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校教与学的十大矛盾

传统学校教与学的十大矛盾

(接4月7日)教师有三种，一种是扶着学生走，一种是领着走，一种是看着走。扶着走，是最累的方法，表现为满堂灌，用繁重的作业负担挤占学生的自由阅读时间、玩的时间和睡眠时间。这些教师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他们把课文掰开、揉碎、嚼细、再填鸭式地喂给学生。学生们享受到的是残疾人的优待，久日久之，学生们也真的变成了学习能力上的残疾人。

在英国，有一位富有的寡妇去世后，留下一个坐在轮椅上的30岁的残疾儿子。这个儿子在13岁以前一切都是正常的，13岁的时候患了一场风疹，痊愈后母亲采取了一系列特护措施：吃最容易消化的食物，远离一切危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出门坐轮椅，并由专职仆人扶他上下轮椅，推着他到处走动。日子久了，他对轮椅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腿的力量越来越弱，肌肉萎缩，到后来果真离不开轮椅了，成了真正的残疾人。

老师讲的越多，学生对老师的依赖性越大，这些学生普遍患有学习能力上的软骨病。有一个读初一的孩子，我在电脑上给他展示一个英语学习软件，那是一个生词量很少的英语小故事。那孩子指着整屏英语中的几个词说：“没学，没学，没学。”我把光标移到那几个词上，用鼠标一点，电脑马上发出悦耳的朗读声，并弹出一个汉语注释窗口。我把鼠标放到他手里，他仍自语着：“没学，没学。”什么叫“学”？如果老师没在黑板上写出来，没有站在讲台上鼓噪一番，就不是“学习”。这就如同戴着脚镣跳舞的人，一朝给他打开脚镣，还他自由，他却不知所措，说：“没有脚镣我怎么跳啊？”

魏书生、何文浩是当代杰出的教育家，也是最优秀、最神奇的中学老师，一位在辽宁省盘锦市，一位在湖北省武汉市。多年来，魏书生一节课都不讲，何文浩从不给学生留课外作业，一南一北，异曲同工，他俩所带的班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差生，考入北大清华的人数最多。武林高手以静制动；帝王风范，不战而君临天下，最优秀的老师是看着学生走。学习能力，天赋，正如“天赋人权一样，”人与人是平等的。老师们用“扶着走”的教学方法弱化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再用一大堆作业摧毁了学生的求知欲望和语言天赋之后，人为制造了一大批低能儿。他们不会学习，不能学习。

矛盾之七：德育、智育与体育、美育之间的矛盾。

有位中学校长参加了北京四中的交流与合作活动，归来后深有感慨地说，“过去认为，北京四中在高中阶段开设美术课、音乐课、体育课以及合唱团、游泳等各种各样的选修课是耽误时间，现在才真正明白，这些都是在帮助学习，让学生更有效率的学习。”在政治挂帅的年代强调德育第一，文革之后又是智育压倒一切，其实，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是相互依存的和谐关系。从罗扎诺夫的研究到美国教育家的实践都一再证实，美育对人的智力开发有着特殊的作用。

保加利亚伟大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罗扎诺夫，试图弄清楚为什么有些人有超常记忆力。在几年的研究之后，他下结论道：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最佳的学习状态”，你进入了这种状态，你就具备了超常记忆力。他说，这种状态出现于“心跳、呼吸频率和脑波流畅地同步之时，身体是放松的，而头脑注意力集中并准备接受新的信息。”

达到好的学习效果的重要一步是使每个人在“适当的波长”上学习。这里可能发生最出乎意料的矛盾：要学得更快，你就要放慢大脑。你的大脑的某个“波长”明显地对沉睡最有利，另一个对灵感更有利，还有一个是你最能意识到的：对日常生活的完全警觉。但是许多研究显示，有一种第四类脑波对轻松的高效的学习是最有利的“频率”，有人称之为α状态。

道格拉斯·韦伯说：“音乐，是通往记忆系统的高速公路。”罗扎诺夫发现，巴洛克风格的音乐能使身体和头脑和谐一致，特别是它会打开通向超级记忆的情绪通道：大脑的边缘系统——这个系统不仅主管情感，而且是意识脑和下意识脑之间的联结。威瓦尔第的《四季》是被用于开始那条高速公路的最著名的巴洛克音乐作品之一，它很容易使人挡住其他的念头而想象四季。亨德尔的《水的音乐》也很流畅。约翰·巴切尔贝的《D大调加农》是消除紧张的一首特别受欢迎的作品。美国学者发现，世界名画与音乐结合，比深呼吸更能帮助放松。把它们用于教育的关键是使学生进入一种放松，开放的状态，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学习。

音乐能够把学生从消极暗示的催眠状态唤醒。罗扎诺夫的音乐方法，不仅放松你的头脑并使它处于准备接受新知识的状态——而且用音乐使新的信息流入你非凡的记忆系统中。

孙云哓说过这样的话，“教育从体育开始。”运动，健康，充足而高质量的睡眠，对于情绪、精力、学习效率至关重要。“一切侵占学生睡眠时间的行为都是犯罪。”

皇甫军伟从培养行为习惯的角度谈到了体育：“任何一个学生，从明天开始早起长跑半小时，坚持了三天的人，坚持了三周的人，坚持了三个月的人，他们在行为习惯上的变化是不一样的。坚持三年的学生，必有大出息。”英国诗人德莱敦说：“首先我们养出了习惯，随后习惯养出了我们。”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有位学生问大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底，“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物？”苏格拉底回答：“坚持每天早起做甩手运动。”三天之后，苏格拉底问学生们是否在坚持甩手运动，学生们齐刷刷地全部举起了手。三个月后，苏格拉底又问，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举手。三年后，苏格拉底再问，只有一个学生举手，这个学生就是柏拉图。柏拉图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说：“人是习惯的奴隶。”

道德是人的一种能力，是社会人的亲和力，是人类行为的指南针，是价值体系，是人格的基石。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道德被庸俗化为学雷峰做好事的吃亏。普莱斯科特·雷奇说，“所谓个性，就是一套思想体系。”一个英语不及格的学生或数学不及格的学生，病根在英语和数学之外，是在自我价值判断上出了问题。被誉为现代心理学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威廉·詹姆斯说，“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发现就是，通过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改变他的生活。”学习不好不仅仅是智育问题，更是德育上的缺失。

矛盾之八：教育家与教书匠之间的矛盾。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这一观点最早是由北京四中的张子锷老先生在五十年代初提出来的。教育文化，以人为本，以儿童为本。教育的价值在于，体验学习的过程，对人的研究，对人的发现，从而实现人的协调发展。高尔基说：“文学是人学。”其实教育更是研究人的学问。目前的学校之所以充斥着教书匠，是因为师范院校招收的学生，只会做题，不会读书。毕业以后，化学老师只会讲化学，数学老师只会讲数学，站在讲台上，只见知识不见人。皇甫军伟说，“教龄5年以上的中国老师，他讲课的时候不看学生的眼睛，以至于养成了这样的职业习惯，跟人讲话的时候从不看人的眼睛。”他们勤勤恳恳强化的学科本位、接受式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

教育家与教书匠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学问的深浅，而在于观念的不同。北京四中前任校长邱基隆说，“教师讲课的难度大，考题的难度大，教师的水平就高。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那些教学质量最差的地方，往往考题最难，难倒一大片。”正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博士所说，“一切教育的失败，都是因为老师没有给学生能够胜任的工作。”很多老师看了北京四中的教学资源后说，“真是太棒了！假如当年遇到这样的资源，我也能考清华北大。”也有老师说，“北京四中的题太容易了，无论课后练习还是单元考试，都比我们这里的难度小。这可能是因为北京的学生考大学容易，假如我们的学生在北京参加高考，也能考清华北大。”面对同一个现象，不同的人感悟出不同的道理。切不说北京四中老师集体备课产生的典型例题及其解题套路对学生思路的启迪，对一组习题的难度系数的把握，恰恰是区分教育家与教书匠的试金石。北京四中的习题之“容易”，正是艾略特所说的“学生能够胜任的工作。”一

些学校自以为水平高的、难度大的题，把学生难住了，让大多数学生在大多数时间里感受失败。“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成就和鼓励之中，他就学会了自信；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失败和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自卑。”自信产生成功，成功产生更大的自信。

矛盾之九：国家利益与官僚利益之间的矛盾。

1800年，人类社会的第一所小学在欧洲出现；1900年，第一所高中在美国出现。教育，走出了贵族的深宅大院，走向了平民百姓的孩子，历史很短，对人类文明的推动作用却是巨大的。教育，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百年大计，是国家最重要、最长远的发展战略，因而教育是国家利益的体现。国家利益是靠政府行为去落实，在科层制的传递中，国家利益被弱化，到了基层，官僚利益猖獗。以高考为指挥棒的应试教育，老师累，学生累，劳而无功，危害深远，祸国而殃民，然而它符合“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官僚利益。同时，学校与学校之间的恶性竞争，更有“议价学生”这一经济利益的拉动。孩子们不幸沦为官僚们赌博的牺牲品。“被人家卖了，还帮人家点钱。”这就是今天的学生和家长们扮演的角色。具有黑色幽默的是，这些深受其害的学生和家长中，包括了始作俑者的官僚及其孩子。愚昧啊，我们还要为你付出多少代价！

矛盾之十：理想教师的爱心与现实教师的厌倦之间的矛盾。

儿童是花朵，人见人爱。正如花农面对鲜花的感觉和正常人不一样，辛苦的教师面对儿童的感觉和正常人是不一样的。哲学家罗素曾说过这样一番话：“良好的教育效果来自教师的爱心，然而，工作繁忙的教师对儿童的情感，恰如闻名遐迩的糕点制作师的徒弟面对杏仁饼干的厌烦之感。”教师太累了，不仅工作繁忙，更有高考成绩这一强大的精神压力。曾有老师对学生说：“你们现在过着不是人的生活。只有忍受三年不是人的生活，你才能过上人的生活。”学生过三年不是人的生活，教师过一辈子不是人的生活。媒体曾曝光一些施虐狂一样的教师。其实这些老师并不是坏人，他们太累了，极度疲劳往往导致恶劣情绪，极容易发怒，人在发怒的时候是魔鬼附体，会做出令人发指的事情。

欲解放学生必先解放老师。教师之所以累，是因为付出了太多无效劳动。知识本身并不重要，知识是操练学习的道具，正如足球是操练运动的道具。学习的意义在于对学习过程的体验，体验发现的快感，体验思维的崇高，体验读书的兴趣，体验创造的激情。

在北京四中的校园里有两尊铜像，一尊是刘景昆老师，一尊是张子锷老师，常有白发苍苍的校友来献花，江泽民伫立在铜像前说，让他想到了他的恩师。在刘景昆老师看来，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他说：“那些学习好的学生，是我钻研业务的老师。那些学习不好的学生，是我改进教学方法的老师。”

一位仅仅懂数理化的老师不一定是一位好老师，优秀的老师不在于学科知识而在于人格魅力。市长、科学家、律师、演员、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作家利用闲暇到学校当客座老师，他们必然会像喜欢鲜花一样喜欢孩子，绝对不会有花农面对鲜花的厌烦。正如威尔·杜兰特所说，“能够倾听天才的声音就极容易成为天才。”老师以人格育人格。

这些矛盾，这些陷阱，孩子的求学之路注定多灾多难。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学习好是一种幸运，是一种偶然；孩子学习不好，非常不幸，是一种必然！即使一个孩子逃过了初一，也难逃初二；逃过了高一，也难逃高二。即使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尖子生，也往往是不会读书，不会学习，只会做题。

教育部的几位司长，将他们上中学的孩子送到博尔达培训基地，每个周日进行4个课时的辅导。这些官员是中国基础教育的权威，他们对中国学校的现状认识的最清楚，同时也十分清楚自己的孩子为什么学习不好。2个月以后，孩子们重新找回了孩童般的求知的欲望，学习成绩出现了神奇的变化。其实，在这里的知识，数理化、英语、语文，只是一些载体罢了，情感的载体。利用这些载体进行情感教育。孩子学习不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受到了各种各样的伤害，情感教育，就是给孩子们疗伤。孩子们需要这样的教育医院。

救救你的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