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建筑

《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其易道博大精神，源源流长，对于中华民族的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建筑文化在内，都有深远的影响。易学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往往是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堪舆学即风水理论为中介。对于风水的评价，至今都是毁誉交加，莫衷一是。

1. 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与布局的影响

1.1对于选址的影响

在中国，涉及选址，往往离不开“风水”，而易学对中国传统建筑的影响,往往是以中国古代特有的堪舆学即风水理论为中介的。中国古人凭直觉认知和知识经验积累，总结并逐步完善了一套以人与自然协调为准则的认知观念和择地理论，一直被广泛应用于传统聚落选址和居住环境营建中。因此，最常见的聚落选址是由风水师进行“堪天舆地”：以风水理论为指导，通过综合观察地理环境的空间形势、日月星辰的运动规律等，按照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方法来确定最有利的聚落位置。

按风水理论选择聚落地理位置，实际上是对气候、地形、地质构造、水文状况等影响人们生存健康的自然要素进行综合权衡的结果。正是基于这一追求，风水理论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理论思维，吸收融汇了古代科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民俗学等方面的智慧，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综合性、系统性很强的独特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更以其世俗化而深深植根于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在对传统建筑的选址、规划布局和经营建设上，一直起着权威的指导作用，上至京都、皇宫、陵寝，下至山村、民舍、坟茔，无不在风水观念的笼罩之下。可以说，风水是中国传统的地理位置选择理论。

风水理论及其实践之所以能流传千载，关键在于它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中国古人历来认为，天地气交，化生万物，人本是天地之子，因此，人的存在一刻也不能离开孕育他的自然环境，一切都要以自然的和谐为最高准则。而自然环境本身，又有着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的地方对人十分有利，有的地方则会带来伤害。因此，作为立身之本的住宅建设，是不应当任意选址的，而要通过实地考察（即相地），找到最吉祥的地点——风水穴，或曰风水宝地。一般而言，理想的风水宝地最好是马蹄形的，三面有山环抱，风水穴位于主峰的山脚下，山势走向呈某种吉祥动物的态势。穴前有一片临水的开阔地，流水呈环形绕过，穴地高爽干燥，方位朝阳。不难想象，具备这样一种条件的地方，对人的生存自然是十分没好的——生活在季风气候区的人们，背山可以屏挡冬日北来寒潮，面水可以迎接夏日南来凉风，朝阳可以争取良好日照，近水则大大方便人们的生产与生活。这种“穴”的典型模式被认为可以“藏风聚气”，是有利于生态的最佳风水格局。

再如地方病与水土、地形、地质构造的关系。通过对地形环境的研究，发现虽然同一地区，因地形地貌，水土性质上有差别，也会有病区和非病区、重病区和轻病区的不同。如果把大量的调查结果与传统风水理论作比较，则可发现，如果按照风水理论关于相土尝水、地形地貌、水文地质等各方面的选择标准来权衡，吉利者恰在非病区，而病区的水土环境正是风水视为有诸多不吉的地方。

风水本身探究的乃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生，而这种思想，又是以大地有机自然观表现出来的。风水学说把大地看作犹如人体的自然有机体，与人体一样也有经络穴位，大地有机体的生存是以各部分的相互协调为前提的，人只有摸清了大地的经络穴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安详地生活在自然的环抱之中。

1.2对于布局的影响

风水术最推崇矩形、长方形等规整形制，原因有三：其一是受到“两仪生四象”、“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其二，矩形有利于气的流动；其三，风水术认为方位、朝向决定着人的命运，而矩形的四边对应着“天之四灵”，四角也对应着易经八卦，故为吉。因此，中国传统建筑群及城市均按方形模式来营造。

中国传统建筑群中的均衡对称不同于一般形式上的完全的对称，其差别在于一方面受阴阳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建筑群不仅关注形式，尤其关注其内涵。“左祖右社”，“左者，人道所亲，故立祖庙于王宫之左。右着，地道所尊，故立国社于王宫之右”。“左文右武”，“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略去背后的具体意义探讨，在中国传统建筑格局中，对称不是纯形式的，而是一种包含了内容的相关矛盾均衡。

中国传统城市规划都是以“井”为核心的井田制，也因此促成了中国古代建国制度和营国制度的发展。古代明堂、宫宅、坛庙、城邑以及陵墓等各类型的建筑，正因此彰显出强烈的同构倾向。在《周易》中有“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井，德之地也”；“井以辨义”等等，认为“井”具有无私、通达、仁慈、坚贞、高

尚等美好的品格和德性。所以，井在古代被列入“七祀”或“五祀”祭典，成了天子与庶民都要应时隆重祭祀的礼仪，延续数千年而未辍。此外还有古代陵墓建设更以“金井”为“穴”，慎重措置并事以礼仪。

不论是新建城市还是改建城市，一律采用方形平面，这样除了附会礼制与风水之外，其实在当时的城市建设条件之下，应该说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措施。在这种方形定位的原则下，建筑无论是有计划还是无计划发展，它们都是很容易自然而然地取得和谐统一的构图效果。因为所有建筑、街道、空间都是基于同一的以东、西、南、北方位形成的方形格网上来定位，相互之间就产生了同一的关系，不再需要严格的建设规划来加以控制。同时，这种方形城市的功能分区、土地利用、道路网布置、街区组织，都同样可以作到十分严格与完善，从而共同构成一个组织层次分明、空间结构清晰的城市空间环境。

2.周易对中国传统建筑外形和装饰的影响

中国建筑的外形和装饰都受到《周易》诸卦象的影响。建筑实体的直观显现是“形”，建筑的艺术实际上就是造型的艺术，造型艺术使人们凭自己的视觉可以观感到建筑外部轮廊和内部三维空间的美。《周易·系辞》明确指出中国先人的居住方式和丧葬礼仪受《周易》卦象所影响。据《系辞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于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盖取大过”。《系辞下》认为宫室建筑“盖取大壮”。《大壮》卦由上震下乾组成。《说卦》曰：“震为雷，乾为圆”。《大壮》卦是上有雷雨，下有圆屋之象，它是房屋由山野穴居上升为地上木构房屋（宫室）的符号表征。“栋”，屋脊，承而在上；“宇”，椽子垂而向下，故曰“上栋下宇”，这样人居屋内可避风雨。又上震为“动”，下乾为“健”，犹如风雨动于上，而宫室壮于下。半坡村遗址和仰韶遗址可以作为此说的明证，商周台榭建筑以及历代宫廷建筑的宏伟大制都可以从大壮卦找到根据。先秦两汉的建筑风格就比较侧重于阳刚壮美的表现，其形象追求的是“宽大崇高”，其细部追求的是“错采镂金”。所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周易·系辞上》）古人以“大为贵”。《礼记·礼器第十》中讲：“有以为大为贵者。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刘邦因为刚打下天下就大兴土木而感到不妥，丞相萧何对他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无以重威。”(《史记·高祖本纪》)春秋战国的“高台榭、美宫室”；秦始皇建咸阳宫，“覆压三百余里”；武则天建明堂提出：“时既沿革，莫或相遵……，上堂为严配之所，下堂为布政之居”；宋徽宗建明堂“三代之制，广修不相袭，世每近，制每广”；清代乾隆更大兴土木，亲自过问，改建祈年殿、故宫和热河建筑群（避暑山庄），引水造山，还说：“水无波澜不致清，山无曲折不致灵，室无高下不致情” 。如此种种，都可以看出中国建筑的审美追求在“大”，同时也追求曲致。不过，“君子以非礼弗履。”（大壮卦《象》辞）建筑的规模必须符合礼制。《周礼·冬官考工记第六》中将城市分为天子的王城，诸侯的国都和宗室与卿大夫的都城三个级别，规定：“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途九轨，环途七轨，野途五轨。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途以为诸侯经途，野途以为都经途”，又说：“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一”，“有以高为贵者。天子之堂九尺，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古建筑中对斗拱的设置、和玺、旋子彩绘以及屋顶瓦的色彩和材质都有明确的等级规定。所以，中国古人虽然崇尚“大”，但不追求不符合礼制的广居和华居。

另外，“重门”也是中国建筑的一个特色。《周易·系辞上》云：“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是说城、郭双重门的功能是为了防止外敌入侵以及盗贼抢窃。“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系辞上》）房屋空间的启闭开合是它的功能作用，关闭门户是晚上（坤），打开门户就意味着白天到了。门户在建筑中非常重要，空气、人气的流通都必须通过门户的阖辟。“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这样一来，中国建筑的门户甚至是变通的关键，“往来不穷”，使凝固不动的建筑变得有生机和活力。还有象窗户之《离卦》也是对建筑影响比较大的一卦，此卦象是代表火的卦象，比喻光明。仔细观之，六二和六五两爻为中空的阴爻，初九、九三、九四和上九为阳爻，先人“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周易·系辞下》），大概是取诸离卦，而且古建筑棂格采光窗也取之于离卦，“履错然”（《离卦》初九爻辞），“黄离”（《离卦》六二爻辞），都可以见其美。《离卦·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所以，统治者立“明堂”以表达大人“向明而治”（《周易·说卦》），即以太阳普照万方之心来治国安民的思想。《礼记》中就提到：“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既然“重明”（离卦《彖》

辞）如此重要，我们便可以理解中国建筑为什么那么注意通过窗户采光、取景，从而使室内光线充足、居住环境具有诗情画意了。

中国建筑的规模、色彩、材料和装修，以及立面造型和平面规划都效法《周易》精神。其一，无处不体现“阴阳”之道，如“阴阳相济”、“虚实相生”、“刚柔互补”等原则。《系辞下》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中国建筑艺术，既有阴柔阳刚美的侧重，又提倡两者和谐，强调阴阳两种势力的对立统一，高低凹凸、明暗虚实的阴阳变化与中和。建筑的构图观念和形象特征中的刚柔，明暗，凹凸，硬软等都无不是“阴阳”之道的外现。传统建筑的基本立面构图是三段式的，底部为台座或台基，中段为柱子加出挑屋檐的斗拱，顶段便是颇有民族特色的大屋顶。这一形象本身就表现出虚实相生、阴阳相济。台基实体一块为阳，柱子加斗拱较虚透细巧为阴，大屋顶庞大如盖又为阳，而这三部分又各有阴阳变化。台基虽实，但常选用白青灰等浅色石砌。如重要建筑台基较高，则往往分成数层，并围上雕刻精细的拱杆(如天坛祈年殿，太和殿的汉白玉台基)，以避免其外观过实而使阳中蕴阴，柱子虽然较虚透，但其刚直有力擎托起大屋顶，且常漆成红色，斗拱亦作牛腿挑梁形，使其虚中带实，阴中有阳刚之气。最为奇妙的是我国古建筑的屋顶，集中反映出与西方建筑不同的风神情调。西方建筑多圆形，葱头形的弯隆顶和三角顶，它们向上凸起，外张感较强。而我国建筑的屋顶是微微向上反曲的，形成十分柔和、好看的凹曲线。屋角也经过特殊的艺术处理——夸张地向外卷起，形成优美的飞檐翘角。这样，尽管硕大的屋顶主要表现出阳刚之美，但它那非几何性颇具内敛感的造型，又带有飞动、轻巧、跳跃等阴柔美的特征，达到了以阳带阴，虚实结合的和谐统一。所以传统建筑含刚蕴柔、寓刚于柔，方算妙品。其二，在此影响下，中国建筑还十分讲究对称变化之美。卦象之对称美在建筑上得到广泛应用，可以北京故宫建筑为例。从天安门到神武门，整个庞大建筑群，以中轴为基准，前后、左右处处注意对称。同时，建筑设计要有变化才美，无变化，呆板则不美。变化要结合山水地形之变化，甚至为了美，应该适当地将原始环境有所改变。其三，对景、意、境交融的审美情境及意境的绵延无尽之追求。中国古典建筑既讲究“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又讲究“方圆相胜”、“小中见大”、“意境相生”、“象在意外”的情景交融，崇尚境外景、景外境之美，中国的园林建筑便是其中的杰作。阴柔秀美的园林与正规建筑、广殿高楼互补，追求诗情画意和韵味含蓄，体现出一种朴素、雅洁、宁静、自然的风格。中国传统建筑幽隐深密的意境还体现在庭院美中，所谓“行其庭不见其人”（《艮卦》）。庭院一般是指前后建筑与两边廊庭或墙相围成的一块空间，建筑主阳为实，庭院为虚、主阴，这一虚一实组合而成的“前庭”和“后院”，按中轴线有序连续地推进，大大增强了传统建筑阴阳合德的艺术魅力。北京的故宫、山东曲阜的孔庙等建筑群之所以会打动千千万万个旅游观赏者，其主要原因恐怕亦在于此。如果孤立地去观赏这些群体中的主要殿堂，它们的基本造型变化不大，不能反映出古建筑艺术的绚丽多彩，然而一旦将它们与围廊、门楼、亭阁、隔墙等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虚实相济的建筑群，其感染力会成倍增长。即使在秦汉时期主要表现阳刚之美的建筑中，也不是完全不注意室外空间的组合。如秦阿房宫，也不是实体一块的建筑单体，而是以殿、楼、阁，以及诸多架空间道、复道联络组合而成的庞大建筑群。在它的阳刚之美中，也透出丝丝的秀美。而且，建筑环境强调有山有水，这是中国传统审美的追求，也是人们阴阳平衡的心理需要。总之，园林和建筑都不约而同的追求阴阳和谐、对称变化、象在意外等审美境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人与环境的统一和谐。

在中国建筑装饰方面，也明显可以看到《周易》卦象的影响，最有说服力的莫过于“龙”了。《周易》中关于“龙”的生动描绘主要集中在《乾卦》。如其各爻辞及“用九”所说的“潜龙勿用”、“见龙在田”、“君子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见群龙无首”等，都生动地描绘了龙的不同形式的美。同时，我们也可以学习“龙德”，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的精神，就是龙的精神，也就是自强不息、不断进取的精神。“时乘六龙以御天”，从乾卦给我们的启示和寓意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中国古人的充分自信和人文精神。当然，这种“自强不息”是“与时偕极”的，与时代和机遇同行、进退自如的一种“不息”。正因如此，中国古人对龙非常景仰，把它当作一种最重要的图腾，当作民族的象征，广泛的运用于生活和建筑装饰中。如在紫禁城的太和殿，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共有12654条神态各异的龙。

小结

古代的风水学对于指导人们有效地利用环境、趋利避害有着一定价值，但由于历经了封建社会的长期

发展，风水学说的许多原理就成了算命的原理，其终极目的就成了完善建筑使用者命运，使其遇难呈祥。正如清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所说，即使这本“书”对指导当时的环境规划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但2000年前的东西显然是不能全面指导现代人的生活的。

综上所述，周易对建筑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的看待。所以对于周易中的唯心主义部分，需要用辩证眼光辨别并丢弃。唯有此，才能将周易中宝贵的东西发扬光大，以此指导建筑设计，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建筑

周易》美学智慧的原始思维的文化心理内容，是“天人合一”，其灵魂是讲求“顺其自然”，这也是中国建筑文化上的传统,对此在一些古典中国小说中也有描绘,《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中说到贾宝玉对大观园中的的稻香村不怀好感，皆因“此处置一田庄，分明是人力造作而成，远无邻村，近不负廊，北山无脉，临水无源，高无隐寺之塔，下下通市之桥，峭然孤出，似非大观”，因为它“非其地而强为其地，非其山而强为其山，即百般精巧，终不相宜”，归根到底是因为它有背古人所云“天然图画”之“天然”二字，远不及“有凤来仪”等处的建筑，“因地制宜，有自然之理，自然之趣”，“虽种竹引泉，亦不伤穿凿”。这活虽出于宝玉之口，实则反映了文学大师曹雪芹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环境美学，建筑应“崇尚自然”、“师法自然”的《易学》思维审美观。

纵观中国传统建筑，灿烂辉煌，但也不乏将苏州园林直接“克隆”到北京，堆山挖湖的陈年老剧。许多“为使之有而强为之”的建筑及规划与今天的人造景观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从古至今《易学》思维已渗透到中国建筑的各个方面，从建筑的选址规划到单体建筑设计都渗透着易美学“天人合一”的思想。但是在许多宫殿、宗教、建筑、园林的设计中多少受到统治者主观因素的影响。没能做到真正的“顺其自然”。唯有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建筑类型，–––居住住宅，形成了根据不同地域气候和生活方式而异的多种住宅形式，它们朴素实用、灵活、适应性好。真正完全体现了周易美学“天人合一，顺其自然”的哲学思想。

苏州园林讲求幽静雅致，师法自然，追求大自然的生机与意趣，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求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协调。无论黄土高坡的窑洞还是闽南土楼，或者藏族石屋，黔西石板房，广西麻栏式民居，傣族干阑式住宅都是顺其自然，因此制宜，就地取材建筑住宅，将对自然资源及景观的破坏减小到了最低限度，同时获得了最为纯真的精神享受。易学中的天人合一观点是其一成不变的宗旨。

民居建筑的意境是浪漫的，同样，中国民居不是人居住的机器。它崇尚自然，同时也十分科学，在西周春秋时期的最早史诗与《诗经》中，就有了“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描述靠近洞水，面对青山的建筑颂诗。杜甫诗“卷帘唯白水，隐几适青山”则更加抒怀了中国民居建筑网罗天地、饮吸山川的空间意识和胸怀。这就是周易美智慧中崇天（父）意识与恋土(母)情节的体现完美体现。

《易经》讲究乐观情调与忧患意识的统一。碉堡式的闽南土楼能够自我防卫，同时自得其乐。“形式追随功能”的是民居建筑不变的主题。

轻风渐渐吹散蒙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易经》上的重重的历史灰尘。在其思想指导下的中国传统民居，因地制宜，利用当地有利自然条件，用最经济、最天然手段达到抵御各种不利因素并获得舒适居住空间的目的。它不是向自然宣战，处处与自然相抗争，企图征服之，而是顺应自然，融于自然的文明建筑。它的优越性已引起世界学者的广泛关注。具有深刻文化底蕴中国传统民居所体现出来“天人合一”的周易美学思想必将照亮建筑发展的整个的未来。

一古代建筑风水学的基本思想

众多考古资料证明，重视人的居住环境，这是中国本土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早在六、七千年前的中华先民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选择与认识已达相当高的水平。仰韶文化时期聚落的选址已有了很明显的“环境选择”的倾向，其表现主要有：(1)靠近水源，不仅便于生活取水，而且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2)位于河流交汇处，交通便利。(3)处于河流阶地上，不仅有肥沃的耕作土壤，而且能避免受洪水侵袭。(4)如在山坡时，一般处向阳坡。如半坡遗址即为依山傍水、两水交汇环抱的典型的上吉风水格局。颇具启发意思的是，这些村落多被现代村落或城镇所迭压，如河南洪水沿岸某一段范围内，在15个现代村落中就发现了11处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甘肃渭河沿岸70公里的范围内，就发现了69处遗址。可见，远古时代的人们对聚落选址因素的考虑很是讲究，这个古老的传统根深蒂固地遗留在后人的脑海中，并具体显现在许多现代城市、村镇的选址与建设中。从上古文化遗址情况中还可判断，人们聚居的地区，已出现了较为明确的功能分区。如半坡遗址中，墓地被安排在居民区之外，居民区与墓葬区的有意识分离，成为后来区分阴宅、阳宅的前兆。新石器时代原始居住形式的不断改进，反映了人们随环境而变化的适应能力，对原始聚落的位置选择，也体现了远古先民对居住环境的质量有了较高的认识水平。总之，人们在观察环境的同时，开始了能动地选择环境。从殷商之际的宫室遗址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对河流与居住环境之关系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今河南安阳西北两公里的小屯村，是殷商王朝的首都。这里洹水自西北折而向南，又转而向东流去。就在这条河流的两岸，其南岸河湾处的小屯村一带，是商朝宫室的所在地；宫室的西、南、东南以及洹河以东的大片地段，则是平民及中小贵族的居住地、作坊和墓地等；其北岸的侯家村、武官村一带则为商王和贵族的陵墓区。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宫室区、民居区还是生产区、陵墓区，它们都是位于河水曲折怀抱之处，这充分证明了后世风水学中追求“曲则贵吉”理念源远流长。正如《博山篇·论水》中所说：“洋潮汪汪，水格之富。弯环曲折，水格之贵。”蒋平阶《水龙经》亦曰：“自然水法君须记，无非屈曲有情意，来不欲冲去不直，横须绕抱及弯环。”“水见三弯，福寿安闲，屈曲来朝，荣华富绕。”总之，对水流的要求是要“弯环绕抱”，讲究“曲则有情”，因为“河水之弯曲乃龙气之聚会也。”（《阳宅撮要》）再则，风水学中以河曲之内为吉地，河曲外侧为凶地。《堪舆泄秘》曰：“水抱边可寻地，水反边不可下。”《水龙经》亦认为，凡“反飞水”、“反跳水”、“重反水”、“反弓水”一类的地形均为凶地，不利于生养居住。所谓“欲水之有情，喜其回环朝穴。水乃龙之接脉，忌乎冲射反弓。”显然，这是古代先民在对河流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城乡建筑之关系作了长期的观察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与现代河流地貌关于河曲的变化规律是相吻合的。换而言之，古代建筑风水学中所总结的“水抱有情为吉”的观点，就是根源于此种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其次，风水学强调城市与建筑的“面南朝阳”，这即有其深厚的文化背景，又有着非常合理的科学依据。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与《周易》之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周易·说卦》曰：“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后世人谓帝王统治国家的方略为“南面之术”，即源于此。此外，中国的天文星图是以面南而立仰天象而绘制的，地图是以面南而立用俯视地理方法绘制的。所以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也很独特：前南后北，左东右西，而与今天人们普遍使用的源自西方的方位观念（上南下北）恰好相反。这种“面南朝阳”思想的产生，又是由它特定的环境特点决定的。因中国处在北半球中，阳光大多数时间都是从南面照射过来，人们的生活、生产是以直接获得阳光为前提的，这就决定了人们采光的朝向必然是南向的。再者，面南而居的选择亦与季节风向有关。中国境内大部分地区冬季盛行的是寒冷的偏北风，而夏季盛行的是暖湿的偏南风，这就决定了中国风水的环境模式的基本格局应当是坐北朝南，其西、北、东三面多有环山，以抵挡寒冷的冬季风，南面略显开阔，以迎纳暖湿的夏季风。由于是“面南而居”，风水学中往往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来表示方位。如《葬书》说：“以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阳宅十书》曰：“凡宅左有流水，谓之青龙；右有长道，谓之白虎；前有汗池，谓之朱雀；后有丘陵，谓之玄武，为最贵地。”于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成为风水中推崇的四个方位神的名称。但风水中何时开始使用这四种动物作为方位神，一时无从稽考。不过，在河南淄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O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墓葬中，有着一幅图案清晰的用蚌壳砌塑而成的“青龙”、“白虎”图形，分别位居埋葬者两侧。如

果墓葬中的“青龙”、“白虎”图形也有着指方位的作用，那么后世风水著作中关于“青龙婉蜒，白虎蹲踞”的思想就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其实在上古时代，人们已有了较明确的方位神的观念。正如《礼记·曲礼上》所说：“行，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此四个方位神的名字又代表四个天神的名字，构成南北东西四个天象。故《淮南子·天文训》曰：“天神之贵者，莫贵于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作为四方之神，后为道教所尊奉，以致在中国文化中影响广泛。青龙、白虎等四神作为方位神灵，各司某职护卫着城市、乡镇、民宅，凡符合以下要求者即可称之为“四神地”或“四灵地”。其条件是“玄武垂头，朱雀翔舞，青龙蜿蜒，白虎驯俯。”即玄武方向的山峰垂头下顾，朱雀方向的山脉要来朝歌舞，左之青龙的山势要起伏连绵，右之白虎的山形要卧俯柔顺，这样的环境就是“风水宝地”。风水宝地的构成，不仅要求“四象毕备”，并且还要讲究来龙、案砂、明堂、水口、立向等。《阳宅十书》说：“人之居处，宜以大地山河为主，其来脉气势最大，关系人祸富，最为切要。”“阳宅来龙原无异，居处须用宽平势。明堂须当容万马……或从山居或平原。前后有水环抱贵，左右有路亦如然。”“更须水口收拾紧，不宜太迫成小器。星辰近案明堂宽，案近明堂非窄势。此言住基大局面，别有奇特分等第。”这是一种从大环境而言的风水宝地模式：即要求北面有绵延不绝的群山峻岭，南方有远近呼应的低山小丘，左右两侧则护山环抱，重重护卫，中向部分堂局分明，地势宽敞，且有屈曲流水环抱，这样就是一个理想的风水宝地。正如佛隐《风水讲义》中所说：“靠山起伏，高低错落，曲曲如活，中心出脉，穴位突起，龙砂虎砂，重重环抱，外山外水，层层护卫的发福发贵之地。”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上看，也需要考虑整个地域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系统。每一地域都有它特定的岩性、构造、气候、土质、植被及水文状况。只有当该区域各种综合自然地理要素相互协调、彼此补益时，才会使整个环境内的“气”顺畅活泼，充满生机活力，从而造就理想的“风水宝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于中国常见的背山面水的城市、村落而言，本身就是一个具有生态学意义的典型环境。其科学的价值是：背后的靠山，有利于抵挡冬季北来的寒风；面朝流水，即能接纳夏日南来的凉风，又能享有灌溉、舟楫、养殖之利；朝阳之势，便于得到良好的日照；缓坡阶地，则可避免淹涝之灾；周围植被郁郁，即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又能调节小气候，获得一些薪柴。这些不同特征的环境因素综合在一起，便造就了一个有机的生态环境。这个富有生态意象、充满生机活力的城市或村镇，也就是古代建筑风学中始终追求的风水宝地。

二古代风水学对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的启示

在古代风水学中，经常把大地比作人体来考虑各种因素，对此风水中有一句话叫作“相地如相人”。如《玄女青囊海角经》曰“支龙形势，如人之状，然其身一动，则手足自应；将主一出，则群兵必随。”“本身之龙要长远，身体必要端正为上，手足必以相合为佳，长幼必以逊顺为贵，主宾必以迎接为奇。”在这种人、地类同思想的基础上，风水中常据人体的结构将龙脉之真穴分为三种穴，一在头部，二在脐眼，三在阴部，其具体位置是：“上聚之穴，如孩儿头，孩子初生囱门未满，微有窝者，即山顶穴也；中聚之穴，如人之脐，两手即龙虎也；下聚之穴，如人之阴囊，两足即龙虎也。”（清孟浩《雪心赋正解》）在清《六圃沈新先生地学》中即收有一幅以人体之“窍”为原型的风水穴位图，最能形象逼真地体现这种人、地同类的理念。

由于古代风水学的基础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与元气说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将“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思想作为融贯整个风水学的灵魂。古代中国人很早就发现太阳、月亮及28星宿及金木水土火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以及它们同地球昼夜节令变化和灾情间的关系。在古人看来，天地的运动直接与人的生长相关。《履园丛话》说：“人身似一小天地，阴阳五行，四时八节，一身之中皆能运用，”天地是个大宇宙，人身是个小宇宙，人体与宇宙同构。天地分为阴阳，人体亦分阴阳。天地有五星五岳，人体亦有五官、五脏。天分成十天干，表示地球绕太阳转一圈，人亦对应有十指。地分为十二地支，表示一年月亮绕地球十二圈，人亦对应有十二经筋、十二经别、十二皮部……人的整个经络系统随着时间的先后，年、月、日、时辰，周期性地气血流汪，盛衰开合，人应时辰月令，这一切都暗示着我们，人类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凝聚着整个宇宙的生命，人体完全是与宇宙相合的，人体之气与宇宙之气以交流的。“天地定位，

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天地与初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元气在宇宙天地间回荡，气在人体中聚合，人实际上被视为自然生态链的一环，与大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生存中的任何活动要吻合于自然，要取得与天地自然的合谐相处。因此，要避免在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气息与环境中生活，人的建筑活动就要利于自然的合谐。风水说中用气来解释自然环境，在人与天地自然环境的关系中，只要按照气的运动变化规律，也就是按照自然的秩序，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合谐，就会获得平安与快乐，从而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风水选址的基本意义就是为人类寻找适当的居地。而藏着天地间生气之地域，即为人类生长繁衍的理想居地。概括地说，风水理论的一切具体措施也就是围绕如何寻生气之凝聚点，如何迎气、纳气、聚气，通过对宇宙天地之气的迎合、引导和顺应，使人体之气与之产生合谐，从而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保证人类的身心健康及后世的昌盛。从这种意上看，风水可以说正是使宇宙之气与人体之气和合的艺术

风水最重理想环境的选择，而风水的理想环境主要由山和水构成，其中尤以水为生气之源。《水龙经》中说：“穴虽在山，祸福在水。”“夫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皆血脉之贯通也。”因为石为山之骨，水为山之血脉。山以水为血脉，本身就是有机的。《黄帝宅经》的观点更为明确：“宅以形势为身体，以泉水为血脉，以土地为皮肉，以草木为毛发，以舍屋为衣服，以门户为冠带，若得如斯，是事俨雅，乃为上吉。”这里明显地把宅舍作为大地有机体的一部分，强调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和谐，这是风水关于建筑思想的主旨。亦有着非常深厚的哲学底蕴，如《管子·水地篇》说：“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王充《论衡·书虚》说：“天地之有百川也，犹人之有血脉。血脉流动，泛扬动静。”

中国古代建筑受风水影响最大的就是追求一个适宜的大地气场，即对人的生长发育最为有利的外环境。这个环境要山青水绣，风调雨顺。因为有山便有“骨”，有水便能“活”，山水相匹，相得益彰。所以，几乎所有风水环境均讲究山水相配，并按照一定的风水空间结构进行组合。为什幺许多风水地能成为人们修心养性、休养生息的理想场所呢?原因在于其山水组合合理，能给人一种幽雅舒适旷神怕的感觉。从这种意义上讲，“地灵人杰”并不是没有道理的。难怪乎人们会孜孜以求地追求合理组合的山水环境。

人类社会在经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发展”之后，开始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作总结和反思，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越来越据弃自然、毁坏自然，将人与自然本应和谐的关系推向了反面，并尝到了由此而带来的种种“恶果”，如气候异常、环境污染、缺乏自然情调等等。然而，人毕竟是人，有主观能动性，能自我调控自己，世界各国围绕“人与环境”这一命题采取了种种对策。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城市美化运动”，英国出现了“田园城市”的思潮，所有的这一切都反映了人们要求与环境和谐、重归大自然的愿望。“田园城市”一度付诸实践，其思想启迪了不少城市规划学家，大多新的城市设计方案就是从这里受益的。中国在50年代提出“城乡园林化、绿化”的对策之后，又于1993年2月召开了中国“山水域市讨论会”，钱学森先生指出，21世纪的中国城市应该是集城市园林与城市森林为一体的“山水城市”。规划学家吴良镐先生指出：“中国城市把山水作为城市构图要素，山、水与城市浑然一体，蔚为特色，形成这些特点的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并与重视山水构图和城市选址布局的‘风水说’等理论有关。”吴先生独具慧眼，认识到了风水说在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和山水构图中的重要作用；也启示我们，风水说关于山水空间的有效组合，一定能在“山水城市”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三古代建筑风水学的现代运用与价值

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古代建筑风水学，由于时代与历史的局限，必然有着许多虚幻不实的成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用当代的语言与科学的理念去阐释传统的思想，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是从事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建筑学的专家学者共同面临的一个重大任务。首先，要跳出传统风水学中“玄之又玄”语言怪圈，用浅显易晓的现代表达手段，以便让更多的人了解风水学的精义及现代价值。其次，应适应当

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善于将最新的科技成果当作“点金石”，去点化传统风水学，使其脱胎换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传统风水学的精华发扬光大。第三，要适应当代城市建设、房地产开发及建筑业的高速发展，研究面临的各种新的问题，敢于创新，尽快地促进风水学的现代化，即将传统风水学中精华有机地融入当代建筑学之中。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以城市建设为中心的。但众多的城市却没有山峦，或缺少河流，似乎与传统风水中强调的依山傍水距离甚远。但只要略加变通，依然可以找到符合传统风水宝地的范例。在考察城市中的风水状况时，可以将一座座的楼房看作是重重迭迭的山峰峦头，左右护砂，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可以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道路，看作是一条条的河流溪水。因为对于城市、民居建筑而言，自然环境即山岳河流等要素的影响，远不及毗邻宅周的其它屋宇、墙垣及道路等影响更为直接和密切，因此在城市井邑之宅的辨形方法中，龙、砂、水、穴遂被赋予了新的特殊喻义而加以应用。正如《阳宅集成》所说：“万瓦鳞鳞市井中，高屋连脊是真龙。虽曰汉龙天上至，还需滴水界真宗。”《阳宅会心集》亦说：“一层街衢为一层水，一层墙屋为一层砂，门前街道即是明堂，对面屋宇即为案山。”在遵循传统风水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与发挥各个地区、各种先天条件的优越性，细心发现个别地区的先天缺陷，并通过各种努力去改善其整体环境，去完善这个小区的建筑，同样可以收到良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