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_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第10卷　第2期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 110　No 122009年4月JOURNAL OF BE I HUA UN I V ERSI TY (Social Sciences )Ap r 12009

收稿日期:2008-12-06

作者简介:王艳玲(1966-),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田茫茫(1968-),女,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王艳玲,田茫茫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　要: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

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

错落的状态。“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

事却是全知全能的。“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

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关键词:全知视角;叙事方式;人性思考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09)02-0076-04

在中国当代作家行列中,王安忆无疑是探索性极强的作家之一,她所积累的写作经验为小说艺术提供了许多启示。她的小说以创作手法的新奇、创作风格的多变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目前,评论界对王安忆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故事题材的选择、叙事方式和创作风格的变化,以及对王安忆作品的总结,将王安忆与张爱玲等作家的写作特色加以比较等。这些研究使作品细读更加丰富,但同时,也表现出对作品宏观的把握不足。叙述视角是作家对形式的选择,通过叙述视角所传达的意义的生成,是作家精神理念的显现。因此,本文从叙事学角度出发,以王安忆小说视角形态为切入点,划分王安忆小说视角的转换以及研究由此表现的意义生成与失落。

一、叙事文学视角表现出来的意义生成

叙事学中的视角指的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观察外部世界的特殊眼光和特殊角度,也是作者把自己的体验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范式。小说叙事视角的功能在于可以在一部作品中展开一种区别于其他的独特视境,包括展示新的人生层面,新的对世界的感觉以及新的审美趣味,描写现实的色彩和主体的形态。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亦即作家把自己体验到的现实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因此,叙述视角表现着作家的写作立场,甚至决定着作品的价值取向。

在叙事文学中,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是一种最本质的关系。叙述者在叙述故事的时候所采用的叙述角度即是视角,视角是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叙事技巧。它对于文本意义的阐释,叙述效果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小说中,叙述者从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事件和叙述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叙述效果。一般把小说的叙述视角分为全知外视角和限知内视角。全知外视角也称“全知

全能视角”,或称他者视角,叙述者掌握着所有人物、情节和细节,由他介绍给读者。王安忆后期的小说大多采用这种视角。

二、全知视角下的人性拷问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以性爱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三恋”(《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及后来的《岗上的世纪》震惊了文坛,是她创作历程的又一大变化,凝聚了她对人性的更深层次的思考。王安忆自己曾说:“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是无法逃避的。”[1]

这几篇小说对于人性探索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也存在着一致性。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说过:“我想人类关系其实充满了装饰性的对称感,这种对称感最为自然的具体体现,大约就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其实这就是我写作男人与女人的故事的初衷。人们说我是写性爱的作家是大错特错的,说我是女权主义者更是大错特错,女权主义的说法破坏了我力求实现的平衡状态。这是一条腿走路的方法,和我的方法完全不是一码事。男人与女人的对位图在我眼里,具有具体关系和抽象关系合一的效果。他们既是男人与女人或者说性爱,或者说情爱,或者说生殖繁衍的具体关系,他们又是阴阳两气的象征,他们是人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最低元素。”[2]393这说明了她以“三恋”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作品的探索角度和追求的意义。

在《荒山之恋》(1986年)之前,王安忆写过另外一篇有关殉情的婚外恋故事《蜀道难》(1984-1985年),小说叙述一男一女搭乘长江中航行的轮船前往殉情目的地,结果男人退缩了,女人消失了。在小说中,王安忆更关注的是男女两人在画面中形式上的对位图。正如她所说:“我很注意,他们的身体位置的图案性,———他们形成的画面是对我们人类关系的一种概括,这关系的内涵是:我们和谐地处于一个世界上,各自鼎立一角,保持了世界的平衡,而我们却是处于永远无法融合的两端。”[2]5她力求在作品中通过具象探索表达抽象意味,这是王安忆最初的尝试,因为刻意和过于抽象,小说失去了自然的形态。经过进一步探索,她逐渐酝酿成熟的作品就是《荒山之恋》。

王安忆说过,我既要使他们处在现实的表面景象中,又不可使他们丧失对称平衡的本质。我在我新的故事里为这对男女对位增添的自然图景,是又一个男人和又一个女人,他们分别与那占主导对位的男女形成关系,延伸了他们的对称关系,使这关系的平衡性更加稳定,也更加丰富。

《荒山之恋》的前两章也是采用双线并行交错的手法,分别叙述大提琴手和金谷巷女儿的生活历程。大提琴手生性懦弱自卑,对妻子有很强的依赖感,金谷巷的女儿则生性泼辣,喜欢与男性周旋,两人由于机缘而相遇。他们相爱后,在这种爱情中分别找到了自我,但受社会规范和道德的捆束,加上大提琴手的软弱,金谷巷的女儿最终为两人选择了死亡作为结局。

《小城之恋》则是王安忆第一次创作转型的代表作品,可以理解为个人写作的影响性作品,同时也回复着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思潮深化的要求。小说从性爱角度对人性的把握,不再局限于社会与人的冲突,而把性爱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从精神的外在形式———行为,展开对人性本身的思考。

与其他几篇作品明显不同的是,对象主体的人由基本的社会人回到生命本身。小说主人公“他”与“她”,是小城剧团中练功练成畸形的男女演员,精神世界苍白空乏,却早早进入了生命体的成熟。生命本能驱使下的性饥渴欲流在体内奔涌,使他们相互期待,坐卧不安,因此,又相互怨愤,由自抑到难以抑制而自虐,以自虐形式显示于对方,以相互折磨满足内心的焦渴,最终又在相互折磨中相互献身。一切都像果子成熟那么自然,却又是畸形的“蓬勃而疯狂,怪异而真实。”小说企图通过情欲迷乱中的心态、情态、神态以及难以名状的混沌相这些变态性的扭

曲,对性文化这一哲学课题进行思考。于是,作者不能不注意艺术思考时的两个层次:首先,作家要集中笔力勾画主人公性心态的畸形流变过程。性心态中理性与非理性、意识与潜意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作者把人物受性欲煎熬而焦躁不安的心态与相互撕扯折磨又相互依赖亲昵的性发泄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不失分寸,这是这部小说成功的原因之一。其次,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现实中是很难分清的,人性应该是人类进化史上自然力量与文明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晶,作家思考人的自然属性,就不能不意识到自然属性中所积淀的社会、文化、历史的丰富内容,“他”与“她”所处的文化背景毕竟经历了古老的历史文化积淀,体现在他们身上的生命本能的释放方式却近乎原始状态,因为他们不能摆脱社会观念的束缚。在小说营造的封闭环境中,文工团团员“他”和“她”互相纠缠,互相折磨,在翻腾的欲望中又时时感受到社会道德规范制约下的无形的罪恶感,在压抑苦闷之中演绎着放纵和沉沦。最后“他”逃离了,进一步地沉沦,而“她”则在母性中获得升华。

三、“我”俯视下命定结局的展现

在《锦绣谷之恋》(1987年)中,探索的角度又转向纯粹精神性方面。小说讲述了一个对平庸生活感到烦闷的女编辑到庐山开笔会时,与一位男作家之间产生的精神恋爱,这场恋爱仿若锦绣谷的雾,虚无缥缈。女编辑在想象中进行着恋爱,在恋爱中找到了被平庸生活所掩埋的那个更美好的自我。但随着笔会的结束,这段恋情无疾而终,一切又回到正常的轨道,这更像一个心灵的游戏。

这一时期,王安忆的叙事技巧日趋成熟。叙事人称多以第三人称出现,叙述者置身于故事之外,用全知的视角关注着故事中的一切。叙述者通过自己的全知视角,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他创造了这个宇宙,他在这个宇宙中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有着上帝一般神的力量,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对善恶美丑在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他常常清醒地把作品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进行审视性的关照,所有一切都在叙述者的全知视角下发生。叙述者用一种权威的态度对人物的性心理、潜意识以及受性欲煎熬焦躁不安的心态作淋漓尽致的描述,表现了一种物质形态的性。小说的成功,与全知视角的采用不无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锦绣谷之恋》中,第一次出现了与人物并置的小说叙述人,“直接表现画面的,作为叙述者的我,不在作品里面”[3],作品与生活同形同构,多少削弱了作品可能具有的丰富层次和深刻内涵。《锦绣谷之恋》中叙述人的出现,是王安忆叙述方式和叙述视角的一次大胆尝试。

叙述人“我”进入故事,将自己的叙述意识和操作行为公布于众,“我想说一个故事,一个女人的故事。初秋的风很凉爽,太阳又清澄,心里且平静。可以平静地去想一个故事。我想着,故事也是在一场秋雨之后开始的。”[4]

“她觉得心里一片明净。可是,她就要有那么点事了。这路上,大约只有我知道了。”

这个大大方方步入小说中的“我”,导致了叙述行为的分裂、夹杂着时时而来的“事前叙述”(或称“预叙”)。女主人公的精神恋爱是在“我”注视之下的独白,“我”作为一个旁观叙述者,通过自信的“事前叙述”策略,使“我”的能量得到了扩张,“她”的故事逃不出命定的已知结局,在“我”的注视下确定无疑地向着这个结局行进着。

在这部作品中,叙述人的声音仍很微弱,好像只是一个过场人物,很快就被女主人公取代。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这部小说的视角呈现出断裂错落的状态。“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我”时时侵入“她”的内心世界,使“她”的精神世界和心理活动随着故事的发展有层次地展现着。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说仍是一

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四、视角交错转换阐发的文化和生存的本真

20世纪90年代初,王安忆在她的作品中完成了叙事风格的试验。她在小说中取消了客观全知的视角,而采用多重视角叙述,小说《叔叔的故事》是这种叙事形式的典型代表。王安忆发表《叔叔的故事》时,正值文坛写实主义兴起,先锋文学呈现颓势之时。而《叔叔的故事》的叙事却是典型的先锋文学叙事,显然与这一时期的文学背景有关。先锋文学的创作,不追求故事的真实性前提和清晰性的要素,更摒弃了线性叙述的呆板,目的是揭示世界的不可知与神秘性,甚至揭示巫术式的灵魂战栗。作家们怀着对叙述方式本身的膜拜来解读世界的不确定性。暗示了自我倾诉本身的不可靠,互相理解的局限性。作家在文本中的努力是让读者明白,越是企图接近事实的真相,我们可能离真相越远。于是,这种叙事方式被王安忆拿来作为了反传统叙事的试验。承袭这一“充满主观色彩”和“充满议论”的叙述模式,王安忆又陆续创作了《纪实与虚构》、《伤心太平洋》等篇章。纪实之外,完全依靠想象来建构叙事想象者不断变化的立场,形成了多变的视角,从而使其结构复杂化,完成了对精神世界多向度的探索。

在叙述视角的背后,隐含着作家的声音和隐喻着主体的自觉。她在视角的转换中实现着自己对创作物质化的追求,通过视角交错转换来阐发自己的写作理想。当她在自我的天地里耕耘太久而感到孤寂时,抑或是在评论界对她主观叙述弱点的警示下,她开始了叙述视角的转换,从“王安忆式的抒情”,转向“宏大叙事”,又开始探索文化和生存的本真,这些都是凭借对视角的驾驭而完成的。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两个69届初中生的即兴对话[J].上海文学,1988,(3):23.

[2]王安忆.纪实与虚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3][德]沃尔夫冈?凯瑟著.王泰来等编译.叙事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104.

[4]王安忆.近日创作谈[J].长春文艺争鸣,1992,(5):15.

【责任编辑　赵俊梅】W ang Any i:Essence of L i fe of Omn isc i ence V isua l Angle

W ANG Yan2li n g,T I AN M ang2mang

(College of Hum anities,J ilin U 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I n the m iddle of the eighties of the20th century,because narrative peop le don’t become self2 consci ous and abs olute narrative peop le in the most ofW ang anyi’s writings,a s pecific and unif or m angle is not established,visual angle of novel p resents rup turable state.“I”a m leading the reader t o pay more attenti on t o this st ory,although narrative peop le“I”is first pers on,“I”narrative st ory is omni potent.“I”al w ays intrude the inner world of“her”and“hi m”,s o the visual angle of“I”is still an omniscience vis2 ual angle t o s ome extend,but it hides the seed of the change ofW ang anyi’s narrative style.

Key words:Omniscience visual angle;Narrative style;Ponder of hu ma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