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中国思想史》读书报告

——晚清三大思潮的复兴提要晚清中国处在剧烈变动的时代，思想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西洋新知不断涌入，中国士人通常采取重新诠释经典以回应新变，从而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在对传统资源资源的重组和诠释中，经学、诸子之学、佛学出现复兴局面，成为晚清思想史上最为突出的景象。

关键词中国思想史晚清思潮复兴

作者及内容简介

葛兆光，1950年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为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东亚的宗教、思想和文化史。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1995；增订本，2008）、《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1）、《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2003）、《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2005）、《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等。

葛兆光著《中国思想史》一共三册，即《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和《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值得一提的是，导论部分着重阐述了作者的研究视角、资料取舍和写作思路，在全书中完整而独立。第一、二卷主要论述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全书以个人的观察角度与理解视野，对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进行研究与描述。该书不仅关心古代中国精英与经典思想的发展，而且分析这些思想得以形成与确立的知识来源和终极依据，也描述产生这些思想的土壤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以及中国思想世界的最终确立和逐渐瓦解的过程。作者改变了过去作为教科书的思想史以人为中心的章节模式，引徵丰富的古代文献，也参考现代中外研究成果，清理与叙述从上古以来到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及其连续性历史，目的是希望理解和说明今天中国的思想传统是如何从古代到现代被逐渐建构起来的。本书突破了以往描述观念的历史嬗变的思想史写法，试图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三者的经纬交错中、从精英与世俗之间观念的互动中揭示中国文明构成及发展的复杂底蕴。《中国思想史》写的是一般的思想史，而不是精英史。首先是一般的思想史对每一个思想流派进行考察和梳理的时候更能反应的思想状况；其次是非精英思想史的写作是考虑到思想接受中的普及性问题。一种思想并不一定就能引起普遍关注，也不是刚产生就能够成为国家的主流意识，从而替代它之前的主流思想，葛兆光先生也强调了这一点。

笔者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由于篇幅有限，仅就晚清三大思潮的复兴作一些论述。

一、晚清经学

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面对天崩地裂式的大变局，在这种巨变的时代，进入新语境的古代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不得不重组自己的知识系统。而在这种力图适应新世界的知识重构中，拥有相当深厚历史与传统资源的中国士人，通常采取的是重新诠释古典以回应新变的途径，而在这种重新诠释的过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因为，在古代中国相当长的时间里，儒家的经典是读书人最熟悉的文本，儒家的经学是读书人最熟练的关于所有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诠释方式。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承担着对各种知识进行维护和延续的责任，也承担着使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得到理解，并获得合法合理性的责任。重新诠释是一种双向活动，虽然新知在经学的解释下，常常有些变形扭曲，但是经学解释也常常随着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渐渐越出原来的传统边界。经典解释的知识资源的真伪是非原则的变化，可能也意味着整体真理观念的变化。在那个时代，这些占据了中心位置的儒家经典在知识系统中的任何一点位置变化，都可能意味着整个中国思想世界的巨变。

十九世纪末，今文经学崛起成为思想史上普遍关注的问题。今文经学作为传统文化资源，既有清代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为其提供可能性，又有当时社会政治危机作用于士人心理而产生的媒媒介作用。同时，也与作为区域学术的常州学术及学风密切相关。经学是意识形态文化，与社会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而变化。十三经形成史和经学形态变迁史，也就是封建统治思想的调整史。因此，经学代表着实质性传统，经学的分裂和瓦解，在相当意义上，标志并反映了传统的分裂和瓦解。今文经学瓦解传统的作用，是通过对社会心理、人们的思想的影响而实现的。由于儒家的经典是指导社会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思想基础，由于经学在学术中的尊崇地位，经学思想的变化对社会心理及人们的思想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经过一次次强有力性格的刻勒，这种辐射作用越来越加强，经学思想的分裂便转换为社会心理层面的分裂。龚、魏将今文经学政治化，锋芒初露。至康、梁变法，发展更为迅猛。今文经学在19世纪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营造经世学风、消解传统、活跃思想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并成为政治批判的思想武器和榫接西方思想的桥梁。它对19世纪救国思潮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表面上看经学仍然维持着它的生产与再生产，直到这个世纪中叶，还有不少出色的关于经典的文献学研究著作出现。可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这种笼罩了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经典之学开始真正出现裂缝，无论是古文还是今文，两方面的学者在对传统与现实的双重焦虑和紧张下，对经典重新进行诠释，试图重新发掘属于自己的知识与思想资源，来回应日益涌入的新知。一方面，对现实的思考在不断地瓦解传统经典的边界，他们把心中所想融入经典的解释，并依靠经典的名义建立当下的权威话语，却在表面上把经典当成包治百病的圣经；另一方面，则在

追求确凿性的名义下不断引入新知，新知瓦解了经典的神圣性，于是，开始把经典当作历史文献，把经学渐渐变成了史学。

二、晚清诸子之学

诸子学又称子学，指除儒学以外的诸子各家的学说，诸如活跃在先秦时期的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兵家等，都是属于诸子学中的很有名气的学派。诸子学兴起于先秦，以后由于汉武帝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诸子学遭到压抑，甚至禁止，走向了衰落。明末清初，一些学者曾对诸子学产生兴趣，如傅山就学好老庄，遍注诸子。清代中期，汪中曾撰《墨子序》，对墨学推崇备至。到晚清，社会风气丕变，诸子学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萌发崛起，不意竟成复兴之势。大致而言，晚清时期的诸子学的发展在19世纪末戊戌维新运动以前是它的萌发阶段，在晚清最后十年间，则是它的兴起阶段。

晚清诸子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现象，从其渊源来讲，至少可以追溯到乾嘉时代。乾隆年间，考据学盛行，文人学者多以爬梳古籍为治学本务。部分学者不满于仅在儒学典籍的整理上耗费精力，于是把治学目光移向诸子学，开始对这些千年绝学的研究。嘉道以后，清朝统治趋于衰落，文化专制有所松动，一些原来被压抑的学术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其中就包括诸子学。为晚清最后十年间诸子学的新发展打下了基础。甲午战争之前的诸子学研究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在治学思路、治学风格上并没有超出乾嘉汉学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乾嘉汉学在诸子学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延伸关注诸子学的学者主要是旧式士夫宿儒所述问题多为对于诸子典籍的校勘，侧重于技术性的整理，鲜有对于诸子学义理的深入阐发。从研究者的指导思想来看，基本上是站在儒学的立场上看待诸子学的，把诸子学视为坚持儒学的的一种补充。是以诸子学辅翼儒学。因此，此期的诸子学研究尽管有所开展，但只是作为传统儒学的附属学术而存在，并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

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对晚清思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学思潮的感染下，学术界成长起一批具有近代学术目光的知识群体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他们痛定思痛。从文化学术的层面来反省中国的问题，重新估价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和作用。此期的新派知识分，无论是改良派方面的，还是革命派方面的，都非常看重诸子学。这批人治诸子学的思路、宗旨和方法，与老辈士人截然不同。因此，自戊戌维新思潮兴起后。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间，中国学界的诸子学研究别开生面，进入了一个新的复兴时期。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的影响下，新派知识分子以近代学术观点审视中国传统学术，开拓出诸子学研究的新局面。此期诸子学研究的开展，是与新派知识分子突破独尊儒术的学术旧格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突破了独尊儒术的教条，新派知识分子对于诸子学的意义有了新的认识，把它们看成是与儒学同样重要的历史遗产和文化宝库。

从戊戌维新思潮兴起以后，尤其在晚清最后十年间，诸子学研究在新的起点上开展起来。在治

学宗旨上，新派学者改变了乾嘉考据学那种脱离现实，崇古信古的治学老路，把治学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斗争实际结合起来，注意发挥学术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在治学内容上，西方学术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知识界，使新派学者破除了独尊儒术的旧框框，扩大了学术眼界，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振兴祖国民族文化和探讨学术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上面#在治学方法上。他们把当时传入中国的一些科学理论与方法，如历史进化论，逻辑法，比较研究法等，引进诸子学研究领域，提出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为民国年间中国现代学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清初理学之外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与时代思潮密切相关。在清代学术的逻辑演进中，诸子学不失为培育新思想、新文化的良田沃土。进而言之，说晚清新学家无不与诸子学有关系，或许也不为过就此而言，先秦诸子可谓近代新思想的重要资源。先秦诸子的灵魂是成一家之言，学术平等。正因此，五四新文化人重视诸子学，胡适等人。所谓再造文明，一定程度上也是清代以来诸子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三、晚清佛学

晚清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急剧变化中的中国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令人眼花缭乱，不过，从思想是的角度看，令人瞩目的现象之一，是长期以来一直衰落的佛学在某种契机触动下的骤然复兴。大量的历史资料说明，佛学在近代中国哲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许多著名的进步思想家、学者，都对佛学研究饶有兴趣，并受到很深的影响。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其实，不仅如此，即使在民国以后，也有相当一批思想家和学者与佛学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中国近代哲学如果只注意到西学的影响，而忽视佛学的影响，那是不可能深入了解近代中国哲学的全貌和特征的。近代佛学并不是中国古代佛学的简单延续，而是伴随着西学的传入而重新振兴起来的它受到当时西方研究佛学风气的影响，是在相当程度上揉和了西学内容和方法的佛学，因此也就带来了某些与古代佛学不同的新特点。把佛学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实证知识加以比较，希图把两者融合起来。这是近代早期思想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许多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革家，真诚地以为，佛学的振兴有助于社会的改革、国民道德的改造和革命者无私无畏精神的培养。这方面以谭嗣网、章太炎等人的论述最为典型。借助佛教慈悲救世，众法平等，证智自由等说教，以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经常把佛教慈悲、墨子兼爱、孔子仁爱与资产阶级所宣称的博爱，看成是一回事。此外，近代佛学的振兴与近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有密切的关系。从要求变革封建制度，连及对数千年来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孔孟程朱儒学也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西学也还一时未能很好消化接受，佛学却有着传统的渊源，于是就应运而振兴起来，一则作为中西学沟通

的联系点，一则补充思想上的需要。其实借佛学作为批判宋明理学或封建礼教的思想理论武器，在明末清初以来一批进步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中已有此种风气。如李赞、龚自珍等人都是突出的例子。

晚清好佛学的人，几乎都是趋新制士大夫，他们从日本迅速崛起的背后，似乎读到一个消息，即佛教不是那么保守，信仰佛教也可以近代化，佛教原来与西学颇有相通之处。要理解西洋思想，原来看上去不大好懂的佛经是一个很好的中介，用已经理解了的佛学来理解尚未理解的西学，也是一个好办法。每一次异质文化的交流都要经过比附的阶段，把西洋文明说成是中国老祖宗早已有之的习惯，可以更好地接受西学。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也在寻找各种资源来“格”西学之“义”，除了诸子之学，就是用佛教说法去“格”西洋科学之“义”。除了借用佛学来解释西洋科学之理，晚清人还以佛教义理来“格”西洋哲学之“义”。其实，十九世纪末期，那些文化人是很关心外面世界的，对外面的各种哲学、文学、历史知识也知道的不少。借佛学以解西学，先不论它对或不对，十九世纪末的中国，渐渐滋生了以佛学为理解新知的风气，而这种风气又使得原来处于边缘的佛学渐渐进入了思想史的中心。晚清中国佛教的短暂复兴，除了中国知识阶层反身寻找思想资源的内在原因之外，多少还应该提到的是它的一个外在背景，即来自日本的刺激。事实上，近代中国的很多思想史问题，都离不开这个岛国，它仿佛始终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隐隐约约的背景。中国人“天朝大国”意识渐渐地出现了危机，明治以后的日本越来越强盛这一事实，使中国的文化人心理开始倾斜，他们不得不面对实力变化了的东亚格局。

进入二十世纪，佛学又渐渐退出了中西交流的舞台。从社会现实方面来说，佛学原本是一种消极遁世的精神麻醉剂。古往今来，有多少在人生旅途上失意或傍徨苦闷的人们，去到佛法中寻求精神上的慰藉啊，这在近代中国也不能例外。我们且不谈那些失意的文人学士，军阀政客的出世学佛，很明显是由于政治上受到压力，思想上苦闷。

晚清以来，各种西洋新知不断进入中国，并开始缓慢地渗透到中国知识体系中。中国士人普遍采取转换性的方式接受新知，从传统经典中汲取合理因素。通过熟悉的旧知识来想象和重构不熟悉的新知识，借助旧有的观念来解释很难理解的新观念。趋新的士大夫促进了经学、诸子之学、佛学的复兴，成为晚清思想史上的突出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