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

?中国的考古学并不是传统的金石学的演生品，而是西方之舶来品，它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发展成为适于中国应用的系统理论。正是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中国化，为其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考古学放眼于整个人类的古代，是以整个历史时空框架内所含的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而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它的研究构建了符合逻辑的时空体系。

本书以第一章做为全书绪论，对考古学基本概念和在中国的运用、发展做了简要介绍，将它做为考古学在中国逐渐发展和成熟起来的历史背景。在第二章，对做为考古学方法论基础的考古地层学首先展开论述。

一、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基础－－考古地层学

考古地层学脱胎于地质学，是根据考古学的特点加以改造和系统化后成为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地层的关系是复杂的，先后关系和共时关系是考古地层学的两个基本情况。在同一地点，直接的先后关系表现为叠压关系和打破关系。虽然对于文化层的形成原因，普遍是从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两的方面分析的，但是也存在不同观点。

我认识比较有说服力的是于汇历。他认为：人为因素几乎不可能形成几个均匀而覆盖面积达到整个聚落的文化层。[1]其中，“均匀”这个词是不能被忽视的。它缩小了于汇历所说的“文化层”的范围。针对文化层构成原因的探讨仍在继续，但有一些问题是在研究中回避不开的：

1、文化层不一定是水平的，“位于同一深度的遗存不一定属于同一层位”。想来这里

所说的文化层，是指相对均匀的。其成因大致为：一次形成和逐渐形成。前者是阶段性变化，有排除有遗迹介入的可能性。[2]后者多指人类随意抛弃的废弃物。因此，“‘地层’实际上是由若干的生活面组成的，遗迹的依存对象是生活面，而不是地面”[3]

2、遗迹有形成、使用和废弃三个年代，它们在时间尺度上都有一定的伸缩性，应结

合考古学其它基本方法确定堆积相对时间。而墓葬不存在废弃年代且墓内遗物年代大多早于墓葬年代。如：在洛阳东郊C5M906号西周墓出土器物中有1件长颈椭方形壶和1件窄沿斜折浅腹盘，壶盖内与盘圈足内的范土未剔除干净，说明壶、盘是未经使用过的明器。[4]因此可断定，随葬器物的制作年代和废弃年代肯定早于墓葬本身的时代。

理论构成一门学科的概念框架和体系。理论家并不是死守教条，而是严守一些可以使发掘更精确、更有探索性、更有利于复原的程序。理论和解释决不是发掘以后的事。[5]考古学的基本方法论应具体到实践中去。运用地层学原理指导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要遵循一些原则：

按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层；平剖结合，立体分析。文化层堆积和遗迹是具有时间深度的，长时间的活动使其成为了立体的空间。考古学上的空间是可以被捕捉和观察到的。为重建人类以往的经历提供依据。这个空间也可以理解为：几个地层的叠压形成了该时间段内的立体剖面。在剖面中，我们可以定位古人生存的物理世界和遗存的发展序列。所以应将平面的早晚关系结合发掘的层位关系分析；遵循由晚及早的原则进行发掘。在采用探方发掘的具体方法上，中、西方存在明显不同：主要是西方探方更小。优点是：仔细，清楚。缺点是：易将完整的遗迹割成小块，如不留隔梁，剖面不易控制。在标识的方法上，中方在四壁剖面划线而西方插写明地层和编号的小旗或布条。尽管地层学具有客观实在性，但也存在局限性，要全面解决地层断代及其文化类型和文化特征问题，必须借助类型学。

二、研究遗存形态及规律的工具——考古类型学

类型学对地层学采集的考古实物进行分析和比对，是一种手段和认识途径，是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

其研究对象必须是同类别的。这里的“同类别”可以是同质地或形态的，也可以是质地

不同但形态与用途相同或相近的。例如，陕西秦陵K9801陪葬坑出土大量铠甲和零散甲片。统计分析石铠甲甲片类型时，整体上分为人甲甲片和类马甲甲片两大类。再依甲衣的典型甲片将人甲甲片分为：长方形、方形、等腰梯形、鱼鳞形。将特殊部位的不规则形甲片类定为：靴形甲片、直角梯形片等；将类马甲甲片分为长方形、弧刃形、近方形和特殊形制[6]。可见同类遗存中又存在差异性，因此类型学也是在同中求异。同时以层位关系做为类型学研究的入手点和检验方式。需要注意：以多处层位关系验证年代关系。利用遗物的制作、使用和废弃三个时段，首先从形态认识器物，但其制作和使用年代并不等于废弃年代。如：新制作的物品因打破而遭废弃，这样其制作年代就是其废弃年代；如果使用一段时间才被废弃，其所处的地层单位前者自然不同，这种情况的出现具有或然性，必须经过多处层位关系的验证。

一个类型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能够与其它类型区分开来。一种分类体系，只有被其创造者以外的人揭示出来并进行研究，才能说明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旺盛的生命力。

[7]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类型经发展演变成为当前状态的某些内在的有迹可寻的规律，体现了类型学的作用：分析遗址和文化发展规律并进行分期。每个或每类遗物或遗迹都有其内在属性，它是反射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构成部件。不同的属性决定了它们归属于不同发展系统，即不同的谱系。不同划分标准，可将同一器物列入不同的谱系，或置身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中。在探索同一谱系考古学文化的嬗变过程和规律，把握各文化形态特征及理清不同谱系考古学诸文化之间的源流和因果关系中类型学发挥作用。例如：豫南楚系墓葬与中原东周墓存在明显差别，但某些方面是互相影响的，如墓葬制度方面，楚承周制，同样采用“族坟墓”制度。[8]

正确的运用类型学方法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其一般步骤为：分析出土器物组合或器物群的共存关系，再分组排列地层单位，然后按选择典型器物并对典型器物分型定式。最后进行分期和分段。

一个器物之所以能与其它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它们之间很少有相同之处。区分它们的不同体是构成区分标准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就是与其他器物的关系。当把一个器物放到整体系统中进行排比时，它的内在属性便成为这个整体系统中的一个参照点。只有与不同参照点相比对后，才能理清整个系统的演化轨迹，体现出参照点的历史意义。

遗存可以反映被分类对象的创作者对当时所处世界的理解。这种理解将我们的视线投放到人类及其生存环境的空间范围，这样一个宏观研究体系中。[9]考古学文化是概括考古遗存的一个基本认识单位。无疑，遗存的构成是变化的，是一个过程。这便引入了时间的概念。在考古学中，时间是可以看见并被利用的。文化的时间可以用来理解和划分考古遗存的时期。在整个遗存形成的时间链条上，我们既可以看到建立的年代，也可以看到在各个片段融入的文化因素来自哪里，具有什么特点，产生了什么影响。

文化传播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会吸纳沿途所经的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这个最终的复合体才是研究对象接收到的。所以，从书中对以上内容的论述可以看到，文化因素分析法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此外，本书还对聚落考古，国外考古理论和现代科技的应用另设章节，做专门论述。由于地层学和类型学是所有考古学方法论的基础，意义非常，所以成为本文内容的首选。

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是近代考古学的两个“车轮”且必须以前者为依据。类型学研究的是实物的形态特征及相关问题，应用范围很广，但不能凌驾于地层学之上，甚至抛弃地层学。如：某些器物在发展变化中出现的“反祖现象”，单纯依靠类型学反而会产生混乱，必须结合地层学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在考古的实际应用中应该正确认识和区分两者的作用和性质，通过科学地运用获得科学的考古结论。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作为中国考古学来讲，学术界一般把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年代。八十多年来，在中国考古学界几代前辈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考古学日臻成熟和完善，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和田野操作方法。但我们同时也应看到，中国考古学自身还有一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制约着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我们不应忽视这些局限性，相反，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总结分析这些方面，以全面正确的认识这门学科。首先是作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遗存（也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是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本文对此不作讨论）本身具有局限性。我们认为遗存是人类历史上与人类活动有关的或由人类活动创造的物质资料，考古学也就是通过这些资料来复原古代历史。然而我们知道，并不是古代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能留下物质资料，比如：音乐、舞蹈、语言这类活动，只能留下一些与之有关的资料，而活动其本身，则无法留下；留下的物质资料并不是全部能保留到现在，一些有机物质极易被腐，木质的、纸质的物质资料几乎保留不到现在；即使保留下来的物质资料，也不一定都能被考古学者发现，根据国家文物局公布的数据，近年来田野考古发掘规模越来越大，然而，与中国广阔的疆土相比，仍然是九牛一毛，微乎其微；一些遗存即使被考古学者发现了，在解释其生成、使用和废弃的过程中，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意见，究竟哪个是历史的真实，只有历史知道，我们可以接近历史，却无缘与历史重逢。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遗存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因此，利用遗存复原古代社会物质史时一定要慎之又慎。遗存的局限性制约着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理论以及研究目标，因此，考古学的学科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制约，我们用非常有限的考古遗存去复原丰富多采的古代社会，很显然是对考古学的一种过高要求。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的两种基本方法，被学者们喻之为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我们清楚的知道这两个从别的学科借鉴过来的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重大作

用，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这两种方法自身又具有一些局限性。地层学是通过土质土色来划分堆积，利用叠压打破关系判断遗存的相对年代的。然而，没有发生叠压打破关系的单位，其相对年代是无法判断；地层堆积的年代与历史朝代的更迭并不是同步的，这样，古代政治史就不一定在考古地层上有重大体现，利用遗存研究政治是不太可行的；一个地区的地层序列并不一定是该地区的地层总和，往往由于各种自然或人为因素的破坏，地层出现间断，这是地层学最大的局限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我们不可能依靠考古地层学来复原一个地区的整个历史，我们得到的只是非常有限的考古物质资料；考古学中的物质资料虽然是客观的，然而对于地层的划分，不同的学者往往有不同的意见，而不同的意见就有不同的解释方法与解释理论，这就造成了面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行为。而类型学，其理论前提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即所有事物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所以，学者们可以通过分析来判断考古资料的先进与落后，然后，通过类型式的划分、排队，来判断考古资料的相对年代，尽管有些学者认为有地层学为基础的类型学可以解决分期断代问题，但是，纯类型学研究又有多少可信度呢？我们也知道，类型学最开始并没有时间意义，它只是学者们用来区分器物的一种分类方法，只是引进地层概念之后，类型学才有了断代的功能，然而我们先不讨论这种方法正确与否，就是这种类型式的划分、排队本身就有很大的主观性，考古学复原历史的学科目标以及考古资料的客观性在此又打了折扣。

此外，作为考古工作成果表现形式的考古报告，目前在编写体例以及考古报告的编写内容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争议与讨论。有的学者主张考古报告只是一种内容的介绍与叙述，应该尽量全面的介绍考古工作的详细资料与成果，避免使用一些推断或结论性的语言。而有些学者则认为考古报告应该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可以有一些必要的推论与假设。笔者基本赞同前一种意见，认为考古报告作为一个完善的资料汇编，各种理化分析、自然环境介绍都应该是一部完整考古报告的基本内容，而其他一些相关的推

论联想，则是别的科学研究的范围，我们考古学者所要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全面、完整的提供资料。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也可以看出，考古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制约着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不是整个古代人类社会，而只是人类社会的物质文化史，而对于物质以外的诸如精神、思维一类的发展历史，考古学似乎有点无能为力，因此，考古学就是考古学，考古学的学科定位应该是人类物质文化史，而不是整个人类历史。

本文虽然用较多笔墨谈了中国考古学的局限性，并且就考古学的学科定位作了一些分析，尽管将考古学的研究范围缩小了一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中国考古学作为科学所具有的科学性，考古学是科学这一点无庸置疑，真正的科学也正是在不断认识自身，不断突破其局限性的前提下完善和发展的。在考古学发展动力的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克拉克认为考古学发展的前提及代价是考古学纯洁性的丧失，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纯洁性丧失的越彻底越好，越有利于考古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从考古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不断吸收相关科学的相关方法理论的基础上、在不断突破自身局限性的前提下走向成熟、完成考古学的学科目标的。

考古学研究中利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求证或检测古代遗迹和遗物年代的科学。考古学中的年代包括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前者指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和遗存在时间上相对早晚关系，但具体早（或晚）多少年并不清楚，如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后者则以确切的纪年给出时间顺序，如某某文化距今多少年。确定考古发现物的年代，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环节。

相对年代的确定①考古地层学。它是确定相对年代的最直接证据及科学地获取考古资料的基础。其原理来自地质学中的层位学。即因人类活动（如居住）而形成的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和遗迹单位（如房址），是按时间先后，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故下部层位中的出土物要早于上部层位中的出土物。在考古发掘中，依据层位，收集

出土物，便不会造成年代的混乱。②考古类型学。它是判断相对年代的另一种方法。它汲取生物学中的分类原理，在考古学中又称为标型学或器物形态学。它按照外部形态研究考古遗迹遗物的演化顺序。其方法是将遗迹和遗物按用途、制法和形制归类，根据形态的差异程度，排列出各自的发展序列，确定出土物的相对年代关系。对不同文化的遗迹、遗物类型进行比较，还可以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影响关系。考古类型学是科学地归纳、分析考古资料的方法论。③考古分期。是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对考古文化遗存进行发展阶段划分的考古研究方法。作法是，在地层划分的基础上，对早晚不同的典型出土物进行类型排比，如不同层位的主要遗迹遗物显示出阶段性变化，便可将这些层位的遗存划分为不同的“期”。通常以早、中、晚或序数对各期加以区分，如早期、中期、晚期，一期、二期、三期。考古分期具有不同的层次，可对某一遗址分期，对某一墓地分期，也可对某一考古学文化分期，对某一类器物分期。

绝对年代的确定确定绝对年代有两个途径。一是对于历史时代的考古学，主要依赖文献记载，或具有明确纪年的考古实物资料，如器物上的纪年铭文及墓志、碑碣、简牍、帛书等。一是对于无任何文字记载的史前考古，需要借助一系列的自然科学方法检测出绝对年代。方法如碳-14 断代、树木年轮断代、热释光断代，钾-氩法断代、古地磁断代、裂变径迹法断代、氨基酸外消旋法断代、黑岩水合法断代、铀系法断代、电子自旋共振断代等。其中有的也适用于历史考古学领域。运用最广的方法有：①碳-14断代。又称放射性碳素断代。其原理是，地球生物均汲取碳水化合物为养料，一般体内含有浓度与大气中相同的放射性同位素碳-14。生物体死亡后，体内积淀的碳-14便以每隔约5730±4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递减。只要测出有机物(如木炭、骨骼、贝壳)中残存的碳-14比度，便可推知其死亡年代，从而得到有机物所在地层和遗迹单位的年代。因大气中碳-14浓度实际上是起伏的，所测年代与真实年代会有差距，需经树轮年代对比校正才能使用。通常说的距今多少年，按国际通例，

统一以公元1950年为起点。该方法适用范围在5万年以内。它几乎不受任何地理条件、气候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利于作广泛的比较研究。其出现被誉为“考古年代学的一场革命”。20世纪70年代末又发明了串级加速器高能质谱技术，它比常规的碳-14方法耗费时间短，所需样品少，是碳-14断代研究的新发展。②热释光断代。利用绝缘结晶固体的热释光现象进行断代，主要适用于考古出土的陶器和其他用火烧过的粘土样品。所得到的年代是标本停止焙烧的年代。测定的年代范围可达数十万年。

③古地磁断代。包括考古地磁断代和沉积磁性断代。前者利用某些古代遗物的热剩磁性进行断代，可用于经火烧过的窑、炉灶、砖、瓦、陶瓷等的检测。后者利用地层沉积磁性随地磁极性倒转而倒转的现象测年，可据沉积岩石中剩余磁性所反映的地磁场方向推出年代，用于旧石器时代遗址的断代。④钾-氩法断代。利用岩石中钾40衰变成氩40的原理进行断代。在考古上主要用于测定年代久远的旧石器遗址和古人类化石的年代。⑤树木年轮断代。利用树木年轮的生成规律测定年代的技术。树木年轮的宽窄与气候有关；旱年窄而温暖多雨年份宽。故在同一气候区内，树木年轮有相近的变化。如把确知砍伐年代的树木的年轮变化，在坐标纸上绘成曲线，再依次同生长期部分交错的树木的年轮变化曲线相连接，便可得出一个地区树木年轮演变的主序列，并一直上溯至史前时代。将同一地区考古发现的木头标本，与此年轮序列相对照，即可判知标本的年代。此方法精确度很高，发明于20世纪。通常在考古学中用来校正碳-14断代法测出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