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文人物素材之梵高

１８５３年，梵高生于荷兰的一个新教徒之家。少年时，他在伦敦、巴黎和海牙为画商工作，后来还在比利时的矿工中当过传教士。１８８１年左右，他开始绘画。１８８６年去巴黎投奔其弟，初次接触了印象派的作品，对他产生影响的还有著名画家鲁本斯、日本版画和著名画家高更。１８８８年，梵高开始以色彩为基础表达强烈的感情。他曾短暂与高更交往，后来神经失常，被送进精神病院。在经历多次感情上的崩溃之后，梵高于１８９０年在奥维尔自杀。他对野兽派及德国的表现主义有巨大影响。

梵高一生为人敏感而易怒，聪敏过人，在生前他在许多事情上很少取得成功。其个人生活不幸而且艰辛，可他却随时都有献身给别人的爱、友谊和对艺术的热情。在比利时作传教士期间，那些煤矿工人，他义务收容那些受重伤而垂死的矿工，希望以抚慰之词和自我牺牲精神帮助弱者博斗，不过，他只干了６个月就被解雇，原因是他对工作过分热情。

在短短的３７年人生中，梵高把生命的最重要时期贡献给了艺术。他早期画作爱用荷兰传画的褐色调，但他天性中火一般的热情使他抛弃荷兰画派的暗淡和沉寂，并迅速远离印象派———印象派对外部世界瞬间真实性的追求和他充满主体意识的精神状态相去甚远。他不是以线条而是以环境来抓住对象；他重新改变现实，以达到实实在在的真实，促成了表现主义的诞生。

梵高的耳朵

片割下了自己的一只耳朵。他是试图用这个举动唤醒自己，制止内心愈演愈烈的疯狂？

抑或，这本身就是一个疯狂的举动？我记得他有一幅自画像，描绘着用纱布包裹住耳部伤口的自己——他的眼神中没有疼痛，只有恐惧，仿佛能倒映出那刚刚消失的风暴的影子。如果允许我给这幅画另起一个标题的话，我会把它命名为《自己的伤兵》。在自己的战场上，梵高伤害了自己，又包扎着自己。——并且还以一幅自画像留作纪念。

是一念之差吗，还是蓄谋已久？他把仇恨的锋芒指向自身，指向一只无辜的耳朵——也许在那一瞬间，他与世界达成了和解，却加倍地憎厌自己，憎厌镜中的那个丑陋且变形的男人。于是，他的手势就像一列失去控制的火车冲出

轨道，伴鲜血淋漓的耳朵，成为他自己的牺牲品。莫非在梵高心目中，耳朵已是今生的一团赘肉——它只能听见世界的喧嚣，却对内心的狂潮置若罔闻？抑或，他太害怕日夜倾听自己的呻吟——那简直比外界的雷鸣闪电还要刺目，还要刻骨铭心？否则，他的刀锋不会随便选择发泄的对象——哪怕是针对一只微不足道的耳朵，也是有目的的。在冰流的铁器与滚烫的肉体的最初接触中，梵高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充满了破坏欲，必须通过打碎点什么才能获得平衡。这就叫做可怕：

心理的疯狂已演变为生理的反应，甚至表现为某种嗜血的倾向。在一声陌生的惨叫中，梵高本人获得了双重身份：

既是刽子手，又是受害者。

理智的天平倾斜了：

他对自己的残忍超过了对自一桩罪行。

对于梵高割掉的耳朵来说，海水的声音也就是血液的声音、鲜红的声音。他仿佛要被世界的血、被大海的黄昏给淹没了。耳朵是他肩头的落日，遭受了沉重一击。女作家陈染的小说中有如下一段话：

“我不爱长着这只耳朵的怪人，我只爱这只纯粹的追求死亡和燃烧的怪耳朵，我愿做这一只耳朵的永远的遗孀。”那只坠地有声的耳朵，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的弹片，是一次无声的战争的纪念品——在我们想像中，它一直代替大师那枯萎的心脏跳动着，如同一架永不停摆的挂钟。在世界眼中，梵高疯了。但在这只耳朵的听觉中，世界疯了。

世界把自己的癫狂最先传染给人类的画师——就像曾经给他的笔端注入魔力。我们惊讶地势：

他仿佛在代替整个人类受刑，成为痛苦的化身。想到这里，也就能理解梵高作品中挣扎的线条与狂舞的色块：

倾泄的颜料里调和着他的血，而画布，不过是他包扎伤口的绷带。这是一位生活在伤口里的大师，他习惯用伤口对世界发言。

这是一个疼痛的收割者，他的镰刀最终收获了自己的耳朵。

世界没能挽救这个垂危的病人。梵高放下滴血的剃须刀片——不久，又拾起一把左轮手枪。

他似乎越来越把自己当作假想的敌人，不断挑选着攻击的武器。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毁灭性的：

在法国阿尔的一块麦田里，他用那只拿惯了画笔的手，对自己扣动了扳机。每当欣赏着一个多世纪前梵高的遗作（哪怕是印刷品），不知为什么，我总能隐约闻见一股硝烟的气息——或者说，死更为恐怖。一只被阉割的耳朵，要比一具中弹的尸体更令人触目惊心。梵高死了，却留下了一只著名的耳朵——这最后的遗物似乎并没有失去听觉，收集着后人的议论。这只在故事中存在的失血的耳朵，至今仍像埋设在我们生活中的听诊器，刺探着我们的良心。梵高死了，耳朵还活着，还拥有记忆。为什么不在他呻吟与崩溃的时候，扶持他一把——世界，你听见了吗？你的耳朵长在何处？

（二）

史铁生（1951——），北京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思想家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与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他的《病隙碎笔》作为二ＯＯ二年度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一如既往地思考着生与死、残缺与爱情、苦难与信仰、写作与艺术等重大问题，并解答了“我”如何在场、如何活出意义来这些普遍性的精神难题。当多数作家在消费主义时代里放弃面对人的基本状况时，史铁生却居住在自己的内心，仍旧苦苦追索人之为人的价值和光辉，仍旧坚定地向存在的荒凉地带进发，坚定地与未明事物作斗争，这种勇气和执着，深深地唤起了我们对自身所处境遇的警醒和关怀。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2年度杰出成就奖得主史铁生授奖词

名家的评价

·我们从史铁生的文字里看得到一个人内心无一读了宁静。――蒋子丹

·在红卫兵一代中，史铁生也许是极少数能够超越自身，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许纪霖·铁生对生命的解读，对宗教精神的阐释，对文学和自然的感悟，构成了真正的哲学。他幻想脚踩在软软的草地上的感觉，踢一颗路边的石子的感觉。――贾平凹

xx简介

xx：

男，汉族，北京人。1958年如北京市东城区王大人小学读书，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部。而后，于1969年到陕北延安地区“插队”。三年后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北新桥街道工厂工作，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

史铁生初期有的小说，如《午餐半小时》等，带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既是史铁生，也是当时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品。它在多个层面上被阐释：

或说它拓展了“知青文学”的视野，或称它在文学“寻根”上的意义。在“寻根”问题上，作者表达了这样的见解，“‘根’和‘寻根’又是绝不相同的两回事。一个仅仅是，我们从何处来以及为什么要来。另一个还为了：

我们往何处去，并且怎么去”。关于后者，他认为“这是看出了生活的荒诞，去为精神找一个可靠的根据”（《礼拜日·代后记》，华夏出版社1983年版）。

史铁生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叙述和探索。“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的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这种对于“残疾人”（在史铁生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的持续关注，使他的小说有着浓重的哲理意味。他的叙述由于有着亲历的体验而贯穿一种温情、然而宿命的感伤；但又有对于荒诞和宿命的抗争。《命若琴弦》就是一个抗争荒诞以获取生存意义的寓言故事。

著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短篇小说《命若琴弦》，散文《我与地坛》等。《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分别获1982年、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老屋小记》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xx煮酒论铁生

人家让他拜佛，他不拜。因为，佛不能使他瘫痪的双腿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佛要人“拜”才肯保佑人，那他就不称其为佛。他认为佛之本义乃“觉悟”，是一个动词，是行为而非绝顶的一处宝座。

人家让铁生算命，他不算。因为，如果命好则无须算，“好”自会来；如命不好，更不必算，乐得活一天高兴一天，省却明知前程险恶，还不得不步步逼近那灾难，成天战战兢兢，何苦！高人说能“为你避灾”，铁生也不信，因为那就是命运无定了，其所“算”，乃是妄说，还算它干什么？

但xx似乎又“信命”。他说：

“万事万物，你若预测它的未来，你就会说它有无数种可能，可你若回过头去看它的以往，你就会知道其实只“这一条”路？但这并非不要把握“命运”。铁生的奋斗精神和创作实践证明了他是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他只是不强求什么，不做欲望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边的，人哪有完全“心满意足”的一天！

我以为新时期的青年作家中，史铁生是最了悟人生，最豁达，也最真诚的一个典型。他是个残疾人，他曾几次为此而悲观欲自杀，但当他终于觉悟到无差别便不成为世界时，他便坦然“接受”了残疾之躯，“接受”了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并努力做一个精神上的健康人。

我尤其欣赏铁生释然面对苦难的大度彻悟。

他说：

“苦难消灭自然也就无可忧悲，但苦难消灭一切也就都灭。”所以，人是万不可追寻什么绝对的公平，永远的利益以及完全无忧无虑的所的人生。

▲走进不同寻常的xx

xx，就是这样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人物。

他一度被列入所谓“抵抗投降”者的行列，但这不蒂是一种严重的误读，史铁生的姿态与其说是抗议的﹑批判的，不如说是沉思的，建设的...我喜欢他作品的一个最大的理由是，他的想法和文字明净，不曾神神鬼鬼牵丝攀藤。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他不作状，而是常常省察自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