经济学，是遵从并发展科学的经济学实证主义传统的。

（四）实验经济学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方法论系统，用环境、制度、行为体系去推理经济过程和结果，这个体系恰恰也是公共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传统经济分析的结构遵循一种从初始调节，通过契约规则，再到行为结果的逻辑方式。实验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更加明确的说明。史密斯倡导建立一个与主流经济学研究相衔接的系统，并将这个统一的经济学和经济研究体系总结为：环境、制度和行为。环境，即促使当事人行动或交易的初始禀赋、偏好及行动成本。制度，即对市场交流（买方出价，卖方出价）和接受等语言或信息进行的定义；明确信息交流控制规则和允许的行动规则；确立从信息或行动而导致某一结果的内部控制机制。行为，指在既定环境和制度的条件下，参与人的决策或行动。史密斯认为实验经济学主要进行检验和研究的是参与人行为，同时，同意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即强调制度的重要性。因为社会和经济系统的规则，能影响参与人的信息、观念和受到的激励，这些会对参与人的决策产生影响。所以参与人在不同的机制下，会做出不同的决策行为。因此，对经济系统中不同制度的探讨同样是实验经济学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也就为公共经济学研究某些前沿问题的研究创造了方法论的条件。

（五）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加速了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研究与行为（认知心理学）理论的融合。史密斯认为经济学和认知心理学在三个核心假说上相同：社会或经济中的理性结构直接来自个人决策者的个体理性；个体理性是一个自省的过程；人类心理可以模型化为一个总的目标问题的解决机制。所以，可以将决策描述为（不确定性下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决策问题。从这三个基础出发，通过实验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努力，许多心理学的思想（如近视等概念）被引入经济解释理论之中，加强了经济理论的适用性，同时经济心理学思想也被引入到公共经济学中，最近，有关对于纳税人心理研究的方法就是承袭了上述观点。

三、传统经济学方法在公共经济学“政府―市场”机制均衡研究中的缺陷以及实验经济学的贡献

（一）传统经济方法无法逾越的几个边界

自斯密开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就定义在财富的性质及增长原理的探讨上。在市场经济下，不可避免地，经济学必然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财富必经之地――市场机制上。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系统和德布鲁对它的完善和证明构成现代主流经济学几乎不可动摇的基础框13Walley,J., Lessons from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 in H.J.Aaron, H.Galper and J.A.Pechman (eds.). Uneasy

架。然而，随着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加大，市场失灵的加剧，政府和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互补角色逐渐被主流经济学家所认同，公共经济学理论形成了新型的“政府－市场”机制。

然而，伴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系统架构的完善成型，“政府－市场”机制均衡论中几个无法逾越的理论边界逐渐突出出来。

１．理论上的竞争出清和市场均衡可否在真实的买卖者参与下获得？这个疑问直接决定一般均衡系统的可信性。也是市场均衡的基础。

２．传统的博弈论理论是采取了一种建立在完全理性、期望支付、贝叶斯决策原则之上的模式，这种模式过于僵化和脱离实际，使博弈论的理论预期（纳什均衡及其精练）并不可靠。换句话说，在研究经济领域中政府和市场是否能够通过博弈达到纳什均衡时，传统的博弈理论无法解释。

３．作为个人选择理论基础的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只是经济学家认为的决策过程，并不一定为一般的经济参与人所采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微观基础存在动摇的可能性，这种理论同样缺少现实的检验基础。

４．作为社会追求的福利标准只有理论模型的推导，缺乏实际检验，因而对公共产品和公共需要的边界没有定量的标准。

（二）实验经济学对上述问题的贡献

１．在市场理论检验方面，最著名的是弗农·史密斯的“口头双向拍卖市场实验”工作。实验结果显示理论预期的市场均衡是可以获得的，而且均衡的收敛和稳定并不要求市场信息的完全性，市场是有效地出清的。不过，均衡的获取需要参与人一定的学习和试错的过程。另外，普洛特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市场的运作就如同一组计算机并行市场的均衡价格，这一过程对于市场中的任何人是不可知的，他们得到的只是最终的答案。14普洛特和JAMISON 的市场实验被设计为：买方或卖方要价时存在税收成本，而且市场并不是静态的，市场供需在各阶段不可预测地变动着。他们通过研究这种环境下的市场行为得出结论：（１）在非静态的市场各阶段，市场均衡依然能发现；（２）价格发现过程在存在成本的条件下与相对无成本条件下不完全；（３）价格均衡在成本存在情况下较慢，效率降低。

２．实验经济学将博弈规则转换为环境和制度，通过观测实验参与人的行为来检验博弈理论均衡预期的正确性。传统的博弈论将参与人看作是内省的、有超强计算能力的人，得出各种纳什均衡的结果，存在真实性和进一步精练的问题。实验结果表明，对个人互相行为的研究，经典博弈理论对均衡的讨论存在大量的可质疑的地方，理论结果远不是最终的结论。因此，能够想像如果在讨论个人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实验检验是非常必要的。

３．对于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验证。实验经济学首先在实验中获得了传统的无差异曲线：L.Thurston用实验方法，让参与人在不同数量的可得商品组合间作虚拟的选择，结果得到古典的无差异曲线。后来Rousseas和Hart改进了Thurston的实验，把实验14Plott,C.R. and J.Hong“Rate filing policies for inland water transportation: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Bell

构造得更加现实，结果同样得到了传统的反映偏好的无差异曲线。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重要著作《博弈论和经济行为》提出期望效用理论，并且得出EU下无差异曲线的三个性质。对于这一无差异曲线的形状，阿莱首先产生了怀疑，通过实验提出了无差异曲线的不具平行性，并且认为无差异曲线是扇形展开的“阿莱悖论”。同时，又有对主观期望效用理论进行的检验，得出存在主观概率的假说是与实验结果不相符的，提出“艾尔斯伯格悖论”。实验研究还发现了称为“偏好逆转现象”的一类经验问题。并且通过进一步实验和分析，提出了一些对期望效用理论和主观期望效用理论的替代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遗憾理论”。

４．普洛特的对公共物品和公共需求的实验结果。普洛特研究了存在外部性的市场是否依旧遵循供需法则，实验证明市场均衡的实现并未受到外部性的影响。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市场一样能够达到均衡。15普洛特和Porter等报告了他们对四种公共物品提供机制的考察结果显示：公共物品拍卖过程要优于直接捐款、而一致意见对于这两种机制的效率都有降低作用。此外，普洛特和Mecue等根据对公共物品提供的研究，还对传统的基于非排他性和一次性行为的公共物品模型预测提出质疑。普洛特根据实验结果发现：在自愿付费体系下，公共物品的产出虽然不能达到理想的最优均衡数量，但也不至于为零。他还发现，自愿捐款体系在一阶段时产出最大，最有效率，随着多个阶段的重复，产出会呈现下降的趋势。

普洛特还对公共选择理论作出了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政治中异常重要性的强调。他提出了一个议程对委员会决定的影响的模型，并用实验对之进行了检验。16结果发现，当一个议程确定下来以后，它通过两条途径来影响决策结果。首先，议程限制了每个行为人对小组内其他人的偏好模式的信息。其次，议程决定了个人的策略集。通过实验的结论，我们能够设计政治议程，以此来达到设计者的目的。换句话说，在现实中有权利影响议程的人就有一定的能力控制会议结果。这一分析，与公共选择学派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

四、几个重要实验模型分析对公共经济学方法论的贡献

（一）贝叶斯自然博弈模型（the Bayesian game against nature model,简称BGAN模型）。这是Daniel Friedman对价格形成机制提出的一种解释。该模型假设交易者具有前瞻性，而不是策略理性。模型主要强调了保留价格的不可知性，将交易者遇到的市场上的报价与接受看作是自然提出（与其他交易人无关），然后引入贝叶斯动态学习和调整过程。具体地说，以买者为例，如果他喊出一个高于其保留价格的要价有人接受，那他会喊出这个价格；如果他能遇到一个高于其保留价格的出价，他就会接受，他不会考虑交易对方的出价和接受是否是一种策略行动。同时交易人忽略其行动对交易对方行为策略的影响。交易人通过简单的最大化行为和（对于市场价格形成的）贝叶斯学习过程，达成市场交易的随机均衡结果。（Friedman,1991）。1718如果把这个模型引入到公共选择学派的政治交换中，可以研究个人对

15Plott,C.R. and M.E.Levine“A model of agenda influence on committee deci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146-160.

16于泽周韬：《普洛特与罗思对实验经济学的贡献》，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17黄淳：《市场实验的理论基础与案例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18Friedman,D.(1991)“A simple testable model of double auction market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于政府征税的容忍程度，或者说该模型使政治交换理论具有了实验的性质。

（二）等待博弈/荷兰式拍卖模型(the waiting game/Dutch auction model,简称WGDA模型)。Wilson提出的这一假说把价格的形成过程看做一种动态扩展式博弈的序贯均衡结果。在此博弈中，买卖者的私人价值信息（保留价格）来自一个买卖者都清楚的价格体系。并且模型假定交易者不仅知道私人价值应有的分布，还能对其他交易人的策略进行足够理性的推理。19WGDA模型的中心思路在于交易者有足够的耐心等到对方的行动之后，选择最优策略。20所以剩余的分配会以忍耐能力为基础。荷兰式拍卖模型在国债市场分析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财政理论有关国债管理的重要内容，如果能够通过实验测定作为竞价发行的荷兰式拍卖方式的价值分布，无疑将有助于确定最优国债发行价格和发行利率。

（三）学习的指导理论（the learning direction theory,简称LD理论）。LD理论假说由Selten 和Stoecker以及Selten和Buchta提出并分别用以解释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的最终行动调整问题和一价密封拍卖问题。21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经济中的行为人对当前决策变量的调整是通过检验以前同类行动结果的优劣进行的。22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对于研究政府采购定价问题和其他购买性政府支出的定价问题将有很大帮助。另外，该模型发展了博弈论有关理性人和纳什均衡的研究，促进了公共选择中有关政治交换和投票理论的研究，丰富了最优支出规模和结构的理论模型。

五、结论

实验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实验系统化的先河，加速了公共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不断丰富下，“经济实验”将会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9黄淳：《市场实验的理论基础与案例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20Friedman,D.(1984)“On the efficiency of experimental double auction marke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March):60-72.

21黄淳：《市场实验的理论基础与案例分析》，经济学动态2002 第九期。

22Selten,R. and R..Stoecker(1986),“End behavior in sequences of finite prisoner’s dilemma supergame, A lea 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