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现代化之路

论中国现代化之路

论中国现代化之路

——学习《纲要》后的思考

论中国现代化之路

——学习《纲要》后的思考

摘要：第三章中《辛亥革命与封建帝制的终结》的第一节《举起近代民族革命的旗帜》相关内容

关键字：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

的结果。

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

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20世纪初，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社会矛盾叶不断被激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中国领土并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帝国主义战争，出现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辛丑条约》、《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和1905年签订的《朴茨茅斯条约》展现了瓜分中国并实行军事压迫的紧张局势。

在军事压迫的同时，帝国主义对华侵略还表现为对中国政治控制的加强和经济势力的扩展。在政治上，各国驻华公使颐指气使，左右朝政，干预清廷国事，把持重要部门，充当各类所谓“顾问”。在经济上，英、美、日3国先后和清政府签订了新的《通商航行条约》，为外国资本对华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此同时，外国在华投资在20世纪初期也大大发展起来，这主要是对近代新式企业的直接投资和对清政府的借款以及大量外国银行的开设。此外，帝国主义还加紧了对中国矿山、铁路等利权的掠夺。

而清政府各种旧税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同时巧立名目的各种新税更是层出不穷，加上各级官吏从中大肆盘剥，中饱私囊，致使民怨沸腾。此外，清政府的“新政”，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显得支离、敷衍、拖沓，缺乏总体目标和实施规划。其根本问题在于政治制度改革的滞后，这不能不使人们对清政府推

行“新政”的诚意产生怀疑，也使政治制度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严重压迫下，20世纪初年，社会各阶层人民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遍及全国。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

中国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是由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起和领导的。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出现发展高潮，商办民用企业的突飞猛进是这时期的特色。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和组织程度有所加强，各地商会组织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桎梏，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有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

不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较多联系，而民族资产阶级下层又过于软弱唯上层人物马首是瞻，故民主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以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一些青年学生由于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对世界大势和国内的民族危机有了更敏锐的认识，他们在中国民族危机加深、群众斗争不断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对如何救国救民等问题进行探索。因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成为辛亥革命中的中坚力量。

革命派在批判封建礼教的过程中，还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号召，其深刻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对广大妇女的压迫，号召妇女起来砸碎封建礼教的锁链，投入民主革命的斗争。

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国内出现了许多小的革命团体。1903年，留日学生秦毓鎏等组织了青年会，后其成员参加了“拒俄义勇队”，并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同年，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1904年，湖北革命志士刘敬安、张难先等在武昌成立科学补习所。同年，陶成章、龚宝铨等联合江浙一带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组成光复会。

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和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

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孙中山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将这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即“三民主义”。所谓三民主义，即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1.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即一是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二是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孙中山批判了革命党内存在的片面的“反满”思想，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排满，而是要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反满”实际是反对清王朝的反动统治。

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清朝统治者，大大加速了清王朝土崩瓦解的过程。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也没有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的对象，给了这部分人日后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的可乘之机。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妥协。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

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和压迫所造成的社会危机是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屡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面临着文化生存意义上之“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危机意识日深一日。然而，基于生存理性思考而产生的危机意识成为全民族共同的心理感受，还是自甲午战争中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引起的。甲午战败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救死不遑的紧迫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的耻辱感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心头。强烈的亡国忧患已成为当时思想家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救亡图存成为当时中国最紧迫的任务。

其次，各国亡国史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传，强烈地刺激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近代爱国者从本民族的现实处境出发，都特别关注世界各国亡国惨史的研究和介绍，力图以此为鉴，告诫国人，激发人们的救亡意识。他们大声疾呼中国“正处在东狼西虎，南弓北矢的时代，正是千钧一发、呼吸存亡”的时刻，中国应奋起自强，否则，恐怕数十年后将步埃及、波兰、印度、朝鲜亡国的后尘，“有人抹着泪眼儿替中国编亡国史”总之，各国亡国史的介绍不仅加深了中国人的危机意识，而且还对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起到了强烈的催化作用。复次，对近代国际关系的深刻认识以及救亡图存的需要，是促使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直接原因。近代思想家普遍地认识到近代世界已进入到帝国主义时代，“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而帝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强权主义，就是侵略主义，就是强盗主义。既然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性若此，然而不幸的是中国“适当此磐涡之中心点”，已成为列强竞争的中心，中国若想生存，只有兴起民族主义，才能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梁启超就认为“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唯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非合吾民族全体之能力，必无从抵制也”杨笃生也说，“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挑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邓实更认为：“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能扼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显然，近代爱国者从祖国存亡现实需要出发，普遍认识到民族主义作为救亡图存思想武器的重要性，而这一思想恰恰是在爱国者们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患中，在对近代世界格局的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

2、民权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号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

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反复强调了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必要性，并将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结合起来，强调要废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的，必须进行“政治革命”。孙中山指出民族革命是扫除“现在恶劣政治”，而政治革命则是扫除“恶劣政治的根本”，从而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目标与实现民族独立的目标连接在一起，并把资产阶级革命的矛头直接指向集民族压迫与封建专制于一身的清政府。

但是，民权主义虽提出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又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共和国的权利与地位，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3、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在这时的具体内容为“平均地权”，即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它包含这样几个思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解

决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后的迫切任务；解决的办法是“定地价的法子”（孙中山主张核定全国土地的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归原主；革命后的增价，则归国家，为国民共享）；实行平均地权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也没有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在革命的过程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农民的理论武器。

不过，总体上说，同盟会的革命纲领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不过，它又是一个不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它没有明确提出反帝的号召，不敢依靠广大工农群众，缺乏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实际内容。

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同盟会成立后，特别是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宣传三民主义思想，扩大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阵地，迅速成为进步舆论的中心领导地位。这一切，使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十分惊惧，他们驳斥同盟会提出的革命纲领，企图阻遏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维护其在思想界的权威地位。对此，革命派予以了坚决回击，一场革命与改良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大论战拉开帷幕。这场论战前后持续了两年，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和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是双方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主要是围绕“三民主义”进行的。具体内容为：

1.要不要以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这是这次论战的中心。为了论证“反满”与暴力革命的必要，革命派揭露了满族贵族实行民族统治政策的罪行，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用暴力推翻这个反动卖国的政府，中国才能独立富强走向进步。改良派争辩说，“反满”与政治变革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应当以政治变革为目标，而不应以“反满”为目标；并认为暴力革命势必引发内乱和招致帝国主义瓜分，最后导致亡国。对此，革命派指出革命虽不免流血，但可“救人救世”；他们正确地宣布，推翻清王朝后将以民主原则对待满人；并强调民主革命是有纲领、有组织的运动，认为革命可以有秩序的进行，而不会发生内乱和招致瓜分。

2.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政治革命的目标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

是这次论战的又一重点。改良派一贯主张，中国“国民恶劣”、“智力低下”、“民智未开”，没有实行民主共和政治的能力，政治改革只能循序渐进，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是必经阶段，不能“蠟等”。

革命派则用“取法乎上”，针锋相对地批判改良派的“循序渐进”，认为自由、平等是人的本性，一旦破除禁锢，就会勃然而出；并认为中华民族有实行民主共和的能力，民主共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真诚地寄希望于革命，寄希望于人民，认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能成为世界上最完善的“共和政体”。

3.要不要社会革命？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应当改革的问题，争论虽没有充分展

开。改良派反对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并认为实行土地国有将会“危害国本”。革命派认为土地应由全民所享有，少数地主垄断土地，不仅陷亿万贫民于苦难深渊，而且是工商业发展的一大障碍。认为为了国家的繁荣昌盛，必须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或“土地国有”，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争的实质，是用什么手段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场论战以革命派的胜利告终。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也暴露了革命派存在着思想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后来的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