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文化逻辑

青年网络亚文化的文化逻辑

◎赵庆寺

摘要：互联网的诞生带来了传播范式的革命，网络这个大型广场赋予了参与者狂欢式的审美体验。在青年网络亚文化中，节日庆典与广场狂欢充分体现了网络话语的精神特质，网络民主与在线自由彰显了网络话语的行为机理。网络主体的迷失与渴望自由的想象异邦，显示了在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的张力之下，多极式交流格局对意义多元化的过度张扬造成了普遍价值规范缺席的文化困境。在网络社会的自由与秩序之间，救赎之道在于建立一种富有弹性的张力，以人文关怀调解网络技术进步与人类生活意义的失衡。本文以网络话语传播为视角进行相应分析。

关键词：网络社会网络话语网络民主狂欢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

一、节日庆典与广场狂欢：网络话语的精神特质

青年亚文化产生于青年对社会规则、制度特别是成年人对他们的压制的不满，即表现为代际矛盾；而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青年亚文化常常表现出对统治阶级霸权的反抗。青年亚文化群体对主流社会的反抗主要表现为：制造出仅仅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由此来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空间，以表示自我认同与主流文化的区隔。这种空间和区隔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对于主流文化的仪式性和风格化的抵抗。①在网络社会中，青年亚文化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与主流文化的距离，网络游戏、QQ或MSN聊天、网络文学，主要的参与者都是年轻人。在网络时代，他们则是用“比特”符号创造一种新的、专属于青年自己的亚文化，例如创造使用专门的语言、跟帖、抱团、粉丝、戏谑恶搞、人肉搜索、晒客等。②从青年本身所具有的心理属性来讲，他们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想象力、颠覆性，不满于现状，充满幻想的一个群体。在赛博空间，网络话语无所遮蔽的自由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压力构成了鲜明对照。他们用放肆的话语抒发着青春的迷惘与孤独，用新的感性形象诠释生命的体验与追求，用青春的叛逆表达着对成人社会的不满和对新的意义的追寻。因此，解构工业社会严明理性秩序的潜在欲望在赛博空间得到了尽情展现，网络话语在虚拟时空演绎了文化学意义上的节日庆典与广场狂欢。

狂欢作为一种文化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狂欢理论的提出者巴赫金通过对中世

纪生活的研究，对两种世界、两种生活进行了划分。巴赫金认为，中世纪的狂欢节是“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与教会统治下服从于严格僵硬等级秩序的常规生活处于一种对抗状态，可以定义为不同于常规生活的“第二种生活”，“决定着普通的即非狂欢生活的规矩和秩序的那些法令、禁令的限制，在狂欢节一段时间是被取消了”。③在巴赫金看来，通过摆脱一切常规的束缚，人们尽情狂欢，以达到消除日常规范压迫和重建生存希望的目的，从中可获得一种“狂欢式的世界感受”的审美体验。④“狂欢广场”是一种具体的场所，狂欢剧目与狂欢语言演出、展示的舞台、街道、教堂等等都可以成为广场；在文化的意义上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是毫无顾忌的随便亲昵接触的状态与时空，是与他人产生绝对共鸣的场所。网络技术的特点与人们在网络上的现实表现都显现了狂欢的本质，网络成为人们摆脱各种压制力量与繁琐无趣乏味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成为过第二种生活的广场。某种程度上讲，巴赫金所标举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与网络交际交流的文化理念有着惊人的契合。赛博空间具备民间狂欢节广场的几乎所有特征：它的非官方、非权力和反贵族化等特质充分显示着立足草根社会的平民姿态；它的无所拘囿的自由、颠覆理性权威和蔑视等级秩序等品性都完全体现了追逐感性的狂欢立场；网络交流的平等性隐含了对权威的破除，默认了个性与差异的存在。在共同在场的网络话语中，不再有时空上各自独立的作者与读者，不再有等级、隔阂和禁锢，人们可以重建一种乌托邦式的平等交流关系。网民恣意扮演各种角色，使用行话、俚语、黑话等各种语言，拍砖、灌水、恶搞、贬低、歪曲、造谣、对骂应有尽有，追求着赤裸裸的后现代主义的狂欢哲学，网络成为网民尽情狂欢、娱乐、宣泄、消遣的场所，成为无深度后现代符码场景中自由表现的形式。在网络社区里，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理想自由地设计角色，尽情地宣泄日常生活中积郁的情绪，嘲笑任何僵化的教条。

网络社区纯粹是经由传播行为构建的符号互动。狂欢生活中作为表现狂欢意义的各种符号——

—语言、动作和剧目在网络狂欢中仅仅表现为网络（符号）语言。通过“双向的去中心化的交流”，⑤每个人都有机会受到尊重，现实的物质压迫与精神压抑都自由地毫无顾忌地得以宣泄，语言也获得了根本的解放，展现为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观。与传统语言的语境不同，虚拟语境更突出语言环境、语言主体的虚拟性，冲破原有各种规范和规则，表达更加自由和随意。如果说书写和印刷媒介时代所建构的诗性语言，以神圣而神秘的意境创造为其主导特征的话，那么游戏和叛逆则成为网络话语的理想和宿命，它以大众的戏谑颠覆和解构着诗性语言的贵族性。在神圣退位之后，是戏谑出场清扫着种种特权，重新撒播自由精神、叛逆精神和民间乌托邦精神。游戏谐谑为语言约许了一个平等自由的未来。在虚拟的语境中，语言面对的时空不再具体，语言成为一种直接的游戏，语言的交流和语言接受不再神圣。在无穷无尽的语言游戏中，语言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和交流，信马由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成为网络语言链接的最为突出的游戏特征。⑥

总体而言，狂欢生活是日常生活暂时消失的世界，它使人们获得战胜对彼岸、对神圣物、对死亡的恐惧的力量，获得抗拒人间权力和压迫因素的勇气；它充满了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表现出强烈的反体制、反权力、反规范的自由的蓬勃朝气。网络的内在特性如此神奇而巧妙地契合了青年内心的渴望，网络的虚拟性和开放性以及在线互动、虚拟社区和网络上的种种娱乐资讯，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感性可以愉悦、情绪可以表达、焦虑可以释放的空间。

二、网络民主与在线自由：网络话语的行为机理

网络社会这一新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形态是建立在信息和知识的快速传递与链接共享基础上的一种网络化社会架构模式，是对传统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扬弃，是现代社会发

展变化的互动相关性和快捷性的认可。如果说传统的大众传播是单向度，网络上的传播则是多向度的。当“一对多”模式走向“多对多”模式之际，改变的不仅仅是传播模式。网络拓展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为人们自由的讨论问题和参与社会事务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样式。网络已经成为青年人接收信息和了解世界的一个重要渠道，而在接收和了解的同时，参与已经成为网络时代青年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青年亚文化的网络参与是青年一代对生存理解和生命体验的一种表达，他们通过自己的符号系统表达出一种独特的气质或风格，并以这种存在来抵抗主流价值观念，鲜明地体现了青年群体对自我身份的追求和确认。

“数字革命传教士”尼葛罗庞帝认为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数字革命，将为人类社会结构带来四个方面的改变：权力分散，全球化，追求和谐，赋予权力。⑦互联网所体现的正是哈贝马斯的“交往旨趣”：意志的自由，知识的民主，交往的平等，信仰的重塑。克拉斯认为“网络点燃了二百年前托马斯·杰斐逊由个人推动民主的梦想”。⑧所谓网络民主可以理解为网络为媒介的民主或者民主中渗透网络的成分，具有较为彻底的自发性、独立性和平等性，它意味着政治生活中一种可贵的现象，就是能够克服单向式、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突破信息处理和传播的诸多局限，削弱单边主义和垄断主义，让多边主义和对话主义成为主流，实现更大范围内的平民化和政治参与的多元化。⑨从公众的角度看，网络这种能够使信息传递不受时空阻碍乃至政治控制的互动的媒介方式，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觉，它甚至提高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网络对国家权力和市民社会带来了新的冲击和改造，使其产生重新分化和整合。信息的网络状扩散，使公民可以与不同群体、阶层交流。

从微观个体的网络体验来看，虽然网络上的每位用户都有自由选择信息的权利，但是由于强大的信息源网站比普通个人用户具有的优势，用户的选择权实际上只是一种有限操作权。因特网的出现带来了人们对信息的多元选择和接受信息的单一方式，以往媒介“推”出信息，现在变成了由用户从网中拉出信息。尼葛洛庞帝强调：“数字化会改变大众传播媒介的本质，‘推’送比特给人们的过程将一变而为允许大家（或他们的电脑）‘拉’出想要的比特的过程。”⑩网络虽然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自由度，但终究没有摆脱历史的螺旋，无边的自由之境仍在我们身外的梦想之处。网络空间的无阻碍性，使网上信息源的数量激增，大大小小的网站及网站所提供的聊天室、电子论坛、BBS、个人主页、电子邮件等成为个人和组织发布信息的数个可选择路径。渠道的畅通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信息发布欲，尤其是当个人第一次跃升为新闻信息的传播主体，个体价值的张扬使个人在网上乐此不疲地奔走呼告。在网络上，所有用户都可以自由地选择接收的信息和表达观点，所有用户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逻辑上地位是平等的。即使网络上不存在任何影响他人的议程设置，每个自由表达意见的用户绝对没有主动影响他人观点的企图，也会出现另一著名传播理论论述过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对于普通人来讲，网络带来的不是信息匮乏，而是信息超载，注意力和公信力成为网上的稀缺资源。选择是自由的体现，当选择太多而无所选择时，人们自然转向权威的意见。尽管再也无法垄断信息，独享受众的注意力，但是新型权力精英的确比普通网民握有更多的权力。除了网站、网络编辑、网络记者、各类专家等，来自民间的版主、管理员和草根意见领袖逐渐获得了民主议程的把关人。“现在网络上的聊天室和论坛，不是把持不同政见的各类公民引导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政治协商，而是把思想、政见、价值观和爱好基本相同的个人吸引到一块，加深他们原有的价值观和偏见，而不是挑战和改造原来的价值观和偏见。”輥輯訛青年网络参与的这种“群体化”现象，很容易导致群体本身狭隘视野与姿态的无限放大，进而扭曲固有的事实真相。

从网络话语的传播方式来看，网络文际交流以一种去中心的话语模式冲决了权威和等级的堤防，否定了以普遍性和确定性为本质规定的“元叙事”模式。这虽为实现一种最为自由的个体精神的张扬创造了充分的条件，但同时又使普遍价值规范在根本上面临着被否定、被搁置的危机。通过宣扬意义的多元化和非确定性，实际象征了选择的无根据和判断的无标准。个体成为自身价值根基的确立者，或者说，网络空间成为了展示个体自身价值的舞台，从而造成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缺席。这虽然可以使人的个性得到极大的解放和自由，然而，没有了普遍价值规范的约束，偏离了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网络文际交流正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种“电子公共牧场的悲哀”。輥輰訛从网络话语传播的效果来看，网络空间没有秩序的言论自由不免使人丧失理性，走向狂热。按照传统的信息方式，社会对个人形成了彻底的监视。因此，自由的领域缩小到电脑的监视器和虚拟的身份中。輥輱訛由于社会对个人的彻底监视，匿名制的网络于是成为缓解这种压抑的工具。较之以往的任何一种生活状态，互联网显然赋予了网民们更大程度上的自由。然而人们在行使这些自由权利的过程中却对其产生了依赖心理，他们开始贪恋自由抒发所带来的快感，并在不断膨胀的惯性力量的推动下渐渐滑出了网络自由的边界，陷入了网络暴力的泥沼。有人将该阶段的网络暴力行为归纳为一种符号暴力，其常见形态是发表带有攻击性、侮辱性或威胁性的语言和图片。部分网民由于缺乏现实的疏导和发泄渠道，常常趋向于将受压抑的情感倾泻于网上，他们通过使用尖锐、粗俗、恶毒的言辞攻击他人来表达内心的愤懑与不满，使情绪获得释放。而类似于此的乖戾行为一旦超越了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便升级为了一种暴力。

青年的网络参与始终伴随着感性与理性、狂热与温和、激情与极端、思考与宣泄、极端与适度的矛盾斗争。网络上非理性言论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公众意见的理性表达，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稳定。愤怒的网民并不知道当他们四处打压对立舆论时，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人的信息传播权及获取权；而当他们将充满仇恨的讨伐延伸至网络之外并严重扰乱了他人的现实生活时，他们亦侵犯了个体的尊严以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曾睿智地谈到：“多数决策的权威性并非源出于即时多数的意志，而是源出于对某些共同原则的广泛同意。”如果“无视对多数权力加以限制，从长期来看，不仅会摧毁社会的繁荣及和平，而且还将摧毁民主本身”。輥輲訛

三、主体迷失与想象异邦：网络话语的文化困境

网络社会是一个距离感消失、主体性丧失的存在，虚拟性往往使人想象性大加发挥，网民总能自由穿梭于虚实之间的同时，也将现实生活变得空洞化，甚至使人自身空心化，这样容易将虚拟当成现实，从而虚拟又转化为虚幻或称幻象。狂欢实际上是平民为了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世界而演绎出的文化策略。但正如巴赫金狂欢化理论的局限性，网络作为无路可去的人们的乌托邦，同样具有不可信赖的局限性。輥輳訛

“网络社会”是在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发展和整合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另类空间”。就其本质来说，网络社会是一种数字化的社会结构、关系和资源整合环境，其关系网具有虚拟特征。网络虚拟共同体并不是一种物理的空间组织形态，而是由具有共同兴趣及需要的人们组成，成员可能散步于世界各地、以旨趣认同的形式在线聚合的网络共同体。“从现实角度看，‘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人们‘交互作用’上的结构、环境和空间的延伸和拓展；从虚拟的角度看，网络社会‘依存’于现实社会，是一种‘真实’”。但是“虚拟的网络社会不是现实社会的‘翻版’”。“延伸”表现在网络社会对现实社会关系结构的重构，而“依存”则表现为网络社会中“经验的东西”将通过现实社会检验。輥輴訛更进一步讲，赛博空间作

为一个“有限意义域”也是日常社会的“变体”，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传递信息的社会网络。我们的社会生活是一个拥有多个“有限意义域”的“多重实在”的世界，每一个有限意义域的“意义”仅在其“界限自身范围之内去寻找”。不同意义域具有不同的感知和意义赋予方式，只能通过“跳跃”或“冲击”等方式从一这种压抑的个意义域转到另一个意义域。但相对而言，日常生活是“最高实在”，其他有限意义域，如科学世界、宗教体验世界或者梦的世界都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原型。輥輵訛

在现实领域，人际交流常常是依据某种普遍的价值规范进行的。所谓普遍的价值规范，又称普遍的社会经验视野，它包括了应当或实际与社会全体成员有关的全部事情。輥輶訛由于电脑空间的法律是世界性的，很难制约偌大无比且具隐蔽性的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成为一个缺少规范也难以实现规范的社会。因为网络这种自由场所的形成，难以监控与管理，没有权威的约束与掌控，导致许多网民认为个人无须承担责任与义务，“众多的主体发出众多的网络声音使得互联网表现出宽容多元乃至复调狂欢的后现代特色”。輥輷訛以在线身份生存的赛博人群虽有真实的人类属性，但却很少扮演真实的自我角色。由于缺少了现实规范的约束，“超我”的监控力量在此变得相当微弱。网络上的道德规范是非强制性的，只能依靠个人的内心信念来维系，而不像现实社会中的道德要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三者同时来维持，因此，网络上道德规范的约束力就减弱了，道德观念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网络社会的开放性、多元性正好适宜道德相对主义的生长，与之相伴随，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也盛行泛滥，造成了一系列道德行为的失范。輦輮訛正如埃瑟·戴森所指出的：“数字化的世界是一片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它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輦輯訛

网络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是通过网络联系在一起的各种关系聚合的社会系统。作为一个社会所基于存在的核心——

—人，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以符号的形式进行的，而非日常社会中的面对面的交往，人的主体性似乎已被数字化的符号所消解，而成为“虚拟的人”。网民在网络世界交往中所选择和表现出来的行为特征，以及他们的偏好和厌恶，追求和需要，共同构成了一个人在网络虚拟社会中的特殊身份。正如波斯特在《信息方式》中所指出的那样，“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视广告去语境化，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维持分解和物质化。”輦輰訛就网络社会中的互动关系而言，互动双方没有“身份感”，是“情感人”之间的信息和情感交流，属于纯精神领域。輦輱訛网络实现了日常生活所不能提供的多重身份的游走与变换。“个体意识失去了自我规定的属性，把社会抛在一边，只是在单一向度上寻求发展。”輦輲訛完全以差异挑战整体、以歧异摧毁共识，那么差异、歧异就会播撒使价值中心崩溃的文化细菌，从而抹杀了主体间沟通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网络文际交流如同一场陌生人之间若即若离的互动游戏。輦輳訛交际的放纵以及匿名互动中无节制的身份转换，导致的结果是现实社会关系结构的重构，并在多向的交流中，导致主体的去中心化。

传播方式的每一次变革既拓展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我们的语言和交往的方式，同时又给我们的认知设置了新的障碍。在网络时代，青年比过去更深入地认识社会，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介入社会。网络社会依然集中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价值冲突，广大青年在社会转型期面临着信仰意义的缺失和核心价值观整合等一系列问题，在虚无主义、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寻找不到其最根本的支撑点。因此，网络不应只是一种技术拓展或工具创新，更应成为

一种人文价值负载，促使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命的张扬，在自由顺畅的交流氛围中获得心灵的宁静和诗意的栖居。为此，我们必须立足长远，谋划未来。我们必须牢记弗洛姆的一句话：“唯有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唯有当内在的心理状况能使我们确立自己的个体性时，摆脱外在权威性控制的自由才能成为一项永恒的收获。”輦輴訛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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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责任编辑颜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