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合同中委托方单方解除合同违约责任的承担

委托合同中委托方单方终止合同之违约责任的承担基本案情：

客户作为某公司股东对公司拥有100%的股权，其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将公司委托给第三方进行经营管理，约定由第三方收取管理费，管理费是每年经营收入的一定比例，合同约定期限10年，并约定如果客户提前终止合同，需按照剩余年限向对方支付高额的违约金。现客户希望单方强行终止委托合同。

问题：目前我国司法实践当中对于委托合同当中委托方单方解除合同，违约金或损失赔偿标准通常是如何判决。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第一百一十四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第三百九十六条委托合同是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第四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

第二十八条当事人依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请求人民法院增加违约金的，增加后的违约金数额以不超过实际损失额为限。增加违约金以后，当事人又请求对方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二十九条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并作出裁决。

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一般可以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

二、司法案例

【案例1】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6年第2期）

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盘起）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盘起）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辽民三合初字第34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2005年11

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委托合同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订立，亦可基于当事人之间信任基础的动摇而解除。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大连盘起解除对上海盘起的委托合同关系，属于行使法定解除权，但该解除行为给上海盘起造成损失，大连盘起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原审判决判令大连盘起向上海盘起赔偿因解除委托合同而造成的直接损失1662766.57元（原审判决表述为1662766.07元系笔误），是正确的，本院予以

维持。至于大连盘起是否还应向上海盘起赔偿可得利益损失问题。本院认为，虽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亦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本案系因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宜对“赔偿损失”作扩大解释。原审判决驳回上海盘起要求大连盘起承担可得利益损失民事责任的诉请，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维持。

本案的审理表明，在委托合同纠纷当中，本案法官认为，首先委托合同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订立，亦可基于当事人之间信任基础的动摇而解除。

根据《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双方都享有解除权，同时根据该条“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的规定，行使解除权的一方（除不可归责于自己的事由以外）应当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对于赔偿的范围，法官认为对于委托合同当中，一方行使法定解除权终止合同需要承担的违约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因此对于赔偿损失的范围不宜做扩大解释，支持了一审判决，而一审的判决理由是“关于预期利益损失的赔偿问题，上海盘起诉请的预期利益损失，由于其具有不确定性，且《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又赋予委托合同当事人对合同的随时解除权，故上海盘起主张合同解除后的预期利益损失缺乏法律依据，应不予支持”。因此，在赔偿损失方面，主张赔偿损失的一方必须明确其具体的损失，也即损失赔偿应当具体确定。

【案例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50号：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与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案（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第12期）

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弘正所”)因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08)黄民二(商)初字第4518号民事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经审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8月17日作出（2009）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50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认为“对于终止委托而言，合同法规定了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外，应当赔偿损失。该规定中的应赔偿损失应理解为实际损失，而《协议书》约定如船舶设计院单方终止协议的，须按约定律师费额补偿弘正所经济损失，该约定缺乏法律依据”。

通过审理，法官认为《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赔偿损失”的为实际损失，从而防止损失赔偿范围的扩大。该案例与案例1法官的观点保持一致，即对于委托合同当中，委托方基于解除权单方解除终止合同的，给受托方造成的损失应当以“实际损失”为限，而不宜扩大损失赔偿的范围。

【案例3】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97号：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濮阳市丰硕物资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世纪律所）与濮阳市丰硕物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丰硕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豫法民一终字第10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审查，2013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3）民申字第197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之规定，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该处所规定的‘损失’，不同于合同有效履行应得的约定报酬，而应为世纪律所履行受托行为而遭受的有关损失。因世纪律所没有对其损失举出充分证据，二审根据其已完成的工作，酌定给予80万元报酬，并无不当”。

本案当中，法官对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中的“损失”范围同案例1、2中认定的一致，认为属于“实际损失”，而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

【案例4】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990号：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与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帅公司）因与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骜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所作（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145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院申请再审。经审理，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2015）民申字第990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1、虽然《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但是就案涉有偿合同而言，该条所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可以基于合同当事人的合意予以排除。当事人通过合同就任意解除权不得行使的约定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均应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2、《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根据法院对此案的审理，本案法官关于委托合同当中委托人的任意解除权及赔偿损失作出了同案例1、2、3不一样的认定。首先，关于任意解除权，本案法官认为尽管《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了合同双方的任意解除权，但是合同当事人双方通过约定可以排除该任意解除权。因此如果一方违反合同的约定，则构成违约，需要承担违约责任。其次，关于违约责任的赔偿范围，该案法官认为违约方应当赔偿的损失基于《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实际损失，二是可得利益损失。但是对于上述损失，一方面要按照合同约定，另一方面证明责任由主张损失赔偿一方进行承担。

【案例5】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84号：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合同纠纷案（选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1年第9期）

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丰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以下简称环境装备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以下简称环保设计院)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审监民提字第153号民事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经审查，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5月30日作出（2011）民再申字第84号《民事裁定书》，该裁定书认为：1、违约金的性质仍以补偿性为主，以填补守约方的损失为主要功能，而不以严厉惩罚违约方为目的。过高的违约金约定可能与公平原则存在冲突，在某些情况下还存在诱发道德风险的可能。因此，当事人主张约定的违约金过高请求予以适当减少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调整；2、在计算实际损失数额时，应当以因违约方未能履行双方争议的、含有违约金条款的合同，给守约方造成的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将合同以外的其他损失排除在外。对于一方当事人因其他合同受到的损失，即使该合同与争议合同有一定的牵连关系，也不能简单作为认定本合同实际损失的依据；3、对于前述司法解释中“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规定应当全面、正确地理解。一方面，违约金约定是否过高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以实际损失为基础，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百分之三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标准；另一方面，前述规定解决的是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不是人民法院适当减少违约金的标准。因此，在审理案件中，

既不能机械地将“当事人约定的违约金超过造成损失的百分之三十”的情形一概认定为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也不能在依法“适当减少违约金”数额时，机械地将违约金数额减少至实际损失的百分之一百三十”。

上述司法案例，对于审判实践当中如何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及对于违约金过高法院如何行使自由裁量权加以调整做了一个典范性的裁判，即在审判当中首先对于违约金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进行计算，当其过高或者过低时法院有权进行裁量调整，其次在进行认定的时候还要兼顾合同的履行情况、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综合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予以判断。

三、法律意见

1、首先，关于本案的合同性质认。根据对本案分析，本案当中客户作为某公司100%股权的股东，其将公司委托给第三方进行经营管理，由第三方收取管理费，可以认定本合同属于我国《合同法》第三百九十六条规定的委托合同，即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

2、关于客户单方终止合同行为的认定。我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因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除不可归责于该当事人的事由以外，应当赔偿损失。由于委托合同基于当事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订立，亦可基于当事人之间信任基础的动摇而解除。因此，在委托合同当中委托方和受托方双方均享有任意解除权。但是对于该解除权，是否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约定进行排除，前述司法案例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对于该解除权是否能够由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的观点并不统一。在案例1当中，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认为当事人对委托合同可以单方行使法定解除权，只不过要向对方承担赔偿责任。因此，这里的责任仅仅是赔偿责任，而不是违约责任。但是案例4当中，最高院的其他法官却认为当事人在委托合同当中约定了违约条款，可以排除当事人的任意解除权。因此，该法官认为“自《委托合同》生效之后，康帅公司即不得再将《委托合同》的策划销售事务委托他人或者自行完成，既不再享有任意解除委托合同的权利”。对于《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的委托人和受托人双方的任意解除权是否可以通过合同加以约定排除，不同的观点导致的对于行使解除权一方承担的责任后果则导致不同的情况。本案当中，客户单方终止合同，需要

承担何种损失，及损失的大小要根据前述对解除权行使的观点加以判断。

3、本案当中，客户单方终止与受托方之间的委托合同，其承担的责任按照前述分析的有两种情况：

第一，根据司法案例1认为的，委托合同当中双方可以行使任意解除权，

如果其中一方行使任意解除权，则应当对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而非违约责任，诚如案例1当中法官的观点“本院认为，虽当事人行使法定解除权亦应承担民事责任，但这种责任的性质、程度和后果不能等同于当事人故意违约应承担的违约责任。本案系因行使法定解除权而产生的民事责任。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解除委托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根据本案法律关系的性质和本案的实际情况，不宜对‘赔偿损失’作扩大解释”，因此对于这种行使任意解除权承担的损失应当是实际损失，而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这一点，在案例2和案例3当中，实际上也是被最高人民法院法官予以认可的。因此，按照此种司法观点，则当客户单方终止合同时，需要对受托方承担的仅为实际损失，而不包括可得利益损失。

第二、根据司法案例4的观点，对于委托合同规定的任意解除权，当事人

双方可以通过约定加以排除，因此如果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中的规定单方解除/终止合同，则需要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款“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该责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因违约造成的实际损失；二是合同履行后的可得利益。

根据前述两种不同的司法观点，可以看到两种观点的区别在于当委托方如

果进行单方终止合同时是否承担给对方造成的“可得利益损失”，而不管哪种观点，委托方均要向对方承担实际损失。关于这两种损失，在诉讼当中则需要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加以证明。因此在客户提出解除合同之后，对于损失（包括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的具体多少均需要经过举证加以完成。不过对于可得利益损失的认定和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十条规定：人民法

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合理分配举证责任。违约方一般应当承担非违约方没有采取合理减损措施而导致损失扩大、非违约方因违约而获得利益以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的举证责任；非违约方应当承担其遭受的可得利益损失总额、必要的交易成本的举证责任。对于可以预见的损失，既可以由非违约方举证，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裁量。

本案当中，尽管合同约定“如果我方提前终止合同，需按照剩余年限向对方支付高额的违约金”，但是该约定属于约定不明，没有约定具体的数额，也没有约定具体的计算基数和标准，因此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所以，如果受托方主张违约赔偿，需要自己提供强有力的证据。如果对方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根据前述司法案例5当中法官的观点，客户如果觉得违约金过高也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请求向人民法院请求减少，而且法官在进行判断时也会基于证据同意对于违约金是否过高或者过低加以调整。

附：

1、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二终字第143号：上海盘起贸易有限公司与盘起工业（大连）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2、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450号：上海市弘正律师事务所与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服务合同纠纷案；

3、最高人民法院（2013）民申字第197号：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与濮阳

市丰硕物资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4、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990号：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与湖南康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天骜投资策划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案；

5、最高人民法院（2011）民再申字第84号：韶关市汇丰华南创展企业有限公司与广东省环境工程装备总公司广东省环境保护工程研究设计院合同纠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