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官文化

那么什么是“贬官文化”呢？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洞庭一角》中首先提到，他说：“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许多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样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的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了名誉。于是，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诵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便成了遗迹。”

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简单地解释：“贬官文化”就是文人被官场放逐，便寄情于山水，写下了千古名篇。冷清山水变成名胜古迹，酒后小诗酿成千古佳作。

读书人在那个时代，寒窗苦读数十年，呕心沥血破万卷，为得是什么？为得是在科举考试中破茧而出，赢得个半职，效力于朝廷，为国家为百姓做点有用之事，死后留下芳名，后人也不必恨之入骨地掘坟鞭尸就可以了。实际从这条入世之道可以看出中国文人的特点。他们信奉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思想，早已根深蒂固，更何况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我一直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一个真正的隐士，只要他们还心系朝廷并且写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诗句。那么他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也许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会说，只要是文学大家，寄情山水，安贫乐道，归隐山林，那他还是一位隐士。如果就这样简单的妄

加评论的话，给那些酸腐的文人戴上隐士的帽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不负责任的表现！我为何这样理直气壮，因为我有强有力的证据，那就是——“贬官文化”。从一种文化现象的角度去深层次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举例说明，典型陈述

从先秦到明清，文人墨客升官再被贬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属于“贬官文化”范畴的名家们，可就具有相当的典型性了。

柳宗元的典型性就颇能突出“贬官文化”。公元805年柳宗元被贬至永州任司马，心情极为抑郁，面对永州那荒凉无人赏识的山水时，柳却把自己的痛苦心情融入其中，化做了美妙绝伦的文章，自然山水对于他，不是一种冷漠的存在，而是变成了灵气四溢的知己：“佳目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细细品味，柳宗元似乎忘记了被贬，而是以主人的态度审视自然的灵动。其实不然，我们既可以读到他“独钓寒江雪”的大孤独，旷凄凉，也可以感受到他“欲采萍花不自由”的悲凉含义。那《永州八记》正是贬官们的灵魂。跋涉艰难的真实写照。实际上如果没有他不被贬的经历，那也许我们也看不到他身处逆境的绝世佳作，也许他的后半生就在殿书院里为皇帝效力致死了。显然这份灾难使他宁静，使得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本来，被贬后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了，可他偏偏就是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文人，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早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

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余秋雨）十年之后，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虽平时对被贬的事情颇有微词，但他听到消息后还是按奈不住，欣喜万状急忙赶去。从永州到长安，经过了汩罗江，这时屈原的灵魂便像是“附身”在了柳大师身上。大师立马触景伤情，道“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汩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看此诗不知是叹服屈原的悲壮境遇还是对自己回长安的怀疑，柳宗元还是没料到迎接他的不是什么春风而是寒风阵阵。兴高采烈的柳宗元回到长安后，皇帝一盆冷水泼了过去，并告诉他，诏你回来是为了让你听朕的圣旨，把你贬到比永州更远的柳州！柳宗元当头一棒，凄楚南回，这时与他同路的还有刘禹锡，刘被贬至连州。两位大文豪有着同样的命运，自然感同身受。当柳宗元与刘禹锡同路走到衡阳时，二人分道扬镳。柳含泪题诗赠别刘禹锡：“今朝不同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这年他已是四十三岁，正当盛年。他料到朝廷也许再也不会让他会长安，万里之遥，心想既来之则安之吧。于是凭着一腔热血和一肚子墨水，利用赏赐下来的官职，为百姓造福办实事，放到现在，他可是一位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动摇的好干部啊。柳宗元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还放了许多奴婢。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段时间内创作了许多优秀的诗篇。真正的好文学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可能由于过度劳累，年仅四十七岁就客死在了柳州。因柳建设开拓了柳州这片荒蛮之地，所以日后各等官员均受大师影响，自强不息，继续发扬老革命分子的光荣风格。而那些被贬的文人官员们在南下的路途中，每次

一想到大文豪柳宗元，心情就会舒适一些。他因为自己独有的人格和文化魅力影响着日后各代官员。有人在他修建的罗池庙上改造成为“柳侯祠”，供奉千年之久。正是他被贬，才会有人光临和关注柳州，影响着柳州人民！在《文化苦旅》中余秋雨采访了当时的柳州副市长，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的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从他这句话就可以知道“贬官文化”的影响力之大，范围之广，思想之深了。

除了柳宗元，还有一位“贬官文化”的继承者，那就是范仲淹。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腾要求范仲淹写一篇楼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结果写出了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有好多中国人从这篇文章中知道了这座名胜，的确是功不可没。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可谓妇孺皆知，深入人心。早已是一般人能随口吐出的熟语，更何况文章本身整体散发出来的独特魅力！不知哪年哪月，岳阳楼因文章而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显中堂，即刻的是这篇文章。洞庭湖因它出名，岳阳楼因它荣耀，凡是有些名气的文人墨客，无不对《岳阳楼记》顶礼膜拜，并时不时赋诗一首。于是渐渐参观的多了，膜拜的人多了，冷清之地也就自然变成了供奉热地。

根据上述我们了解到“贬官文化”的特点，“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

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看柳宗元与范仲淹的事例后，难免会发现是否文人贬官都是因贬而抑郁做些牢骚文章，亲亲山水，悲愤朝廷之余才会有所成就。但只能说大多数，其中也有些异类分子。譬如说宋代大文豪—苏轼。柳宗元如果说被贬经历很惨，那他与苏轼比较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柳被贬两次，最远贬至柳州，而苏轼就像个皮球，被皇帝赦了贬，贬了赦，反反复复可谓是一生坎坷。但他就被贬之事不是很绝望悲愤，而是“得意时淡然，失意时泰然”真可谓一代文学宗师，“贬官文化”的集大成者。

苏轼第一次被贬就是因为耿直的性格得罪了权臣，写了些与新法有关的诗文，被何正臣等人弹劾为“保藏窝心”，在湖州任上突然逮捕，送交御使台论罪。在狱中备受诟辱，几置死地。在被贬至黄州五年时，一面把继续关心国家大事，一面闭门思过寻求出路。但这几年却是苏轼创作上的丰收时期，雄伟的江山，淳厚的民风，温暖的友情，不能忘却现实的壮心，促使他写出了许多著名的诗文。初贬黄州，他就写下了“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的诗句，借此开解自我封闭的境地。而在黄州，苏轼写下了光耀中国文化史的辞章，将“贬官文化”演绎到大气磅礴。在《前赤壁赋》中，我们看到的是“渔樵江渚之上，侣鱼虾友麋鹿”的苏轼，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苏轼。是“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的苏轼。在被贬惠州时，如果要是常人早已撕心裂肺，终日郁闷不已。而苏大学士则不然，他且是“非常得意”，并作诗到“罗浮山下四时

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而更为吃惊的是苏轼在被贬到中国当时最南端的海南岛后，还是那么豪迈豁达，时年已六十有余阿。可想苏轼是怎样一个心胸豁达之人。当时海南岛地处天涯海角，境况极其荒凉，生活艰苦，有诗为证：“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与程天俟书》）。但苏轼不戚于个人忧患，积极为当地土族人民做好事，奖励农业生产，传播文化知识，破除陋习，培养人才，一直工作到赦还。这时他不但没有被困难压倒，而且表现出一种大家风范，思想旷达，随遇而安。苏轼越是危难之际越能看到他的魅力所在，“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试问天下，这样的豪迈气概何人之有？

苏轼一生都在积极入世，却因封建朝廷的黑暗总是让他与政治无缘，可悲可叹。但一路被贬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他一个又一个的文学创作高峰。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豪迈的思想，丰硕的文学果实，还有造福百姓的地方资源。也就是说文学化作了景观。比如西湖有著名的苏堤，海南也在他的励精图治下不再荒蛮，而《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文章更是让赤壁之地长久辉煌！后人每到他被贬之处便会被他的故事他的精神所感染鼓舞。在这里“贬官文化”就代表着一种豁达与宽容了，使之内涵延伸。

三、深层挖掘，浅谈分析

“贬官文化”之所以称其为一种文化，必定其中有一定内涵，深层次挖掘必定有其“宝藏”，透过现象看出其中本质是我的论文根本

所在。我就上述事例从各方面浅谈分析一下。

（一）“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

一是外因，即当时的整个社会所造成的。如果没有封建社会长期的黑暗统治，怎么会把个文弱书生搞得那么狼狈不堪。中央集权的作用就是要镇压人民，不让人民起来反抗，让其安于现状，不管是从武力还是从思想上镇压，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是不让任何人有反动思想的，所以要不择手段。人们也许看到的是一种假象，盛事太平真地可以让百姓衣食无忧吗？正像张养浩《潼关怀古》所说“峰峦如怒，波涛入聚，山河表里通关路。望西都，意踯躅，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在这众多的手段里，针对知识分子就要用一定智慧的攻击策略了，书生文人进入官场后往往是政治，军事与权谋斗争的牺牲品。在封建社会官场的惨无人性的斗争中，充斥着机诈、残忍、嫉妒、仇恨和愚昧，一味正直前行的书生们往往会在这台恶魔般的机器里被碾成粉末。这里面没有刀光剑影血雨仇杀，但却比这些更加残酷，折磨的都是精神！自秦始皇“焚书坑儒”，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管是宦官外戚还是正统的皇权势力，大多对文人是没什么好感的，所以不仅思想上抵触而且还要进行人身迫害。方法有时露骨残忍有时却设计的“巧妙”，比如风行两千多年的文字狱。只要你读书人为“朕”服务，就保住了一条性命。所以中国文人如果其人格与当时的社会格格不入的话，那么只有失意于仕途，一路被贬了。于是与山水亲近与自然齐舞了，把自己一肚子墨水洒向

了它们，流传千古。正是当时的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外部原因，促使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二是内因，即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独有的心态所决定。中国的文化是被认为“伦理型”的文化，是与西方“科学型”的文化相对应的。我们一直过的是“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每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总有些消极的思想。所以时间长了自然就安于现状，忠君忠国的思想也便牢牢扎根于中国文人的意识中。真正的读书人永远成不了到家的权谋家，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总有一丝正义和善良不绝如缕，就是这一丝善良和正义，就足以使他们从封建官场上败退下来。文人本是一个道德形象，传统的社会心理对着这种道德给予了过多地希望和要求，仿佛社会上的一切事情都应该由他们去包揽，一旦有做不到的地方，社会就会不满，文人自己也会有强烈的失落感。人们把文人当作了为整个社会抱打不平的侠客了，文人的使命如此之大，几千年来被压得喘不过来气，要么感叹，要么退缩，要么改行，所谓真正以“文”为职业的文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其实，“文人的作用仅限于'吏之师'而已，说得好听一点是'帝王师'，至于老师说的话学生听不听，无权无钱的老师实在是无能为力。这一点与侠客相比，实在大有的不如之处。侠客一怒之下，可以取人首级，如果老师惹怒了学生，不仅没有饭碗，甚恐有性命之虞。所以文人往往一肚子美政理想，却总是无所施其计……”（《读史有学问》冷成金）即使做了官，也往往不得志，更别说实现理想了，那只有把这些理想

抱负寄托在了字里行间。正因为如此，作为“帝之师”的中国文人，几千年下来，这种独有的心态决定着他们必定要受封建社会的制约，有了这层内因才导致了“贬官文化”的产生。

内外因的结合，致使“贬官文化”产生并存在。二者谁也离不开谁，相互影响相互碰撞，产生火花。

（二）“贬官文化”所折射出的问题

1.“贬官文化”所暴露出中国文人的缺陷

（1）文人的自作聪明。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写到西湖时似乎看出了贬官们的心态，：“……这种自卫和自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狡黠，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了，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对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要安全而宁静。于是寒窗十年博览文史，走到了民族文化的高峰前，与社会交不了几个回合，便把一切埋进一座座孤山。”这话实际上在说中国文人耍的小聪明。为什么他们总斗不过政客呢？原因就在这。留下了几篇反动政府的诗篇剧作，又影响了几代人怎么怎么样，到头来还不是因不得宠，被贬了官职，为了面皮上那点虚荣而发点牢骚。陶渊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性烈刚强，像一匹野马蹬了政治一蹄子，撒花一样拥抱大自然了，号称“天人合一”。隐居起来再也不向往什么狗屁仕途了，开垦两块田自食其力，自产自销。可怎么就写出了“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许

多文人睁着眼睛说要与政治划清界线，却要“心系百姓”，用文人特有的笔舌与朝廷拼命。儒家哲学告诉他们，不要动不动就拿笔杆子反政府，我们都是天子的臣民，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好臣民，所以要忠君爱国。

（2）中国文人独立人格的缺失。一位学者就其“贬官文化”谈了一下自己的感想“……有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学所开启的对个体人格自足性——人格的完善毋需外求而自足于内，所谓'反身而诚'是也——他们的遭遇正是这种心态的最终根据，无论外部条件如何，都不影响人格的自我完善，所以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受挫，顺脚一滑便走向自然山水——即个体人格不能与社会、历史统一，那就与非社会、非历史的自然同一，因为那是一种在容易不过的自我实现；何况山水也早已被先贤加以道德人格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这山水岂不是就是一条早已铺好的修身养性的退路。”这里谈到了文人的人格问题，对于中国文人人格的理解到底是趋向“大义凛然”还是“小家碧玉”，相信一百个人中有不同的答案。受外界刺激，文人的虚荣心才渐渐浮出水面。他们自以为了不起，可还是被皇帝一指弹翻在地。皇帝说给你们个机会从政吧，于是科举制度上市了，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瓜葛，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有些不牢实，两头都难落地。这到底是文人还是官吏呢，很难定位，都无所谓政治品格和文化良知。所以皇帝老儿的招数管用了，一下子就把文人的个性给弄糊涂了，没有了纯粹的独立人格。余秋雨曾说：“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

互渗于空间便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变成一种传承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惰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传统中的文人们的独立人格的缺失，没有独立人格，无论为官还是为文人，都只是“依附在社会政治这张皮上的毛，毛与皮的关系决定了毛必须以皮的需要为需要。”说到底就是文人得活下去，他们也是人。而如苟活着，勉强活着，那么必定人格尽失。所以联系到贬官文化时，想想那些被贬的官僚文人们，大多已被朝廷“折磨”的没有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像苏轼这样的伟大人物也有时难逃此劫。这等缺失完全是当时的社会造就的。

2、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为什么贬官中有许多精彩的文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们都与政治有一定关系。一旦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要求得到满足，文人与政治的关系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一方面，政治始终在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人生、前途，甚至生死。有学者称中国的文化人大抵可分为以下五种：入仕途而发济者（比如各代状元）、入仕途而困惑着（所谓的隐士们）、入仕途而遭贬者（柳宗元等人）、入仕途而遁入空门者（比如骆宾王）、不入仕途者。从以上分类可以看出“仕途”是一条主线，没有它中国文人难以划分，想是参照物，文人寸步不离政治的影子。另一方面，文人在一定程度上还影响着政治，虽然文人们经常也调侃政治，但也不是还曾说过“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万言不值一杯水”、“百无一用是书生”，看来他们还是想投笔从戎的。当

权者看在眼里，利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维护统治。如汉武帝派司马迁编写《史记》，康熙下令修《明史》，乾隆下令编撰《四库全书》，明朝永乐年间修订的《永乐大典》等等，几乎历代都有一部自己朝代的史记，而这些都得让博览通史的文人巨匠去干。当权者想通过借鉴之书把自己的统治达到不败之地，而后代子民还得感谢他们留给世上这么多的鸿篇巨制，却忘记了劳心疾苦呕心沥血的编写者们，可怜的文人们结尾总是很惨。也就是说文人与政治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包括今天也是一样，文人们拿着笔杆子为政治服务，政治又影响着他们的创作。

四、归纳总结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就是对“贬官文化”的总体解释。面对过去的光荣和冤屈，悠然情上，被贬之后对清远山水感叹道：“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综上所述，现总结归纳如下：

（一）明白什么是“贬官文化”。通过余秋雨先生的解释和所归纳的几个要点，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贬官文化”。提出从这种文化现象去研究深层次的内涵，挖掘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或者直接地说批判他们的缺憾。

（二）“贬官文化”的特点。通过柳宗元、范仲淹和苏轼的典型事例来引出“贬官文化”的特点。特点即“先是景观被写入了文章，在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汉语，或许可以说成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罢。”

（三）“贬官文化”的深层含义。首先分析并交待了“贬官文化”产生的原因，由内外两个因素构成。当在挖掘内因时，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文人的缺陷，二是文人与政治的关系。

当一步步论述趋向明朗时，我们也许不难发现，“贬官文化”并不是什么有趣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既有深度又沉重的文化。表面说来道去挺轻松，可揭开盖子往里看才知是一口颇有深度的老井。

最后用一首词来结束本论文，“美人自刎乌江岸，烽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伤心秦汉，生灵涂炭，读书人一声长叹”（《卖花声怀古》张可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