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

关于明清小说中的地理空间

摘要明清通俗小说中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其对传统社会的挑战提供了生动的注脚。本文论述了明清小说涉外描写与地域空间想象的文学基础与史实依据。本文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小说中的异国等同于真实的外国，尤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今天的相应国家。中国小说对外国更为清晰的认识及其文学价值的充分展现还是在晚清以后，因此，异国想象的变迁和对地理空间的进一步认识也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

关键词明清小说，地理空间，异国想象

近年来，我在一些文章中讨论过明清小说的地域性问题，大量的通俗小说往往是在特定区域产生或流传的，这种地域色彩的凸显打破了传统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南北风格二元对立的局面，成为小说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明清小说———这里指的主要也是通俗小说———还有另一个地域问题，即在不少作品中都有涉及异国的描写。与本土地域色彩不尽相同的是，这些涉外描写以及对异国的想象，更多地是在文化层面而不是单纯的地理层面展开的，其中相当一部分还带有虚幻性。就其文学意义而言，也远不如中国本土地域性突出与成熟。尽管如此，明清小说的有关描写还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而这种看法不仅为当时的中外关系及其对传统社会所形成的日益尖锐的挑战作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也可能为当今文化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他者问题”作一个有趣参证。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梳理了西方世界中关于“东方”的话语表述，说明其在西方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认识中的影响。这一理论在方法上有助于我们审视明清小说中的相关现象。简言之，在跨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中，必然会形成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想象，也就是所谓“他者”，而明清小说所构建的“他者形象”，无论清晰、正确与否，都有必要予以全面的考察，或许这也可以成为古代文学参与当下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

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既有文学的基础，也有文化的渊源，当然还有史实与现实的依据。

在早期的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相当丰富，它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更广大的空间的好奇，也为后世的小说创作奠定了一个想象的文学基础。这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山海经》，它以一个文化心理的中心为基点，展示了由这个中心向四方延伸的丰富想象与描写。这一想象与描写逐步形成了影响久远的“《山海经》模式”，其特点是以中国为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以外的世界描绘成离奇的、诡异的地方，那里生存的也是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如“犬

戎国”民“状如犬”之类。唐代小说《酉阳杂俎》中，仍专有一类《境异》，记述境外奇人异事，如“无启民，居穴食土，其人死，其心不朽，埋之，百年化为人”。直到清代小说《镜花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模式的灵活运用。如果说小说中的“《山海经》模式”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大体上早期作品更多地可能表现了先民的一种渴望了解外部事物的求知欲以及对自我中心的确认;唐人小说中的相关描写则开始显示出矜奇尚异的文学趣味;而到了明清，这一模式则往往更鲜明地体现着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

影响明清小说异国想象的另一个文化渊源则是随着佛教传入带来的空间观念，其中有对西域的认知，更有许多幻想的国度。例如在佛经中有遇风浪漂至异国的故事，《佛本行集经》卷四九就记述一批商人在海上突遇恶风，船被吹至罗刹国。这一叙述模式也常为古代小说所借用。《酉阳杂俎》中有一篇流传甚广的《长须国》即叙十人随新罗使，风吹至长须国。此长须国实为虾国，作品的故事性很强，人物描写也生动，与佛教传说在形式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由于佛教所带来的异国想象同样强调了异国的怪异性，因此它很容易与中国古代小说中有关殊方绝域的想象接轨。所以《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既遥承上述《罗刹国》而来，又将殊方绝域的想象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了。在这篇小说中，商人之子马骥从人浮海，为飘风引去，数昼夜至一都会，即所谓罗刹国。蒲松龄化用前人叙述模式，通过中国与异国观念的差别，表现对是非颠倒、美丑异位的讥讽。

还有些异国想象，借鉴了古代文化的其他因素，如清代汪寄著《希夷梦》叙北宋吕仲卿、韩速在黄山希夷老祖洞府中，睡于石上，梦入浮石国为客卿，建功立业，一梦醒来，有所感悟，随希夷老祖学道而去。其结构殆出于唐人传奇《枕中记》、《南柯太守传》，但以近五十万字，叙述一梦，在古代小说中亦属罕见。而其中所谓浮石国，据小说第七回“此处乃东海之中……这里向来少有人居，自秦时卢生畏始皇暴虐，托言带童男童女往海岛求长生仙草，却暗挈家避藏于此”云云，又借岛民之口强调其地在“扶桑之旁”，很容易使人联系到古代有关日本的传说。江南随园主人的《绣戈袍》也是如此，这部小说第一回叙及了一个“西番戈国”，对其由来，作品称原来在夏后氏之世，有穷后羿灭了夏后太康，夺了夏后氏天下。羿臣寒浞又弑羿而篡其位，并夺其妻，生下二子。寒浞封长子于过，封次子于戈。后来太康之子少康灭过、戈，复回夏后氏的天下。而寒浞次子之子自宫中逃出，奔往西域复立国家，仍其旧号，这就是戈国始封之祖了。这一“伪史”的编撰，同样依托了上古传说。即使是在近乎游戏化的异国想象中，其创作基础仍有中国文化的影子，如《草木春秋演义》叙汉仁君时，有番邦胡椒国国王巴豆大黄云云，其想象就依托了中医药知识。

尽管许多小说中的异国想象都是虚幻性的，但具体的人、事描写却又并非超现实的，如

《西游记》中的朱紫国、车迟国、比丘国等，虽查无实据，但其国家形态，仍是当时中国的翻版。而从小说家的用意来看，则往往是借助异国想象，在小说中营造一种特定的环境，以展示纯写实描写所不易获得的矛盾态势，从而使情节冲突、人物关系和思想观念的表现在空间上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如明代方汝浩的《东游记》前十八回叙不如密多尊者在南印度、东印度普度群迷，第十九回至第一百回则叙达摩老祖率三个徒弟，自南印度经东印度，沿途伏妖灭怪，最后达摩又独自来到中国，弘扬佛法，在功德圆满后重返印度。其中所写印度，实无异国情调，环境、人物、观念，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反映，一路妖魔，如酒、色、财、气、反目、懒惰等，也都是作者随意而设，折射着明代社会的人情世态。而在清初陈忱的《水浒后传》中，上承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有豪侠率船队“入扶余国，杀其主自立”的描写，叙水浒英雄，再度起义，其中李俊等遂驾长风至暹逻国三百里的金鏊岛，另立一国。“岛中荒也都加开垦，爱民练卒，招徕流亡，与客商互市，日渐富强。”这一乌托邦，完全是作为君昏臣佞的宋朝的对立面而设立的。

不过，上述“海客谈瀛洲”式的幻想国度，从本质上说并不是地理上的异国，而纯粹是文学上的或观念上的设计，它们之所以仍被本文纳入讨论的范围，主要是因为这种幻想性的异国创设前提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因而也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的国家意识。另一个原因则是即使在那些写实性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中，也往往兼容了这些幻想性文学传统或心理意识。

下面我们着重要讨论的是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实在的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在这方面，中国与外国的实际交往为明清小说家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史实依据，最突出的是《三宝太监西洋记》所描写的郑和下西洋。由于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海洋在很长时间都是阻隔人们了解未知世界的天然屏障，郑和七下西洋第一次远距离地打破了这种屏障，很自然地成为人们想象的寄托。收录在明末茅元仪《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记载了五百三十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三百个。而在《三宝太监西洋记》中，也描写了数十个国家与地区，其中可考的国家有爪哇、古俚、苏门答剌、柯枝、大葛兰、小葛兰等，更多的是不可考的或虚中带实的，如金莲宝象国、宾童龙国、罗斛国、女儿国等。如果从其异国想象的形成来看，则既有于史有据的，也有凭空虚构的。而所谓于史有据，并不仅只那些可考的国家，也包括那些从外在描写上看搀杂着虚构的国家。事实上，即使是虚构，也不尽出自小说家的幻想，在一些史料笔记中，原本就多有此类描写。如《三宝太监西洋记》第三十一回写到金莲宝象国有一妖女，其头会飞，“‘专一要吃小娃娃的秽物，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气，命不能存”。这一妖怪早就见载于元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明代郑和随行马欢的《瀛涯胜览》和费信的《星槎胜览》

以及张燮的《东西洋考》等许多文献，也有记载。据赵景深考证，《三宝太监西洋记》的写作，大量地参考了《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从这一角度看，小说的虚诞描写也仍然是“记实性”的，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对异域的认知水平。

与此相关，传统的“《山海经》模式”、佛教的观念以及明代神魔小说的新发展、主要是《西游记》所发展的降妖伏魔模式，也为《三宝太监西洋记》提供了异国想象的文学基础。作品中的不少虚构国度，如第四十六回有关“女儿国”的描写，遥承《山海经》而近袭《西游记》。因此，在这部小说中，新旧杂陈的特点很明显，最有意思的是小说中多次提到“经折儿”即地图，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异国的知识开始系统化、科学化。如第十四回、第十五回中对碧峰长老献给皇帝看的“经折儿”即地图作了详细的说明。在对于世界的整体观上，作者仍然借用了佛教的“四大部洲”说，即所谓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和北俱芦洲。与《西游记》一样，中国定位在南赡部洲。但不同于后者的是，这一“四大部洲”说中，又融入了对地理的较为科学的认识，其中对周边国家的认识也更为准确些。

除了《三宝太监西洋记》这样取材于史实的作品外，其他小说中的描写也往往有所本。如《初刻拍案惊奇》中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展现的是明代日益兴盛的海外贸易情形，其中写到了一个吉零国，据《明史》卷三二五记载巴剌西遣使入贡，因“去中国绝远”，舟行四年半，遭风飘至“吉零国”，后经秘得、暹逻等陆地，又“附番舶入广东，得达阙下”。可见《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所叙“吉零国”虽然未必符合实情，但也不尽属虚构。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中外交往的扩展，西方形象也开始或隐或显地出现在小说中，比如在《蟫史》中，朝廷“征苗”大军中有“大西洋人”玛知古，“红苗”营中也有来自“欧罗巴国”的唎哑喻充当国师。而《荡寇志》则可以说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从其依托《水浒传》创作这一点来说，它应该属于古典小说的范畴;而从小说中出现的西洋人形象与新式兵器来看，则又昭示着一种新的时代变迁。书中那位先由宋江招聘、后又归顺天朝的欧罗巴国军师白尔瓦罕以及他的种种发明，反映了作者对借助新器械以“荡寇”的幻想，这一幻想虽然融入了传统的叙述方式中，但也隐约与“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富国强兵”的欲望与焦虑遥相呼应。从小说创作的角度看，涉外描写与异国想象和小说情节的叙述有关。蔡元放在《水浒后传读法》中曾提到一个事实:“前传（指《水浒传》）说燕青能通各路乡谈，是赞他心地聪明，口舌利便耳。然其所通，不过中国诸乡语耳。至于金人，乃外番之国，中间又隔了大辽，从未与中国通问，燕青何由而能通其番语乎?然要写他扮作金人，用木夹去救关胜夫妇，与入金献燕青子，及黄河渡口赚乌禄，若不能通其番语，何以能建功耶?故就他能通各路乡谈而推广之，作移花接木之用，庶不棘手耳。”实际上，在明清小说的涉外描写中，语

言交流问题往往都被忽略。如《西游记》等书，不管写到了多少国家，语言似乎都不构成障碍。对此，小说家其实也已意识到了。樵余在《水浒后传论略》中的解释是:“或言海外之人，而声口皆是中华，疑为纰戾，此可以理司，可以情孚也。如闽中漳泉人，几于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矣。而笑则色喜，哭则声哀，仕于四方，民情土俗，皆能洞悉，岂以带水为限，膜外视之。”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在小说中，人物语言不通，情节是无法展开的。就这一点而言，本土与异域的界线又被小说家抹平了。

中国小说对外国的更为清晰的认识及其文学价值的充分展现是在晚清以后，在晚清小说中，异国想象不但更大量、也更真切地出现在了作品中，例如在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中，日本就从明清小说负面形象的阴影中走出，以一种维新、先进的面貌吸引着当时的中国读者。从《绮楼重梦》中贾小钰的平倭到《新石头记》中贾宝玉的去东京留学，这种转变如此巨大，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异国想象的变迁也是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个分水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