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I研究动态》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
周刊RESEARCH INFORMATION
研究
动态
【IMI 视点】
刘 珺：融资难根在实体经济困局
陆 磊：2016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松祚：“三个两极分化”是世界经济动荡根源
【会议实录】
耿 群：金融危机之前车殷鉴
——2008年金融危机深度分析及启示
【《新资本论》连载】
系列二十九：卷一?第五章 金融市场权力的滥用系列三十：卷一?第五章 争夺全球金融话语权
主 编：曹 彤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
INTERNATIONAL MONETARY INSTITUTE OF RUC
2016年 第14期 总第157期
https://www.360docs.net/doc/ad11616152.html,/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货币研究所简介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
融资难根在实体经济困局
刘珺1
在稳健的货币政策框架下，在央行降准降息增加市场流动性的背景下，围绕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是否好转了呢？
从融资利率来看，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贷款利率普遍采用基准上浮20%-30%，再加上担保费、资产评估费、财务顾问费等隐性成本，小微企业实际融资成本普遍在10%以上。民间借贷利率则更高，以温州指数（即温州地区民间融资综合利率指数）为例，其2012年以来持续居于20%左右的高位。债券收益率也没有明显下降，Wind资讯数据显示，BBB+级企业债券收益率在过去几年里持续上升，到今年一季度仍在12%以上。可见，流动性的宽裕并没有带来融资成本的显著降低。
从信贷量来看，央行《2015年一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三农贷款增速减缓，小微企业贷款存量占比有所下降。2015年一季度末，三农本外币贷款余额29.36万亿元，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量的32.08%，存量占比较上年末下降0.41%，其中农户贷款、农业贷款增速分别较上年末低2.3 %和1.2%。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占企业贷款余额的30.2%，占比较上年末低0.2%。一季度小微企业贷款增量占企业新增贷款的26%，比上年同期低4.5%。至于股票与债券融资，小微企业占比就更低。这与中小微企业GDP贡献率超过50%、解决80%以上劳动力就业的现状并不匹配。至少从数字上看，融资难题痼疾依旧。
融资是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体系配置资源的职责所在，直观上融资难题的板子理所当然应该打在金融机构的屁股上。但是，诸多现实问题无法回避：一方面，中国货币供应量是充裕的，流动性整体水平甚至可以说是过剩的。2014年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122.84万亿元，是GDP的1.94倍，而美国同期只有0.67倍。随着中国GDP增速的下降，预计未来货币供应量增速也会下降，但可能仍是两位数。另一方面，银行存量信贷资产质量出现恶化，2015年一季度1刘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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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9825亿元，不良贷款率 1.39%，较上年末上升0.15%，拨备覆盖率为211.98%，较上年末下降20.08%。不良贷款余额不断攀升，导致银行放贷更为谨慎。金融机构不仅具有资源配置职能，同时也具有风险管理职能，“银行惜贷”本质上是一种风险防范行为，是通过风险的预先识别和主动避让防止资金进入竞争力不强的行业和企业，微观层面上降低银行潜在的资金损失，中观层面上发挥市场汰弱的功能，宏观层面上与经济结构调整政策同向发力。在当前经济下行、中小微企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惜贷”积极的方面是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止实体经济风险向金融体系蔓延的“防火墙”作用，同时以“断奶”的方式促进落后和过剩产能升级转型。
归根结底，“融资难”和“融资贵”只是表象，银行亦不是“病灶”，其实质反映了中国经济结构和经济转型存在的问题以及实体经济所面临的困境。
实体经济的存量结构不佳。在过去30年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下，过度投资、重复建设带来了大面积的产能过剩，投资除基础设施外，相对集中于钢铁、煤炭、水泥等行业，导致服务业、新兴行业缺血，产业布局“逆向选择”，国民经济呈现结构性“超重”的特征，加剧了资金饥渴和投资依赖，创新驱动和转型发展的“轻盈”渐行渐远。过剩行业大量吞噬资金，扭曲产业结构的同时扰动货币政策效果，中小微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愈加孱弱，“好企业不缺钱，坏企业不怕高利率”的怪相几乎摧毁了资金的价格机制，资金流向与产业布局优化相互背离，融资难题的经济结构症结归因于此。
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政府职能存在越位、错位、缺位，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于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需要政府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引导和促进等非行政方式让市场更好发挥作用，而非政府“取市场而代之”。但是，在具有全局性、导向性、补偿性、扶植性的特定领域和特定阶段，政府应该当仁不让。从发达国家经验看，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多是政府主导，政府通过为中小企业立法、提供融资担保、设立中小企业专项投资基金等一揽子政策措施，有针对性地释放支持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强烈信号，一旦政府身在其中，其他市场参与者自然敢于跟进也愿意跟进，VC 和PE在融资链条的前端，银行则在中后端，各自准确定位，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明确，银行不可能在前端，更不可能照单全收政策性义务。对于战略型产IMI│2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业，亦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欧美对于战略产业无论民营还是国有，政府多通过运用财政拨款等手段积极支持，因势利导且旗帜鲜明。新结构经济学主张，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共同发挥作用，才能构建起经济持续发展的基本机制。在“三期叠加”的关键时期，不仅三农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且与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特别是面向行业的共性技术，尤其需要政府以产业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集中资源，引领并与市场主体共同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增量创新减重存量负载，使稳经济和调结构行稳致远。
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不明。对比德国工业4.0和中国制造2025，前者以物联网和制造业服务化为主轴，目标是实现“绿色”的智能化生产，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重组再造生产制造体系；后者旨在融合信息化和工业化，聚焦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积极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生产性服务业。两者路向虽一致，但中国长期采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大量金融资源或被重工业虹吸，或通过表外腾挪进入房地产和虚拟经济，资金空转情况严重，实体经济承载发展和转型的部分却投入匮乏，面对经济新常态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路标尚不清晰。需要什么样的制造业，制造业怎样先进，又如何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增加比重，服务业如何现代化、智能化；科技的突破口是什么，技术的制高点在哪里；等等。至少从银行的角度看，无法准确判断哪些行业企业代表未来，哪些行业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而哪些行业企业只有比较优势。于是，银行退而求其次，减少向实体经济贷款，特别是收紧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融资难题反映的是银行不确定那些企业现在好，更遑论将来好，至于实体经济是否“知己”，知现在也知将来，好像也没有站得住脚的答案。
实体经济核心竞争力不足。绝大多数制造业企业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山寨化、同质化、价格战是通病。目前，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经济下行更使核心竞争力不足暴露无疑。作为第77个国际互联网大家庭的成员，中国正以互联网大国的姿态向全球互联网技术的领导者和重构者迈进，但由大到强长路漫漫，即便出现了世界级的互联网“巨无霸”企业，其优势也在应用端和市场端，而非关键技术、核心组件和行业标准。与之对应，实体经济中达到互联网行业类似影响力的企业更是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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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可数。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持续和永久的源泉与动力，这些要素不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系统性、长期性的积累。设若实体经济的类似要素不足，核心竞争力自然不显著。资金是追逐技术、人才等竞争力要素的，融资难题反映的是主体的问题，目标的问题，而非客体的问题，手段的问题，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不缺资金并且成为银行争夺的对象即是明证。
民营经济的企业家精神不够。首先民营企业存在“真假之分”，很多民营企业是资产非市场化再分配的产物，是国有资产“变性”的结果，并非源于创业或家族继承，究其根本并非号称民营企业的是真正的民营；其次民营企业家存在身份危机，其中不乏“官督商办”的时代变种，身份标识变了，行为方式、思想观念、能力素质却没有根本性转化，结果是自觉不自觉依附官员分食垄断利益和寻租所得，纯经济行为的产出乏善可陈，科技创新的回报更是罕见；再次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来源权力导向明显，植根于技术、管理、人才、效率的比例不高，与各种权力对接的现象不少，多数民企创新能力薄弱，鲜有技术领军者，普遍小、散、弱，逾1500万家民企中跻身世界500强的不足十家；复次民营企业行业选择套利重于创业，多集中于产能过剩行业、房地产、贸易、流通等领域，乐于多快好省的盈利模式，难以执着于起步的苦活、守成的累活和研发的脏活；最后民营经济的源问题自然归结于企业家精神匮乏，技术经济学代表人物熊彼特提出，“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破坏才是创新的来源，而创新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企业家精神勃发于市场，并依托市场转化为经济活力，一旦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力场形成，资金定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
综上，政府须简政放权，为市场主体松绑减负，在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和专项支持上“有所为”，在资源配置上“有所不为”，让市场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实体经济在去产能和去杠杆过程中须突出科技导向，捕捉现代产业的线索，占据技术的制高点和行业的话语权；市场主体特别是三农和中小微企业须苦练内功，勇于创新，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汰劣存优；金融机构须以创新的市场化手段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进一步拓宽三农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渠道，使其能够平等享有金融资源。融资难题指向银行只能找到部分答案，最优解或者满意解在并且只在实体经济自身，只有破解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和技术性壅塞，IMI│4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资金之水方能畅通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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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陆磊1
一、2016年中国经济预判
2016年中国经济将呈现趋势放缓态势，经济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但经济运行中的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一）经济增长仍将下行
1、领先指标不乐观。
2014年以来，作为宏观经济先行指标的“克强指数”呈现趋势性下滑。2015年9-11月份分别为0.18%、0.38%和0.61%，1-11月份累计1.65%。从先行指标短期波动和累计指标的趋势看无明显改观的迹象。
2015年12月中采制造业PMI 指数为49.7%，环比小幅上升0.1%，但连续五个月低于荣枯线，亦为2012年1月份以来较低值。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4.4%，比上月上升0.8%，为年内高点，显示以服务业为主的非制造业表现较好，是目前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总体而言，2015年PMI 指数显示制造业在低位小幅波动，下行压力依旧。
1陆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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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克强指数当月值及累计值（%）
图2 中采PMI 及主要供需指标变动情况
2、需求端改善预期减弱。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依旧维持下行态势。房地产投资增速将继续回落。2014年10月份以来，随着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房地产销售逐渐回暖，但房地产企业缺乏扩大投资动力，房地产销售的好转难以向投资端传导。高库存短期内难以消化，商品房待售面积从上年末的6.21亿平方米上升至2015年末的7.19亿平方米，加之73.5亿平方米的施工面积，高库存将随着在建项目竣工进一步加剧。
2016
年在政策层面，供给端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将进一步弱化，需求端如
信贷、利率、公积金政策则会相应加强，但政策旨在消化库存，难以带动房地产投资大幅度回暖。2016年房地产市场格局依旧是以消化库存为主，房地产投资难有大的起色。
制造业投资可能继续下滑。考虑到其本身具有的顺周期性，伴随经济放缓，制造业企业利润也将下降，企业盈利恶化将进一步拖累企业投资，加之企业高负债率、去杠杆，以及PPI持续负增长等多重因素叠加，企业经营2016年将更加困难，进一步对制造业投资产生抑制作用。
基建投资增长可能乏力。基础设施建设还有较大空间，除交通外，生态环保、城市综合管廊等领域有望成为新的投资重点；财政赤字可能将继续提高，地方政府债务进一步置换，城投债发行加速，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国开行政策性作用进一步增强，将继续有助于基建设施建设增长。
但2015年以来基建投资增速已经逐渐显露疲态，比上年同期低3.6个百分点。考虑到目前中央和地方政府捉襟见肘的现状，以及未来供给侧改革和相应的减税政策，财政在收入端将面临更大压力。而基于前期基建投资高增长带来的高基数效应，为维持基建投资的较高增速，在边际上需要财政政策更大支持力度，基建投资维持较高增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因素。
未来基建投资增速主要看政府财政能否突破资金的约束，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落实效果，如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规模、专项建设债的发行以及PPP模式推进等，但基建投资增长乏力的可能性较高。
出口低迷态势可能仍将延续。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汇率波动和制造业成本上升，都将对中国出口形成持续拖累。第一，全球贸易放缓将继续使出口承压。从全球范围看，全球贸易增长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长。根据WTO于2015年9月30日做出的最新预测，2015年全球贸易将放缓至2.8%，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增长率为1.4%，将首次低于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率3.05%。第二，主要经济体形势对未来出口改善的促进作用不大。预计2016年美国经济有所回暖，有利于中国对美出口回升，但TPP和TTIP协议反映出美国区域主义的贸易态度，对中国出口也可能产生阻碍；欧元区和日本经济或有所改善，但预计总体依然低迷；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前景依然不太明朗，多数国家仍处于经济萎缩周期中。第三，受全球低速增长影响，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近期美国经济数据持续好于IMI│8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预期，美联储已宣布加息25个基点至0.25%-0.50%，2016年可能进一步加息，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汇率的波动性可能加大，这将给2016年中国出口带来不确定性。第四，从出口制造业成本看，在当前制造业劳动力减少，土地价格上升的局面下，制造业成本相对上升的趋势短期内不变，对2016年出口产生不利影响。但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较大，未来在出口方面的潜力将逐渐显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对外经贸合作力度加大及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可能有利于改善中国出口。综合判断，2016年出口仍将延续低迷态势。
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有所企稳的态势。促进消费增长的有利因素主要有：首先，短期消费和房地产市场高度相关，2016年房地产销售仍将保持增长，房地产销售的增长将带动家居、建材、家电等消费的增长。其次，近年来餐饮消费增速呈现上升态势，未来有望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提升空间可能有限。再次，前期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将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将带来长期潜在消费需求的提升。2015年10月1日开始实施的车辆购置税减半政策对汽车销量形成短期利好，也将对2016年上半年的汽车消费产生影响。
另外，乡村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扩张。乡村与城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差值从2014年底的1%，增加到2015年末的1.3%，将对未来消费形成一定的支撑作用。但居民收入增长放缓及劳动力市场低迷很可能对2016年消费形成制约。国家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总体放缓，全年实际增长7.4%，比上年同期低0.6个百分点。居民未来收入增长情况与就业均不乐观，收入增速回落将影响消费增长，而劳动力市场低迷也将改变消费者预期，降低消费。综合看，2016年消费需求将继续保持相对稳定的态势。
3、金融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下降。
金融业主要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三个子行业，其增加值近似为三个子行业增加值之和。从年度数据看，2015年金融业占GDP之比为8.5%，对GDP 增长的贡献率为16.7%，拉动GDP增长1.2个百分点，皆为历史最高。从季度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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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看2014年第4季度至2015年第4季度，金融业当季同比增速显著提高，分别为14.2%、15.7%、19.2%、16.1%和12.9%，不仅高于第三产业中的其他行业，也高于2008年以来金融业自身的增幅。2015年金融业增加值的增速提高与2014年下半年以来资本市场的繁荣有关。金融业相对发达的英、美、日、德金融业增加值占GDP之比多数年份也在8%以下。
因此，无论从自身年度数据和季度数据的走势，还是与英、美、日、德等经济体相比，中国金融业占GDP占比相对较高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现象。考虑到经济放缓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及股票交易量可能放缓等因素，2016年金融业行业增加值增速将会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可能下降。
图3 金融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变化趋势
图4 中国金融业占 GDP 之比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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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之比季度变化趋势
图6 金融业增加值、股票交易印花税和市场交易量季度同比增速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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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金融和保险业增加值占 GDP 之比
二、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纵观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总体发展，其具有明显的政策驱动与市场牵引的双重特征，我们发现，在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起步阶段，主要以政策驱动为主，在离岸人民币市场进入初级发展期后，市场牵引的力量越来越重要，并开始出现一些市场内生性的业务需求。
总体看，短期内经济仍将延续下行走势，季度增速波动较大，全年可能在6.5%左右；中长期内，经济增速可能会经历一个L形增长阶段，何时筑底企稳，则取决于供需两端发力和供给侧改革的力度和效果。
（一）通货紧缩风险有可能加大
从国际看，受全球需求增速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因素的影响，输入型通缩的压力将增加。从国内看，尽管逆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可能起到促进增长和价格稳定的作用，经济增长放缓速度得以缓解，但受经济增长放缓和总需求疲软等因素的影响，价格水平仍将低位波动。
2016年猪肉和鲜菜鲜果等对CPI拉升作用有限，而诸如居民收入增速放缓、粮食价格下行等其他因素对CPI的抑制作用应受到关注，总体上CPI低位波动仍将延续，PPI继续维持下跌态势，跌幅有可能收窄，但存在不确定性。预计2016全年CPI涨幅在1.1%至1.5%之间，中值为1.3%；PPI涨幅在-5%至-3%之间，中值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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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二）就业压力可能显现
一方面，2016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影响就业状况。另一方面，去产能可能对就业形成较大冲击。2015年12月份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了去产能的工作任务，2016年传统行业的去产能和僵尸企业的关停重组如果推行力度过大，原来过剩严重行业的隐性失业将显性化，就业市场产生压力增大。
（三）金融风险动荡概率不减
1、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反弹风险上升。
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万亿元，已连续16个季度反弹；不良贷款率1.59%，已连续9个季度反弹。2016年去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可能加速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显现。
部分城市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变化，库存消化周期拉长，房价下行预期增强。房地产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抵押物，若其价格下行将直接降低企业资产价值及抵押物估值，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质量。部分中小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链较紧，存在高成本、多渠道融资现象，一旦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行或预期变化，可能出现资金链断裂。非法集资等外部风险在2016年存在向商业银行等转移传染的可能性。
2、债务问题可能凸显。
一是地方政府债务偿债能力下降。近期3.2万亿地方债务置换缓解了地方政府短期偿债的时间约束，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成本，减轻了地方政府的债务负担。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放缓，加之土地出让金大幅度下降，使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趋于衰减，偿债能力明显下降，部分地方只能通过举借新债偿还旧债。地方政府性债务与银行体系有着密切联系，需防范财政风险向银行风险转化。
二是企业负债率较高。我国企业部门债务与GDP之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上升较快，目前是几大部门中杠杆率最高的，并且显著高于其他经济体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根据经济金融统计数据测算，截至2014年末，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在内的非金融企业债务余额96.6万亿元，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152%；如将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融资平台债务扣除，非金融企业债务约80.2万亿元，与GDP之比仍高达126%。2016年在经济增长放缓、PPI长时间下降且仍未企稳反弹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债务风险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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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金融市场风险不可忽视，流动性管理难度加大。
2015年6月以来中国资本市场出现大幅震荡，尽管目前资本市场的整体风险下降，但市场的修复和投资者信心的恢复都有待时日，在此过程中市场的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同时实体经济放缓和金融体系的发展导致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不断下滑，国内企业和居民为寻求更高的回报，选择投资高风险资产或海外资产。
而在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率不断下降的背景下，为刺激经济需要不断降息降准，在实体经济投资率放缓的背景下，这会促使投资资金流向高风险资产，加剧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
4、新型金融业态可能隐含风险。
近些年来，中国金融业态出现多元化趋势，一些市场交易所等类金融机构及
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缺乏有效监管，中小投资者缺乏风险自担的意识和能力，部分交易场所违规经营甚至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一旦发生资金链断裂，风险和责任有转嫁社会、商业银行和政府的趋势。
5、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和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上升。
伴随美联储进入加息通道、中国经济放缓及国内流动性充足、市场利率降低，我国资本流出的压力加大，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可能上升。
6、国际金融风险上升。
美联储已开启加息周期，一些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恶化，全球金融风险上升。目前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形势较为严峻，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美联储加息已引起跨境资本异常无序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国际金融风险可能对中国产生较大负面冲击。
此外，在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债务问题、金融市场及新型金融业态的风险、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风险等问题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将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流动性风险将以各种方式显现。
（四）经济政策面临困境
1、货币政策空间较小。
一是在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降低的环境下，降息降准会促使资金流向高风险资产，加剧金融风险因素的积累，特别是在当前新型金融业态、金融组织、金融IMI│14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模式不断涌现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二是宽松的货币信贷条件可能继续推高企业杠杆、弱化去产能政策效果。三是在美联储加息背景下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加大资本流出的压力。
2、财政政策也面临困境。
在经济增长放缓和减税的背景下，财政收入增长将放缓。而财政支出将增加，这可能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同时，土地出让金的减少及积累的大量地方政府债务也缩小了积极财政政策的空间。
2016年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需要权衡。去产能及企业部门去杠杆、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可能导致金融机构的加杠杆；房地产企业去库存和就业状况恶化可能导致居民部门的加杠杆。在企业经营困难、融资成本较高和居民收入放缓的情景下，2016年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保持在11%至13%之间，如何实现降杠杆可能是一个艰难的政策选择。
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
（一）加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2015 年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具体而言，针对当前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1、加大减税和财税体制改革力度，促进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图8 狭义宏观税负国际比较（不含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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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企业和居民的宏观税负情况，目前并没有一个一致的认识。从狭义宏观税负看，我国税收收入占 GDP 比例在全球处于中等水平；如果考虑所有政府收入， 即狭义税收收入、 社保收入、 土地出让收入、行政收费等， 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比较高的。 与此同时， 税收结构不合理， 还存在不利于服务业和创新、创业的发展的问题。
要加大减税和财税体制改革力度，促进经济结构加快调整。 一是要降低宏观税负，使收入分配更多向企业和居民倾斜。进一步减少政府配置资源的比例，更多地由市场化的主体来配置资源，切实发挥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作用。二是要进一步优化税收结构，使税收体系发挥“奖优限劣”的作用， 加大财税政策对研发、创新创业的支持力度，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三是全面梳理各项直接支出和补贴，减少政府支出对结构扭曲的影响。
图9 我国（广义）政府收入与宏观税负
2、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简政放权重在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市场制度环境。建立公平竞争保障机制，打破行业垄断，切实降低现存的行业准入门槛，确保民营经济在获得生产要素、进入垄断性行业等方面享有平等权利，激活民间投资，促进社会资源的高效配置。
3、市场化与行政性手段结合，加大去产能力度加速去产能、 处置僵尸企业成为解决我国融资成本高、杠杆率高和金融风险隐患多的核心环节之一，
应成为
2016年第14期总第157期短期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工作，也是我国实体经济去杠杆的重要途径之一。一般而言，利用市场化机制是去产能最有效的方式，同时也要看到，在目前导致产能过剩的制度性、体制性因素未能改变的环境下，地方政府的利益及保护、大型国有企业兼并重组动力不足、商业银行考核机制导致的不良贷款显性化意愿不足等因素，产能过剩集中的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领域依靠市场化机制去产能的过程可能相对缓慢，僵尸企业也将继续消耗资源。从整个社会角度，在相关制度、体制安排存在短板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市场化方式去产能的效率不是很高。因此，如何有效结合市场机制与行政性手段两种方式去产能、处置僵尸企业成为2016 年的重要问题。
（二）推动金融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
1、降低宏观杠杆率和实体经济负债率
近些年来，我国杠杆率持续升高，尤其是企业部门的杠杆上升较快。较高的杠杆率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加大了金融风险，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经济放缓、产能过剩、企业杠杆率高企、金融业杠杆率上升、中央政府赤字率上升的环境下，企业资产负债表、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表、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和国家资产负债表的修复与重构成为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做到既防止道德风险、提高资产负债表修复与重构的资源配置效率，又能保持社会、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有序成为2016年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值得探讨、重视的政策问题。在政府部门，2016 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适度，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高于GDP 增长率。在私人部门，企业资产负债表最需要修复与重构，但受制于多种因素，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变化存在不确定性。从金融部门看，金融部门的杠杆率变化受到企业部门资产负债表的调整、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变化及政府部门政策选择的影响。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不仅依赖于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还受到政府在养老、医疗等跨期分担政策选择的影响。
2、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切实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统筹监管系统性重要性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公司，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以防范金融市场风险和金融要素价格的过度波动；
RUC│17
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以形成完备的信息和合力。建立宏观慎政策框架，实现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机协调，切实防范2016年出现货币市场、在岸离岸外汇市场、股票市场的过度波动，通过有效的功能监管实现线上线下、传统与现代金融业态风险的全覆盖。
总之，必须同时实现产品端和要素端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才有可能有效应对通货紧缩，有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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