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

韩愈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苏洵是苏轼与苏辙之父，

苏轼是苏洵的第五个儿子，

苏辙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欧阳修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在唐贞元和时期，韩愈、柳宗元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韩愈是第一人，柳宗元与韩愈齐名。苏洵苏轼苏辙是一家人。欧阳修是曾巩的本师,是苏轼和苏辙的科举座师.倡导古文运动的是韩愈,革新运动的是王安石.王安石和苏轼是政敌,但是私人之间的关系是惺惺相惜的

. 韩愈，柳宗元是好朋友，但是见面不多。其中苏洵和王安石，欧阳修是一辈的，苏洵去开封的时候有文章想让王安石品鉴一下，王安石没给好话，结怨，后面苏洵写了个文章，叫辨奸论。

苏轼考试的时候欧阳修是主考官，这届考试里还有一个人，曾巩。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我记得欧阳修评判卷子的时候看到苏轼的文章，因为名字遮住的，欧阳修一看这文章就是第一名，但他猜测是自己学生曾巩的，就判了个第二名，结果开封一看，是苏轼的，欧阳修说，吾当避让，放此子一头地，满座皆惊。意思是说以后碰到苏轼要给他发挥的空间，这个人巨牛逼。

三苏的有趣故事

三苏是中国宋代闻名于世的才子之家，他家在四川省乐山市仁寿县境内，在他的祖上也有一则有趣的风水故事，苏洵苏老泉的祖父当时是一个出家人，号白莲道人，他有一个至交朋友叫蒋山，是当时著名的风水师，蒋山每两年遍游名山大川一次，寻龙布穴，回来后都要到白莲道人的道观中静养修行。有一天，蒋山正与白莲道人下棋，突然蒋山问道“你想得风水宝地吗？”白莲道人还没有开口，蒋山又接着说道“这次我云游回来，寻得两块风水宝地，一块地可以大富比石崇，另一块地可以大贵于天下，做到宰相，这两块地我只能送你一块，你自己选吧。”

白莲道人想了一下说道“我是半路出家，家中还有儿子在读书，不想奢求什么富贵，只要子孙贤能就心满意足了”。蒋山想了想道“这两块地均不适合，不过前次在彭山县的象耳山，寻到一块佳地，会出盖世的文章秀士，我就把它献给你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启程去看看。”白莲道人听后心中很高兴。于是，第二天天刚破晓，两个人就出发了，经过十几天的路程，来到了彭山县象耳山的风水穴位之处。此地四山环抱，来龙如大将军出阵，匹马单刀，贪狼峰起龙顶，绿油油的小树秀丽动人，明堂开阔，前面案山层层相朝，向上一支文笔秀峰，直插云端，一勾小溪水从林间曲曲而来经向上而消于左后方,站在山峰上一声轻啸，空峪震荡，声音清澈幽旋，久久在峪中回荡。穴场在山峰顶端，大背葬法的常理（在风水术语中称…顶天穴?），穴位处略开一米来大的小窝，四面青草依依，微风悠扬，白莲道人的衣带随风漂荡，他见此景心中好不高兴，但又叹道“穴高只怕八白摇”。

地师蒋山见状已知他的心意，于是蹲下身去从袋里拿出一盏油灯，用火材点燃后轻轻地放在那个穴口，虽然四面来风，但灯火纹丝不动，蒋山手指放灯之处说道“此处就是佳穴之位，一步也不能离开，葬在这里你家才能出文章盖世之士，其余地方均不能成穴，不信你就试试”。白莲道人为了稳当，就在自己认为可以立穴的地方，用油灯反复地测试，灯火均会被风吹灭，此时他才真正地叹服蒋山高超的风水之术。

一年过去了，白莲道人的母去世了，他就将其葬在蒋山所点的穴位中。不久，蒋山又来到道观，并与白莲道人一起再去考证他母亲的坟墓，蒋山看后叹道“你这还有一点小的差误，我帮你纠正一下。”于是，蒋山就做起自己的法事来，并在坟头的左边添了不少土。事过几年，白莲道人的儿子苏洵就以文章出仕了，并连出了苏轼、苏辙。他们都是以诗词歌赋名振天下，在“唐宋八大家”中，仅苏家就占了三位，这个“油灯定穴”的故事，至今还流转于四川各地。

这说明风水术在中国民间与朝廷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在风水的诱惑与风水先生的指引下，即便是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白莲道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虽说不为子孙富贵，但求子孙贤达，而这只不过是他掩饰自己，以免被世人看轻。但他此举却为中国文坛推出了三位巨才，其贡献也是很大的。当然，除了风水的作用外，那就是三苏平时的艰苦努力与他们所赋有的特殊天分，才使他们成为傲世之才。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

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再来看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之一、苏洵携苏轼苏辙上京赴考，三苏即刻名满天下。而就在三苏志得意满之时，王安石凭着自己的观察对皇帝说了批评苏洵的话。而苏洵后来又恰恰写了一篇历来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新法的《辩奸论》（言语尖酸，近乎人身攻击，有点幼稚）。虽然有人说苏洵心里事实上是支持变法的，那也没办法啦。百善孝为先，苏轼苏辙乃至孝之人嘛，所以就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支持新法，表面上也绝不可认同。所以苏轼年轻时对新法一概否定。这便属于偶然因素。原因之二、新法是宋朝全国上下渴望迅速富强收复江山而诞生的一剂猛药，恰好迎合了当时大多数的心态。而苏轼凭其在古书中萦浸多年的知识积累与自身的才华

意识到猛药不如温和调理。其实从人体的角度而言，猛药虽一时有效，也容易激起疾病被打压一阵后的大规模反抗，不如温和调理，慢慢歼灭。可见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不满变法那迅速猛烈的进程。其实这一点上苏轼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但新法则不然，所谓夜长梦多，新法也便是在后来人的拖沓中告败，被司马光毫不留情一扫而空。

另外，新党被从朝野清除后，苏轼在旧党那里还是没讨到任何好处。他率性天真，对于人与政治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因批评旧党的所作所为，又兼名满天下，被旧党深深畏惧，早早就把他又给贬走了，而且比新党还狠，贬到岭南不说，又贬到海南。

可见，政治上并非对与错那么简单的。而且苏轼在生活中和王安石一点瓜葛都没有，而且还非常仰慕王安石的思想为人，王安石也很欣赏苏轼的诗才，曾约他一同隐居，奈何彼时苏轼虽心动，而皇命在身，亟需赴京呢。

若实在要分个对错，我想可以说，王安石新法本身无错，但其中不乏用人不当等错，以致不能成功实施。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大（几乎没有，只是提供了许多话题而已，因苏轼虽然文采一流，才名满天下，但政治上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发言权……可惜了），但他遵从了自己的主张与本心，不畏强权，亦是无错。

回顾历史，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等变法，他们的主张没有错，但当时反对的人此起彼伏，因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和敢于变法有能力变法的人相匹敌。所以，不能因一个名人的反对而评价另一个名人之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相应的，古时这些变法者除了王安石比较安逸急流勇退了，在山野间虽然郁郁但还是暗渡了晚年，其他几个，不是被皇帝杀就是过劳死。。唉。。变法诚然为国为民，但毕竟会有损原先的一批达官贵族的利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