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体分类概论

第九章 文体分类概论

学习与理解的要点

１．了解文体的概念和文体演变的历史过程；

２．掌握文体分类的依据和原则

第一节文体分类的历史发展

一、“文体”的概念

我们这里所讲的“文体”，指的是文章为适应多种需要而形成的体裁和样式。鲁迅曾经说过：“凡有文章，倘或分类，都有类可归。”文体是文章分类的产物。有了不同的文章体式，也就有了“文体”这一概念。

当我们谈到具体文章的时候，总是针对着特定的文体而言。当我们准备动手写文章的时候，同样首先要确定所写文章的类型。不难看出，文体问题是文章写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前人对这个问题早已做过探索和说明。明代徐师曾作有《文体明辨》一书，对当时的文章体式进行了辨析讨论。明代陈洪谟指出：“文莫先于辨体，体正而后意以经之”。其意是说，写文章首先要辨明体式，然后再安排内容。显然，这里强调的是文体在写作中的重要性。

有关文体常识问题，我们在中学阶段已经涉及到了。中学语文教学中习惯于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等几大类，每类有各自的特点和要求。当然，中学阶段学习的文体常识是一些基础性的文体常识，还没有涉及到较细致的文体分类问题。到了大学阶段，随着学习的深入，我们需要了解较多的文体常识，需要增强阅读与写作过程中的“文体感”，以求能够写出“入体”、“得体”、“合体”的文章。为此，我们有必要讨论文体分类的一般性理论和方法问题。

文体分类是文章繁富多样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人们对文章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初萌形态的文章，由于数量有限，质量不高，谈不上分类问题。甲骨文是我国早期初萌形态的文章，属于某些零星的片断的记述，因而还谈不上文体分类问题。后来，随着文章的成熟和其功能的扩大，各种不同的体裁、文种就产生了，文体分类问题也就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些文体类别，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独立体式的，有些文体类别则是经过人们有意识的划分而形成独立体式的。不管属于哪种情况，文体分类都是人们对文章的认识深入的表现，也是文章的功能日趋细密的表现。

文体的标志通过文章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从属性上看，文体属于形式因素，即文章的语言结构、篇章结构所形成的外部形态。它规定、影响语言的表达方式。文体的这种形式因素，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的继承性。在传播和交流活动中，文体形式还会反作用于文章的内容。因此，我们不能低视文体的形式构成和形式作用。但是，文体形式又不能完全独立于思想内容之外。文体形式和思想内容相互联结，相互规定。在写作实践中，内容和文体都可能起到一种先导作用，按照内容定体式或按照体式定内容的现象都是存在的。不过，从文章的本质功能讲，内容是文体内在的支配因素。文体的分衍，不是形式上需要不同的体式，而是内容丰富、功能多样的表现。

二、文体演变的历史过程

文章只有具备一定的体裁，才能更好地发挥载体功能。每种裁一旦形成，就会有约定俗成的名称，也会有相对稳定的格局和语体。当然，从历史视角看，这种格局和语体，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运演和社会需求而不断地

更新、变化。正如前人所言：文章体制，与时因革，时世既殊，物象既变，心随物转，新裁斯出……文章应时而生，体各有当。我国古代文章史说明，每一变革的历史时期，都有文体的变化，都有相应的文体分类。下面，我们将有关文体分类的历史状况，作一概略的介绍。

宏观地讲，我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产生于先秦，属于文体分类的萌动期；第二阶段产生于汉魏六朝，属于文体分类的成熟期。第三阶段产生于明清，属于文体分类的发展期。

殷周时期的文章分类，还处于不自觉的阶段，即已经有了初萌形态的文章类型，但这种类型是在写作、使用中自然形成的，没有人为的研究和划分。“五经”已显示出文体类型倾向。《易》是早期的哲学，谈到的问题有哲理性、抽象性、概括性；《尚书》是记言、记事的文集，其中有不少告示；《礼》着重记述当时的有关规章礼制；《诗》用于言志遣兴，属于文学作品；《春秋》记载历史事件，属于史书。“五经”对后世文章体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齐人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认为“五经”是后世文章的原始：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颜氏所言，虽然有些绝对化，但后世文章在“五经”基础上分衍，却是符合实际的。不难看出，“五经”首开文体分类的先河。

先秦除了以“五经”为代表的文章大类外，小的文种也萌芽了。在《诗经》和《尚书》内部，还有细小的文种。《诗经》中的风、雅、颂，按作者而划分，“风”来自民间，“雅”出自上层社会，“颂”是祭告神灵的乐歌。至于赋、比、兴，则是按表达的方式方法划分。“赋”即直接言事，“比”是使用比喻，“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事。《尚书》汇集了殷周时代的应用文书，其中有誓、命、训、诰等名目，实际上已成为应用文书的文种名称，后世公文就在这一基础上完善起来。

从汉代开始，文体分类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历史时代。在文体繁衍的基础上，汉代一些文人学者开始比较系统地研究、探索文体分类问题。东汉末期，蔡邕在《独断》一文中把帝王下谕群臣的文章分为策、诏、制、戒四类，把群臣上书帝王的文章分为章、表、奏、议四类。策是受封载案的文书，诏是指示、告知的文书，制是典章类文书，戒是戒敕类文书。章用以“谢恩”，表用以“陈情”，奏用于“弹劾”（检举揭发），议用以“执异”（发表不同意见）。虽然蔡邕的文体分类就宫廷文书而言，未涉及到社会性文章，但它指明了文种，显示了“上行”和“下行”的关系，在文章分类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稍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文体分类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写道：“夫文本同而未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显而易见，曹丕在这里就所有的文章而讨论问题，而且指出了四大类文体的特点。奏议类即应用文章，要写得典雅；书论类即议论文章，要阐明道理；铭诔类即祭悼文章，要写得符合实际；诗赋类即文学作品，要写得华美秀丽。这种分法比较合理，论述也颇精当。

晋代以降，研究文体分类的学者日渐增多，文章选集和文章论著不断涌现，文体分类走向成熟和深入。陆机在《文赋》中把当时主要的文章分为１０类，而且指出了各自的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而闲雅，说炜晔而谲诳。”挚虞考察和研究了文章源流，集聚不同的文种，编为

《文章流别集》，并对文体作了理论上的探讨，写出了《文章流别论》。可惜这些书早已散佚，只在有关类书中保留了部分片段。

标志古代文体分类走向完善、成熟的著作有两部，就是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和梁太子萧统的《文选》。《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章学专著，前４篇是绪论，接下来的２１篇是文体论，再下来２４篇是创作论和批评论，最后１篇是序言。在文体论中，作者重点论述到的文体有３５种。对每类常用文体，作者都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讨论。《文选》是一部文章选集，编者萧统时为昭明太子，所以也称《昭明文选》。该书涉及的文体比较广泛，达４３种，基本上包括了自先秦至魏晋六朝各种体裁的文章，作者在序文中还对有关文体作了辨析。它对后世文章选本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唐、宋时期的文章选本，大体上延续《文选》的分类体例。尽管唐、宋时期是我国古代文章空前繁荣的一个时期，但在文体分类上没有大的突破。

明、清以来，文体分类在前人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从划分出的数量看，明代达到了高峰。徐师曾《文体明辨》把文章分为１２７种，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分为１３２种。由于这种分类过细，所以显得驳杂难辨。到了清代，文体分类又由繁至简，由博返约。清代文体分类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姚鼐编辑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辑的《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辞类纂》广泛地收编了从西汉至明清的有名文章，把它们划分为１３类。《经史百家杂钞》在文体分类上首次使用二级分类法，即把所选文章分为三大门，每门下又分出具体文种。其中，著述门包括论著类，序跋类，词赋类；告语门包括诏令类，奏议类，书牍类，哀祭类；记载门包括传志类，叙记类，典志类，杂记类。共计１１类。就传统的一次性平列分类而言，这种二级分类法无疑是一种创新，它便于记忆和区分。后来的文体分类，就采用了先分出大类，再在大类中划分小类的方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新的文体分类也就应运而生。２０年代初期，陈望道在《作文法讲义》一书中将文章分为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辨文、诱导文五类。１９３３年，夏丐尊、叶圣陶合著的《文心》中主张把文章和文学分开，把文章分为记述文、叙述文、解说文、议论文四类。直至今天，文体分类上虽然有一些流行的分法，但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文学的分类，比较公认的是“四分法”：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普遍采用“三分法”：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由于文体分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根据具体使用的需要而分类。

第二节划分文体的依据和原则

一、划分文章体式的主要依据

古往今来，人们要对文章作出分类，总是要有依据。不同的分法有着不同的依据。文章表现形态的多样性，社会传播方式和功能的多样化，决定了分类依据和标准的多样性存在。人们可以从文章自身的属性进行分类，可以从传播方式和途径方面进行分类，可以从发挥的功能效应方面分类，可以从行文关系方面进行分类，可以从结构形式方面进行分类，还可以从题材构成、作者情况、语体风格等方面进行分类。正如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分出的类型就不尽相同一样，文章分类的依据、标准不同，得到的类别也有差异。

当然，有些分类依据，只能在某一局部使用，例如，题材的分类，风格的分类，只能用在文学方面，行文关系的分类只能用在公文方面。

就全局性文体分类的来说，依据不宜过多，文体的名称应相对统一，这样便于写作和使用，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现象。纵观文章分类史，我们可以看出，整体性的文体分类主要有下述三个方面的依据：

（一）以语言声律为依据

我国古人把文章从语言声律角度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韵文，一类是散文。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韵文简称为“文”，散文简称为“笔”。韵文指句式整齐、讲究押韵的文体，如诗歌、词曲、谚谣、箴铭等，散文指句式参差、不讲究对偶押韵的文体，它是文章的主体，经籍、诸子、史传、诏诰等都包括在散文之中。六朝以后，又有“骈文”和“散赋”的区别。“骈文”也称“骈赋”，讲究声律，对仗，而“散赋”舒展自由，不讲究声律和对仗。

依据语言声律分类，所分出的两类文体的界限十分清楚，易于区别。当然，这种分法过于简单，仅仅对于分别诗语与非诗语有意义，而对于其他方面的问题来说，就缺乏使用价值了。

（二）以功能用途为依据

文章总是为发挥特定的功能、用途而制作、而传播、而接收的，因此，功能用途是文体分类的主要依据。自古至今的文体分类，大多都是根据功能用途为依据的。“五经”中的五类文章，就功能用途而形成区别。蔡邕对宫廷应用文书的分类，曹丕对社会常用文章的分类，《文心雕龙》和《文选》的分类，以至姚鼐《古文辞类纂》的分类，基本上都立足于功能用途这一标准。当今一些写作教材常把文章分为新闻文体、应用文体、论辩文体、文学文体四类，也是从功能用途方面着眼的。我们认为，大学写作教材应以认知文体、论辩文体、文学文体、应用文体四类划分为宜，即把新闻类、史传类、科普类文章都包含到认知文体中。这样便于我们了解和和掌握各类文体的特点、作用及写作要求。

（三）以表达方式为依据

以表达方式为依据进行文体划分，在古代早已有之，“赋、比、兴”既是一种创作手法，也是一种表达上的区分。近代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分类中，就有“记载门”，记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记叙”。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以表达方式为依据的文章分类法空前兴盛起来。有的使用“五分法”：记载文、记叙文、解释文、论辩文、诱导文。有的使用“四分法”：记叙文、叙述文、解说文、议论文。有的还从记叙文中分出描写文和抒情文。当今中学语文教学中普遍使用“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的“三分法”。

按照表达方式分类的长处是，便于中小学生掌握基本的文章体式和语言方式。我们知道，学习写文章的程序是，先学习文字，再学习遣词造句，再学习段落组合，再学习谋篇组章。在中小学，学生学写作文，最重要的是学会语言的表达和运用，把话说通顺，把句式写对，并能连贯组合起来。不同的文体往往有着不同的表达方式。学会了常用的几种表达方式，也就等于学会了几种常用文体的写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从表达方式角度进行文体分类，便于教师讲述，也便于学生学习。因此，中小学语文教学注重表达方式问题，是正确的。

当然，从社会传播和交流的角度看，以表达方式为依据所分出的文体类型就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它不能揭示文章的本质功能，不便于操作和使用。由于这一原因，大学写作教学中宜于从功能用途角度从事文体分类。

二、文体分类的基本原则

由于文章的属性和构成比较复杂，功能和价值又往往存在着交叉现象，因此，文体分类会遇到一些困难和矛盾。为了解决有关困难和矛盾，我们应当确立一些基本原则。从文体分类的历史和现状出发，我们认为应注意下面几条原则。

第一，文体分类必须着眼于文章的区分、学习和使用。

文章作为一种信息工具和精神文化成果，有着重要的社会功用和社会意义。它本身并不是为了分类而出现、而存在的。分类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认识文章的内在联系和功能用途，便于人们学习、区分和使用。因此，重要的是从实际操作、运行的意义上来考虑文体分类。过于简单的分类和过于繁琐的分类都缺乏实际使用的价值，因而在社会文化系统中不易行通。当然，学习、区分和使用有一定的范围性。只要便于特定范围的区分、学习和使用，分类就有存在的必要。由于现代文章的繁荣和行业、专业的分衍，文章的范围性、专业性特征越来越突出。这种情况，为特定范围的文章分类提供了可能。比如说，就论辩文、政论文而言，报社常按作者身份区分为社论、编辑部文章、记者述评、评论员文章等几类，这样便能说明文章所代表的机构和文章的级别，但就写作教学而言，却没有必要这样分类。公文分类时，需要强调或说明行文关系时，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需要强调或说明公文来源时，分为收文、发文、内部文件；需要强调或说明使用范围时，分为党务公文、政务公文、司法公文、财经公文、外交公文等等。诸如此类的分法，都是为了特定意义上区分和使用的方便。

第二，同一级次的分类标准要统一。

尽管我们可以根据具体的学习、区分和使用的需要，可以采取不同的依据和标准给文章分类。但是，这不是说分类时可以同时混杂许多不同的依据和标准。按照分类的逻辑原则，同一级同一次的分类依据（或标准）必须统一。所谓同一级，指的是多级分类时的级别；所谓同一次，指的是同时并列分出的类别。如果同一级的同一次的分类依据（或标准）不统一，那么，就必然会造成文种归属上的混乱现象。打个比方说，我们就人口进行分类时，不能同时用年龄、性别、职业这三条标准分类。文章分类也是这样。有篇习作评介一位作家说：“这位作家是个高产的作家，他的作品很多，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言情小说，一类是袖珍小说，一类是意识流小说。”这里，由于分类的依据不一致，造成了概念上的混乱。言情就题材而言，袖珍就篇幅而言，意识流就创作方法而言。三者可以相互包属，不能形成并列关系。分类标准不统一的现象，在现行文体分类中往往存在。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文体分类法，把文章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四大类。显然，前三类以表达方法为依据，后一类以功能用途为依据。这样一来，一些文体在归属上就出现了矛盾。实用性调查报告，从功能看是应用文，但有可能用记叙的方式写作，从语言体式上可以归入记叙文。广告、产品说明书等，就语言体式上看是说明文，就功能用途上看是应用文。可见这种分法是不科学的。应当说明的是，不同级别和不同次的分类，可以使用不同的依据和标准。

第三，承认文体分类的灵活性、相对性和流变性。

本世纪２０年代，有人提出了划分文体的三条原则，就是一要包举（即能够包含所有文体的整个部分），二要对等（所分各类性质上彼此平等，决不能以此含彼），三要正确（所分各类有互排性，决不能彼此含混）。从逻辑学原理看，这三条原则无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从白话文运动初期直到现在，几乎所有的分类方式都未能完全符合这三条原则。这是什么原因呢？究其根由，这是文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导致的结果。

有些文体具有交叉、跨类现象。在自然界，不同的植物或动物一旦嫁接或交配，就会生出具有两者特征的新品类。例如苹果和梨结合就成了苹果梨，既有苹果的成分，又有梨的成分。这种新品种可以自成一类，也可以根据需要归入苹果类或梨类。文体发展中同样有这种交叉生产的现象。现代许多新文体就是两种文体结合而成的。报告文学是新闻和文学的结合，科幻作品是科学与文学的结合，散文诗是散文和诗歌的结合，传记文学是传记和文学的结合，哲理小说、哲理散文、哲理诗是哲理同文学的结合，等等。这类交叉文体，可以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也可以归入两者的任何一方。现在一些杂志，或选本，有的把报告文学归入文学文体类，有的把它归入新闻文体内，这都可以，即根据彼时彼地的需要而定。这就是说，我们要承认文体分类的灵活性。

有些文章，自身的文体特征不明显，在分类上具有相对性。中学生写的作文，一般在记人、记事范围，只标明大的体式，具体的文种特征不明显。一些报刊上的文章，文体特征也不明显。例如，用文学手法写出的一些介绍科学常识的小文章，既象散文，也象科普小品。有些记人记事的文章，情节复杂，文笔生动，本身处于人物通讯和报告文学的边缘上。由于这类文章活生生地存在，就使得文体分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对性。

有些文章的文体属性，可能因功能转化而发生流变。我们知道，功能用途是文章分类的主要依据和标准。有些文章的生命力很短。有些文章的生命力很长，千古为人们传诵。对后一种文章来说，随着历史发展，环境改变，其功能用途就会发生转化，人们阅读的目的和接收的角度也就出现差异。于是，文章的文体属性也就出现了流变现象。比如说，李斯的《谏逐客书》，诸葛亮的《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等，都是作者写给当时帝王的报告，就文体属性而言，自然属应用文之列。帝王阅读这些报告，也是从了解、解决某一问题着眼。但是，我们现在阅读这些文章，情况就不同了。原文的“应用”功能早已结束了。由于这些文章文法有序，议论精彩，文辞优美，所以，我们阅读的目的是学习、借鉴、欣赏。而我们鉴赏时，已把它们当作议论性散文来看待了，不再当作应用文书看待。由此可见，文章功能的转化引起了文体的流变。当然，这种情况多就历史上遗留下的文章而言。

不难看出，由于文章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文体分类的灵活性、相对性和流变性。缘此，当我们考虑文体分类原则的时候，要使原则符合现实文章的状况，而不是让文章的现实屈从于某一既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