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之孝文化

浅谈中国传统文化之孝文化

“孝”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的行为规范和重要的道德范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德一直居于社会价值体系的中心，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原发性、综合性的儒家文化。孝德，概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它是一种基于血缘关系的朴素的自然情感。后来，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派对“孝“的思想观念加以发挥，“孝”成为古代中国人的立身之根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思想言论的《论语》中有多处对于“孝”的经典阐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论语·里仁》)。可见，春秋末，孝道已经被儒家引入人生的基础命题，成为儒家所倡“仁”的先决条件,并且罗列出数则具体的孝行。战国时，“孝”被多家学说所发挥，比如《吕氏春秋·孝行》谓：“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孝”的内容、功用逐渐被理论化、系统化，后形成了孝道。

传统孝道不仅仅是一种家庭伦理，更包含了一种社会、政治和教育的价值。孝道在历朝历代的演化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华特色的儒家孝文化。传统孝道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而能具体、充分表现它的就是我们熟知的《孝经》和传统的二十四孝故事。

关于《孝经》的作者及其成书时间等问题，自两汉以来一直纷争不已，见仁见智，未有定论。但一翻开《孝经》，便见到如下的“孝”字真言：“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很明显，从这几句来看，孝已由人伦之礼和人生的准则，转变成了政治教化的工具，所谓“移孝入忠”已见端倪，而《孝经》正是它的理论基础和依据。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开始重视孝的朝代。早在刘邦建汉之初，就开始重视孝道，并把它作为国家维护社会政局稳定的一项重要思想武器。他的大臣陆贾当时就强调说：“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以后的汉代历朝君主也无不将强调孝道作为重要的国家政策大力贯彻。统治者大倡孝道，在思想文化和国家制度上均采取了多种措施，尤其是朝廷将“孝”与官吏的选拔任用密切联系在一起，更是给全社会重视孝道和孝行一个强大的推动机制。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政治措施就是汉武帝时“举孝廉”的察举制度。东汉时，又在五经之外把《论语》、《孝经》定为读书人必读之书，儒家的经典便扩大为七经，《孝经》正式进入官方经典行列。作为统治者，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当然不是单纯的为“孝”而“孝”，而是“移孝作忠”“以孝劝忠”，具有极其强烈的政治教化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割据，动乱迭起，统治者更需要《孝经》的忠孝观为其服务,于是出现了无论是汉族统治者，还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莫不争相推崇《孝经》的局面。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人入主中原后，很快认识到了《孝经》对巩固其统治的重要性。北魏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下令把《孝经》翻译成鲜卑语,教于国人，谓之《国语孝经》。可见北魏鲜卑统治者对汉文化的借鉴、吸收、利用，尤其是在利用“孝”来稳定由于汉化所带来的鲜卑民族的不情愿情绪上，进而缓解这种社会矛盾，已达到团结民族的效果。

唐初,太宗李世民曾亲自到国子监听孔颖达讲《孝经》。唐玄宗即位时，唐帝国历经武后称帝，韦后、太平公主先后作乱，为了重建政治秩序，倡行忠孝，玄宗在开元七年(719年)即令众儒臣讨论整理《孝经》，并自注《孝经》，诏行冲为《疏》，立于学官。后亲自抄写《孝经》刻于石，立于太学。玄宗试图通过对《孝经》的推崇和普及,来教化天下百姓。

唐之后的历代王朝也都很重视孝道的传统，尤其是宋、明、清三朝。宋太宗曾以草书两次书写《孝经》，并称：“《孝经》百行之本，朕当躬书勒之碑阴”。明永乐十七年(1419年)，明成祖统一御制《孝顺事实》，颁行天下学校。清顺治十三年(1657年)，皇帝亲自《御注孝经》。清雍正五年(1727年)，下诏纂《孝经集注》颁行天下学校，以供儒生为模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载经部孝经类共11部17卷：唐二部，宋三部，元一部，明二部，清三部，另有历代关于《孝经》的存目书18部。

在《孝经》被历代统治阶层标榜、利用而风行天下的时候，二十四孝故事作为孝文化具体生活反映、而形成的一个系列的经典范例也逐渐丰满、成熟起来，与《孝经》相辅相成，互为因果。二十四孝故事的表现形式较丰富，有诗歌、图册、屏风和砖雕等，近些年在山西、河南等地多次发现、出土以二十四孝故事为题材的珍贵文物，它们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文化的珍贵实例。

有学者从考古学的角度，就出土的历代孝子题材做了专门的综合研究，认为：(一)孝子图像自汉代开始出现，历千年而不衰，但以后的发展均沿袭了汉代的程式。(二)魏晋南北朝以降，孝子图像成为墓室装饰的重要艺术形式，在人物题材上更为丰富,其与门阀制度有很大的关系。(三)隋唐时期，儒家孝道思想与佛家思想有所结合，在佛教石窟寺院中出现了报恩经变的内容，在文学作品中“二十四孝”一词出现了。(四)直到宋、金时期，连续的带有故事情节的二十四孝图像才开始出现。辽金时期，以山西为中心众多的墓葬中都发现了成熟完整的二十四孝故事题材，比如：洛阳宋王十三秀才画像石棺;河南孟津宋张君墓画像石棺;河南嵩县宋壁画墓;山西永济金代石棺墓;山西长子石哲金壁画墓;长治安昌金壁画墓均发现二十四孝图像;山西稷山马村金代墓群四号墓出有二十四孝泥塑(现藏于山西博物院)。通过分析众多的考古发掘，学者对于二十四孝题材的认识逐渐清晰：汉代是其起源和发生期,魏晋南北朝是延续期,宋及金是发展期,明代以后则逐渐衰落。在地域分布上,以河南、四川、重庆、山西、山东为核心区。汉代的集中区在山东,北魏时期集中于洛阳,辽时集中在辽宁,金时则集中于山西南部,宋时集中于河南。这个孝子题材的时空分布不是偶然的(不排除考古发现因素)。

经过详细比较山西稷山马村金代墓群四号墓出的二十四孝泥塑(有学者称其为“陶塑”)，它与其他较为流行的二十四孝故事中人物略有不同。据笔者所知现在流传的二十四孝，大体有三种说法：一说见于元代郭居敬《二十四孝》(范泓编《典籍便览》)，这二十四人是:虞舜、汉文帝、曾参、闵损、仲由、董永、郯子、江革、陆绩、唐夫人、吴猛、王祥、郭巨、杨香、朱寿昌、庾黔娄、老莱子、蔡顺、黄香、姜诗、王褒、丁兰、孟宗、黄庭坚。一说见于《清家秘本》中的《二十四孝诗注》24章行孝行录,他们是：虞舜、董永、丁兰、闵损、郯子、孟宗、朱寿昌、田真、郭巨、老莱子、吴猛、曾参、汉文帝、王褒、杨香、庾黔娄、张孝、黄香、黄庭坚、陆绩、唐夫人、王祥、姜诗、蔡顺。一说见于《孝行录·古抄本二十四孝》，他们是:虞舜、老莱子、郭巨、董永、闵损、曹娥、丁兰、刘明达、元觉、田真、鲁姑、赵孝宗、鲍山、韩伯瑜、郯子、杨香(就已知的考古发现来看，第三种说法应该较早形成了完整的系统)。通过比较可以看出,

这三种说法除少数人物稍有出入外,大部分还是较为一致的，它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政治、文化需求。按人物性别分,二十四孝中有孝子，孝女;按人物身份分,有帝王，贤哲，官吏，士人，也有普通老百姓;按年龄分,有少年,有中年,也有老年人;按朝代分,有上古，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各代人[8]。山西稷山马村金代墓群四号墓出的二十四孝泥塑和第三种说法是大体一致的，包括：舜耕历山，蔡母啮指心痛，闵损单衣顺母，鲍出贼营救母，曹娥哭江寻父，王武子妻割股奉亲，韩伯俞泣笞伤母，鲁义姑舍子救侄，郯子鹿乳奉亲，董永卖身葬父，刘明达卖子孝父母，原谷谏父，崔孝芬事婶如母，丁兰刻木奉亲，郭巨埋儿孝母，杨香搤虎，陆绩怀橘遗亲，田氏兄弟哭活紫荆树，孟宗哭竹生笋，王祥卧冰求鱼，赵孝宗舍己救弟，刘殷泽中哭堇，杨乙乞养双亲，只有一尊泥塑未标名。

山西南部发现如此众多的以二十四孝故事题材的墓葬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意义。分析大略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晋南是名门望族聚集之地，自古就有耕读传家的传统。魏晋时期开始，随着门阀统治的出现，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闻喜裴氏，安邑卫氏，平阳襄陵(山西襄汾)贾氏。这些大的家族有着兴盛的传统家族制度，为了维系家族内部的团结,特别强调孝、悌、忠、信的伦理道德,孝道更是家族训诫中首要的一则,从而确保家族内部的上下尊卑，使得家族兴旺发展。现在传统的家族制度虽然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孝道思想已渗入晋南人的血液中,代代相传。对于子女孝顺长辈思想的教化,依然是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环。那么，《孝经》及二十四孝故事在这里长久的流传、发展、传播，并且完好保存下来是历史的必然。

其次是金及蒙元时，戏曲在山西境内的繁盛对于孝道思想的广泛传播也有重要作用。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是当时四大戏曲活动中心之一，这里聚集了众多的著名剧作家和戏剧表演团体，几乎村村可见有一定规模的戏台，戏曲在此地的繁盛程度可见一斑。据元人钟嗣成的《录鬼簿》卷上记载元时著名的56位剧作家，分布在平阳一带的就有石君宝、于伯渊、狄厚君、孔文卿、赵公辅，另有绛州李行甫共计6人。虽然元代是一个不重视文治的朝代，但“孝”作为最根本的家庭和社会伦理基础一直深植于民心。明朱权的《太和正音谱》把元杂剧分12科，而其中的神仙道化、孝义廉洁二科多以“孝”为其宣扬的主旨，自然二十四孝故事成为当时此类戏曲的主要表演剧目。这样大众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俗文化形式促进了二十四孝故事在晋南的大众化、普遍化，二十四孝故事已成为他们家庭教育和娱乐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在晋南众多的金元墓葬中发现了二十四孝题材亦在情理之中。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孝经》和二十四孝所代表的“孝”，有些学者认为二十四孝故事当中的一部分是封建的、迂腐的“孝”，比如“郭巨埋儿事母”等例就是“迂孝”，因该被时代所淘汰的。我们承认它的“迂”或略带残忍，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教育人的模本，应该具有触动人心灵深处的地步，才可以影响或改变人的行为习惯，所谓“矫枉过正”正是这个意思。也许某些做法过于偏激，但我们应该宽容的看待这样的现象，发现它的合理内核。《孝经》和二十四孝故事经历了千百年的历史文化沉淀，现代人对它们的了解和认识是不够全面和深刻,我们不应该只把它们陈列于博物馆中，而应该继续发掘并利用它，来唤醒生活在这个传统孝文化缺失的时代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