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先秦两汉文学理论

第一章先秦兩漢文學理論

第一節總論

先秦兩漢，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的草創時期。其作為初創期文論的特點主要表現在：先秦兩漢文論尚未從意識形態中獨立出來，成為專門的學科。首先，這一時期的文論還處在與其他學術混沌未分的狀態。其次，這一時期的文論與其他藝術論相互雜糅，難分彼此。

“文學”一詞，最早大約見於《論語·先進》，為孔門四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之一。

隨著文學與學術的發展，特別是辭賦的興盛，漢儒已開始逐步將文學

與學術區分開來。（一）先秦文論的基本概況

先秦典籍中很早就有涉及文論的內容，如《易經》中“言有物”、“言有序”之說。

諸子百家之中，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學派都表明了各自對文藝的根本態度和基本觀點。

諸子中最重視文藝的是儒家。孔子重視文藝的社會教化功用，對其審美特性則是淺嘗輒止。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的學說。在文學批評方面，他首創“以意逆志”、“知人論世”的方法。

荀子是儒家學派的又一位重要

思想家，他一再強調文藝源於情感，對文藝的情感性特徵進行了多方面的論述。

道家的文藝觀與儒家針鋒相對。莊子繼承老子之說，又加以發展，他對文藝進行了全方位的否定。他崇尚自然、崇尚自由的精神，正是一種審美的追求，是對文藝審美特性與自由精神的提倡與張揚。

墨、法兩家與儒家一樣從社會功利出發而論文藝，卻得出了與道家似乎相同的否定性結論。墨子：“非樂”論和“三表”法。

韓非繼承了前期法家的思想，把文藝與法治對立起來，否定文藝和儒

家經典。

講先秦文論，詩人的意見是不應該忽略的。

在我國文論史上首次明確提出“發憤抒情”的詩論主張的，是偉大詩人屈原。

（二）兩漢文論的基本概況

西漢初期，統治者崇尚黃老哲學，實行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因此文化學術亦較為自由，而戰國諸子遺風餘韻的影響猶存。

劉安集門客編著《淮南子》，此書包含著較為豐富的文藝思想。首先，《淮南子》強調文藝本於情感的藝術特質。其次，《淮南子》還十分

注重情感的自然表現。

司馬遷對文論的最大貢獻在於明確提出了“發憤著書”之說。

武帝以後，獨尊儒術的政策逐漸收效，儒學對包括文學在內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大大加強。

第一，關於《詩經》的研究。作為我國文論史上第一篇系統性的詩學論文，《毛詩序》較集中地體現了先秦以迄漢代儒家《詩經》研究的成果和詩學見解。漢儒《詩經》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是“賦比興”之說。

第二，關於屈賦的爭論。王逸是漢代第一個對以屈原為代表的楚辭進行全面整理和研究的人，也可以說是

秦漢以來楚辭研究的總結者，所作《楚辭章句》是現存最早的《楚辭》注本。

第三，關於漢賦的論述。

第四，關於《史記》的評論。（三）先秦兩漢文論的歷史影響

先秦屬開創性文論，以闡述文學性質、功能及基本原則為主要內容；兩漢屬繼述性文論，除論述基本原則外，又增加了評論前代及本朝作家作品的內容。

（一）先秦儒家與道家學說之對立互補，確立了我國古代文論的

基本體系與框架，從而對文論發

展產生巨大兒深遠的影響。

（二）先秦思想家的重要文學見解沾溉後人，發展成為後世文論

的基本觀點，如文質觀、文德

觀、文學自然觀等。如剛柔相

濟——陰陽和合的審美觀、通變

觀。

（三）先秦兩漢文論在方法論上多有建樹，孟子“以意逆志”、

“知人論世”說與漢代對《詩》

《騷》的比較批評，便在批評方

法上為後人導夫先路。

第二節《周易》

《周易》簡稱《易》，分經、傳兩部分，經先有而傳後出。經指卦形卦象、爻形爻象以及卦爻辭，它大約

產生于殷末周初時代，是現存最古典籍之一，是我國思想文化的一個源頭。傳則“援經立說”，雖說是注經，實際卻透過筮蔔帷幕而作深入的哲理思考，從而成為千古不竭的思想淵藪。

一、陰陽之道。《周易》符號—代表陽，––代表陰,陰陽觀念是其思想核心。《系辭》上：“一陰一陽之謂道。”反映了對自然和社會中各種矛盾對立現象的概括認識。

二、觀物取象。“觀物”的啟發就是強調多側面、多層次地面對現實和反映人生。“取象”則啟發後人通過“觀物”來進行藝術創作，表明意

義。

三、通變入神。《系辭》雲：“《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強調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對於文學藝術的啟發，就是反對固步自封、陳陳相因的模擬守舊，“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藝術的永恆生命即在“通變”之中。

四、中和之美。《易》以世界的和諧統一作為最高境界，由此而生髮了後世“中和”的美學觀。

五、觀生觀民。“觀生觀民”卦象所顯示的是君子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察己正身而德化萬民。影響于文論，則鼓勵文學創作去諷諫社會政治

得失，從而促進古典批判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的形成。

六、情見乎辭。《系辭》雲：“聖人之情見乎辭。”

七、言意之辯。《系辭》討論了書、言、意三者關係：“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系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八、言語樞機。《系辭》：“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以嚴肅的功利態度強調

語言運用，于後代語言藝術的發展影響頗巨。

九、稱名取類。“名”指事物名稱；“類”是事物的異同。藝術創作的目的就是以有限的語言文字（名）去涵蓋無限的生活內容（類）。

十、賁飾尚素。賁飾尚素雖然強調本真，但並不排斥文飾，而是否定極飾滅真。

第三節孔子

（一）孔子及《論語》

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他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論語》是記載孔子言行及弟子言行語錄體的書。

《論語》中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論樂、論詩、論文的一些見解，為我國古代文藝理論的創立奠定了基礎；對後世文藝理論的產生、形成與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二）評詩、樂的標準“思無邪”孔子從文藝的社會功能出發，論詩、樂時把“思無邪”作為評價文學藝術的標準。“《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語·為政》）

（三）論文學藝術的社會功能

首先，從人的立身、處世來討論詩和禮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即人之修身從學詩

開始，堅定站在禮的基礎上，最後在音樂的陶冶中完成品德修養。

其次，論文學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孔子論文學藝術社會功能時，提出“興、觀、群、怨”說。

（四）論文藝內容與形式的關係

孔子是我國最早提出藝術審美感受和要求的人，他從“美”與“善”兩個方面，論藝術審美感受，評論文藝作品。他對藝術提出很高的要求：“盡美”、“盡善”。“美”主要是從藝術形式方面著眼；而所謂“善”，則是指藝術品思想內容之好。只有這兩方面相統一，才是完美的作品。

“和為貴”是孔子評論《韶》樂與《武》樂的基本出發點。

孔子論文主張“文”與“質”並重，“文”與“質”的關係，實際上也是內容與形式的關係。“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論語·雍也》）

孔子所言的“情欲信”、“辭欲巧”是從內容與形式兩方面提出的要求；至於他講的“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則是強調形式的重要。

（五）論美及美感的社會性與實用性孔子十分重視道德教化規範，對文藝也不例外。在論人的心靈美、行為美時，把美德、美行、美言作為衡量人

行為的準則。孔子強調美政同人的思想行為有密切關係。

此外，孔子以比喻方法，論述了人的審美感情與自然之間的關係。子曰：“知者樂山，仁者樂水。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

總之，孔子的藝術觀，以仁為核心，以中和為指導，鮮明地主張藝術從屬於倫理道德、政治觀念及其制度。第四節莊子

莊子，名周，宋國蒙人，是道家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經他完善的道家文論思想，對中國古代文論思想的發展影響深遠，同時又與儒家互補而成為

古代文論思想的一股巨流。記錄莊子文論思想的著作是《莊子》。

（一）文藝創作主體的審美態度：“心齋”、“坐忘”

莊子建立文論思想的哲學基礎是“道”。

莊子認為文藝創作主體必須通過“心齋”、“坐忘”兩種方式才能實現和完成。文藝創作主體在感知事物的過程中由耳→心→氣→虛的經驗觀照就是“心齋”。文藝創作主體在感知事物的過程中擺脫身心的欲求就是“坐忘”。

（二）文藝創作客體的審美風格：“自然”、“素樸”

莊子心目中的“道”即為“自然”。莊子極力標舉“法天貴真”的思想，不僅是他哲學主張的透露，也是其文藝觀念的理論表述。與“自然”相一致的概念是“素樸”，“明白入素，無為複樸”。莊子的命題有四：（1）“天地有大美而不言”（2）“順物自然”（3）“既雕既琢，複歸於樸”（4）“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莊子在《齊物論》篇中把音樂藝術分為“天籟”、“地籟”、“人籟”三類。在莊子看來，前二者都是假借於他物而形成的音樂，並不屬於自然天成的“至樂”；只有塊然自生、不假

人工的“天籟”才屬於“至樂”，即“天樂”。

莊子在《田子方》篇中提出“解衣般礴“式的文藝創作，也是其崇尚自然、素樸的審美風格的佐證。（三）文藝創作客體的審美形象：“得意”、“忘言”

莊子極為推崇“至言去言”，即最高的言論是“不言之言”。

在“言不盡意”論的基礎上，莊子提出了“得意”、“忘言”的觀點，表述了文藝創作中由言到意的審美過程：“言”是“意”的基礎，“意”是“言”的指向；領悟到“意”就是超越於“言”。

莊子提倡“得意”、“忘言”的審美創造，以期達到“荒唐之言”與無形之道妙契無痕、自然彌合的藝術境界。

第五節《毛詩序》

《毛詩序》是我國古代詩論的第一篇專著。它是漢代學者綜合先秦儒家和當時經師關於詩樂理論而寫成的。它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需要，提出了比較系統的儒家傳統文論的若干理論原則。

《毛詩序》的作者，歷史上說法不一，較多的學者相傳，是漢人毛萇所撰《詩毛氏傳》在首篇國風《關雎》題下的一篇序言。

《毛詩序》提出的詩歌理論上的根本問題：

第一，詩歌的本質的認識。《毛詩序》的最大貢獻，就是第一次把“情”與“志”聯繫在一起來論述，給古老的“言志說”注入了新鮮的血液。

第二，對詩歌的社會作用問題作了論述。它進一步在理論上明確了詩歌創作為政治服務的兩種形式：“上以風化下”和“下以風刺上”。在這兩方面中，作者偏重的是“上以風化下”的教化作用。同時，作者認為，從一個時代的詩歌，可以看出一個時代的政治得失，也就是詩歌的認識作用的問題。即詩歌是社會政治的一種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