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智慧]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儒学

* * 上述的看法实质是将文化与社会并列起来，指出文化不是社会，社会也不是文化。因为这个原因，文化学家需要经常讨论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认为文化与社会是人类生活的两个方面。在他们看来，“社会”一词指的是我们可以实际地观察到经验现象领域，这一现象领域就是实际行为模式和经验事件实际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模式，总之是指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围绕人的一切现象。 * * 而“文化”一词指的是则是观念的领域，指的是观念系统。这里所谓的观念系统的具体内容包括着这样一些东西，如知识、信仰、情感、价值观、法律等。显然具有上述内容的观念系统不是我们能够直接地观察到的，是潜藏在生活于某一社区的人们生活方式背后。我们只能从他们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即所做的事情来推导他们可能具有哪些概念系统。 * * 在人类学家们看来，文化与社会这两者之间，文化是具有决定作用的。如果人类不先验地具有某种文化，那么他们的行为肯定是得不到说明的，或者说是没有什么意义可寻的。比如挤眉弄眼这样身体行动的意义，如果不是有内在的心理内涵，它的意义是无法寻觅的。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在于，第一，如果人类学家们主张文化决定社会的看法是正确的，而且同时他们认为社会是由行为模式和实际发生的事件组成的且可以直接地被观察到的，而文化是隐藏在行为模式背后是包括直接观察的观点也是没有问题的。 * * 但问题在于，如果文化决定社会，而我们研究文化又只能从能够我们观察到的经验现象出发，即从社会出发，那么我们能否从外在的行为模式和实际发生的事件来推导内在的知识、艺术观点、价值系统等就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难

题。因此将社会排斥在文化之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第二，既然文化决定社会，社会决定于文化，也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具有这样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因果关系表明，它们之间不是并列的，而是一种隶属的关系，所以不能分开来进行研究。 * * 将文化与社会并列起来的观点遭遇到的最大困难则是没有能力说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社会不是先验地形成的。社会的形成是离不开种群的，但种群是形成社会的生理条件，而不是形成社会的全部条件。比如社会的形成离不开语言，而语言显然就是文化的；不但如此，所谓的风俗也应该是文化包含的一个含义。如果情形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将文化与社会并列起来的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因为所说的社会的许多因素本身就是文化的，社会本身就是文化的。 * * 将文化与社会并列起来的人类学家都承认“我们在世界上所知道的并赋予意义的许多事物，根本就不属于物质世界，而是我们用‘心灵之眼’创造出来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我们的知识而言，似乎只有人类。由于自己的创造性活动，他们也只能生活在自己的创造的符号系统之内。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他们不是直接地生活在物理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为自己创造的东西所包围。 * * 那么这里所谓人类所创造的东西究竟是指什么呢？经过加工的食物、建造的房屋、用以农业、工业等的生产工具；用以战争的坚船利炮；语言应该是人类的创造，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这极为重要的作用；礼仪习惯，比如成人礼、婚礼、葬礼、加冕礼等社会习俗礼仪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政治生活中的长子继承权、家庭生活中

的一夫多妻制或一夫一妻制、民主政治制度等就是所谓人类自己创造的东西。以上仅仅是简单列举所谓人类创造物件，当然人类创造的不仅仅是这些。全面地罗列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不是我们的目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我们的目的是要明确寻找人类所创造的这一切所具有的共同性质，即它们既是文化的，也是社会的。 * * 上述的分析告诉我们，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统称之为“文化”，将文化与社会并列起来是不妥当的。因此我所谓的“文化”当然也是将社会包括在内的。但必须明确的是，文化的核心依然主要是指信仰、艺术、道德、知识、法律、风俗等，这些因素在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应该是人类学家们的共识。 * * 上面关于文化的分析清楚地告诉我们，现在所谓的工业、农业、军事、经济、科技、法律、社会管理等是文化的产品或结果，虽然也可以将之称之为文化，但是决不是文化的核心。而信仰、道德、艺术、法律、知识、风俗等在人类文化学家们看来确是文化的核心。历史，尤其是文化史的发展也在表明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上面关于文化定义的分析表明，人生论确实在每一文化系统中占据着核心的作用，对于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断定，陈独秀关于中国人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历史的分析是正确的。他超越了仅仅将西方文化归结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的浅薄看法。因为显然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在文化中并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些坚持从文化的外在层面关照中西文化关系的人已经历史地将中国引领上了一条只注重实用技术的路径。陈独秀却正确地指出，文化的核心应该是人生论。正是出于这样的认

识，所以他于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的目的在于协助中国青年重建思想和陶冶人格。而批判现实政治不是杂志的任务，其根本宗旨在于以转变人的道德信念、确立一新的人生论来促进思想或文化的变革，尤其是道德的变革，所以他反复申说“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 * * 在他看来，没有一场彻底的思想革命或道德革命，其他一切的变革都将无济于事，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即便成功了，也不可能持久。因此他看到了中国社会当时最为需要的，也是最为迫切、最根本的变革不是政治制度的变革，也不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是“根本思想”的转变。因此结论便是，要真正使腐败落后的中国走向繁荣富强，首要的只能是彻底改变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完全重建中国人的意识世界。这就是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优先的思想。只有完成了这一思想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的经济建设等才有望获得快速的发展。 * *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陈独秀是正确地认识了中国到底向西方文化学习什么的根本问题，所以他主要是由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就是提倡和确立一种新人生论。从现在看，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目标也并未完全实现，民主化的建设仍然在途程之中，科学还有待于提供和普及。他所积极提倡的新人生论即便在当下也未得到普及。 * * 陈独秀思想革命优先的看法是有着先见之明的。不先行思想革命，没有民主、自由、科学、独立、法制、责任等意识的人来从事单纯的经济建设会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社会问题，导致产生权钱结合的变相官僚资本，形成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现象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还应该肯定的是，陈独秀

当时所提倡的新人生论是正确的，在当时产生过过巨大的影响，现在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影响的历史延续性。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认为现代社会应该具有的那些因素，如民主、人权、法治、科学、独立的人格等几乎已成为了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取向。可以说，缺乏或部分地缺乏这些因素的社会都没有资格被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 * * 陈独秀的问题，第一，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独秀虽然正确地认识到新人生论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但是他却不能够正确的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他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要引进和确立新人生论就必须全盘地颠覆中国传统的文化，尤其是要彻底地推倒儒家思想传统，这就表明他对文化性质的理解存在着极大的误解。首先，他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西方的新人生论虽然完全适合于现代社会，但这样的人生论一旦引进中国本土也就必须嫁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茎之上才有可能生存、滋生、繁荣。没有了中国文化固有的实体，任何优秀的文化都是不可能生根开花的。 * * 第二，文化本身就是在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的创造，具有客观实在性。人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但是人也必然处在一定的文化系统内才有可能从事创造性的活动。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脱离自己所处的文化系统。这一道理同样适用于陈独秀。当陈独秀猛烈地抨击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时候，他本人也恰恰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他的言论与行动也带有明显的儒家传统的痕迹。 * * 第三，新文化运动促进了儒家思想传统的复兴陈独秀、吴虞等人在《新青年》上所发动的对儒家思想传统的猛烈抨击在客观上激发了儒家思想重新崛起。如粱漱溟就是在《新

青年》反孔声浪中异军突起的，他感觉自己的使命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讲明儒家思想的价值及其意义。尽管如此，他也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首先，他肯定了民主与科学的价值，指出这是中国必须要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他所谓全盘承受就是全盘的西化。（从1922年至1930年之间设立了十五六个国学研究机构。） * * 在梁漱溟看来，这种全盘承受科学与民主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人类面临的第一问题时亦即在迫切要解决人的物质生活时必须如此。舍此就断难生存在这个充满着激烈竞争的世界上。但是在他看来，这样的全盘承受也仅仅是权宜之计，不得已而为之。一旦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解决后，人与人间的关系问题就凸现出来，那时侯人类也就必然要拿起我们的孔家文化，来处理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或矛盾。总之，在梁漱溟看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并不是人类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当时我们所不得不要借用的工具。 * * 其次，梁漱溟在东西文化的关系的态度上与陈独秀的不同。陈独秀是将中西文化截然对立起来，认为“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的这一思维模式触发梁漱溟不得不考虑启用另一种模式来考虑和研究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思考的结果就是他所谓的文化三路向说。就是说，中西文化并不是截然对立、水火不相容的，而是各走各的道，相互之间没有优劣短长之分。再次，梁漱溟认为虽然中国未曾产生民主与科学，但是中国文化自有其长处，将来的世界必定要走上儒家思想的路径。 * * 陈独秀关于他自己对西方思想的表述前后并不完

全冲突，但却有不同之处。他前期注重的是一种新的人生论，强调人权、自由、科学、平等、独立人格、民主等。但在后期可能是为了便于宣传或者出于别的什么原因，他却往往将他自己早期的新人生论简化为民主与科学两项内容。比如他在1919年1月15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即是民主与科学。当时社会上曾有人攻击《新青年》，犯下了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等罪。 * * 他答辩道：“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那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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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442页-第443页。 * * 陈独秀的这一答辩书对于后人理解新文化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于是，后来研究新文化运动的学者都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归结为民主与科学。其实这样的概括确有将新文化运动的宗旨狭窄化的倾向。因为虽然民主与科学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我们显然不能将人生全部归结为民主与科学。我的看法是民主与科学

只能是人生论的部分内容。但不管怎么说，陈独秀是完全站在了一种所谓彻底的西方思想的立场来批判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统的，并且将此两者完全的对立起来。这也是陈独秀批孔与吴虞的第三个重要的区别。 * * 在此我们还必须注意的是，陈独秀认为当时社会上的尊孔，其目的当然不是为尊孔而尊孔，而是为袁世凯的复辟帝制服务的。陈独秀与蔡元培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袁世凯所以能够复辟称帝是有其相当深厚的社会土壤的。蔡元培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曾尖锐地指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并不是他个人之罪恶，而是有着社会基础的。他分析道：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有三种社会势力，一是官僚，二是学究，三是方士。蔡元培对这三种社会势力做了如下的评论。“畏强抑弱，假公济私，口蜜腹剑，穷奢极欲，所以表官僚之黑暗也。天坛祀帝，小学读经，复冕旒之饰，行跪拜之仪，所以表学究之顽旧也。武庙宣誓，教会祈祷，相士贡谀，神方治疾，所以表方士之迂怪也。”，正是因为如此之故，所以尽管袁世凯帝制活动失败，且本人也已死去，但是复辟帝制的活动并未因此而停顿，“而此三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