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惩罚性赔偿

简述惩罚性赔偿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此条是被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的“产品质量”中，产品存在缺陷是产品责任构成要件的核心问题。“缺陷”不同于“瑕疵”、“不合格”等概念，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明确解释：“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机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主要有两层涵义：一是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二是不符合国家、行业标准。而“惩罚性赔偿”主要是指对恶意实施不法行为人予以财产性制裁，使其无法获得所追求的不当利益，通过这种金钱制裁，使其不敢再有这样的行为，遏制、预防不法行为的发生，同时抚慰被侵权人，进而起到教育社会公众的功能的一种手段。在我国修改侵权法之前，对于惩罚性赔偿并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2010年，侵权法修改之后，正式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对于遭受侵权的当事人也有了充分的依据去维权。根据《侵权法》47条规定，可看出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条件是：第一，侵权人具有主观故意，即明知是缺陷产品仍然生产或者销售;第二，要有损害事实，这种损害事实不是一般的损害事实，而应当是造成严重损害的事实，即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第三，要有因果关系，即被侵权人的死亡或者健康严重受损害是因为侵权人生产或者销售的缺陷产品造成的。由此可看出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即在被侵权人死亡或者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的范围内适用，除此之外的其他损害不适用惩罚性赔偿，这是为了防止滥用惩罚性赔偿，避免被侵权人要求的赔偿数额过高。此外，本条明确了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这里的“相应”，主要指被侵权人要求的惩罚赔偿金的数额应当与侵权人的恶意相当，应当与侵权人造成的损害后果相当，与对侵权人威慑相当，具体赔偿数额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具体判定。并且惩罚性赔偿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害，而在于惩罚有主观故意的侵权行为，并遏制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从赔偿功能上讲，其主要作用在于威慑，不在于补偿。虽然从个案上看，被侵权人得到了高于实际损害的赔偿数额，但从侵权人来讲，这种赔偿能够提高其注意义务，从而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惩罚性赔偿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古巴比伦时代，如《汉莫拉比法典》中就有诸多规定。古罗马、古希腊时代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如《十二铜表法》规定了盗窃、抢夺等不法行为的惩罚性赔偿等。现代意义上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盛行，惩罚性赔偿最初由英国侵权法创设，但是在惩罚性赔偿在美国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对惩罚性赔偿持否定态度，奉行单纯的补偿性赔偿制度。其一直不接受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严格区分公法与私法，强调公私法具有不同的职能。例如，刑法等公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和不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私法的任务是协调私人之间的利益纷争，对受害人所受损害进行补偿和救济，维护个体之间的利益平衡，私法责任具有完全补偿性，不具有惩罚性。惩罚性赔偿制度实质是一种公法责任而

非私法责任，将其作为民事责任纳人私法体系，与公、私法的严格划分观念及私法的基本原则不相符。但是，近年来，有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也开始规定惩罚性赔偿。我国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但在惩罚性赔偿制度上，法律实务界及理论界采取了普遍支持的态度。1993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了“双倍赔偿制度”，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随后，《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有规定，继续完善了“双倍赔偿制度”。2009年《食品安全法》的出台，进一步加大了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行为的惩罚力度，规定消费者可以提出“十倍赔偿”，但范围只是在食品安全领域，适用于食品造成的损害，具有局限性。2010 年7月1 日开始施行的《侵权责任法》将范围扩大到产品责任，首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明确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依法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金”，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立法中明确提出“惩罚性赔偿”概念，表明我国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范围内的再次肯定。

就惩罚性赔偿出现及发展来看，美国是当今世界惩罚性赔偿制度最为完善、影响最为深远的国家。而通过美国与我国在惩罚性赔偿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国尚存在的不足与差异。在美国，早期的惩罚性赔偿判例主要集中于故意或不道德的侮辱行为，到了19世纪中叶，惩罚性赔偿已经成为美国侵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以来，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美国得到广泛应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应用于产品侵权方面。一些大公司制造的不合格商品对消费者造成了严重损害。尽管消费者可以通过一般损害赔偿获得补救，但由于大公司财大气粗，补偿性赔偿可能难以对其制造和销售不合格甚至危险商品的行为起到遏制作用，需要通过惩罚性赔偿的方法保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现今在美国，惩罚性赔偿是指在补偿性赔偿或名义上的赔偿之外、为惩罚该赔偿交付方的恶劣行为并阻遏他与相似者在将来实施类似行为，并安抚广大消费者而给予的赔偿。美国关于惩罚性赔偿最著名的案例是麦当劳“咖啡是热的”一案。1992年，美国一位82岁的老太太在麦当劳某连锁餐厅买了一杯热咖啡，边开车边将咖啡放在两腿间想打开杯盖。结果咖啡不慎洒出将老太太烫伤。老太太将麦当劳告上法庭。经审理，麦当劳的咖啡温度为82度，比同行业其他商家的高出十多度，但没有在店堂或杯子上注明“咖啡是热的”的警示标语，导致老太太受伤。考虑到老太太自己的失误，法官判决麦当劳承担80%的责任，赔偿老太太16万美元。审理结束后，法庭在整理以往判决案例时，发现麦当劳在过去10年间发生过700多起类似事件，而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为防微杜渐，以绝后患，法庭判决麦当劳给老太太48万美元的赔偿。麦当劳上诉被驳回。而通过这个案件，美国也不断地反思，逐步加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在美国，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一般要具备以下要件：第一，主观要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的后果而故意为之，或者放任结果的发生。2、具有恶意。恶意指行为人行为时不但具有故意，而且在动机上是恶劣的。动机恶劣指行为人的目的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3、毫不关心他人的权利。即行为人鲁莽而轻率地漠视他人权利致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4、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具有重大

过失，则可能被施加惩罚性赔偿。第二，要有造成损害的后果。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受害人必须首先证明已经发生了实际损害。第三，要有因果关系的存在。在请求惩罚性赔偿的案件中，受害人不仅要证明损害的发生，而且还要证明该损害是由行为人的行为导致的。第四，惩罚性赔偿必须依附于一般损害赔偿。惩罚性赔偿不是独立的请求权，必须依附于补偿性的一般损害赔偿。除上述要件外，美国法院在适用惩罚性赔偿时一般还考虑以下因素：行为人的经济条件;行为人行为的影响程度;行为人与受害人的关系;行为的持续程度;行为人是否从该行为中

获利;受害人是否因行为人的行为从中获利；受害人为避免损失承担的费用。此外在评估惩罚性赔偿的数额时，事实裁定人可以适当考虑被告行为的性质、被告所造成或意欲造成的原告所受损害的性质与范围，以及被告的财产数额。由此可看出我国与美国在惩罚性赔偿制度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我认为相似之处有：两者就侵权人的主观方面而言，都是要求侵权人主观存在故意。不管是美国还是我国，都要求侵权人主观上存在着恶意，如果侵权人是因为过失的原因，即使给受害人造成了损失，也不要求侵权人进行惩罚性赔偿。两个制度都是对主观上存在侵权的想法的人给予警戒和遏制的作用。就损害结果而言，两个国家的立法都要求有严重的损害结果发生，并且要求结果与侵权人的侵权行为有因果关系。也就是受害人的受损结果是有侵权人的行为直接关系或者虽然是间接关系，但是这个间接关系不可避免的促使了结果的发生。我认为美国和中国在惩罚性赔偿制度方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是否考虑到受害人的主观方面，有可能受害人是出于一定的目的而故意遭受由侵权行为所带来的损害，如出于获利的目的。在美国，陪审团会充分考虑受害人的主观意向是否存在着不正当的目的，如果是存在着不合理的目的，则不仅不会要求侵权人进行惩罚性赔偿，反过来会要求受害人因这种不正当的行为所造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等进行赔偿。而我国对于受害人的主观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才会出现依靠“职业打假”、“知假买假”的方法牟取不正当利益的现象。如果所谓的“受害人”购买了数量相当多的假冒伪劣产品，使自己的人身受到损害，继而要求索赔，这种方法是很容易识破的。但是如果“受害人”购买假冒伪劣产品的数量不是能够引起人怀疑的，那么很多情况下，实施行为的人会遭受不应有的惩罚。这也体现了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人员需要改善的地方。

惩罚性赔偿是为了惩罚故意生产缺陷产品，从中牟取利益的侵权人，抚慰被侵权人的一种制度，所以有的时候会把“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相混淆。精神损害赔偿是以金钱赔偿的方式救济受害人精神损害的一种侵权责任方式。精神损害赔偿可以追溯到罗马法，其原始形态为赎罪金。随着近代刑法与民法的相对分离，赎罪金便演变为刑法中的罚金和民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很多时候惩罚性赔偿金会和精神损害赔偿金混淆在一起，因为这两者都是通过金钱的方式，对权利受损的当事人进行抚慰和补偿的一项制度。但是我认为，这两者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第一，两者的侧重点不同。我认为，惩罚性赔偿更加侧重于通过对侵权人的制裁，从而起到遏制侵权行为的作用，也就是更加注重“惩罚”的作用，抚慰被侵权人只是通过追究侵权人的这些责任之后附带解决的一个步骤。而精神损害赔偿的目的则不是为了填补受害者的财产损失，而是为了补偿、安慰受

害人的心灵伤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加害人予以惩戒。所以两者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第二，两者调整范围存在差别。惩罚性赔偿适用于侵权行为，还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产品责任等。而精神损害赔偿主要是适用于侵权领域，对于消费者权益等案件的话，则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第三，两者对于主观方面的要求不一样。就惩罚性赔偿来说，它要求不法侵害者在主观上存在较强的恶性，对可能引起侵权的行为置之不理，主观上为故意。而精神损害赔偿则不一定要求主观上有明显的恶意。在一些无过错的案件中，甚至不需要证明主观上的过错，行为人同样需要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在一般的过失案件中也会存在着精神损害赔偿金。所以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是有很大差别的。

现今，我国明确确立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今的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优缺点也逐渐体现。我认为，惩罚性赔偿具有以下优点：第一，通过对侵权人的不法行为的惩罚，对侵权行为产生了一种遏制的作用，为社会营造了一种良好的氛围。对于侵权人的惩罚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不当行为重复发生，并且给予有侵权想法，但是尚未实施的人给予了一种警示作用，纠正了社会上不好的风气，例如制假贩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等。对创造公平正义的社会风气起到了推进作用。第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着积极的作用。惩罚性赔偿现今被归于《侵权法》“产品责任”一章，通过惩罚性赔偿可以有效地提高产品质量，防止危险产品投入市场损害消费者的安全。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第三，惩罚性赔偿制度可以维护实体正义，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有特殊的意义。一般的损害赔偿是根据受害人的损失予以赔偿，体现了形式正义的要求，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实际损害以金钱价值难以计算，法律对损害赔偿的限制以及因贫富差距巨大而到导致加害人对其支付的赔偿毫不在意等因素，都决定了一般的损害赔偿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同时也不能完全体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惩罚性赔偿制度作为一种弥补一般损害缺陷、实现实质正义的方式，无疑是有效的。同样，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无缺的，在司法实务中，我们也可看出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存在着相应的弊端：第一，《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七条只概括性的规定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相应赔偿金的权利，而没有规定如何计算惩罚性赔偿金，如何来确定惩罚性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司法理论界存有争议，实务界难以操作。该条立法的目的不在于弥补受害者的损失，而在于惩罚明知产品存有缺陷而生产、销售的生产者或销售者，并威慑、遏制这种违法行为的发生，因此对惩罚性赔偿的具体数额没有做出合理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所能发挥作用。而且在没有明确数额的情况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容易导致该制度被滥用；第二，在审判实践中，如果判的过轻，行为人为追求利益仍然继续从事不法行为，起不到惩戒违法行为的目的；如果判的过重，不法行为人无力偿还，甚至倾家荡产也只是杯水车薪，实际的赔偿数额难以兑现，执行不到位。这个度是难以确定的。第三，惩罚性赔偿还有一定的副作用，诸如职业打假人、知假买假现象的兴起。法律存有漏洞成为一些人牟利的手段，这些现象表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仍需完善，司法机关应建立健全相应的预防和应对机制。

由此可看出，惩罚性赔偿是我国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尽管存在着需要改进的地方，但是总体而言，惩罚性赔偿对于我国的司法法治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尽管惩罚性赔偿被规定在《侵权法》“产品责任”中，但是其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立法的公正性与权威性、遏制、惩罚犯罪等方面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我相信，惩罚性赔偿会使我国的司法更加公平正义、民主化、人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