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最后之觉悟读书报告

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简析

——《吾人最后之觉悟》读书报告

一、作品信息

书名：《吾人最后之觉悟》

作者：陈独秀

出版信息：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1卷6号

二、写作背景

辛亥革命所取得的成功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共和，或者说辛亥革命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巩固，原因当然在于袁世凯。袁世凯当上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便将一切的共和希望都扼杀了，民国三年以后，袁世凯废除国会和宪法，共和之梦就这样结束了。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民国为“洪宪”帝制。与此同时，康有为、陈焕章领导的孔教运动与帝制运动合流，复古逆流加剧了民国的黑暗。辛亥革命前后，社会空前地混乱，希望何在？但这样的历史背景，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帷幕。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在收到多次挫折打击后，为改造国民思想的启蒙为志，回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并于1916年2月，在《青年杂志》1卷6号发表《吾人最后之觉悟》。好去疑问地，这篇非同一般、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灼见之文，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纲领性文章，指导着这场运动的发展，明确的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及中心任务。

三、内容大意及感悟

文章刚开始便说：“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为何而生？好深邃、好深刻的一个问题啊！回顾华国的发展进程，数百年来，欧洲文化与中华文化不断碰撞、摩擦，种种冲突，带来的是思想上的觉悟。“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独秀先生总结了一下，明清以来，国人由中西文化之冲突而起的觉悟共有七期。第一期为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徐光启一人独醒。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使清朝人看到了西方的科技文化发展程度，失败，使人惊醒，即便觉悟了，也只能从头开始，可悲啊。第四期为清之末季的甲午战争，“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戊戌之变。短短百日。而“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康梁所提倡的变革仅停留在行政制度的优缺问题上，“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但如此执政，终会引起人们的思考，“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而第六期便是那“摇身共和”的民国了，也正是陈独秀等一批有识之士备受打击的时代。“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

专制之心，因以明确。”而至于那第七期，是“民国宪法实行时代”，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代，“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

那么，实现共和，到底需要什么觉悟？其一为政治的觉悟，必须为多数国民的觉悟，才有意义，立宪政体、国民政治，靠的便是多数国民的政治觉悟。其二，伦理的觉悟。个人认为，此觉悟为本文的核心所在，“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陈独秀先生在本文的背后，总结了明清以来的各种觉悟，“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拙，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学术”，“政治”，进而“伦理”，揭示出的是晚清以来中国现代化运动渐次演进的历史逻辑。每一次的觉悟都伴随着巨大的伤痛。而“伦理的觉悟”作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带来的是新文化运动之伦理变革的时代主题。

四、各方观点

而对于这场以“伦理革命”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认识。中国共产党认为新文化运动全方位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解除了思想禁锢的知识分子们，开始投身更多的政治活动，成为“五四运动”的导火索；知识分子在此运动中所宣扬的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根基。另有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部分青年自由主义者和左翼激进文人之间的不稳定组合，主要成员都相信必需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但彼此对西方文化和中国现实的理解大相迳庭，所以这个运动迅速分解并依照各种政治意识形态重新组合。中国现代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都可以在这个运动中找到源头。还有一些人认为新文化运动是左右两派文人联合起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主要战场在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内，主要对象是一批老古董国学教授，结果大获全胜，中国几千年来积累的真正国学从此逐渐走向灭亡。

五、伦理革命的重要性

无论把新文化运动简单理解成用现代西方文化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还是把新文化运动误解成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我认为，提出这些观点的人都没有正确理解新文化运动的目的及中心任务，也即没有理解伦理革命的重要性。陈独秀先生之所以如此看重伦理革命，首先是由于他的道德决定论。他认为，道德在人类社会中的存在是普遍和永久的，具有人类最高精神的作用，“无论人类进化至何程度，但有二人以上之交际，当然发生道德问题。”况且在中国这个国家，伦理将对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要想革新政治局面，颠覆政治形式，就必先进行伦理革命，提高道德之觉悟，由众人之道德觉悟来促进社会的变革。其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政治乱象引起了陈独秀的深刻思考。有着袁张复辟这一历史闹剧，同时复古潮流勃然兴起，这一切都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带来更美好、更民主的明天。中国要想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就必然要放弃以孔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民主共和的发展，必然要求民众基础与思想基础，而封建伦理观的存在，阻碍了民众思想的解放，因此，必须进行伦理革命，只有打到那根深蒂固的封建道德观念，中国的近代民主政治，才有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六、思想来源及其特色

至于提到“伦理革命”的思想来源，比较统一的看法是：吸收和糅合了十八世纪启蒙时期以法国卢梭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政治伦理观、十八到十九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伦理观和十九世纪社会进化论伦理观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同时，还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伦理观的某些影响。而陈独秀“伦理革命”的核心是“新人格”，即个人的自由、平等和独立自主。他说：“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此白皙人种所以兢兢于独立自主之人格，平等自由之人权也。”【《一九一六年》，《陈独秀著作选》卷一，第172页】要尊重每个人的“独立自主之人格”，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其实陈独秀所倡议的“新人格”即为树立近代资产阶级的“人权”观，破除旧社会扭曲人性的道德观，塑造人人平等的新人权主义，最终促使民主之进步。把建立自由、平等和独立人格摆在国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地位，表明了陈独秀充分认识到了“人权”的重要性，他深深明白到中国的政治体制要进行变革，必须要有坚实的民众基础作为支撑，而且这必须是一群有思想、有觉悟、向往着共和的群众。这是一次彻底的伦理革命，以往的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不敢彻底否定掉中国的传统核心价值体系，即便是康梁，也对传统的道德理论有所继承和发展，而唯独陈独秀，敢于抛弃所有的传统道德理论，开创着一条新人格、新人权的道路，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一枝独秀，引领着新文化运动向前迈进。

除了将新伦理道德与儒家伦理道德完全对立起来外，陈独秀系统总结了近代以来传入中国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并将之作为伦理革命的两大理论武器。虽然在此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也同样认识到“民主”“科学”的重要性，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对科学和民主进行十分自觉的和系统的理论阐述，也没有用其来分析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念及社会现状。而陈独秀明确把以“新人格”为核心的新伦理观的建立与民主的实现等同起来，而且，深入论述了科学精神和方法对新伦理观建立的必要性和科学伦理观的内涵及其建立的时代意义。

七、“伦理革命”中的悖论

诚然，以“伦理革命”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前进道路上，发挥出了无可比拟的作用，其重要性在于，促进民众思想的觉悟，即以解放个人思想为目的。可是陈独秀在“伦理革命”的认识上是存在悖论的，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以倡导个人解放为核心，而这场运动的最终目的却是“救国”，因此，个人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和民族利益，也成了陈独秀“伦理革命”理论中的其中一部分。对于如此矛盾的思想，明明是向往着个人的解放，可却认为“个人服从集体”，或许这就是时代的局限性，在当时的环境下，想突破“救国”这一民族大义是很难的，经意不经意间，政治家的思想会为时势所左右。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不过，总的来说，“伦理革命”引领国人，指引中国，向前走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