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剪刀差”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后,传统的”剪刀差”在新形势下在内容和形式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演变成”新剪刀差”问题。

关注和努力消除城乡之间的”新剪刀差”,将是未来几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剪刀差”概念本来是前苏联的”舶来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说,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问题有了很大的缓解。但是,城乡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并没有使这个问题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虽然目前全国有近亿的农民工流动到城市里打工,但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农民而非城市正式职工。这种制度性分割,给”新剪刀差”现象的存在提供了体制性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剪刀差”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剪刀差”的区别在于:前者不是主要通过压低农村的产品价格来剥夺农民的剩余,而是转为压低农村生产资料的价格(主要是土地)和农民工劳动力的价格(即农民工工资)来获取城市发展的资本。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乡”新剪刀差”主要不是从产品差价中、而是通过对农村的要素索取来实现的。

我们先来看看土地。土地乃农民的生存之本。不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农村土地的需求日益旺盛,农民的生存之本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数据,202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已减少到

1.41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特别是近十年来,我国净减少耕地上亿亩。除了实施生态退耕、灾害损毁等造成的原因外,大学城、开发区、住宅区、新建厂房等已经成了蚕食农村土地的”大食客”。

按说,从农民手里获得土地,给予他们必要的补偿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事实证明,每一轮”圈地风”刮来,受影响最大的便是农民。根据土地交易量估算,中国每年国有土地收益流失至少上百亿元。这笔钱绝大多数都流进了参与各方的利益集团口袋中,唯独农民手中拿到的少之又少。许多地方的农民一亩地每年得到的补偿多的也只是二三百元,少则只有几十元,甚至还有一亩耕地的补偿一年只有8毛钱的”奇闻”。很多地方即使有补偿也可能没有一步到位,到了基层政府以后,再层层截留,就已经不能够保证它失去土地以后维持原来的生活状态。与之相比的是,从农民手中获得的土地,在开发商那里却变成了牟取暴利的工具。从统计数据看,世界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一般都在5%左右,而我国却在10%以上,中高档房地产的平均利润率更达到30%甚至40%。这种暴利使得社会各行业纷纷进军房地产开发,为获得土地竞争激烈,并导致炒作之风盛行。

压低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则是城市通过”新剪刀差”从农民那里获得积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根据发展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农民到城市打工主要是因为存在着较高的预期收入。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到城市(例如沿海城市)打工可以得到每个月四五百元钱的收入,这对于当时一年也

就这么多收入的农民来讲,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引发多年”民工潮”的初始引力。然而,由于农村劳动力在很长时期内”无限供给”的现实,促使城市工厂主可以在多年不提高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下获得大量的剩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城市工厂主们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这就是一些地方农民工工资几乎二十年没有增长的理论依据。

长期低工资只是农民工劳动损失的一个方面,而工资拖欠和社会保障的缺失使得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了更大的侵害。据全国总工会不完全统计,到2020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据估计,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在福利保障方面,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大多数就像是没有佩戴头盔的战士,缺乏相应的保护。据报道,目前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不仅是对农民工权益的忽视,实际上还会对农民工的”劳动力再生产”产生不利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快速发展，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起人力资源这个问题。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清晰地认识到人才才是支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核心要素。离开了人，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人才是信息时代企业发展的动力之源，员工重于利润，人力资源将是企业制胜的关键。谁能掌握越多的人才，谁就能脱颖而出，独领风骚。人力资源的这种性质的规定，主要基于两点：一是作为资本性的人力资源。被当做资源看待的人力，是经过教育培训投资之后所获得的一种经济力，即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力量；作为一种资源，它具有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和对象性；作为资本性的人力资源，同物质资本共同构成社会总资本。二是作为资源性的人力资本。这种经过投资开发而获得的资源投入生产过程后不但能够转移自身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新的价值；人力资源含附的人力资本越多，创造的价值也就越大。人力资源通过投资开发而形成的各种经济活动能力，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这种存在于人体中的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投入生产过程，便转化为能够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和利润的人力资本。也就是说，人力资源开发是获得人力资本的根本途径，而人力资本投资是提高企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和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一、建立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 1．财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力资源的因素对企业经营成败的响越来越大，投资者对人力资源信息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是人力资源会计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最根本的动因。 2.内部管理的需要。现行会计将人力资源投资支出计入当期费用，不单独提供有关人力资源投资及其变动的情况、人力资源投资的经济效果以及人力资源的经济价值等方面的信息，因而也就无法满足人力资源的管理和控制对信息的需求。

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发展方向

中国的城市化现状及发展方向【引言】当前，当今，城市化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也最有力的发展趋势之一。然而，一个国家城市化的进程也作为了一个国家发达程度的象征，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来，国民经济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发展也取得了很大进程。然而，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要得到较好的发展并非易事，所以需要一个较好的指导方针来作指导，不然就会陷入发展不合理的陷阱。但是，在西方一些国家，城市化水平太高，以至于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关键词】：城市化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方向中国城市化发展现状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经历了很长的道路，我国的城市化自1949年10.6%曲折的发展到1978年时为12%。从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的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阶段，相应的城市化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全面总结以前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同时，智慧的中国人积极探索、创新寻找新的发展方向。特别是从84年中国开放城市户籍管理制度，大量扶持乡镇企业及私营企业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进入90年代，国家政策大力扶持推进城市化进程，到20世纪末时中国的城市化已取得了较大发展，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36.2%。这主要得意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步入高速发展阶段，各地普遍呈现出活跃现象，大中型城市迅速发展，形成了城市群、城市带、大城市圈，国家也大力加大了政策的扶持力度，把城市发展摆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48%左右。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虽然取得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与西方的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到20世纪中叶，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比例分别为：美国72%，英国87%，联邦德国79%，荷兰86%，加拿大77%，澳大利亚83% 。到现在简直就不值得一比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城市化起步较晚。中国的城市化中存在的问题城市规模的无限制扩大，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长，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六个方面：（1）环境污染严重，原有生态环境改变，环境质量下降，趋于恶化；（2）中心区人口密集；（3）交通拥挤；4、地价房租昂贵，居住条件差；5、失业人口增多；（6）社会秩序混乱。【范恒山 2009年09月】总的来说，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为，大城市膨胀发展，中小城镇发展缓慢。这就说明我国城市化发展不合理，存在很大问题。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方向首先，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城市环境的污染，道路交通的拥堵，居住环境差等，因此，要建立现代化合理化信息化宜居型城市就得，建立卫星城，开发新区；改善城市交通和居住条件；保护和治理城市环境、扩大绿化面积。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分担大城市的功能。其次，应根据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市化起步晚，发展速度缓慢，发展不合理等特征，制定合理的城市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不能盲目追求城市化的进程，而忽略了城市化进程对环境、交通、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再次，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不能盲目的照搬照套西方的城市化模式和策略，根据中国国情研究和探索出适合中国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主要发展创新型特色城市，放宽大城市管理规模，重点建设几个国际型超级大城市。什么叫创新型特色城市呢？创新型特色就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别人有的我比他好。中国的大小城市估计有成千上万，但大多数城市不出名，城市形象不好，没有影响力，也许别人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个城市的存在，何来出名，何谈城市形象，城市影响力呢？举个列子：一个中型城市，也许你什么卫生、环境等都做得很好，但就是不出名。原因就是没有特色，但如果你一个中型城市，你把他的绿化全部弄成一种比较有特色的植物（比如把南昌的全部绿化植物卖了，全部改种成竹子），或者把整个城市重点发展一种产业。水城威尼斯，宗教圣城耶路撒冷，无论它人口多杀，环境有多好，我们大家都知道。但不是说把城市全部建成宗教圣地或是把城市全建在水上。主要说明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有所创新。

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转型发展的战略方向发布时间：2014-4-6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中国城镇化已步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进入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既是对国家做贡献，也是对世界做贡献。正由于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连续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坚定不移地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综观我国已经走过的传统城镇化过程，是一种高资源消耗、高经济增长、高碳排放、高污染的不可持续城镇化过程，与此相对应的新型城镇化过程是一种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可持续健康城镇化发展过程。要实现中国城镇化由传统模式转变为新型模式，需要实现以下五大战略转型，即：由数量型城镇化转向质量型城镇化，由激进式城镇化转向渐进式城镇化，由被动城镇化转为主动城镇化，由以地为本的城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由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转向市场主导的城镇化，最终实现由提速转为提质、由亚健康转向健康的城镇化。由“坐小汽车”转为“骑自行车”，由数量型城镇化转向质量型城镇化健康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全面提升与统一，是城镇化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有机统一，而且城镇化质量比速度更为重要。如果把过去追求速度和数量的城镇化过程比作“坐小汽车”过程的话，那么新型城镇化过程就是“骑自行车”的过程。 1。数量型城镇化是一味追求速度的“坐小汽车”过程。 “坐小汽车”的快速城镇化过程可在原料充足的前提下无限加速，但这种加速过程受到了燃料加速枯竭的限制，比如遇到了日益严重的资源环境保障瓶颈和高发高危的城市病。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数字游戏”表明这种“坐小汽车”的数量型城镇化过程不可能再沿袭下去，现行城镇化水平的数值存在很大水分，真实的城镇化水平只有不到40%。 2。质量型城镇化是追求质量和效益的“骑自行车”过程。 “骑自行车”的城镇化过程是一种积极稳妥的城镇化过程，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过快了自行车会崩溃，过慢了自行车会摔倒，只有正确把握好自行车的速度和节奏，才能匀速稳定前行。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需要“骑自行车”的城镇化过程。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要求正确处理好城镇化提速和提质的关系，把提升城镇化质量作为重中之重，逐步淡化城镇化的数量指标，强化城镇化的质量考核指标，推进国家城镇化由数量型城镇化转向质量型城镇化，不断提升城镇化的空间质量、经济质量和社会质量，把城市病问题缓解到最低程度。

关于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对策

关于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对策关于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及对策一、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改革深入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是同时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也拉大了。为确保社会稳定与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有必要通过推进城乡一体化、实现“五个统筹”、加大农村教育投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与构建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在确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均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切实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本文将以社会调查实践和调查问卷分析及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多个方面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状况及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各方面成因、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不利影响及解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措施，来探讨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如何体现公平正义。二、关键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原因；不利影响；对策；三、正文 1、实践目的及范围：本次实践的目的在于了解中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一些

突出问题，并对这些问题中的多项进行研究和调查，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合理与可行的建议，进而深入了解我们所生活的周边环境。其意义是提高我们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锻炼与他人交流沟通的能力，“急,民之所急；忧，民之所忧”，培养一种社会责任感。虽然范围和数量有限，但其具有代表性，因为调查对象来自全国各地，且各自情况差异较大。实践地点：云南警官学院实践对象：在校师生 2、实践内容经过分析，结合各方因素，我将调查对象定位于我校在校师生，并对他们进行随机调查。事先根据本组成员的了解和访问，先提出具有代表性的一些问题制作成问卷调查表，将调查表随机发放并回收，如果被调查对象是学生，要求其以家庭平均状况为标准填写问卷。对于问卷上的结果进行合理的分析，得到一系列结果，而且得到了一些好的建议以及解决办法。撰写实践报告时，我充分利用现有教材和调查问卷，查询相关资料，了解实践报告的格式及主要内容。 3、实践的数据处理与分析：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如下图），中国目前城镇居民人口有66557万，占人口总数的49.68%；农村居民人口有67415万，占人口总数的50.32%。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贾根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100872，北京）《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第3届高层论坛》（清华大学,2010年6月15日上午）会议论文（有修改）摘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我国应对“后危机时代”的绝大部分政府政策都存在着致命的缺陷。英国和美国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具有重大借鉴价值，中国需要效仿美国19世纪保护国内市场和民族企业、排斥外国直接投资和实施内部改善等为核心的内需发展战略。为此，必须对我国过去15年奉行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彻底的批判。为了扭转依附型国家和殖民地经济的命运，我国亟需尽早做出战略规划，经过几年的战略调整，最终实现向“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大转型。目前在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实施如下措施：强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国家通过直接干预统筹对外贸易，建立中国出口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卡特尔（即价格联盟）；回购外资企业；大幅度减少出口退税；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撤消政府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的承诺，坚决把跨国公司或外国资本排除在自主创新支持之列。关键词：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第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而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应该是中国“后危机时代”总体战略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人们仍没有跳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的传统思维，我国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缺乏研究。为了对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一种深邃的历史视野，本文首先讨论了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初步的批判。深刻认识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思想前提。最后，本文提出了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和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建议。一、英国和美国崛起过程中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历史经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以外部需求、外国直接投资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遭遇空前危机，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危机，但这些措施的绝大多数部分都值得商榷。首先，政府采取了两年内投资4万亿人民币等重大措施拉动内需，这些措施虽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却造成了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为未来的城市化埋下严重的隐患，得不偿失。其次，政府重新恢复出口退税，是一种饮鸩止渴式缓和危机的做法，它将使我国更深地锁定在依附美元霸权的殖民地经济而推迟发展模式的转型。1[①]再次，今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9号）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深远的恶

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及方向

浅谈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及方向摘要：城镇化作为一种历史过程，不仅是一个城镇数量与规模扩大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城镇结构和功能转变的过程。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道路一直是跌宕起伏，自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开始蜕变，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已经进行了30余年，但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城市化率仅达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这还是按照统计局52%的标准进行比较的。从此可以比较出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还不是很高。在发展的道路上，问题一直都是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去思考、解决。关键字：发展过程；问题；方向正文：一．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就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以及城市的数量的地曾加，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简言之，城镇化就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二．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根据城镇人口的变化特点，可将中国城镇化阶段大体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恢复和起步时期（1949～1957年）这一时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较快时期,城镇人口从1949年的5765万人增长到1954年的994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达7%,是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2%的3倍多。这一时期可再细分为两个时期：①1949～1952年的3年恢复时期。该时期城市经济迅速恢复，安排了大量失业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口较多，1951～1953年间年均人口净迁入率为33.1‰,城镇人口年增长率为7.5%。②是1953～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也是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时期。为满足工业建设项目的需要，“一五”期间从乡村进入城镇的人口达1500万之多，加上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至1957年，城镇人口增加了2400万,年均增长7.0%左右，成为城镇人口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 2超高速城镇化阶段（1958～1960年）这一时期强调赶英超美,提出了以钢为纲。全民大办工业的总路线,致使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城镇化过程,3年间新设城市33座,城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5%。 3停滞时期（1961～1976年）这一时期又可细分为两个时期：①1961～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②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盲目大跃进，至1961年时中国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大滑坡,中央政府不得不大力调整工业结构，通过提高设市设镇标准而大量精简城市人口。其结果,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下降到1965年的171座,同时期内的城镇化率也由24.7%下降到18.0%，出现了城镇化的大回落。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出现强烈的政治动荡，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出现了第二次城镇化的大回落，其显著特征是大量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量的城市干部被下放到农村。在工业建设方面，过份强调国防意识，导致“三线”企业的布局过于分散，阻滞了基建投资对城镇建设的促进作用，造成城镇迁出人口大于迁入人口。这一时期城镇人口的增长完全由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所致。 4城镇化增长阶段（1977～1983年）这一时期,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开始重新重视城镇的发展，并适时适度地在1979年前后实施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如允许知青回城、允许下放干部返城等，从而使城镇机械人口、特别是大城市的机械人口增长加快，出现了城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5城镇化高速增长阶段（1984～1995年） 1984年,中央政府颁布了新的户籍管理政策,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务工经商和进镇落户,同时又修正了1960年代以来的市镇建制标准，从而使全国城镇数量迅猛上升。1984年,全国设市城市数为300个；到1994年底,设市城市数即增加到622个,平均每年增加32个。按第四次人口普查口径,城镇化水平也由1984年的23.01%上升至1993年的28.14%。三．我国城镇化的特征及存在的问题

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发展的内因和外因

（内因篇-下）从2010年超过，到2017年是日本GDP 的近三倍。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发展的内因、外因在上篇文章《（内因篇-上）从2010年超过，到2017年是日本GDP的近三倍。中国为什么能快速发展的内因、外因》，提出了一个国家发展（其实也可以延伸到个人的发展、公司的发展等模式上去。）的内因是：人的因素，物的因素。按照这个算法，此文主要就是代入中国的案例，进行分析，并且辅助性的代入日本和美国的数据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可以评价，中国未来的发展曲线到底是往上呢，平整呢，还是往下。本文较长，主要的内容如下：（1）中国人的勤奋、上进、团结问题（2）领导层的战略构架、国家产业特性（3）复杂的产业体系，并以智能手机，互联网为例（4）日本、美国是怎样的

（5）美国贸易战的发动，就是为打击中国制造2025 （6）看看乌克兰的发展（7）高科技制造业，更需保护，不能使用自由市场原理 1中国人个人的积极面首先我们来看看人的因素。如上文所述，分成：个人因素，领导层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是：勤奋、上进、团结。并且怎么判断是否属于这3个词，上文给出了判断方式，就是：是在越发高效得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呢，还是没有。中国人的特性中，勤奋是毋庸置疑的，从农民，到学生，到从业者，很多都是勤奋工作的人。如果我们社会中有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像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的一部分年轻人那样，就拿着政府的救济金，每天就是街头游走，家里宅活，是要被周围的人耻笑的。被周围的人说成是好吃懒做，在我们的文化和观念里，无异于说一个人是忘恩负义之徒。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现象，比如上海家里有好几套房子，光是房子市值就是几千万，收租都是每个月能收2---3万元的人家，年轻的孩子还是需要去找一份稳定工作的，哪怕每个月收入只

城镇化发展现状与思考

城镇化发体现状与思考摘要：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是新的经济增长极。本文从城镇化发展进程、城镇化发体现状及特点阐述了阜阳市城镇化的历史现状，并分别从滞后于全国全省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居民收入三个方面实行深刻的剖析。最后，从发挥比较优势，强化城镇功能，立足市情实际明晰发展目标，依靠发展拉动增强城市实力三个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关键词：城镇化；发展进程；现状；阜阳市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是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也是新的经济增长极。近几年，阜阳把推动城镇化作为富民强市的重要抓手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全力实施工业化、城镇化“双轮驱动”战略，不但为阜阳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已经成为富民强市的战略支撑点。一、阜阳城镇化发展的历程及现状（一）城镇化发展进程阜阳是传统的农业大市，农村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改革开放前30年，全市城镇化水平一直徘徊在4.5%以下，发展滞缓。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改观，先后经历了平稳恢复阶段（1978～1995年）、加快发展阶段（1996～2005年）和快速推动阶段（2006年后）的发展过程。1978～1995年全市城镇化率由4.5%逐步攀升到10.6%，年均提升0.36个百分点，属逐步恢复提升阶段；1996年阜阳撤地设市后，城镇化水平得到长足发展，提升到2005年的26.5%，十年年均提升1.59个百分点；2006年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动，城镇化迎来了黄金发展期，城镇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发展质量

明显提升；2014年全市城镇化率达37.5%，2006年以来年均提升1.22 个百分点。（二）城镇化发体现状及特点1．城镇化水平明显提升，城市空间扩展加快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全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综合实力明显提升。2014年全市GDP总量攀升到1146.1亿元，1978～2014年GDP年均增长9.7%，其中2005年以来年均增长11.8%，“十二五”前四年均速达10.5%，为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之一。经济的发展，带动人口城镇化进程快速推动，2014年城镇化水平提升到37.5%， “十二五”前四年平均提升1.4个百分点，是全市城镇化持续快速发展时期。城镇常住人口发展到293.4万人，是2010年的1.2倍，分别是2005年和1978年的1.3倍和10.7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持续加快，全市城市外延和新区持续扩大，城市面积迅速拓展。2014年末，全市城市面积788.6平方公里，比2005年扩大2.1倍，平均每年增加60 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超过240平方公里，比2005年和2010年分别增加135.9%和37.9%。随着城市面积的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也在持续扩大。全市城市人口179.7万人，比2005年和2010年分别增长50.5%和8.1%。2．城市功能持续完善，基础设施显著增强近年来，阜阳市优化投资环境，持续增大对城市建设、道路和公用设施的投入，城市功能日趋完善。2014年，全市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是2010年的2.0倍，年均增长18.5%；房地产开发投资是2010年的4.3倍，年均增长 44.1%。城市道路总长度达1753公里，比2010年增长40.7%；城市公交运营路网长度和客运量分别比2010年增长44.9%和81.2%；城市排水管道和供水管道长度分别增长79.0%和36.3%。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强，城市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力度进一步增强，城市环境质量和人居环境进一步改善。城市绿化覆盖面积和园林绿地面积明显增加，绿化覆盖率持续提升，城市绿化美化效果正在显现，生态环境明显改观。3．产业层次优化升级，就业结构积极调整城镇化有助于工业和城市服务业的发展，促动二、三产业发展，优化产业和就业结构。同时，二、三产业的持续较快发展也有助于吸纳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岗位，进一步加快城镇化进程。2014年，阜阳全市二、三产业增加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及发展

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的转型与发展摘要：中国在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府包揽、“差序格局”、非专业性的社会工作模式，因在社会快速转型期遭遇严峻挑战而开始了自身的转型进程。这种转型因适应了社会变迁的需要与服务对象的多样化需求，业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也由于实际社会工作的制度惯性与专业社会工作发展的不足，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尚存在着两种模式并存、过渡性、不平衡性和民间组织发育不良等问题。中国社会工作模式必须在结合中国国情、借鉴国际通则、克服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与发展。关键词：中国社会工作模式转型发展一、中国社会工作模式研究的意义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有着许多面孔的综合助人专业，它同时具有实践、专业和制度三个层次的意义。[②]首先，社会工作是一种制度。社会工作属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其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制度设置。社会工作强调提供服务、解决具体问题，是整个社会福利体系的一个层面，它直接决定了社会福利制度目标的达成；其次，社会工作是一种助人活动，具有实践属性。西方社会工作，最初起源于XX团体和上层人士的慈善救助活动，作为一种职业，社会工作在现代社会仍以其助人活动发挥了巨大功能，在实务领域，社会工作包括个案、小组和社区等一系列的实践方法，社会工作之所以是社会福利制度的发送体系，也是由其实践取向决定的，没有社会工作的助人行动，社会福利资源就无法通达地输送到社会成员那里；第三，社会工作是一门专业，具有完整而科学的专业体系，包括专业知识、专业伦理、专业团体和专业技能等。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社会工作专业化的结果，西方社会早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对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的慈善救助活动无法适应这种要求，社会工作知识和技能随即趋于专业化。本文主要立足于社会工作制度层面进行探讨，其它两个方面则较少涉及。制度（Institution）是新制度主义的基本X畴。新制度主义理论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是一系列被设计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X”。[③]在新制度主义那里，制度概念的涵义涉及非常广泛，既包括规则和程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也把文化、道德甚至意识形态等纳入其中。本文借用新制度主义学派关于制度的概念，从制度结构、制度运作，以及文化因素三个方面，尝试性地将社会工作制度界定为：由现代社会设计出来的规定专业助人活动的一系列结构要素、运作程序和文化环境的总称，其中制度结构包括社会工作主体与对象等要素，制度运作包括社会工作程序、机制与过程，文化环境涉及对社会工作产生影响的直接与间接环境。一般而言，模式是一种理论简化，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和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简洁的描述，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工作制度模式是对社会工作制度特征的概括性描述，它向人们概括地描述社会工作制度的结构、运作和文化背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工作模式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社会工作模式意指，在中国特定文化环境中，社会工作制度在结构、运作方面的具体情形、本质特征及发展演变。

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及解决思路探析

我国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及解决思路探析收入差距是指以高低收入水平差别或占有收入比重的不同而表示的差距，它是与收入均等相对应的概念。收入差距可以分为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相对差距是以收入比重或收入相对额表示的收入差距，如将总人口按人均收人高低分为若干几组，高、低组的收入额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们之间的差距，称之为相对差距。绝对差距是指以货币或实物指标表示的居民高低收入水平差距。摘要：本文通过列举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数据用客观事实证明了中国目前城乡收入差距现状，分析了此现象存在的原因，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自己关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几点建议。关键词：城乡收入差异基尼系数二元制经济结构随着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差距增大这一现象也逐渐凸现了出来，而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又成为了其中的重中之重，国家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一难题，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扶植力度，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离根本性的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其漫长的道路要走。 > > 一、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自1978年的3645.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3年的566130.2亿元人民币，短短30几年的时间GDP 整整提高了155倍，2014年GDP指标更是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进入10万亿俱乐部，仅次于美国成为了世界经济排名第二的经济大国，甚至于超越日本一倍有余。与此同时，我国的人民收入水平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人民币提高到了2013年的26955.1人民币，提高了78.49倍;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3.6人民币提高到了2013年的8895.9人民币，提高了66.59倍。以上的一个个数据在不断的昭示了中华民族的不断腾飞的同时，也同样无法掩盖无论是在绝对数量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都要远远快于农村居民这一不争的事实，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在1978年以前还只有0.1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到了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491直逼0.5这一贫富差距警戒线虽然近两年来这一情况有所好转，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悬殊问题仍急需解决。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

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趋势和特点一、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虽然我国城镇建设历史悠久，并且在古代很长时期，我国城市发展都居于所处时代的前列，而且出现过当时享有世界盛誉的大都市，但随着近代以来饱受外国入侵和殖民掠夺，我国社会发展严重滞后，近现代城镇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基本上被扼杀。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近现代史上真正意义的城镇化的开始。综合有关研究，可以将建国以来的城镇化进程简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见图1，2，3）。 1.城镇化起步发展阶段(1949～1957年) 随着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渐得到恢复（1949～1952年）以及其后“一五”计划的顺利完成（1953～1957年），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较大进展，城镇化水平得到稳步提高。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较快，具体表现为：新建了一批工矿业城市并且扩建和改造了一批重点城市，城市数量从1949年的136座增加到1957年176座，年均增加5座，城镇人口也增长较快，从5765万增加到9949万，城镇化水平由10.64%提高到15.39%，相当于年均提高0.59个百分点。总体而言，这段时期的城镇发展及城镇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基本适应。 2.城镇化剧烈波动阶段（1958～1965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我国经济发展在此后开始盲目追求高速度，受“大跃进”思想的影响，经济发展起伏波动大，城镇化发展也表现出大起大落。其中，在1958～1960 年三年“大跃进”时期，由于受急于求成和主观随意性强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影响，我国工业化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在脱离了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高速推进，一大批工业项目盲目上马，致使农村人口大规模涌入城镇，3 年内城镇人口净增2352 万，年均约新增城市8座，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到19.75%（年均提高1.45个百分点）。但这种由“跃进”式国民经济建设所导致的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虚假城镇化”并不持续。从1960年起我国国民经济进入困难时期，特别是国家在1961年对整个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后，我国城镇化进入了1961～1963年的三年调整时期，期间停建和缓建了一大批工业项目，政府动员大量城镇人口回农村，一部分新设市恢复到县级建制而一部分地级市则降级为县级市，3年间城市总数合计减少25座（1963年一年就撤销城市24座），城镇化水平也骤降2.46 个百分点为16.84%，出现了极不正常的“逆”城市化现象。而在随后的1964～1965 年，由于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城镇化开始呈现回升态势，到1965年底全国城镇人口缓慢增加到13045万，城镇化水平也恢复到18%附近（17.98%）。 3.城镇化徘徊停滞阶段(1966～1978年)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国民经济开始出现的全面好转并带动城镇化发展逐步恢复并未持续多久，更未能促使我国城镇化从此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文革”的开始以及国家在其后政治经济领域的一系列重大失误，殃及刚刚有所起色的城镇化进程，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徘徊停滞阶段。整个“文革”十年以及受其影响的随后两年中，全国大约有3000 多万城镇青年学生、干部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劳动和安家落户，而且以备战为目的的“三线”建设使得基建投资在很大程度上与原有城镇脱节从而导致城镇建设大大滞后，许多小城镇日益衰败。从1966年到1978年虽然城镇总人口从13313万增加到17245万，但由于全国总人口也基本保持了同样的增速（从74542到96259万），总体城镇化水平仅从17.86%缓慢提高到17.92%，整个13年间全国城市总数只增加了21个。 4.城镇化恢复发展阶段(1979～1992年) 随着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全国工作重点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

中国特色高铁发展趋势

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前景及趋势（转） ?位粉丝 ?中级粉丝2 1楼中国高速铁路发展前景及趋势转自中国产业经济信息网重据相关资料统计表明，到2000年底，世界高速铁路的总长已达6858公里。目前全世界已投入运行和正在修建的高速铁路里程超过1.4万公里，约占铁路总营业里程的2%.欧洲有关部门做出的长远规划是到2015年，全欧高速铁路网总长达到3万公里，其中新建路段9100公

里，约占30%.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也做出了自己相应的规划和目标。高速铁路的诸多特点和优势，使得传统的铁路运输重新焕发了生机，并在世界各地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而加速了高速铁路现代化的步伐，为世界高速铁路网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速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 2 在成相同工作量的情况下，铁路是消耗能源最少的，完成单位换算周转量占用的土地，我国公路是铁路的20多倍。所以，我国大力发展高速铁路是节省资源消耗的必然选择，也是符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可以预测，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实现类似欧美国家的高速铁路网络已不再是梦。

2、缩短差距是我国高速铁路网发展的迫切要求平均旅客列车技术速度只有每小时71.4公里。最后，客货分线运输是发达国家铁路发展的共同特点，我国铁路均为客货混跑模式，互相干扰、互相制约，根本无法满足客货运输的数量和质量需求。因此，在谋划中国铁路发展的时候，能否站在世界铁路的坐标系中找准定位，能否正确地看待与发达国家铁路的差距，对于加快中国铁路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铁路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肩负的历史性任务需要中国铁路追赶发达国家铁路的发展水平，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缩短与世界发达国家铁路之间的差距。中国铁路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就是不断缩短与发达国家铁路差距的过程。发达国家，如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的铁路路网密度高、规模大，整个路网能力普遍富余。因此，在中国铁路楼持续快速增长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运行速度和规模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因此，我国必须建设发达的高速铁路网，以适应现代铁路运输发展的要求。我国铁路目前以占世界6%的营业里

中国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格局测度-地理学报

地理学报ACTA GEOGRAPHICA SINICA 第70卷第2期 2015年2月V ol.70,No.2February,2015 中国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格局测度刘彦随1,2，杨忍2,3 （1.北京师范大学资源学院，北京100875；2.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3.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广州510275）摘要：城乡发展转型是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利用网格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了环渤海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性、动态性与差异性；利用logistic 回归模型，探测了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研究表明：①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呈现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空间分异格局。平原地区逐渐形成以省会城市为一级、中心、地级市为二级集聚中心、县级市及县城镇为三级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山区城乡发展转型的中心集聚性尚不明显。② 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拓展呈现“小聚集，大分散”的结构特征。以北京、天津、济南、沈阳、大连、石家庄、青岛为主要城市扩展核心，空间聚核模式持续向外蔓延拓展。沿海岸线的“C ”型带和港口群区域的土地快速非农化，成为城乡快速转型的热点区。③受点—轴—面区位要素综合影响，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敏感性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其最佳探测空间尺度为1200m 。④ 未来城乡发展转型的极强敏感区以北京—天津—滨海新区为轴带，以京津为核心区，以辽东、山东半岛为两翼的环渤海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合理有序的城乡空间开发应以城乡发展转型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为依据，科学实施城乡空间优化与差别化管控策略。关键词：城乡发展转型；中心性；动态性；敏感性；空间格局；环渤海地区；中国 DOI:10.11821/dlxb201502006 1引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城镇化进程[1]。而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以及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的快速转型[1]。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对加快建设城乡发展一体化新格局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入研究城乡发展转型过程、格局、模式与途径等科学问题，成为统筹城乡发展规划与决策的前沿课题，也是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综合研究优势的重要领域。城乡发展转型研究具有多层面、多尺度性，在区域层面主要表现为快速城镇化，以城市群、经济区演进为核心的区域发展格局转型，以及工业化、城镇化影响下的广大农村地区，以资源利用、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变为特征的乡村经济社会转型，其核心是区域城乡要素转移、战略转变、机制转换的综合人文过程。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国外学者侧重从不同视角对城乡空间演变与景观保护[3-4]、产业发展与模式[5-6]、生态安全与保育[7-8]、社会要素变动[9]等进行深入研究。国内学者主要开展了城乡发展关系[10]、城乡协调模式[11]、土地优化配置[12]，以及农村城镇化[13]、土地非收稿日期：2014-05-21;修订日期：2014-12-2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130748)[Foundation:Key Project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41130748] 作者简介：刘彦随(1965-),男,陕西绥德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和城乡发展研究,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著作12部。E-mail:liuys@https://www.360docs.net/doc/a413823864.html, 通讯作者：杨忍(1984-),男,贵州毕节人,博士,讲师,已发表论文30余篇。E-mail:yangren0514@https://www.360docs.net/doc/a413823864.html, 248-256页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对策综述

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及对策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整体上看，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的改善，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奠定了向小康社会迈进的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必然导致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势在必行。 Abstract：Three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rural economy and society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Overall,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ural residents a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problem is basically solved the food and clothing,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well-off society forward. But should also clearly see that urban-rural income gap is widening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status quo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polarization, and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Therefore, narrowing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s imperative.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不利影响；对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尤其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扩大，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农民收入长期上不去，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提高，而且影响粮食生产和农产品供给；

中国第三次大转型

中国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阶段判断告诉我们在哪里，还连接着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做出正确决策的重要前提。中国目前已进入什么样的阶段？总体说来，已悄然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建国后我国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和调整，即三次大的转型：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是1978年以来推进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次是“十二五”开始系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或发展模式转型，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启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和军队“七位一体”的全面改革。第三次大转型与前两次大转型有所不同：一是转型面临的内外环境不同，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后全球转型如火如荼地进行，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从国内环境来看，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增长阶段转换，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开始显现。二是转型的内容不同，这次转型不仅有体制或制度转型，还有发展模式转型，不仅有经济体制改革，还有一系列非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三是转型的方式不同，这次转型将更多地表现为人本转型、全面转型、协调转型、创新转型、可持续转型等。在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下，转型开始在全球展开，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金融资本主义”正在转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正在推进“再工业化”或“再制造业化”，试图以此化解金融泡沫和缓解就业压力。二是高福利社会正在向“适宜福利社会”转型，以缓解因“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高负债压力。三是高碳经济正在向低碳经济转型，通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以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实现地球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四是产业发展正在由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成为世界潮流。全球转型既为我国推进转型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压力和挑战。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后，我国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三次大转型面临新的国内环境：一则我国开始步入“中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从过去30多年的年均10%左右逐步转入年均6%—8%。二则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敏感时段，根据国际经验，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即进入这一阶段，而我国正好开始迈入此敏感时段，若不能适时推进改革和转型、培育新增长点，就有可能陷入其中。三则已经进入到“高成本时代”，土地成本、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资金成本、知识产权成本等都越来越高，使得我国原有低成本竞争优势不再明显。四则工业化进入到中后期阶段，重化工业虽还在发展，但重化工业阶段开始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下半场。五则城市化开始步入加速阶段的后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水平达到30%—70%时属于加速阶段，2013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达到53.7%，开始进入到以提高质量为主的城市化加速阶段的下半场。六则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快速推进时期，各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加速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国内出现的消费比重低、投资依赖、高房价、债务过多、产能过剩、金融风险、政府公信力下降、信仰缺失、贫富差距拉大、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对转型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在全球大转型背景下，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第三次大转型拉开了序幕。这次大转型涉及面宽，内容丰富，任务繁重。按照本人几年前提出的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思路（见《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我们可以将这次大转型分解为八方面转型：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其中，制度转型即制度改革，表现为由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转变，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