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5期(2009)

《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5期（2009）：

读书评论

科学可以不客观吗？

评达斯顿和伽里森的《客观性》

孟强

Daston, L. and P. Galison 2007.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理解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这句话出自柏拉图《智者篇》（244a），海德格尔为了确立“存在”问题的合法性，曾将其置于《存在与时间》的开篇。但是，令人茫然失措的不仅是“存在”，“客观性”亦然。人们不假思索地将“客观性”运用于各种场合：有时候，外部世界被称作“客观世界”（形而上学）；有时候，严格而精致的实验方法被称作“客观的方法”（方法论）；有时候，这个词被用来形容那些经过严格检验的知识命题（认识论）；有时甚至可以把它用作道德评价标准，比如指责某人“很不客观”（伦理学）。“客观性”简直就是一个万花筒（kaleidoscope）：它很美（kalos），很吸引人，因为几乎在所有领域，它都是崇高价值的代名词，但随着观看（skopein）角度的不同，它的美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eidos）。迥然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意义于其中盘根错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正因为乱，才要理。要“理”，就要选择一定的方法：词源学考证可以告诉我们词汇的来龙去脉，思想史可以揭示思维的逻辑演进，哲学反思可以进行批判性重构。在《客观性》（Objectivity）一书中，达斯顿（Lorraine Daston）和伽里森（Peter Galison）选择了一条特殊的史学路线。达斯顿是德国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MPIWG）所长，擅长近代科学史，她与帕克（Katharine Park）合著的《奇迹与自然秩序，1150－1750》（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1750）曾获得科学史学会（HSS）的普菲策（Pfizer）奖，并合编过《剑桥科学史第三卷：近代科学》。伽里森是哈佛大学科学史系教授，闻名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这两位活跃的科学史家对客观性的研究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共同发表了《客观性的形象》（The Image of Objectivity）一文。但这篇文章仅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客观性的历史轮廓，直到2007年《客观性》的出版，一幅完整的历史画卷方呈现在读者眼前。

说他们的史学路线是特殊的，到底特殊在哪里呢？通常的科学史写作无外乎两种：内史或思想史，外史或社会史。当然，现在几乎所有科学史家都不愿如此纯粹，而会选择“内史＋外史”，或“外史＋内史”。达斯顿和伽里森对客观性的历史研究，我愿意称之为“实践史”。什么是实践史呢？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历史”与“实践”。首先，“科学客观性是有历史的”（p. 17）[指Objectivity的页码，下同]。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追踪“客观性”的来龙去脉，它并非天生与科学手挽手，与真理肩并肩。这样，他们就与所有关于客观性的哲学反思划清了界限，后者将客观性视为超历史的先验理想（ideal）。第二个关键词是“实践”。倘若客观性不是抽象的理念，那它是什么？是一组特殊的实践：“若用行动取代概念，用实践取代意义，对模糊不清的客观性观念的考察就会敏锐起来”；“客观性是自下而上构成的，而不是自上而下”；“正是通过反复不断地从事特定的活动——不仅包括身体操作，还包括精神操练，客观性才得以形成。”（p. 52）因此，他们讲述的历史既不是客观性的概念史，也不是哲学家和科学家关于客观性的思想史，而是客观性在科学实践中的生成和发展史。

谈论客观性的实践史，首先要对“客观性”一词的历史变迁有个总体印象。英文Objectivity、德文Objektivit?t、法文objectivité均来源于拉丁文obiectivus/obiective，这个词是由14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司各脱（Duns Scotus）和奥卡姆（William of Ockham）引入的。从一开始，它就与subiectivus/subiective相对照。但是，当时这两个词的意思与我们现在理

作者简介：孟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解的刚好相反。“‘客观的’指称那些呈现在意识面前的事物，而‘主观的’意指事物本身”（p. 29）。甚至在笛卡尔和贝克莱的著作中，依然可以寻觅到中世纪的痕迹。不过，在整个17和18世纪，这两个词已经很少有人用，它们在现代的复兴首先要归功于康德，正是康德对“客观性”和“主观性”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造。“先验演绎”（transcendental deduction）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思维的主观条件何以应当具有客观有效性”（A89/B122）。在康德那里，“客观性”并不意指对象的独立存在，毋宁说它是一个认识论概念，大体上等同于范畴之于经验的先天有效性。康德的改造深刻影响了后续的发展。“从19世纪20和30年代开始，词典词条（先是德语，后来是法语，再后来是英语）在（我们）熟悉的意义上对‘客观性’和‘主观性’词汇进行定义，且常常对康德哲学的方向点头称是。”（p. 31）大约到了1850年前后，现代的“客观性”概念已经进入到主要的欧洲语言。但相比于中世纪，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含义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

作为一种知识德性（epistemic virtue），客观性在19世纪中期才成为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认知风格。可以想像，二位作者的这个主张会招致多少非难。难道19世纪之前的科学不客观吗？难道之前的科学家都是主观的？怎么可能存在不客观的科学？不客观的科学还能称之为科学吗？让我们暂且撇开这类争论，了解一下客观性是如何起源的。此前的知识德性是什么？客观性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科学实践、科学家的自我形象、知识观念和本体论观念？存在客观性“之后”吗？倘若有，新的知识德性是什么？且看如下表格：

这张表基本上涵盖了《客观性》的主要论题（p. 371）。自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科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德性是“自然真相”（truth-to-nature）。“自然真相力图揭示一组事物的类型（type），该类型尽管可以不对应于该组事物中的个别成员，却是所有这些事物的代表”（一般）（p. 363）。习惯于“客观性”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家应当是消极的自然观察者，对象就是“被给予”（the Given）。但是，在17和18世纪的科学家看来，混乱不堪的、变动不居的、种类繁多的现象恰恰是要被超越的东西，它们不是真正的自然。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杂多现象背后的“理念”，这才是真正的观察、真正的科学研究（综合）。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植物图集远不是对单个植物的精确的、客观的、机械的临摹，毋宁说是通过对同类的诸多个体进行综合之后得出的“典型的、理想的、特殊的、平均的”图像，是歌德所说的“原型植物”（Urpflanze）（推理）。这反过来要求科学家本人具有极高的素养、广博的知识和长年累月的经验，选择性地、主动地抽取“自然真相”，消极、被动、白板式的脑袋不具备科学研究的资质（圣贤）。

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发生了变化，“自然真相”逐渐让位于“机械客观性”（mechanical objectivity）。这与当时的自我观不无关系。洛克和休谟时代的“自我”很大程度上等同于观念集合体，因而总是面临着解体和丧失统一性的危险。因此之故，科学家们着力用主体的主动性和综合能力加以弥补。在康德之后，主体构造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但这样的自我观引起了新的忧虑，人们很可能随意将各种观念、思想、假设等先入之见带入研究中去，因而科学家们极力限制自我的能动性（p. 203）。在此背景下，客观性粉墨登场。什么是机械客观性？机械客观性“坚持不懈地压制艺术家－作者的有意介入，取而代之的是一组程序，该程序本身通过严格的方案将自然印在纸上——若不是自动地话”（p. 121）。“自然真相”时代所珍视的丰富的经验、推理能力和综合能力成了科学研究的障碍，它们统统被打入“主观性”的冷宫，圣贤的高贵头脑被格式化为白板，科学家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工人”。

自然观念也相应发生了转变。自然就是“被给予”感官的东西，就是刻在白板上的材料（特殊）。机器一跃成为科学家的理想形象，因为机器没有思想和意志，可以忠实地记录各种现象。照相技术在科学领域的广泛应用就是明证。“主观性”一度是生产知识的必要条件，如今成了客观性的对立面。自相矛盾的是，力图消除主观性的恰恰是作为主体的科学家本人。机械客观性是意志无意志（the will to willessness）、积极地意志消极性（actively will to passivity）的矛盾体。

正是觉察到上述矛盾，20世纪早期的人们逐渐对客观性产生了怀疑。一些人认为，机械客观性还不够客观，因为它并没有彻底摆脱主体，并提倡更加严格的“结构客观性”（structural objectivity）。一些人认为，完全消除主观性的客观性概念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科学无法摆脱主观性，并走向“专家判断”（trained judgment）。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逻辑、数学、物理学和哲学领域，出现了结构客观性的提倡者（p. 254）。这种客观性观念在如今的哲学界也特别盛行。Structure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struere，意思是“建造”。在主要的欧洲语言中，“结构”及其同类词最初指的是建筑物的构造，后来拓展到任何物质元素的框架（特别是人体）。大约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结构”成为数学领域内发生的一场有意识的创新运动的口号。20世纪20年代前后，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成为哲学、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影响广泛的一场运动。“结构客观性”中的“结构”一词要在上述背景中去理解。根据结构客观性，仅仅限制主观性还不足以确保知识的客观性。因为任何基于主体的感知、判断、综合和直观来构造知识大厦的企图，都免不了有“方法论的唯我论”之嫌。为了确保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特别是在逻辑和数学领域，必须彻底放弃主体概念。弗雷格和胡塞尔在20世纪初对心理主义的批评实质上见证并促成了结构客观性的粉墨登场。客观性的根据在于先天的结构和形式规则，譬如逻辑和语义结构。客观性不在于如其所是地表象自然，而在于主体间的普遍有效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科学共同体”的历史崛起。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随着科学事业的传播和扩张，可传播性、可交流性与可翻译性逐渐成为知识的首要品性。结构客观性的提倡者正是要着力寻找可交流性的根据，避开科学的私人性。相比于机械客观性，结构客观性的确更加严格，更加具有逻辑连贯性。然而，因为它追求的是先天的、非经验的根据，所以在实际科学研究中不具有可操作性，逐渐远离了科学实践。但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它依然有大批的追随者。

专家判断与结构客观性不同，它在20世纪上半叶渗透于科学实践，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知识德性。前面提到，机械客观性的理想是消除主观性，这不仅在逻辑上说不通，在实践中也不能彻底贯彻。科学研究者的头脑远不是白板，漫长而艰辛的现代学术训练便是对白板说的无情讽刺。正如库恩所言，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科学研究者，必须将既定的研究范式接受下来，让自己成为某个研究领域的专家。范式绝不是主观的东西，它恰恰是从事科学研究的前提。观察、实验、现象和数据，只有置于特定的范式之中才能获得意义。这是不是说“专家判断”简单地回到了“自然真相”？并非如此，尽管它们都强调科学家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但后者追求的是“多中之一”，前者追求的是诸多现象之间的“家族相似”。科学家们基于自己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有能力将范例运用于新的场合，在现象与现象之间识别出共同的模式。这是专家之为专家的一项本领。科学研究与其说是一个机械复制过程，还不如说是一项艺术（art）。对此，库恩和波兰尼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有所察觉。当时，他们的思想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激起过不小的波澜，有人甚至指责库恩滑入了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如今，专家解释、默会知识或技能作为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已经成为常识。

就这样，达斯顿和伽里森以丰富的例证、敏锐的眼光和宏观的视野，为我们讲述了17世纪到20世纪知识德性的历史演进。必须注意，自然真相、机械客观性和专家判断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它们是在特定时期分别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德性，历史并非那么整齐划一。不同的知识德性不仅意味着不同的知识形态，而且与科学家不同的自我观和价值观相伴相随，自然的形象也随之一变。“客观性”这个贫乏的词远不能涵盖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的方方面面：“客观性仅仅是众多知识德性中的一个，而不是认识论的全部。客观性并非真理或确定性、精密性或精确性的同义词。”（p. 372）甚至，“可以存在、曾经存在过并且现在依然存在着不具有机械客观性的科学”（p. 372）。这是一个耸人听闻的结论吗？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倘若你将科学意识形态化，将客观性等同于真理、确定性，那么不客观的科学便是不可想像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客观性仅仅是特定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科学实践方式，它尽管深刻影响过科学研究，但从未完全变成现实，也远非唯一的知识德性。

更有甚者，这种非介入主义的（non-interventionist）客观性与当代科学实践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什么这么说？在最后一章，达斯顿和伽里森以纳米操作（nanomanipulation）为例勾画了21世纪知识德性更为彻底的转变。无论是自然真相、机械客观性和专家判断，在他们看来都是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alist）。但进入21世纪，科学研究越来越呈现出介入主义的（interventionist）品性。比如，“纳米技术是迥然不同的一类操作——科学家借助于图像去制造事物，去切割、合成、焊接或运转事物”。这让人想起了哈金的名著《表象与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科学实践不再追求自然的表象（representation），它们就是自然的呈现（presentation）本身。科学家不再追求沉思的生活（vita contemplativa），而越来越倾向于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认识与制造，表象与介入是同一个过程。认识者与认识对象并不存在严格的边界，科学家在生产知识的同时改变并塑造着对象。结果，科学家与工程师的角色发生了融合，自然与人工物的传统区分在新的知识德性中渐趋于模糊。这种介入主义的科学形态恰恰是非介入主义的对立面，客观性被远远甩在身后。

总而言之，达斯顿与伽里森的这部《客观性》不仅仅是纯粹的科学史著作，它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哲学旨趣。它告诉我们，科学可以是不客观的，而且这并不会像哲学家们担心的那样招致认识论灾难。美中不足的是，他们的历史讲述过多地仰仗于博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非主流科学”，而没有给予近代“物理科学”以核心位置。毕竟，它们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主角，正是它们主导了我们的科学形象。或许，二位作者这样做有自己的理由。物理科学在当代已经不再是所有科学的楷模，这连带地要求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更多地去思考那些“非主流科学”的历史价值和哲学价值。

参考文献

Daston, L. and P. Galison 2007. Objectivity. New York: Zone Books.

Daston, L. and P. Galison 1992. The Image of Objectivity. Representations. (40): 81－128.

Daston, L. 1992. Objectivity and the Escape from Perspective.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2(4): 597－618. Hacking, I. 1983.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t, I. 1998.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and Allen Woo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