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史》读后感范文

《传播学史》读后感

1949年，随着施拉姆《大众传播学》一书的出版，传播学宣告诞生，时至今日整整70年，并逐渐成为显学。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科，学科历史的研究、学科史书的编撰和学科历史课程的教学，对学科的建制和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传播学从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其学科史研究和史书编撰的难度。对于传播学学科历史的研究书籍以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以及埃里克·麦格雷的《传播理论史》等为主，还有一些从历史角度探讨具体学派和理论的文献。但是，对于这个学科的一个统筹全局的、客观的历史框架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而由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一书，可以说是对建立这个历史框架的一次大胆而突破性的尝试。通读全文，笔者从传播学学科建制角度，对传播学史研究和书写的发展与未来产生了些许思考。

一、传播学史研究：困难而必要

施拉姆在创立传播学时就表示：“总结像人类传播这样一个领域的困难在于：它没有只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传播是基本的社会过程。”①传播学本身的提炼与总结，便因为传播研究的极为明显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而难度颇大。而传播学史的研究与书写，本身很大一部分会成为对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和理论关于传播内容的集合，这对于学科史的书写，具有相当大的特殊性，因此传播学史的研究也必定具有交叉、边缘所导致的复杂性。

传播学的诞生，既可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自然产物，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

是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学者所进行的学科建构的结果。学科的诞生实质上是伴随着现代性发展的产物，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谈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本主义精神的重大影响，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点便是理性：社会要求人们遵循理性的秩序，在社会分工中理性地承担并完成自己的天职。以哲学为例，其最初并不是一个学科，也不是一个思想专业，但是在现代化背景下，“哲学被理性化的社会秩序规训为大学学院中的一个学科和专业”②。同样，传播学从一个领域成为一门新学科，也是一个结构化、制度化的建制过程。而“历史，在诉诸关于我们起源的统一叙述中，通过锁定我们的‘根’来组织和结构化我们的行动”③，学科史的研究成为凸显学科合法、合理性的重要途径。“传播学位于多学科的交叉点上”，“尽管如此，传播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学术合法性长期以来还是不断地受到质疑”④，学者B·贝雷尔森经过观察在1959年声称传播学领域正在衰微，于是施拉姆便立马用“四大奠基人”的历史神话予以回击（罗杰斯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怀疑的将传播学史简单化的做法），力图为传播学正名，由此可见传播学史的研究并不能因为其特殊与困难而搁置。相反，在媒介技术不断发展、信息越来越成为重要资源、人生活在传播与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今天，即将大显身手的传播学，必须解决是否“名正言顺”的问题，而这一点不仅仅需要对传播学理论本身的探索，更要对传播学的学科史进行清晰、准确的梳理，因为学科史“不仅是学科形象的自我表达，更是提供学科集体认同的重要领域”⑤。因此，传播学史研究亟待获得发展，解决传播学的学术合法性问题。

另外，从一般的学科史研究意义而言，对于学科历史的书写，其实是一个造就经典的过程，历史从来不写无足轻重的事物，因此基于历史研究者对学科成就的考察和自身判断所写成的历史，本身就成为“大浪淘沙”的过程——留下经

典，过滤掉无价值的，为后人的学科发展必将做出基础性的贡献。综上所述，传播学史的研究虽然充满挑战，但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来说却是不得不完成的任务。

二、呼唤“宗谱”：《传播学史》的启示

（一）与两部传播学史书的框架对比

在学界较为经典的传播学学科史书籍中，该部分选取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阿芒·马特拉和米歇尔·马特拉的《传播学简史》两本书，与宫承波、管璘主编的《传播学史》的写作框架进行对比。

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可谓是最为经典的传播学历史著作。罗杰斯将该书分为传播学的欧洲起源、传播学在美国的发展、传播学领域的建立三部分，可以说，这是一部传播学的前传。而在写作时，罗杰斯选择了传记的方法：以人为阐述历史的基本单位，将传播学的历史弥散到一个个对于传播领域有着偌大贡献的学者、思想家的生命中去。毫无疑问，传记写法很好地揭示了学科在历史发展中所受到的来源于人的巨大影响，也因为其故事性而饶有趣味。一个个故事郑重地告诉人们：传播学从哪里来，为什么来。这对于传播学学科的合法性建设功不可没。但是这种写法的缺点也显而易见：缺乏宏观的学科走向把控，也缺乏对传播研究不同路径的清晰认识，对学科进行结构化的效果不佳。

《传播学简史》一书则明显不同，全书可以说是以范式为基本框架展开的——不论是对传播学建立有影响的社会有机体、经验主义、“三论”等理论，还是后来在传播学领域日趋成熟的意识形态、文化工业、政治经济学等范式，该书均用简练的语言作了全面的梳理。这种写法当然十分清晰地勾勒出传播学各种路径的基本状况，把学科的枝叶舒展，以呈现一个较为完整的学科全貌，这无疑是一

次对于学科范围和理论流派的界定和梳理，对于学科建制中的结构化效果显著。然而，这种写法无疑又是一种将学科的历史简单化的做法——与社会学曾经出现的“社会学的历史被当成了社会理论的历史”⑥问题一样，《传播学简史》将传播理论史当作学科的历史，将理论的发展当作历史的演进，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与社会在学科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这样简单化的做法，似乎使读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对于学科的“根”溯源不清，各流派范式之间纵向关系难以厘清，对于传播學的学科合法性建制贡献较小。

如宫承波在后记中所言，《传播学史》一书是在对传播学史现有的大量资料的学习和研究基础上所完成，内容相对完整许多，而如此庞大的内容量，就需要以十分合理的框架来进行组织。传播学史由于传播学学科本身的特殊性，常被认为是不能用编年体来书写的，而《传播学史》却先将传播学史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一个时间节点划分为早期传播学史和新时期传播学史，分别是书的上下两卷。在上卷中，该书以地域为单位，介绍了早期北美与欧洲的传播学史，广泛包罗美、加、英、法、德五国的早期传播学史;下卷又以时间为轴，介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不同时期的传播学研究方向与成果。在具体的介绍中，该书采用人物传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方式，既讲述学者生平，又对其传播学方面的成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评价，可以说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与《传播学简史》的综合运用。同时，《传播学史》还将社会背景、学术背景、学科教育纳入到学科史的编撰中，这样一本“多结合”、多覆盖的传播学史籍，在这样的编撰框架下，却显得杂而不乱，是一次传播学史研究集大成的尝试。这种传播学史研究以及撰写方法，既使传播学的追根溯源得以完成，又能在阐述历史的同时将传播学的研究范围、方法、视角等进行结构化、秩序化，无疑对于传播

学的学科建制有着可以考量的不俗的影响。

（二）传播学宗谱：学科建制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传播学学科看作一个研究领域的宗族的话，学科史应当是什么？在记录宗族历史谱牒用名中，有家谱、族谱、宗谱之别。家，古释“有夫有妇然后为家”，“家，谓一门之内”，则狭义上家谱应是一直系内的本家之谱。在传播学学科史中，“家谱”应该是某一有着共同观念、相同视角和思维方式且具有传承性的学派的历史，例如记录法兰克福学派、多伦多学派等的传播学史。“族”，古释：“族者，属也，与其子孙共相联属，其旁支别属。”这个属，是一宗族中的某一支包括直系与旁系的大族群，族与族之间源于同一祖先，然因为某些变迁产生不同。在传播学史中，“族谱”则应该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具体学派组成的更大的学派，它们应是传播学的主要分支，宏观上应该是传统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三个主要流派的历史。而对于“宗”，《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尊祖庙也。”其本意指宗庙，可以引申为宗族，“就是有着共同的祖宗，即同一个本源”⑦。因此，宗谱则应该是同一祖先的所有后裔的完全谱牒，不论是缺少其中的某一族或仅记某一族，都不能称为宗谱。而于传播学，其宗谱则必然是一张关于传播学的涵盖全局的历史全图：所有关于传播学的有价值的探索，都应该是这张全图的内容。⑧

传播学需要“宗谱”。学科史研究和撰写于学科建制既然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则一部能够涵盖传播学各时期、各学派、各地域、各方法的完整的传播学“宗谱”，会是将传播学学科合法性、秩序化和结构化最大程度实现从而对传播学学科建制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播学史籍。在学科建制层面，其价值将大于其他非“宗谱”传播学史。《传播学史》的尝试，是一次对于传播学宗谱书写探索的

宝贵经验，笔者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1.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

“每个学者的学术史不仅可以透视其自然的生命史，也折射出其学科知识传承、学科形态、学科知识发展以及学术话语体系的变迁，还有学科与社会环境的互动。”⑨传播学宗谱并不能因其广泛和完整而忽略学者个人生命史的书写，反而应该将其当作写作的要义，不论是先驱、奠基人还是发展者，都应在他们的经历中追溯学科及学科各流派的起源和变化，使得传播学的学习者能从中获得学科集体认同，从而增强传播学的学科合法性。

2.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

传播学史不能成为简单的学者传记，也不能成为平面的理论史。皮特·瓦格纳（Peter Wagner）（2001）的《社会科学的历史与理论》一书认为，应将学科的理论和历史结合起来讨论。传播学史不仅要考虑纯粹的知识发展，更要讨论传播学理论产生的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学术等背景。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既应该包括学科理论的发展史，又应该阐明理论发展背后的历史环境。

3.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

《传播学史》这部五十余万字的传播学第一部宗谱意义的史籍，以其独特的框架，开启了传播学史编撰的新思路。地域、时间、流派等分类标准的综合应用，才能使复杂、广泛的传播学宗谱的产生成为可能。因此传播学史的书写不应该拘泥于某种特定的框架，而应以学科史书写的完整、清晰、系统为目的，选择合适的多种框架进行结合。

三、传播学史和传播学学科建制的教育视角

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

制。《传播学史》最后附上了美、英、法、德传播学大学教育和研究机构，这又是一次富有意义的尝试：传播学的学科建制和发展与教育息息相关，大学校园无疑是传播学诞生和成长的肥沃土壤，传播学教育应该成为传播学史的一部分。此外，除了传播学史中应该体现传播学教育情况，传播学教育也应该将传播学史的学习作为重点。“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⑩传播学史的学习对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尤其是本科生是一個“认祖归宗”的过程，也是寻求集体认同感、激发学科自信、深化学科认识的过程，而一部框架清晰、内容完整丰富的宗谱意义的传播学史，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入门和提高的工具。2019年春季学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成为国内首个为传播学专业本科学生开设传播学史课程的学院（宫承波教授讲授），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时代，“传播学的发展已到了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11，对于传播学发展具有基础建设作用的传播学史教育正在被提上日程。

四、结语

传播学诞生整整70年，已在21世纪成为显学。由于其交叉性、边缘性等特点，传播学学科史研究本身是一个具有难度的任务，然而传播学史的研究和编撰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包括学科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化、结构化等建设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而亟待成熟。《传播学史》作为国内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完整的传播学史，对传播学史的研究与编撰有着深刻启示：为了最大程度贡献于学科建制，传播学需要一部涵盖传播学史上各时期、流派、方法的清晰而完整的“宗谱”;该“宗谱”应坚持对学者的生平研究和传记书写，同时将理论与历史相结合讨论，并以多种类型结合的框架组织历史，还应适当将传播学教育纳入传播学史的内容。传播学史和传播学教育对于传播学学科建制，是一个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机

制，以“宗谱”为工具，将传播学史放置在传播学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有利于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对学科的集体认同、激发学科自信和深化学科认识，在传播学发展的历史关键时刻对其学科建制必将会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