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鉴赏

三国演义鉴赏

《三国演义》是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历史小说，无论其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堪称典范。我这里就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作一鉴赏。

《三国演义》描写了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的近百年历史。集中描绘了各个集团之间军事、政治、外交的斗争。通过这些斗争，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腐朽，谴责了统治者的残暴和丑恶，反映了人民向往和平的愿望，表现了作者的政治理想。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历史倾向。书中把蜀国的刘备、诸葛亮、关羽等君臣作为理想中的政治道德观念的化身，仁君、贤相、良将的典范，而将魏国的曹操作为奸邪权诈、推行暴政的代表，至于孙吴方面只是陪衬而已，因而具有明显的“拥刘反曹“的倾向。在历史上，曹刘孰为正统的问题，从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在正宗的史学著作中，一般都奉蜀国为正统，以魏、吴为副。至于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从来就有尊刘贬曹的倾向。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刘备是“帝室胄裔”，多少有点正统的血缘关系；二是刘备从来以“弘毅宽厚。知人待士”（陈寿《三国志·先生传》）著称，容易被接受。特别在宋元以来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人心思汉”、“恢复汉室”，正是当时汉族人民共同的心愿，因而将这位既是“汉室宗亲，又能“仁德及人”的刘备树为仁君，奉为正统，最能迎合大众的心理，反映人民群众的爱憎和愿望。

《三国演义》宣扬的“忠”和“义”，特别集中体现在关羽这个人物身上。对于小说所宣扬的“忠义”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体现了封建正统和忠君思想；二是反映了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

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了人民大众对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刘备、诸葛亮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但历史的发展恰恰事与愿违：暴政战胜了仁义，邪恶压倒了忠义，全能全知的诸葛亮居然无法回天！最后，作者将这一场历史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一部《三国演义》尽写历史的悲怆与迷惘，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问。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

1.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三国演义》是一部英雄志士的颂歌，塑造了一系列独具神采的人物形象。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诸葛亮、关羽和曹操。

诸葛亮贤人而兼智者的形象，是在其隆中对策和入世后的一系列活动中丰满起来的。身居山野，“每自比管仲、乐毅”，素有经世济国的抱负；隆中对策，又时刻系心于世事；一旦受命于危难之际，义无反顾，死而后已。在破曹的过程中，诸葛亮既运筹帷幄，又提防周瑜的加害，《三国演义》之草船借箭、借东风、三气周瑜等一系列情节，把诸葛亮超人的智慧和才智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巧设空城计又充分表现了其胆智过人。其后，《三国演义》以充满感情得笔调，叙写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和上表“自贬三等”，其以法治军、严于律己的贤者风范跃然纸上。然而，这样的一个贤者也有其自身的悲剧性。《三国演义》以

司马懿、崔州平之语为诸葛亮后半生的悲剧命运暗设伏笔，突出“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

《三国演义》所写的武将如云，唯义士而兼勇者的关羽，形象最为感人。关羽熟读《春秋》，深明大义。曹操欲收买关羽，极尽利诱之能事，其不为所动。关羽不仅忠义，而且勇武。“温酒斩华雄”，写他于敌阵取上将之首如囊中取物；“过五关斩六将”，写他以寡敌众，所向披靡。“刮骨疗毒”，更渲染出惊心动魄的场面。引华佗之语：“某为医一生，未尝见此。君侯真天神也！”“单刀赴会”，称引大义，谈笑自若。鲁肃始则“不敢仰视”，继则“魂不附体”，再则如痴如呆。对关羽“义释”曹操的举动，历来众说纷纭。有些认为这是他的弱点，模糊了敌我界限。有些认为这正是忠义之表现，因为曹操曾经厚待过他。关于这一点，读者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不必拘于一说。

曹操虽然被写成反面人物，但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化，在写他奸诈时，也表现了他“豪爽而多智”的一面。例如在青梅煮酒的谈话中他笑袁术是“塚中枯骨”。袁绍是“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刘表是“虚名无实”，刘璋是“守户之犬”，对当代人物分析得很精辟。

《三国演义》塑造的艺术典型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又具有一定的“类”的意义，有点像戏曲中程式化、脸谱化的表现。但也应看到，小说所塑造的具有特征化性格的人物，往往没有内在的冲突，缺少变化和发展，有时将主要特征过分夸大，造成了失真之感，鲁迅所指出的“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2.虚与实的结合。清代的章学诚认为《三国演义》是“七分事实，三分虚构”（《丙辰札记》）罗贯中较好地处理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从而使《三国演义》产生出巨大的艺术魅力。但《三国演义》之所以在虚实结合方面较成功，主要是在对小说与历史的“质”的差异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恰当的处理。他按照一定的政治道德观念重塑历史时，根据一定的美学理想来进行艺术的创造，使实服从于虚，而不是虚迁就于实。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已经全非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情节故事多经过张冠李戴、移花接木等艺术处理。它借了三国史实的基干和框架，描绘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历史画卷。

3.善于通过错综复杂的故事情节表现种种矛盾，尤其善于描写战争。《三国演义》反映出封建统治集团之间以及各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尤其善于描写各种战争。作者总是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的对比，地位的转化等，使大小战役各具特色，千变万化，并善于揭示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各不相同，均成为著名的战例；七擒孟获、长坂坡、失街亭等也各有特色。其中赤壁之战的描写尤为精采。

4.语言特色：《三国演义》的语言“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浅近文言，有利于营造历史的气氛，雅俗共赏，形成了一种适合于历史演义的独特语体风格。其叙述语言以粗笔勾勒见长，简洁、明快。人物语言开始注意个性化。

《三国演义》不仅是较早的一部历史小说，而且代表着古代历史小说的最高成就。小说采用浅近的文言，明快流畅，雅俗共赏；笔法富于变化，对比映衬，旁冗侧出，波澜曲折，摇曳多姿。又以宏伟的结构，把百年左右头绪纷繁、错综复杂的事件和众多的人物组织得完整严密，叙述得有条不紊、前后呼应，彼此关联，环环紧扣，层层推进。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更重要的是在战争描写和人物塑造上。小说最擅长描写战争，并能写出每次战争的特点。注意描写在具体条件下不同战略战术的运用，指导作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不把主要笔墨花在单纯的实力和武艺较量上。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每次战争的写法也随战争特点发生变化，在写战争的同时，兼写其他活动，作为战争的前奏、余波，或者战争的辅助手段，使紧张激烈、惊心动魄的战争表现得有张有弛，疾缓相间。如在赤壁之战前描写孙、刘两家的合作、诸葛亮、周瑜之间的矛盾，曹操的试探，孙、刘联军诱敌深入的准备等等，在人物塑造上，小说特别注意把人物放在现实斗争的尖锐矛盾中，通过各自的言行或周围环境，表现其思想性格。如曹操的奸诈，一举一动都似隐伏着阴谋诡计；张飞心直口快，无外不带有天真、莽撞的色彩；诸葛亮神机妙算，临事总可以得心应手，从容不迫。著名的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威震长坂桥”、赵云“单骑救幼主”、诸葛亮“七擒孟获”等更是流传极广的篇章。

《三国演义》虽以历史为题材，但它毕竟不是史书而是文学作品。因为它经过了艺术加工，有不少虚构。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

1.它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全书写了1798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是性格鲜明、形象生动的艺术典型。各类人物各有共性；同类人物各有个性。作者描写人物，善于抓住基本特征，突出某个方面，加以夸张，并用对比、衬托的方法，使人物个性鲜明生动。这是作者塑造人物的一条基本原则。小说中运用这一原则的最好说明，就是向来人们所谓的“三绝”，即曹操的“奸绝”——奸诈过人；关羽的“义绝”——“义重如山”；孔明的“智绝”——机智过人。小说刻画人物的主要方法是：把人物放在惊心动魄的军事、政治斗争中，放在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中来塑造。对于主要人物，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语言表现其复杂的性格。

2.它长于描述战争。全书共写大小战争四十多次，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其中尤以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最为出色。对于决定三国兴亡的几次关键性的大战役，作者总是着力描写，并以人物为中心，写出战争的各个方面，如双方的战略战术、力量对比、地位转化等等，写得丰富多彩，千变万化，各具特色，充分体现了战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既写出了战争的激烈、

紧张、惊险，而又不显得凄惨，一般具有昂扬的格调，有的还表现得从容不迫，动中有静，有张有弛。

3.它的结构，既宏伟壮阔而又严密精巧。时间长达百年，人物多至数百，事件错综，头绪纷繁。而描述既要符合基本事实，又要注意艺术情节的连贯。因此，在结构的安排上是有很大困难的。可是作者却能写得井井有条，脉络分明，各回能独立成篇，全书又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这主要得力于作者构思的宏伟而严密。他以蜀汉为中心，以三国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来组织全书的故事情节，既写得曲折多变，而又前后连贯；既有主有从，而又主从密切配合。

4.语言精练畅达，明白如话。今天看来，这种语言似乎半文不白，但在当时它却近于白话；用这种语言来写长篇小说，是一种创举，和过去某些小说粗糙芜杂的语言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三国演义》在艺术上的最大缺点，一是人物性格固定化，缺少发展变化。这可能是受了民间传说人物定型化的影响和历史材料的局限。二是想像、夸张有时不合情理。鲁迅先生说：“欲显刘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批评是很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