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诺夫斯基认为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在一个社会里，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制作、器皿、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各种价值判断等等，就是文化。而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如社会制度、思想意识、风俗习惯等，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如手杖、工具、器皿等。他认为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所谓功能，就是满足需求，他将人类社会的需求分为生物的需求（如对食物、安全、娱乐、成长、性等的需求）、制度的需求（如对教育、法律的需要）和整合的需求（如人们需要一种“世界观”以促进彼此之间的交往），其中生物的需求是最基本的，初级的需求，它包括摄取营养、生衍繁殖、身体舒适、生命安全、适当休息、行动自由和健康长寿等。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人们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在满足了这一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又派生出了文化性的需求，与此对应便产生了经济组织、社会制度、教育、政治制度、宗教、艺术等精神层面的文化。

马林诺夫斯基还认为，在一个社会里，满足特定需求，有着特定功能的文化元素之间互相联结，从而形成了一张互相支撑的结构网。这张由各种文化元素交织而成的网络，在不同的社会里是各不相同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基本需求相同，而满足这种需求的文化却各不相同的原因。

与马林诺夫斯基将文化的功能置于社会成员的生物需求的基础上不同，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社会文化的功能主要并不是用来满足社会成员的某种需要的，而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结构。所谓的社会结构，是指整个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合。社会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发现潜藏于社会表象之下的社会结构，建立结构的模型，再用这种模型去帮助理解社会关系，掌握社会运作的规律。正因为此，拉德克利夫—布朗的理论又被称之为“结构—功能主义”，从而与马林诺夫斯基的结构主义相区别。

虽然在理论观点上有着上述差别，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致认为，对任何一个社会或文化的研究，都必须从整体、全面的角度来予以把握，而不是孤立地考察单个的文化现象。例如在《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一书中，马林诺夫斯基主要的考察对象是西太平洋诸岛之间存在的一种特殊的贸易方式，即有名的“库拉交易圈”。为了揭开这种交易方式之谜，他广泛联系土著文化的其他层面，例如巫术、造船术、园艺、以及酋长资格等，对库拉交易体系作了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成为人类学发展史上的经典研究案例，库拉交易圈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在另一本书《野蛮人的性生活》中，马林诺夫斯基将特罗布里恩岛人的性行为置于结婚、离婚、母系亲属制、酋长资格、爱情巫术等相关的文化场景中予以考察，而不是孤立地研究他们独特的性行为方式。这就使当地居民貌似离奇古怪的性行为，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和展示，也增添了人类关于自身行为的多样性的了解。

自从功能学派以后，以整体联系的方法来把握社会和文化，就成了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此外，马林诺夫斯基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创了人类学社区研究的先河，他所创立的参与观察法，至今仍是人类学进行田野工作的基本手段，被后来者忠实地袭用着。

功能学派以功能的眼光来看视一切，对进化论、历史学派和文化传播学派一律持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它对英国殖民地的研究，有利于政府增加对当地文化得了解，从而采取有利的殖民政策。所以，该学派很受英国官方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了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国家，他们不欢迎曾为殖民政策服务过的人类学家再去作实地调查，功能学派因此而失去了田野研究的基础，逐渐衰落下来。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从超卜连群岛得到的资料，以及自身所学的心理学、社会学等知识，提出一套被後人称为功能论的理论。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所有文化其实只是一组工具，其存在目的在满足人类自身的种种生理和心理需求。而各文化要素之间是环环相扣，且不断变动以保持有效的运作。也因此，我们可以在各文化中找到一套自己的运作原则，而这些原则也和社会中的实质功能保持紧密的关联。

在探讨马氏的人类学与艺术理论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背景。在那一时期，生物学和心理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麦孤独（William McDougall）的本能说，巴甫洛夫（Pavlov）在狗身上所做的条件反射实验，香德（Shand）的情操理论，弗洛伊德的《释梦》和精神分析，对当时的社会科学

来说都是新鲜且存有争议的理论。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积极地吸收了这些理论并渗透到了他们的研究中去。弗思认为，“马林诺夫斯基是第一位应用调节过程（conditioning processes）的新知识研究部族社会的英国人类学家。”[3]他的几个研究主题（如《野蛮人的性生活》、《两性社会学》等著作的主题，可能受到了弗洛伊德等人性心理学的影响），他从生物“需要”（need）的视角阐释文化，都可见出马氏所受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影响。

马氏的文化观集中体现于他的遗著《文化论》[4]中，他对艺术的分析亦包含于其间，下面我们先来看马氏对文化的理解。

在马氏看来，文化包含如下四个方面：一是物质设备，如器物、房屋、船只、武器等等，它们是文化中最显明、最易把握的方面，决定了文化的水准和工作的效率。进化论者喜欢以此为标准衡量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二是精神方面的文化，总起来说，包括种种知识，以及道德上、精神上和经济上的价值体系，社会组织的方式和语言。而“标准化的、身体上的习惯或习俗，亦即机体上较巩固的修正”[5]，是精神文化最基本的要素。马氏又将语言和社会组织分离出来进行讨论。三是语言，它是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工具的体系，而是一套发音的风俗及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四是社会组织，它是物质设备与人体习惯的混合复体，是集团行动的标准规矩。它靠外在的规则、法律、习惯等手段进行维系，这些手段的内在根据则是个体的良心、情操等道德动机。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马氏眼中的文化与泰勒所定义的文化并没有根本的差异。

不过，马氏是从功能派的立场理解文化的，他批评了进化学派和传播学派的文化观。进化学派把文化分成简单的要素考察其进化过程，而像家庭、婚姻或宗教信仰等基本制度的变动却是无法用“进化”加以分析的，他们提出的“遗留物”的概念亦缺乏经验科学的检视。传播学派将文化分割成较小的部分作为传播单位，对于传播过程的重构大多依靠想像性的猜度，因此常常人言言殊，难有定论，其要害仍然在于缺乏实证性的研究。在马氏看来，文化实体自成一格（sui generis），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体系。他如是定义文化：

文化是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风俗——人体的或心灵的习惯，它们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人类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定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6]

“功能”（function）与“需要”（need）构成了马氏文化观的核心概念。先来看功能。马氏以木杖为例进行论述，他指出，在不同的文化情景中，木杖会有完全不同的功能，它可以撑船，可以助行，可做武器等等。因此，“一物品之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人类活动中用得着它的地方，只是在它能满足人类需要的地方。”[7]由此言之，器物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不是因为它的形式而是在于它的功能。再者，由于文化中真正永久、普遍、独立的要素是人类活动有组织的体系，亦即“社会制度”，因此分析器物的文化同一性，需要将其放置于社会制度的文化布局中，说明它所处的地位，解释它所具有的文化功能。比如，“一根手杖的装饰常是它所带着的文化的、仪式的或宗教的意义的表示。”[8]在马氏看来，只有认识了某物的所有功能，才能获得有关它的全部知识。

“需要”理论是理解马氏文化功能主义的一把钥匙。他对“需要”有如下理解：

通过需要，我领悟到，人类有机体、文化环境以及此二者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中的各种境况（system of conditions）对群体与有机体的生存是充分而必要的。因此，一种需要构成了一系列有所限定的事实。人类的习惯及其动机，习得的反应与组织的基础，都必须如其所是的安排，以满足生物体基本的需要。[9]

他也从需要的角度解释功能，“从人类行为最简单、最基本的角度来说，功能可以被定义为通过适当的行为满足生理冲动的需要。”[10]因此，在马氏看来，文化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个体基本的需要。不过，马氏并不认为每种文化是对特定生理需要的简单回应，而是认为需要具有不同的等级，对于不同的需要具有相应的文化回应，他做了一个图表，展现了各种基本需要及其相应的文化回应。[11]

基本需要文化回应

1. 新陈代谢 1. 营养供给

2. 繁衍 2. 亲属关系

3. 舒适 3. 居所

4. 安全 4. 保护

5. 运动 5. 活动

6. 成长 6. 训练

7. 健康 7. 卫生

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氏看来，需要具有等级性（hierarchy），他将需要分为三个层次：诸如新陈代谢、舒适、安全等属于基本的需要（basic need），或称生物的需要；如经济、法律和教育体系的出现，属于社会方面的衍生的需要（derived need）；第三类需要是整合的需要（integrative need），它涉及精神方面的需要，如巫术、宗教、艺术属于此类。生存、繁衍等基本的需要产生了基本的文化回应，如种族绵延的需要产生了婚姻、亲属关系、氏族组织等文化体系。因为“种族的需要绵续，并不是靠单纯的生理冲动及生理作用而满足的，而是一套传统的规则和一套相关的物质文化的设备活动的结果。”[12]此外，基本的文化回应又设置了新的条件，又诱发了衍生的需要与新的文化回应，马氏举例说道，像人类营养、繁衍等方面的需要必须被解决，这种解决之道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衍生的或者人为的条件，它必须得到持续的再生产、维持和经营，于是就构成了新的文化迫力，由此形成了新的文化体系。“因此，文化成为对各种需求作出回应的一张庞大复杂的行为之网。”[13]马氏对他的需要理论总结了如下两点：一，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满足生物系统的需要；二，每一种文化成就都是人体

功用性的进步，它直接或间接地满足了人体的需要，这些文化成就包括人工制品的使用和符号的应用。[14]总之，马氏将文化视为实用的、适应性的、功能上具有整合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