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风格

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

一、体裁的独特性

鲁迅的杂文是适应现代传播媒体方式而出现的新的“现代文学”。它在文体上不是“文学概论”中所规定的，也与一般的散文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它只能是与现代报刊一起出现的现代性的“边缘性”文体。它与中国现代报刊尤其鲁迅参与的报刊的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鲁迅在创作时极为注意创作的文体特征，他根据现代报刊的特点以及开创公共领域的要求，通过杂文创作说自己想说的话，通过杂文创作去争取一种共同领域，争取话语权的写作。是反“别人的声音”而发表“自己的声音”的写作。因此，鲁迅的杂文不仅是一种感想式的文体，而是在充分的理性思辨和论辩逻辑的基础上的一种话语表达。这种话语既借有了论辩对方的话语，又将自己的声音通过形象、隐喻、象征、讽刺等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每一篇杂文就是一种个人的声音，一种由自我世界与对方世界结合起来的声音。因此，鲁迅的杂文，不仅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式，更是一种“话语的写作”。正是杂文这种“无体的自由体式”使鲁迅自由地飞翔于杂文这块广阔的天地里，进行着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性的思考，无忌地出入于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心理、民俗、人类学、政治学、文化学，以至自然科学等各门学科，无拘地表现自己大愤怒、大憎恶、大轻蔑与大欢喜。将各种艺术形式熔为一炉，发挥他不拘一格的创造力与想像力，进行着他具有某种先锋性的文体试验。

二、具体形象的参与

在鲁迅的杂文中，形象性成为形象思维的活跃因素，具体形象的参与是鲁迅杂文特色之一。为增强杂文思想表达的形象性与直观性，为使自己的主观情感流露得显豁、直接，大量的借助于形象，特别是注重具体形象在思维中的积极参与。他不只一般地运用形象化的语言、手段，而且还直接描绘具体人物形象和社会相“类型”形象。概括出来，有如下三类：一是象征性形象，如蚊子、苍蝇、山羊、叭儿狗等，以动物引类作比，象征社会上某一类型人物；二是概括性形象，如“翻着筋斗云的小资产阶级”、“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的“第三种人”。以形象的描绘概括了社会上某一阶级人物的特征；三是人物的片断形象，如为章士钊、陈西滢、胡适等人画像，通过片断形象的缀合，凑成或一形象的“全体”，使这类人“简直可以当作普通名词，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

鲁迅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画上一条尾巴，却见得更加完全。”鲁迅思维的起点总是具体的、个别的人或事，他能够从所接触到的纷繁的事物中，发现和区别出具有广阔思想内涵、可供开发的人与事，以此作为他的杂文的材料。然后将其置于时代、社会、历史的更大时空下进行剖析与开掘，以一种非凡的思想穿透力切入本质，做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整体概括，并加以简括的名称，将“这一个”提升为“这一类”的“标本”，同时又保留着形象、具体的特征，成为“个”与“类”的统一。可以说，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是鲁迅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如“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丧家犬”。“脖子上挂着小铃铎，作为知识分子的徽章，把羊群领入屠场”的“带头羊”等等。鲁迅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并有意排除了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

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诸如此类的形象，从不同侧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杂文形象系列。

三、思维的非规范化

鲁迅杂文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相通。在鲁迅的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如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留下的“药渣”；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等等。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高雅的”的“恶俗化”，从而揭示了更大的真实。

思维的非规范化，还在鲁迅杂文创作中运用的再造想像得到体现。其特点在于：既是对一个真实的反映对象的呈现，不掺杂任何虚构成分，同时又不是对原来反映对象的机械照搬，而是融进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对事物进行了必要的分离、组合、整理，使之更真实地反映事物的面貌，把握事物的本质。如鲁迅在杂文《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萧伯纳在上海）序》等文中，鲁迅不厌其烦谈萧伯纳，画像又并非最终目的，用杂文表达主要是在揭穿一种“世相”：即为着一个萧伯纳，竟有那么多人“嘁嘁嚓嚓”的“世相”。在描写萧伯纳的同时，“就将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的各式各样的相貌，都在一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这样，杂文用形象反映方式揭露时弊的目的达到了，而且因想象的参与使形象描绘得真切、生动，反映方式也更趋完美。

四、独特的情感

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鲁迅杂文的主观性上。虽然鲁迅的杂文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这是因为鲁迅感同身受着中国社会的“弱者”（无地位者，不被承认者，受压迫者）的痛苦，而自觉地进行他的文学复仇。如在《“友邦惊诧”论》一文中，开篇一句就充溢着不可遏制的愤怒激情，暗示逞凶者的不可理喻，麻木不仁，不给他留下回旋的余地。“读书呀，读书呀”这个模拟句子，不仅活生生地描绘出反动派的虚情假意和罪恶用心，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这种论调的极端厌恶和嘲弄之情。接着抓住对方电文中的要害，以对比手法和排比句式，倾吐翻江倒海般的激情，嘻笑怒骂，不断发出质问或慨叹，并杂以尖锐的反语，不容对方有须臾的喘息。当鲁迅揭穿了他们是怎样的“党国”，怎样的“友邦”时，他对敌人的仇恨和轻蔑的感情，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激烈程度了。《“友邦惊诧”论》是一篇强大的道义力量和满腔的愤怒之火所烧结成的艺术精品，是逻辑力量和感情力量的结晶体，是鲁迅耳闻目睹这类冤案、惨案所长期积蓄、孕育的产物。当他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故伎重演，面对爱国青年的淋漓鲜血，他的悲愤、义愤，在胸中翻滚、奔腾，犹如排山倒海，冲决而出，这就构成了一股感情的巨流，在文章中一泄到底，使全文结构紧凑，一气呵成，到处燃烧着熊熊的感情之火。

五、自由创造的杂文语言

毛泽东说：“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形式作战。”与思想的天马行空相适应，鲁迅杂文的语言也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他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或口语与文言句式交杂；或排比、重复句式的交叉运用；或长句与短句、陈述句与反问的相互交错。有时，鲁迅的杂文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

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打破了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又取得了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他还注重对人民群众的口语加以提炼，并把现代中国人的口语、成语、谚语、外国语等融为一炉，创造了富有哲理性的警句名言，大大丰富了祖国文学语言的艺术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