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壁垒案例分析

退出壁垒案例分析

案例内容：

我国有着悠久的纺织工业历史，是当今世界上纺织品的生产和贸易大国。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纺织工业获得了快速发展。1978－1996年，纺织业累计创汇2800亿美元，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占全国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4左右，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产业；18年累计实现利税3700亿元，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6%，为国家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但与此同时，国有纺织工业长期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主要表现在：（1）困难持续时间长，亏损额不断扩大。纺织工业从1993年开始，已连续5年亏损，全行业国有企业净亏损最初为19亿元，而1996年已达106亿元；（2）困难涉及面广。1996年国有纺织工业亏损面达42%，比全国国有工业的平均水平高出8个百分点，亏损企业职工约占国有纺织工业企业职工总数的一半，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国有纺织工业都出现了全行业亏损；（3）国有纺织工业已经成为全国国有工业中困难最为严重的行业。1996年，国有大中型纺织亏损企业数占全国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总数的18%，亏损额占19%，涉及职工人数180万人，占全国大中型企业亏损人数的20%，均居全行业第一位。在纺织业全行业长时间效益低下的情况下，其生产能力并未见缩减，现仍有1000万锭，即约1/4的生产能力过剩，纺织工业靠自身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举步维艰。

为了使纺织工业在改革和解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先后确定了一系列有力的政策措施，其中援助退出政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1）为搞好压缩淘汰落后棉纺锭工作，每压1万锭给予300万元补贴，提供贴息贷款200万元，补贴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各承担一半，贴息由地方财政承担。（2）1998年国家核销银行呆账坏账准备金将重点向纺织业倾斜，各地在安排1998年计划时，纺织核销规模应不低于1997年水平，新增的100亿元规模，主要用于解决棉纺织企业的压锭重组项目。（3）妥善安排下岗职工。下岗职工要进入在就业服务中心，保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养老、医疗保险的支付。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政府对纺织行业的退出援助，是基于大量亏损的国有纺织工业企业无法克服高退出壁垒这一背景作出的政策安排。、

1、我国国有纺织企业的制度性退出壁垒有哪些？

2．造成我国国有纺织企业制度性退出壁垒的因素是什么？

案例分析

产业组织理论中关于退出的定义是指某个企业停止作为卖方的行为从那个市场撤退，退出主要有停产、转产、倒闭这三种形式。退出是决定资源在产业间分配的重要因素之一，适时的退出和进入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然而在现实的企业运行中往往存在一些障碍，使得一些企业无法从原行业中退出，这些障碍构成退出壁垒。退出壁垒是指现有企业在产业前景不好、企业业绩不佳时准备退出该产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阻碍，资源难以转移出去，这些阻碍现有企业退出

产业的因素，就构成退出壁垒。

具体来说，退出壁垒主要有以下四类：

（1）沉淀成本构成退出壁垒。许多资产具有专用性，用以生产特定的产品，当企业退出时，就会产生沉淀成本。企业要退出原有产业，很难将这些资产转为它用，生产其它产品，也难以将这些资产以公平的价格卖给其它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这就构成企业的沉淀成本。沉淀成本越大，企业就越想维持原来的生产，努力收回未得到补偿的投资，这意味着企业退出该产业的壁垒越高。

（2）因违约成本和企业信誉损失而产生的退出壁垒。如果企业退出原有产业，就不能履行原先签订的购销合同，企业就必须承担违约成本。同时，企业退出产业往往被视为竞争能力不足，这会造成企业信誉损失。

（3）行政法规方面的退出壁垒。在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中，由于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政府不允许企业随意退出产业。

（4）市场发育不完善而造成的退出壁垒。企业退出原有产业通常需要生产要素转卖和产权交易，但是缺乏生产要素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正常运行机制的情况下，企业难以寻找生产要素和产权交易伙伴以实现交易，从而阻止企业退出产业。1[2][2]

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出资者作为决策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因此，退出行为的发生主要是与企业经营业绩、产业成长状况相联系的。当企业经营业绩不佳或企业所在的产业处于衰退的状态，同时，出资者预期的退出的机会成本小于进入收益时，就会诱导企业退出。这时，若不存在法律或行政上的制约，则形成退出壁垒的因素主要是经济性的，如资产专用性所引致的埋没费用、劳动者解雇和改行所带来的费用及结合生产的损失等。若企业能跨越这些障碍，则退出行为就会自发发生。

从经济性退出壁垒看，纺织业具有资产专用性强的特点。在棉纺织业中，机器设备的专用性很强，没有通用性，若改变原来生产的产品，则原有的设备或变得毫无用处，或要经过成本高昂的改造才能用于生产新产品。例如纺锭、织机只能用于纺织纱布，无法转产。另外，纺织企业的技术能力和操作工人技能的专用性也很强，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开发的其它行业的产品数量少。由于沉没资本比例较大，使纺织企业只要价格处于停止营业点之上，就可以继续生产。我国的国有纺织企业由于债权软化，流动资金主要从银行获得，一般能够维持必要的现金流，因此一部分国有企业长期在亏损的状况下仍然继续生产，而退出难以发生。另外，传统的纺织业尤其是初级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工业，雇佣着大量工人，若企业退出，则劳动者解雇和改行的费用也是高昂的。因此，纺织业所具有的行业特点造成了纺织企业经济性退出成本是比较高的。

但耐人寻味的是，从1991年开始，我国政府就对纺织业的退出进行了资助，这一政策措施旨在降低纺织企业的退出壁垒。但是，令人不解的是，退出援助措施的实施并没有使得生产能力的适度缩减。这恐怕不是经济性因素所能解释的。另一方面，我国国有纺织企业似乎缺乏自发退出的动力和能力，在某些企业，已出现长时间的全面亏损，但它们仍不能退出，其原因除了产业内在特点外，更多地来自于制度性的因素。这种制度性的因素主要包括国有企业创办的多元化目标

和我国经济体制方面的因素。2[3][3]

1．国有企业开办的多元化目标，使得企业在作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追求自身特殊利益（如企业利润和职工福利最大化等）的同时，还必须与所有者的各种目标相符合，实现企业效用最大化。国有纺织企业实现的多元化目标主要体现在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和实现的财政性目标上。

（1）国有纺织企业承担的社会性负担。建国后的几十年里，我国执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形成了使用更多的资本而相对排斥劳动力的重型产业结构，相应降低了我国工业化过程中增加劳动力就业的能力，这种发展战略及其形成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当时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发生尖锐的矛盾。尽管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隔断了城乡劳动力流通通道，减少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工业部门吸收就业的压力，但城镇劳动力本身就业问题则不可回避。因此，超过企业实际需要而保证城镇劳动力的全面就业，就成为传统国有企业就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且不可忽略的目标，这个企业目标执行的结果，就导致了国有企业劳动力过度吸收格局的形成。

传统的纺织工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解决了大量劳动就业问题。但是随着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需求逐步下降，企业劳动力过度吸收的格局更为加剧，根据1994年统计的数据，纺织行业的职工人数占全国工人人数的14.4%，总数庞大，而人均劳动生产率按工业增加值计算仅有11756元，用功量过多。保持职工就业稳定和维持职工基本生活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在社会化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前，国有企业无疑要为国家分忧，承受着安置剩余劳动力的沉重负担。

另一方面，国有纺织企业还承担着职工的社会保障职能。纺织行业离退休人员较多，离退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60%。如上海龙头股份有限公司，退休金和职工医疗开支1年高达2000万元，而投资收益和其它业务利润仅940万元，主营业务严重收不抵支。根据河北省纺织行业的调查，石家庄市每年支付离退休职工的工资、医疗费高达亿元。邯郸发达纺织集团1996年末离退休人员达10588人，当年支付工资5608万元，医疗费610万元，其下属企业都办有学校和职工医院，仅4所子弟学校每年就支出450万元，职工大学和医院支出更多。实际上，这部分费用的形成是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体制性欠款。长期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以低工资、低福利的待遇，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的利润，国家并没有对国有企业职工相应地补偿，而是将这部分收益用来铺设新的摊子，形成新的国有资产，从而导致国有企业不得不以挤占企业经营性生产性资金的方式，建立了各种非经营性的事业，承担起政府和社会职能。要解决这些欠款，所需资金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因此，单靠国家资金投入来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当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尚未进行到能够将其从国有企业内部职能转变为社会分工的相应部门或政府的职能时，国有企业就不能不继续执行这些职能，从而形成国有产权流动受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2）纺织业所实现的财政性目标。在传统的计划体制下，纺织业成为计划垄断性很强的产业之一。棉花等主要原料实行统一收购、统一经营、统一分配；纱布等主要产品由商业统购、包销；纺织品成为短缺商品，全部纺织品对居民实行限量凭证供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纺织业得到很快发展，其主要原因一是

30多年来纺织品的短缺积聚了旺盛的需求，同时纺织品在欠发达国家属于高收入弹性商品，其收入弹性高达 2.12，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纺织品的消费需求日益增大，在加之国际需求增长，纺织品的需求迅速提高。二是传统纺织业装备系数低，长期投资少，投资回收期短，资金周转速度快，市场风险小，资金效益高，成为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经济建设的先导性产业之一。据统计自建国以来，纺织业创利税达4394亿元，再加上偿还银行贷款的本金和利息，以及提取和上缴的折旧费，数倍于全行业的固定资产。纺织业是我国最大的出口创汇产业，1994年纺织业出口创汇额为355亿元，份额为29.6%。

纺织业因其具有较高的创利创汇能力和吸纳就业的能力，在其迅速发展的80年代，成为各地竞相投资的项目，在全国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规模，为各地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积累，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随着纺织品供求结构和数量状况的变化，纺织行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日益暴露。主要是：初级加工多，传统技术多，大路产品多，小型企业多。这些现象说明，纺织业的发展仍为跳出追求数量、追求产值的粗放型的老路子。造成总量上失衡、地区间重复、生产技术的低水平延伸，产业出现了过度竞争的状态。从1992年开始，政府就对纺织工业着手进行压锭改造，计划压缩500万棉纺锭，1994年又制定了到1998年末全部淘汰1000万陈旧落后棉纺锭的规划。但这些压锭计划在实际运行中受到扭曲。因为从整个行业看，虽然纺织业出现了困境，但其出口创汇和上缴利税能力仍然是可观的，部分企业的退出，意味着留存企业的竞争状况可能将得到改善，原来亏损的企业可能因此而获利，所以部分地区在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对压锭采取观望态度，消极对待，甚至新增了部分生产能力，或为获取压锭补贴而采取假压锭等不正当手段，致使全国棉纺锭总量没有得到有效压缩。1992－1996年，全行业实际压缩465万锭，同时又新上了444万锭，5年中只净减了21万锭。纺织业的结构未能得到有效调整，仍有许多亏损企业滞留其中。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效用，一方面是适应于国家或地区政治性、财政性、经济性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执行着政府赋予的职能，形成了政企不分制度的根源，从而在企业和国家之间，造成一种非经济的责任关系，于是企业经营绩效的优劣往往被政策性的盈利或政策性亏损所掩盖，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不能通过考察利润率掌握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监督，而企业则由于政策性限制存在，为其提供了软预算约束，为其留存拓展了广阔的空间，缺乏主动退出的内在动力，因此，留存企业的多元化目标，随之伴生的往往是高退出壁垒。

2．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是纺织企业具有高制度性退出壁垒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纺织业应该是典型的市场竞争型行业，其经营成果由市场检验。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出资者具有很强的产权约束力，企业经营者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企业的退出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获得收益，所以企业不可能在长期亏损的情况下“耗下去”，而是迅速作出调整。例如，当80年代中期棉纺织品市场销售不旺时，乡镇棉纺织企业的生产能力一年就减少37%。

与民营棉纺织企业不同，国有纺织企业产权模糊，企业的退出决策成为在所有者缺位情况下的公共选择，其参与决策者有政府、经营者、企业职工等，在现行的体制下，它们往往具有一票否决权。政府官员出于政绩考虑，需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另外，维持地方安定也是其重要职责，而企业一旦退出，在劳

动力市场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职工再就业立即成为其工作压力之一，所以，它们对企业的退出可能会作出严加干预的反应。企业经营者由于企业产权约束软化，企业经营不善并不对其产生人力资本的损失，而企业的存在正是实现其自身效用的最佳途径，因此，往往也具有反退出的倾向。企业职工长期受到计划体制就业观念的影响，不愿意面对再就业的选择，因此，也往往阻挠企业退出。可见，企业退出决策为非所有者的公共选择，企业是否盈利不再成为决定是否退出的唯一因素，企业的退出难以发生，这是棉纺织行业国有企业长期比例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国有纺织企业高退出壁垒的形成有其经济性因素，但经济性壁垒在因政府提供资助而降低的情况下，并不可能长时间地阻碍企业的退出，因此，国有纺织企业的退出主要遭遇的是制度性壁垒。这些高退出壁垒与纺织行业在发展进程中自发产生的结构要求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竞争规律不再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大量低效益的企业不能退出，而部分原本有效益、有市场的企业遭受过度竞争的打击，使整个行业陷入低效益运转的困境之中，严重地影响了产业的发展和升级。

进入与退出壁垒的福利效应

案例内容：

武汉晨报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长虹13日在汉大幅下调，引来意料中的彩电大战。昨日一大早，武商、徐东平价、中南等各大家电卖场就传来一股火药味。从昨起，19款29英寸康佳超平彩电全线下调，最高降幅达到1400元，一般降幅都在400元—500元。康佳武汉分公司市场部经理栗波介绍，因康佳已无多少库存旧机型，只得忍痛拿出2000型超平彩电投放市场。TCL彩电一负责人说，尽管TCL不主张降价，可长虹降价对TCL有相当冲击，TCL近日也将会采取相应对策。武商家电城有关人士则称，高路华、创维、厦华等多家彩电已频频与商场接触，大有出击势头。从各大卖场传来的消息是，长虹降价以来销售一路飙升，已对其他品牌形成强烈冲击。长虹降价3天来，中商集团下属的各大卖场长虹销售已突破2000台，武商家电城一个卖场就卖出了250多台。康佳首日降价，效果立现，武商、徐东平价等卖场围满了消费者，一扫两天来的冷清场面。在这场彩电大战中，武汉已成了各大品牌抢驻的“要点”。据可靠消息，4月22日和5月1日，康佳、长虹将分别会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汉，为彩电大战“助兴”。可以预见的是，长虹、康佳、TCL一线品牌的大幅下调，势必会带来一场全行业的价格大战。业内人士担心：去年彩电行业全面亏损，如这次价格大战持续下去，对二三线品牌来说，不啻是一场血光之灾。待到秋后算账之时，难免哀鸿遍野。

1.我国彩电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主要有哪些？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彩电行业成本结构、产品品质的趋同性？

3．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彩电价格大战”问题？

1.我国彩电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主要有哪些？

2.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彩电行业成本结构、产品品质的趋同性？

3．你觉得应该如何解决“彩电价格大战”问题？

案例评析：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持续的彩电行业价格大战是我国众多行业价格竞争的典型代表，它是伴随着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政府经济职能转变、投融资体制改革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复杂背景下发生的，不仅具有价格大战的一般特征，同时也表现出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相对称的特殊性。根据价格大战的策动动机以及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学者郭斌把我国彩电价格大战发展历程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0年以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1990年，我国彩电产量和销售量都获得了较大的增长。彩电产量和市场销售量分别从1985年的435.3万台和378.6万台分别增加到1990年的1033万台和980万台。随着国内彩电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因素逐渐发挥作用，一些在成本结构上具有优势的企业（比如四川长虹等）为了更好地扩张规模，开始运用降低卖价的价格竞争手段来扩大自己的市场占有率。这一时期的价格战为行业领先企业迅速扩大市场份额提供了基础。不过这一阶段的价格竞争对业内企业的冲击被日益膨胀的市场容量和挤占国外彩电品牌的市场份额这两个因素大大缓解。因此，行业内厂商之间的直接竞争程度相对还比较缓和。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7年前后。通过第一阶段领先企业的降价竞争，彩电工业的产业集中度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价格竞争乃至价格战开始已经成为行业领先企业获取市场份额的一种手段。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价格战常常会导致产业结构出现变动，产业集中度迅速提高，但一般不会在领先企业之间造成价格上的直接冲突，相反地，它们甚至会形成类似于“默契协议”的共识，利用价格竞争手段实现产业的优胜劣汰。

第三阶段是1997年之后。随着产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彩电产业已经逐步形成了类似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这一阶段的价格战频率大幅上升，并且其波及面也相当大，常常导致行业领先厂商之间出现直接的竞争冲突，行业利润率大幅度下降。产业内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供大于求的趋势，过剩的生产能力也很难通过产业内重组得到优化配置，甚至未能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顺利地退出，一些领先厂商在生产能力上也出现了相对过剩的情况。

《武汉晨报》所报到的武汉各大商场所出现的彩电价格大战其实只是处于第三阶段的近年来我国彩电行业价格战的一个极其普通的版本而已。长期以来，我国彩电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趋同问题。产品差异程度低、产品结构的同质性、厂商在成本结构上的趋同性，导致了产业内企业之间竞争手段的单一化，价格竞争是彩电生产厂商之间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竞争手段。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彩电产业引入了113条生产线，彩电的产能迅速扩大。这也被认为是造成此后彩电行业过度竞争问题的重要初始原因。也就是盲目的重复建设导致市场供求的脱节为后来的价格大战埋下的隐患。虽然如此，但是透过现象探究本质，事情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产业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果彩电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不存在外部干扰和阻碍而完全由市场机制来调节的话，成本大大高于行业平均成本的厂商以及过剩的生产能力将会依据市场信号逐步退出，或者被高效率的厂商进行合并与重组。也就是说，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某个产业会出现激烈的价格大战，但随着边际厂商的退出，价格大战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我国彩电行业持续多年的价格大战明显有违经济学的一般原理。

我国彩电行业近年来频繁发生大规模产业价格战的重要深层次原因在于3[4][4]，一方面产业进入壁垒较低。如果说早期彩电生产线的进口是计划经济下政府的利益驱动行为所致，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资本追逐利润”是其不二法则，自然会导致大量企业涌入该领域。在进入壁垒较低的情况下，产品的加成定价做法引致的高额利润使得在1997年之前吸引了相当的生产能力进入行业之中，加剧了价格大战的潜在可能性；另一方面产业资源由于政府干预而缺乏合理的退出途径，这使得产业资源无法通过兼并重组等市场手段来完成合理配置。

1．彩电行业的进入壁垒较低。产业组织理论从两个角度来理解行业进入壁垒，一是新企业比老企业多承担的生产成本，二是新企业比老企业必须多承受的不利因素。不论从那个角度，简单地说，进入壁垒就是新企业进入特定产业所面临的一系列壁垒。综合国内外产业经济学家对于进入壁垒的经典论述，我们可以把进入壁垒进行具体化和分类。一般来说，进入壁垒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经济性壁垒和非经济性壁垒。经济性壁垒通常分为绝对成本优势、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化和对特有的经济资源的占有等。非经济性进入壁垒一般包括政策法律制度、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等。

首先分析彩电行业的经济性壁垒。

（1）彩电业进入的资金障碍较小。1994年，一条彩电装配线的进口价格只要150万到700万美元之间。虽然这个数字也许对于“小而散”的中国企业还是显得比较大，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要筹集到这个数量的资本却并不困难。因为企业可以通过政府的干预向银行贷款从而迅速完成初始资本的筹集。由于我国银行信贷制度改革滞后，银行贷款受到地方政府干预较强，只要在当地政府干预下，大笔的银行贷款就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彩电产业，为彩电生产企业的筹建铺平道路。这样在原本并不很高的资金壁垒实际上被显著地降低。

（2）技术障碍较低。由于彩电整机生产企业主要是完成电子元器件的组装，工艺和生产技术较为简单。同时彩电产业是一个相对成熟的行业，潜在的国外技术供应商众多，不存在国外供应商进行技术封锁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彩电行业的对外开放，国内生产厂商能够很容易地从国外彩电厂家得到相关的生产技术、产品设计，我国绝大多数彩电生产企业只是一个彩电组装企业而已，根本没有什么研究开发的能力。同时，国外的知名彩电企业为了把产品打入我国市场也非常乐意转让生产技术和专利。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彩电生产技术的可获得性，削弱了该行业在研发能力方面的进入壁垒。以技术引进替代技术研发和创新，将会导致进入壁垒失效。我国大多数彩电生产企业缺乏技术开发和创新的动力和机制，企业的研发费用不足。大多数企业没有掌握本行业先进的“核心技术”，基本上依赖引进成套设备组装产品。“核心技术”是一种重要的进入壁垒，而大量引进成套设备这种简单的“复制”过程使进入壁垒顿然消失。

（3）彩电行业成本结构和产品品质具有趋同性。由于我国的彩电行业是借助引进国外生产装配线和国外生产技术而发展起来的。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彩电行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产品品质和成本的趋同问题，具有产品差异程度低、产品结构同质性的特征，同时，生产厂商在成本结构上也具有趋同性。尤其是到了1997年以后，彩电行业竞争步入了几乎只是在生产能力较大的生产厂商之间展开的第三阶段。虽然此时的大厂商已经通过各种手段完成了属于自己的

品牌塑造，但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它们生产的彩电由于技术的趋同性和稳定性，各种品牌的彩电几乎不存在足以令消费者为之一振的差异性。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低，替代性就越强，在加剧竞争的同时，也降低了潜在企业进入或原有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壁垒。因此，只要还有一点利润空间，任何一个品牌的彩电厂商都会存在一种机会主义倾向，通过各种手段把更多的生产资源导入彩电行业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降低自己的产品价格，力求做到薄利多销。而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整个彩电行业的价格大战在所难免。

接下来分析非经济进入壁垒。从政策法律制度角度看，彩电行业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放松进入管制、实行市场化较早的行业之一，况且产业准入政策是由政府掌握的，所以只要有地方政府干预，要进入这一行业并不困难。所以，不存在政府在政策法律上和产业准入方面的进入壁垒。再看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2000年6月9日我国彩电业九大巨头康佳、海信、创维、厦华、乐华、金星、熊猫、西湖、TCL、王牌在深圳宣布成立“中国彩电企业峰会”，并公布了最具实质性的举措：销售最低现价，其后又推出大幅度削减内销产量计划，减幅要达到15%－20%，约减产200万台。但是，这个类似于寡头市场上大厂商之间形成的价格联盟非常短命，仅仅维持了一个多月。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彩电行业目前还不可能通过串谋来实施大厂商之间的阻止进入的策略性行为。因此，彩电行业的非经济性壁垒也是极其有限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其产业特征和我国处于转轨时期所特有经济条件，我国彩电行业呈现出低进入壁垒的特性。

2．政府行为作为企业的退出障碍表现明显。退出壁垒是指现有企业在产业前景不好、企业业绩不佳时准备退出该产业，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阻碍，资源难以转移出去，这些阻碍现有企业退出产业的因素，就构成退出壁垒。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退出壁垒主要包括沉淀成本、违约成本、信誉损失、行政法规方面的退出壁垒、市场发育不完善而造成的退出壁垒。

彩电生产线很容易转产VCD、电脑、手机等其它种类的电子产品，故总的来看，彩电生产企业的资产专用性并不很强。所以退出彩电生产后，固定成本转化为沉淀成本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低。我国也重来没有制定过限制彩电生产企业退出的行政法规。因此，行业的退出壁垒主要集中在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而造成的退出壁垒。其一，地方政府出于就业、财政等方面的压力不仅阻止亏损彩电企业的有效退出，而且千方百计通过税收、投资、银行信贷等方面给予亏损企业的优惠待遇来保护它们的继续生存。如徐州电视机厂和无线电三厂是徐州市的骨干企业，在价格战中出现亏损的情况下，市政府决定采取优惠措施，分别向两家企业注入1000万元和1500万元的新贷款。另一方面，对于在国内竞争处于劣势的企业，地方政府鼓励其与外国公司合作，借助外方的资金和品牌优势，生产国外品牌产品，当前在模拟式彩电生产技术上，国内企业已经与国外水平持平。虽然国内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彩电业不应再鼓励合资项目，但近几年仍然建立了大量的合资企业4[5][5]。其二，国内产权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滞后，堵塞了彩电行业资本的退出通道。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退出时无法有效地利用现代资本运作手段来实现或转移企业资产。我国多数彩电生产厂家是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国有企业所固有的缺陷也增加了

产业转型的难度。