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有感

读季羡林有感

最近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对某些内容很感兴趣。我又看了一些有关季羡林自述、自传及报道之类的文字。综合起来，我感兴趣的有如下几个问题。

（一）季先生之学术成就

季羡林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读的是西洋系，专修方向是德文。他在德国留学时读的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所谓印度学，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学与斯拉夫语言学。这个主系就是他毕生研究方向。他在自传里这样说道：“在哥廷根，我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指的是梵文的学习。这条道路，我已经走了将近六十年，今后还将走下去，直到不能走路的时候。”

他在这个研究领域的成就怎样呢？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张光璘说：“吐火罗文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懂。”国家档案局原局长梁志刚说：“对于一个一个的学术高峰，他都踩在脚下。”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王邦维说：“从国家的学术发展意义上，季先生在这方面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也代表中国学术在某一个方面的一个高点。”就是说他是他研究的那个领域的“唯一”，可称之为印度学大师。

然而，《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却称道季先生“国学大师”。在它的片头有这样的话：“谨以此片缅怀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好像季先生是以“国学大师”而出名。

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看似是不同的领域，实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所谓走遍天下更知故土的情深，所谓越是精通外国文化的越能感受中国文化的价值。季羡林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有许多是从中外文化的比较中产生的。”所以季先生这两个“大师”是不矛盾的。

（二）管教之作用

对高小三年的学习，季羡林总结道：“谈到学习，我记得在三年之内，我曾考过两个甲等第三(只有三名甲等)，两个乙等第一，总起来看，属于上等；但是并不拔尖。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有一件事值得提出来谈一谈：我开始学英语。当时正规小学并没有英语课。我学英语是利用业余时间，上课是在晚上。”

他这样总结三年的初中学习生活：“在正谊中学学习期间，我也并不努力，成绩徘徊在甲等后几名、乙等前几名之间，属于上中水平。……一下课，我就跑到校后湖畔去钓虾、钓蛤蟆，不知用功为何物。但是，叔父却对我期望极大，要求极严。他自己亲自给我讲课，选了一本《课侄选文》，大都是些理学的文章。……根据他的要求，我在正谊下课以后，参加了一个古文学习班，读了《左传》、《战国策》、《史记》等书，当然对老师另给报酬。晚上，又要到尚实英文学社去学英文，一直到十点才回家。……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模模糊糊，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

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这就是他从小学到初中学习表现的真实写照。事实上到了高中，因为他对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他比，他的总成绩就独占鳌头了。从中可以看到管教的作用。

（三）学校自然环境之影响

季羡林自述：“山大高中是文理科分校的，文科校址选在北园白鹤庄。此地遍布荷塘，春夏之时，风光秀丽旖旎，绿柳迎地，红荷映天，山影迷离，湖光潋滟，蛙鸣塘内，蝉噪树巅。我的叔父曾有一首诗，赞美北园：‘杨花落尽菜花香，嫩柳扶疏傍寒塘。蛙鼓声声向人语：此间即是避秦乡。’可见他对北园的感受。……学校环境犹如仙境，荷塘四布，垂柳蔽天，是念书再好不过的地方，我有意识地用功念书，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应该说季羡林终其一生的文学事业是在济南孕育和起步的，正是在济南这座诗城初步形成了他浪漫而浓烈的艺术家气质，或者说学者兼艺术家气质。”

（四）师资力量之雄厚

季羡林自述：“这所新高中（山大高中）在大名之下，是能副其实的。首先是教员队伍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所有的老师几乎都是山东中学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国文教员王玉先生家学渊源，学有素养，文宗桐城派，著有文集，后为青岛大学教师。英文教员是北大毕业的刘老师，英文很好，是一中的教员。教数学的是王老师，也是一中的名教员。教史地的是祁蕴璞先生，一中教员，好学不倦，经常从日本购买新书，像他那样熟悉世界学术情况的人，恐怕他是惟一的一个。

教伦理学的是上面提到的正谊的校长鞠思敏先生。教逻辑的是一中校长完颜祥卿先生。此外还有两位教经学的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进士，由于年迈，有孙子伴住，姓名都记不清了。另一位姓名也记不清，因为他忠于清代，开口就说：‘我们大清国如何如何。’所以学生就管他叫‘大清国’。两位老师教《诗经》、《书经》等书，上课从来不带任何书，四书、五经，本文加注，都背得滚瓜烂熟。”

（五）教育意识之超前

2004年8月6日济南日报《文化周刊》：“在山大附中，高中生季羡林开始学习第二门外国语——德语。一所中学，除英语外，还把德语列为选修课，教育之超前，别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中学，就是放在今天的中学，也是新闻。在季羡林同辈的学者中，小学时就接受英语辅导、中学学习两门外语的人，怕是不多见的。”

（六）教学之创造性

季羡林自述：“学期中间，接过胡先生教鞭的是董秋芳先生，他同他的前任迥乎不同，他认真讲课，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他出作文题目，非常奇特，他往往在黑板上写上四个大字：随便写来，意思就是让学生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我写了一篇相当长的作文，是写我父亲死于故乡，我回家奔丧的心情的。董老师显然很欣赏这一篇作文，在作文本每一页上面的空白处写了几个眉批：‘一处节奏’‘又一处节奏’……我正是如拨云雾见晴天，这真是我写的作文吗？我为什么没有感到有什么节奏呢？我的苦心孤诣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却被董先生和盘托出。我之所以五六十年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

然不能放弃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山东大学教授、季羡林助手蔡德贵：“从现在的观点来看，他（指董秋芳老师）在语文教师中属于另类，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的话，他不合格的，不够高中语文教师的格，因为他布置作文从来不出作文题，在黑板上就写四个字‘随便写来’。在这样的一个老师面前，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也被刺激起来。”

（七）蛇之变龙的奇遇

以下均是2004年8月6日济南日报《文化周刊》的报道。

在山大附中，季羡林最大的“优胜纪略”，是由于学习成绩优异而受到“状元公”的奖赏。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是山东教育厅长王寿彭兼任的。王是前清的状元，著名的书法家。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这位“状元公”要表彰学生了。表彰的奖品是他手书的对联和扇面。表彰的标准是每一班的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达到或超过95分者，高中有6个班。可以出6个甲等第一。结果六个班平均分数超过95分的学生，只有季羡林一人，季羡林的平均分数是97分。“王寿彭的书法本来就极有名，再加上状元这一吓人的光环，因此他的墨宝就极具有经济价值和荣誉意义”。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由蛇变龙的“奇遇”。

这次“奇遇”的意义，消除了他的自卑感；他要发愤学习，保住荣誉。从大明湖的南岸来到北岸，他渡过的不是一个大明湖，而是跨越了一个人生大台阶。他说：“我是一条小蛇，从来没有幻想成为一条大龙，这一次表彰却改变了我的想法，自己即使不是一条大龙，也

决不是一条平庸的小蛇。”季先生说：“王状元表彰学生可能完全出于偶然性。他万万不会想到，一个被他称为‘老弟’(书法提识，笔者注)的15岁的大孩子，竟由于这个偶然事件而变成另一个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王寿彭先生。”

（八）志向之确立

季先生的志向是研究印度学。这个志向是如何确立的呢？从以下两个片段可以窥见一点踪迹。

《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1924年，作为中印文化交流使者的泰戈尔来华访问，一个演讲在省议会，正谊中学离得很近，季羡林也挤进去，季羡林有缘在大明湖畔看到了这位银须飘拂的印度大诗人。这次会面让十三岁的季羡林对泰戈尔和他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时就能模仿他的体裁写一些小诗，并翻译他的诗歌。泰戈尔的诗中对自然、对母亲的热爱之情激发了季羡林内心强烈的共鸣，并为他将来从事东方文学的研究埋下伏笔。”

季羡林自传：“在所有的课程中（笔者注：指清华四年的学习），我受益最大的不是正课，而是一门选修课：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和一门旁听课：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这两门课对我以后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可以说是一直影响到现在。我搞一点比较文学和文艺理论，显然是受了朱先生的熏陶。而搞佛教史、佛教梵语和中亚古代语言，则同陈先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九）季先生之勤奋

《我的济南老家——季羡林》：“在北大工作期间，他很忙，只有

利用每天早晨四点到七点这段时间做学问。他的那扇窗曾是北大每天最早亮灯的地方。他就靠着三个小时，六十年下来，写出一千多万字的学术著作。他每天四点起床工作，这种习惯他坚持了几十年。”

季羡林自传：“我体会，一些报刊之所以要我写自传的原因，是想让我写点什么治学经验之类的东西。那么，在长达六十年的学习和科研活动中，我究竟有些什么经验可谈呢？粗粗一想，好像很多；仔细考虑，无影无踪。总之是卑之无甚高论。不管好坏，鸳鸯我总算绣了一些。至于金针则确乎没有，至多是铜针、铁针而己。

“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市集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严密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它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不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是勤奋。再多说两句就是：争分夺秒，念念不忘。灵感这东西不能说没有，但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勤奋出灵感。”

（十）机遇之准备

《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卞毓方：“如果他没有学英文，他也考不上清华大学，也不会去德国留学，正因为小时候别人都没有学英文的时候，他叔父在业余让他去学习英文，所以他以后上了高中的时候他的英文成绩在班里一直是比较好的，最好的。”

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张光璘：“在当时来讲，这十年的济南的中小学的教育，对他来讲，对他一生的成长我想都是至关重要的。”

季羡林自述：“于是我转了学。转学手续比现在要简单得多，只

经过一次口试就行了。而且口试也非常简单，只出了几个字叫我们认。我记得字中间有一个‘骡’字，我认出来了，于是定为高小一班。一个比我大两岁的亲戚没有认出来，于是定为初小三班。为了一个字，我沾了一年的便宜。这也算是轶事吧。”

季羡林自传：“当时山东中学的拿摩温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我这个癞蛤蟆不敢吃天鹅肉，我连去报名的勇气都没有，我只报了一个‘破’正谊。可这个学校考试时居然考了英语。出的题目是汉译英：‘我新得了一本书，已经读了几页，可是有些字我不认得。’我翻出来了，……结果我被录取，不是一年级，而是一年半级。”

所以讲机遇偏爱有准备之人。

季羡林先生留给我们的思索太多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