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疟疾疫情

我经历的疟疾疫情

前两年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引起了关于中医中药的一些争论，有些一直延续至今。我不是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由于种种因缘际会，我对“疟疾”、“青蒿”和文革时期的“中医”都有不少的记忆，说出来与大家分享，或许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认识。我在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时代，即15-24岁的1969-1978年间因适逢上山下乡大潮，在广西田林县的壮族山寨生活了九年多。田林县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是广西面积最大的县，人口密度却是最稀之一。那里属于号称“广西屋脊”的桂西北山区，拥有广西第二高峰岑王老山，很多地方山高林密，覆盖着雨林和次生林。田林所属的百色地区与越南交界。据说屠呦呦研究治疟就是起源于当时援越抗美的需要，而我们那里不仅与越南丛林地理、植被乃至人文环境（中国的壮族与越南第二大民族侬岱族群实为跨境的同一民族）都类似，同时也正是疟疾猖獗的地区。

上世纪中国南方城市中的医务人员正在喷洒灭蚊药水

十瘴九疠谈疟色变我后来从资料中得知，田林县历史上就是所谓“瘴疠”之地，属于“广西疟疾高发区”，民间有“谷子黄，病满床”之说。1936年抽样血检66人，阳性（检出疟原虫）33人，阳性率高达50%。文革前该县年均发病1480

人左右，对这个仅11万的人口小县来说已经颇高。但总的来说，文革前那十几年间疫情还是在逐渐缓解的，到1965

年已经“从超高疟区变为中低疟区”。但是，文革后由于政治混乱，防疟“一度无人抓”，田林从1969年起出现“疟疾暴发流行”，连续六年发病率都超过2000人，其中1970、1971两年更高达15148人和8625人，六年统计年均发病6515人，4.4倍于文革前17年的平均水平。饱受疟疾折磨的农村儿童

从田林的情况看来，当时屠呦呦参加的全国防疟大会战远远不只是“援越抗美”的需要，中国国内的疟疾疫情也已经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而我县疟情回落到文革前夕的水平则已经是改革时期的1983年。仅从我所在县的情况看，文革时期究竟是疟疾猖獗的时代还是“防疟成功的黄金时代”，恐怕是很清楚的。下乡时只有15岁的我对这些数字当时自然一无所知，但是我很快就成为疟疾疫情的受害者。这六年间我曾4次患疟疾。1970年冬的一次发作在修建高龙公路的工地上，以至施工结束、民工撤退时，我竟然发烧虚脱到无法行走，由知青伙伴志先陪伴在荒山野岭的工棚中待了两天，后来挣扎着到定安公社打了针，两人翻山越岭挪腾移步才回到村中。金雁/插画我曾在《我的‘早稻田大学’》一文中提起过这件事。现在想来，当时若不是伙伴们照顾，我的处境其实很危险。而疟疾一般暴发于夏秋，我居然冬天也发病，

也可见当时疫情的严重了。当时田林县流行的主要是恶性疟疾。不知道的人往往认为“恶性”意味着病得很严重，其实，“恶性疟”与“间日疟”、“三日疟”并列，是以疟原虫种类区分的病理类型，本不是就得病轻重而言。间日疟也有病得重的，恶性疟也有病得轻的。与北方多见的发冷发热相交替、周期性“打摆子”的疟疾（即间日疟）不同，恶性疟的特点是周期不明显，常常不发冷而只发高烧。我国古代只把“打摆子”的间日疟叫“疟”，南方的恶性疟由于往往不打摆子只发烧，在近代发现疟原虫以前，人们是不把它当疟疾的，古人只说是“瘴气”或“瘴疠”，而那时北方早有“疟”之习称。一般恶性疟对人的损害确实也比“打摆子”更厉害，传统时代的病死率似乎也更高。白居易诗所谓“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徒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就反映了这种情况。我几次得疟疾也深受其害，1971年的一次发病，在公社卫生所留医一个多礼拜，体重下降十多斤，腿肚子直发颤都不会走路了，因严重贫血头发掉了一多半，回到村里乡亲们都说我整个人“脱形”了。由于几次发病，我那时后遗症明显，长期贫血，肝脾肿大，体型很瘦。那时没有留下照片，但在如今网上可见的一张我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后不久与导师、师兄们的合影中，我还是显得很瘦小，头发稀黄，脸色苍白，后来的朋友们都说认不出是我。我那时恰恰又正热衷学医。我本来在下乡前就看过些

医书，下乡不久一次本村一位老农被毒蛇咬了，我用自备的“南通蛇药片”（即文革前的名药“季德胜蛇药片”，文革中季德胜遭难，药名也改了）治好了他，后来又有几次类似的事情，因此在乡亲们中得以口口相传。三年的“赤脚医生”经历那时的农村极度缺医少药，很多村民从未用过药，按行内的说法，他们对药“很敏感”，往往一用就灵。于是生产队长就说老秦（当地老乡都把“有工作公干的人”都用汉语以老相称，我们因为是城里来的，所以不到16岁的我就被称为“老秦”）你就是队里的卫生员了。既然干着这些事，自己又是个疟疾老病号，我对当年的抗疟自然是印象很深。尽管1972年后我没有再当“赤脚医生”，但还是保持着兴趣和关心。我清楚记得直到我离开农村之前，九年中我们那里的主力抗疟药始终是氯喹，当年这药也不贵，我自备的药箱里是它，后来“赤脚医生”标配药箱里是它，据我所知城里的大医院也用它做治疟首选药。金雁/插画氯喹有多种剂型，一般用口服，重症还可以注射。它对治疗疟疾发作是非常有效的，但它对“红外期”（未侵入红细胞前的潜伏期，此时人体带虫但无症状）疟原虫无效，所以通常认为它无法断掉病根。不过间日疟有红外期，南方的恶性疟则基本没有红外期，所以在我们那里，氯喹是可以根治疟疾的。除氯喹外，当时使用的抗疟药还有奎宁（即老牌“西药”金鸡纳碱），在氯喹时代以前它曾经是举世闻名的治疟“特效药”。但我

们那时奎宁早已风光不再，作为备选药物它主要用于对氯喹有抗药性者，另有一种糖衣剂型用于儿童。但我那时几乎没有见过什么抗药性病人，所以包括我自己在内并未用过它。当时的第三种抗疟药是乙胺嘧啶，这是一种作用于红外期的药，主要用于防止疟疾复发。我做卫生员时这种药还属新药，我没有用过，但在我插队后期逐渐推广使用了。1973-1978年，我们县连续六年开展“灭疟大会战”，当时的说法是“三根治一预防”，即在流行低谷的初春、流行前期的初夏和发作期的病人主要使用氯喹进行治疗，而在高疟区和可能暴发区，7-10月间每隔半月用乙胺嘧啶进行全民性预防服药。六年大会战成效显著，到1977年就把年发病人数压到了三位数。1983年又进一步回落到文革前夕1966年的水平，从1984年起，年发病数始终在25人以下。田林县的疟疾问题可以说基本解决。我自己在1974年后就未再发作疟疾，虽然贫血等后遗症还延续了很久。1996年我回到当年插队的平塘乡，了解到当地近两年内也没有出现过病例。青蒿治疟与深究常识我这个门外汉对中医治疟的记忆始于14岁那年为了逃避文革“内战”烽火而客居浙江宁波外婆家时。那时外婆给我猜了个谜语：赵子龙单骑救阿斗，打三味中药，谜底是：常山-独活-使君子。这真是个妙谜。就这样从老人那里我知道了治疟的常山、治风痛之疾的独活，和驱虫药使君子。后来看了些中医典籍，印象中正统中医书在治疟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