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社会地位

贝蒂·弗里丹：她和女权运动的一生

歌德《浮士德》结尾有诗云：“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其实，女性领导人类前进，就历史而言，只是在早期母系社会的“血缘”时代。

在人类历史早期，“人口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是那个时代主要的人际关系；“血缘情结”，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意识形态。那时，“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 就直观现象而言，女性是“人口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昭然揭示者。以女性为中心而展开的母系“血缘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因此，女性被尊崇为“女神”；女性性征，成为神话渲染染的对象。

黄帝向素女问道，是中国早期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故事。黄帝向素女所问之道，正是“人口生产”的“生殖之道”. 男性的黄帝，要向女性的素女问此之道，正说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此“生殖之道”，是女性的专利。女娲造人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的纯粹杜撰，而正是早期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中女性占据“人口生产”主导地位的形象反映。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一开始处于劣势。男性对于自己在“人口生产”中生殖作用的认识，来得太晚。但是，父系社会的确立，主要并不是因为男性终于认识了自己在“人口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是因为当“物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工具的生

产）取代“人口生产”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比之

女性，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在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的公社生活中，土地、房屋、森林、水源

等生活、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食品、衣服、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公有、分配制。而就在此同时，外出作战、渔猎、放牧的男性，则率先开始了诸如弓箭、鱼叉、抛石索、独木舟等武器以及小型劳动工具

的私有化进程，并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过程中，开始了对牲畜等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却有点太大公无私。

男性在私有制建立初期所具有的历史有利条件，以及男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天生体能优势，使得男性很快成为新的社会

主角。人类历史之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的进程，乃是“以人口生产为

其主导的血缘社会”向“以物资生产为其主导的物缘社会”的转变。

此一转变一旦完成，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便不再是“血缘情结”，而成为“物缘情结”以至“金钱情结”. “物缘关系”即“物质的依赖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

在此“物缘时代之父系社会”中，即使是“血缘关系”，也逐渐由女性为中心转变成为以男性为中心。出土的文物说明，在突出女性

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

塑像。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以及“产翁制”（一种在

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让母亲离开，而让父亲上床怀抱婴儿，卧床坐月子的风俗）的发生，都说明：在物缘时代女性不仅没有掌握“物质生产”的控制权利，而且也失去了“人口生产”的主导地位。女性因之

而由“女神”沦落为“女奴”，甚至沦落为“神女”即“妓女”. 黄

帝曾向之问道的素女一类人物，开始成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

所有这些女性性地位的低落，其实不过是一种非本质的表象。就其实质而言，女性性地位的低落，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掌握“物资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所有权、生产控制权以及产品分配权。即使是在

“物缘社会”之中，一旦女性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掌握了这些有关的权利，她们的性奴役状态就会顷刻瓦解，她们的性关系地位就会随之提高。武则天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近代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所以把目光注视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改善，

正是基于对此实质的深切认识。以此视角观察，所谓“女权主义”，仍未超出“物缘时代”的局限。

正如女人不会永远保守“女神”的地位一样，女人也不会永远甘心“女奴”或“神女”的地位。随着“信缘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女人真正开始成为“女人”. 在这个全新的“信缘时代”，

男性、女性已经无须白白耗费精力再去争执“人口生产”

的牛耳；男女两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由于自然造物而形成的体能差异，也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足轻重。

当今时代，“信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在此领域之中，就其自然本性而言的男性、女性，都不再具有天生的优势。在超越两性差别之“信息生产”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开始分有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尚未能完全

由男女两性均分。）

不仅如此，超越两性差别之“资讯”的优势，正在成为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控制“物资生产”和“商品分配”的重要条件。

在这个以“信缘关系”即“信息的依赖关系”为人类社会团体主要人际关系、人类社会结构主要功能要素的全新的“信缘时代”，女性和男性的畸形发展（诸如“神女”和“面首”、“吃青春饭”之类）正在逐渐失去实际的意义；从而，女性和男性的本真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示和显现。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男女两性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和谐的互补关系。

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生产”、“物资生产”、“信息生产”这三种社会生产，不断地变换着“主导”与“被控”的地位；随着三种社会生产之“主导”与“被控”地位的变换，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变换。女性因此，由“血缘时代”之“女神”，到“物缘时代”之“女奴”，再到“信缘时代”真正的“女人”，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生成。

“女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女奴”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再复返；“女人”的时代，业已揭开历史帷幕。

这将是真正的“女人”诞生的时代。

她号召女性不要再手握贤妻良母的空头支票，忍受不完整的无名痛苦，而应勇于抛下吸尘器，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

当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权运动该如何对待弗里丹的遗产，在走到死路之后，又该以怎样的行动面对未来……

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迷思》一书的作者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纽约。她于此前两日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

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

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

(一)

贝蒂·弗里丹横空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已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此处用的是李令仪繁体中文译本的书名)一书，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此书的诉求，是要为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且苦于一种“无名的难题”(the problem that has no name)的状况鸣不平，并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

《女性迷思》虽然首版只印区区3000册，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加上平装本200万的天文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

走上街头，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运动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1966年，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

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

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女性，显然错过——也许是永远错过了弗里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她至今少有人知。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译，也仅只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

从表面上看，她告别“家庭妇女”的呼吁，对自信已“撑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盖因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

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

(二) 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却具惊人活力，长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满热情，至死视解放天下妇女为己任。虽然来自阵营内部的人也对她的急脾气和独断蛮横颇有微辞，但相比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进女权分子而言，她的女权主张简直可用“温柔”二字形容，尽管她也曾经把妇女的家务劳动，拿来与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论。

她本名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 Naomi 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母亲曾是当地报纸女性版的主编，精于当时社会允许女性所为的一切才艺：高尔夫、网球、桥牌、麻将和购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称母亲的挫折感是一种“无力的愤怒”。日后有人问起她为何投身妇女运动，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记得早年有什么性别歧视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亲如何虚掷了自己的才华。

她求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并为左翼和工会报刊工作，1947年嫁与戏剧导演卡尔·弗里丹，1952年怀第二胎时被报社解雇。1957年，她参加校友聚会，期间向女同学散发了一份问卷，答案与她自己所感一致：她们生命中缺失了某些东西。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后来的调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书终于面世。书中所写到的“无名的难题”，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

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 So 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我是被一个野蛮瞄准着全体男性的狂暴司机撞倒的无辜路人。”他说。

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离婚。

(三) 《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开始，贯穿整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运动自身也是阵营林立，分化出所谓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

1998年6月，《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报道，题“女权主义死了吗？”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极富盛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菲丽斯·切斯勒(Phyllis Chesler)，干脆出书《女权主义的死亡：妇女解放斗争向何处去》(The Death of Feminism: What's Next in the Struggle for Women's Freedom)，直接宣称这一运动已死。她说，女权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其中已无反对党派路线的自由思想家的容身之地，要想成为女权主义者，便必须反资本主义，反战，视宗教为父权制的化身。总之，女权主义运动已变得专制而令人压抑。

在这种情势下，名为“选择女权主义”(Choice Feminism)的主张开始出现，声称返回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女权主义者的选择之一。对此，女权主义学者琳达·赫什曼(Linda Hirshman)去年12月20日，在《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刊发题为《返航回家》(Homeward Bound)的文章，称，此种论调真是对贝蒂·弗里丹当年激进呼吁的绝佳讽刺。她引用了马

克·吐温的话嘲笑“选择女权主义”：“一个选择不去阅读的人，就和一个不会阅读的人一样无知。”

在这连串论战的硝烟中，贝蒂·弗里丹生前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有些人认为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妇女们，联合起来——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男人，’”1963年，她对《生活》杂志说，“这不对，(我说的只是，)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吸尘器。”

汉代女性社会地位

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大都具有表现出独特个性的时代风格。而在大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其女子的地位，女子的作用，女子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

汉代女性相对还是比较开放的，儒家礼教的对女性的禁锢教条尚在初级阶段，汉武帝时期不分尊卑任用人才也是一大执政特色。汉代女人可以协议离婚，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

说到女子的地位，不能不说如今早已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

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八年，擅权用事。汉朝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的情形屡有发生，从而大大提升了女子的社会地位。于是，就出现了汉朝女子尊贵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在汉朝，有名的女子不但可以封侯，还可以拥有爵位和封邑。如汉高祖刘邦就曾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后，也曾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宣帝刘询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

汉朝女子尊贵现象也使女子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汉朝的公主蓄养面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即便是汉武帝还要尊称董偃为“主人翁”，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

由于皇帝的姑母寡居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情夫同居，因而使当时寡妇再嫁成为自然而合理的事情。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的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

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可见，在汉朝的皇家内院，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

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汉光武帝时，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便问起心中可有中意郎君。湖阳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尽管愿意谋求撮合，但宋弘则以“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加以拒绝。湖阳公主的婚事虽遭夭折，但她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真实反映了当时寡妇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社会风尚。

西汉初年名臣陈乎之妻，嫁陈乎以前已五嫁；新寡的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可以想像当时社会实不完全以再嫁为非。

在日常生活中，直至东汉初年，男女交往仍是相当自由的。民间因日常工作的需要，也不可能严行男女之防。

但是自东汉安帝开始，朝廷每每褒奖「贞妇」，安帝、顺帝和桓帝在改元赐民爵、粟、帛时，贞顺都是褒奖之列。

西汉成帝时，着名儒家学者刘向编校《列女传》一书，力主女子不宜专擅，应以三从为尚，同时刘向亦认为女性须「明是非，懂礼仪」，他在书中列举汉代以前足资女性效法或鉴戒的女子，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节、辩通、孽娶等类，可见以刘向为代表的汉儒是要求女性修善去恶，培养多方面

才德的看法。

公元119年汉安帝“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一次贞洁，全族荣耀。女子的克己牺牲可以换来家族虚荣心的满足。

上行则下效，硕儒显宦为了迎合当权者的贞操观念，大书特书，推行贞洁。

东汉的女性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即《汉书》作者班固之妹）着《女诫》一书，认为女子应当以协助夫家为先，又拟出一套为人妇者应以「敬慎」、「曲从」的态度来事奉舅姑和丈夫的行为准则。《女诫》一书，对女性的要求及其在家庭、社会中的身份工作更为明确。

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男女之间的恋爱也比较自由，但是毕竟是封建社会，男权占绝对的主流，儒家学说也对妇女地位一再压制。到宋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已经把三从四德、三贞九烈的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相对于宋朝以及以后的明清两朝来说，汉代女子还是比较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